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

陳詩一 馬倩倩

摘要：環境污染嚴重與城市化滯后是當前中國面臨的兩大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研究集聚與配置資源的最大區域性載體——國家中心城市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運用雙重差分策略系統考察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顯示，國家中心城市建設顯著增加了經濟集聚并促進區域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城市發展政策顯著降低了城市PM2.5濃度，從而改善了環境質量。另外，城市發展政策對長江三角洲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非國家中心城市具有經濟促增與污染減排的輻射帶動作用，但是對京津冀城市群的經濟與環境溢出效應較小。機制分析表明，以人口與產業集聚表征的規模效應、以產業結構衡量的結構效應、以污染排放強度代表的技術效應是實現綠色發展的路徑所在。因此，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發揮了經濟綠色轉型的引領與示范作用，在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應當持續推動經濟促增與污染減排的綠色發展。

關鍵詞：國家中心城市；城市化；經濟集聚；環境污染；溢出效應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8482023（06）000113

一、問題提出

城市經濟學研究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就是城市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緊密相連，即城市數量與規模的擴增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城市發展所衍生的知識與人力資本溢出又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1］。當然，該理論也適用于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逐漸上升至2021年的64.7%①。城市化率每提高1%有助于維持7.1%的經濟增長［2］，彰顯出城市化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然而，城市經濟增長以犧牲“綠水青山”為代價，城市人口增長、工業生產、交通與電力消費引致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3］。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簡稱“十四五”規劃）錨定高質量發展目標，提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那么居于國家戰略要津、肩負國家使命、引領區域發展的國家中心城市建設會導致環境惡化還是環境質量改善②？

從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EKC）可知，城市發展并非意味著環境污染加劇。具體而言，在經濟增長初期環境質量隨著收入增加而惡化，在收入越過倒U型曲線拐點以后環境污染會逐漸改善［4］。換言之，城市發展能夠通過經濟集聚擴大總產出，期間伴隨著要素集聚、能源消耗與污染排放；相反，城市化也可以憑借集聚人口與經濟活動、優化生產結構、提升生產與減排技術降低污染排放，特別是在經濟集聚達到一定閾值后，城市經濟集聚與節能減排能夠相互協調［5］。

國家中心城市作為集聚與配置資源的最大區域性載體，旨在通過集聚與輻射效應促進經濟增長，以期引領全國新型城鎮化建設與區域協調發展。然而，在綠色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下國家中心城市不僅肩負著經濟增長的使命，更需要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如圖1所示，國家中心城市GDP占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在2019年上升至19.2%，說明其在中國經濟發展與轉型持續向好的態勢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在此期間，國家中心城市的工業污染排放強度

污染排放強度定義為單位工業增加值的工業污染排放量。呈下降趨勢（以工業SO2為例），且國家中心城市的工業SO2排放量占比由2005年的10.3%降至2019年的6.1%?？梢?，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在集聚經濟的同時，采用了更為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方式。

雖然中央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全力推進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中國自“向污染宣戰”以來環境質量明顯改善，但目前生態環境保護依然任重道遠［6］。加之，中國城市化率與德國、韓國、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高達80%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推動以國家中心城市為代表的城市發展政策仍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顯然，環境污染嚴重與城市化滯后是當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兩大嚴峻挑戰［7］。綠色發展是生態環境保護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發展方式，經濟、社會與治理高質量是中國邁向發達國家的核心所在［9］。因而，在全面建設現代化美麗中國的遠景目標下，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給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略為遺憾的是，對該問題的相關研究尚未得到學術界與政策制定者的足夠關注。

相比于既有研究，本文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出拓展：第一，現有文獻僅關注城市發展政策的經濟效應，對城市發展帶來的環境成本知之甚少。與以往文獻或研究視角不同的是，本文將污染防治問題納入評估城市發展政策的分析框架，探究如何實現城市經濟增長與環境改善的綠色發展。第二，本文綜合運用衛星監測的PM2.5濃度數據、夜間燈光數據以及城市層面的經濟與污染數據，使用雙重差分策略對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政策效應進行評估，翔實的數據與嚴謹的計量方法緩解了政策評估中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第三，本文探究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政策效應是否在京津冀城市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存在經濟或環境的溢出效應，繼而從人口與產業集聚、產業結構、污染排放強度等角度剖析城市發展政策的影響機制。

二、文獻回顧

本文研究中國城市發展政策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影響，以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為例考察政策實施的經濟效應與環境效應，并在此基礎上分析政策效應的潛在影響機制。相關文獻綜述討論了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并從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等方面探討了政策的影響機制，如圖2所示。

圖2?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經濟效應與環境效應

城市化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城市化能夠通過經濟集聚擴大總產出從而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11］。例如，陸銘等［12］認為經濟在城市集聚存在著分享、匹配和學習三個方面的規模效應，尤其是大城市進一步集聚有利于區域和城鄉間人均收入的平衡，從而實現增長與和諧的共贏。然而，城市化推進所產生的經濟規模擴增并不一定導致環境污染惡化。究其原因，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指出在經濟增長初期，環境質量隨著收入增加而惡化；在收入越過倒U型曲線拐點以后，環境污染會逐漸改善［4］?？墒?，EKC在中國是否成立仍需驗證且預測EKC拐點時間存在較大差異，由此引申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如何影響環境質量？

現有研究從理論與實證的角度探討城市發展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但關于兩者之間關系的討論并未達成一致結論。從不同的城市化推進模式來看，城市化進程整體上處于加劇霧霾污染的階段，但是緊湊集約型城市化對霧霾污染存在促降效應，規模擴張型城市化對環境污染存在促增效應［13］。與上述研究觀點不同的是，陸銘等［14］認為提高城市人口與經濟活動的集聚有利于降低單位工業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強度。特別地，當賦予城市建設環境目標約束時城市化發展有助于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譬如，低碳城市建設與智慧城市建設顯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和環境污染［15］。

環境經濟學在研究中將環境污染來源歸因于經濟產出規模（規模效應）、經濟結構的部門重組（結構效應）、生產與減排技術（技術效應），即縮減產出規模、優化生產結構以及提升生產與減排技術有助于減少環境污染排放［17］。以美國制造業為例的研究發現，過去幾十年制造業污染排放的下降主要歸功于技術效應而非規模效應或結構效應［18］?；谝陨戏治?，中心城市建設對城市環境質量的影響可以從以人口與產業集聚表征規模效應、以產業結構衡量結構效應、以污染排放強度代表技術效應這三個角度展開分析。

首先，中心城市建設可能以優惠政策吸引優秀人才與高新企業，進而通過人口集聚與產業集聚影響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一方面，中心城市建設伴隨著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集中，由此帶來的經濟規模擴大也伴隨著能源消耗與污染排放的增加；另一方面，人口和經濟活動向區域性的中心城市集聚有助于降低環境污染排放，產業集聚通過釋放的勞動力蓄水池、中間投入共享和知識溢出降價中間品價格、提高生產率與污染減排技術從而實現污染減排［14］。當經濟集聚度合理時，第二、第三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是正向的，尤其是服務業、金融業等“綠色”第三產業在產出過程中具有能源消耗少與污染排放低的特征［20］。

其次，中心城市建設可能通過調整城市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等綠色經濟發展方向升級或推動資源密集型產業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那么城市發展政策的實施有助于改善環境質量。從環境效率來看，工業比重的增加對環境效率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21］。事實上，聚焦產業結構對污染排放與能源消費影響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結論，城市產業轉型升級顯著減少了工業污染排放，較高的工業增加值比重以及產業結構扭曲對能源強度下降具有抑制作用［13］。由此可知，產業結構升級是改善環境質量的關鍵。研究發現環境規制作為倒逼機制能夠推進城市的產業轉型，產業政策推動了地方產業結構升級，金融機構可以把握金融資源的行業流向以承擔環境責任［23］。因此，在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通過加強環境規制、調整產業政策與發展綠色金融等舉措引導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長遠有益。

再者，中心城市建設帶來的創新要素和知識傳播有益于驅動技術進步，體現為加強清潔型生產技術與污染減排技術以此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例如，環境稅或政策補貼誘導綠色偏向型技術進步有助于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26］。在偏向型技術進步的理論框架下，景維民等［27］研究發現，技術進步具有路徑依賴性，轉變技術進步方向能夠幫助中國工業走上綠色技術進步的軌道。具體表現為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顯著地提高了工業環境技術效率，綠色工藝創新與綠色產品創新均能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28］?？傊?，各級政府需要將政策工具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尤其是強化對企業污染環境行為的收費并鼓勵企業進行減排技術升級和綠色技術自主創新，從而實現環境改善型的技術進步［31］。

三、研究設計

（一）基準模型

首先，考慮到國家中心城市是經濟活動和資源配置的中樞，享受空間、人口、資源等政策優勢，本文評估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影響。為了檢驗相關效應，本文使用中國2005—2019年城市面板數據，運用雙重差分策略系統考察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經濟效應與環境效應及其潛在作用機制，基準回歸模型構建如下：

Yit=α0+βCityit×Postit+X′δ+ηi+ηt+μit（1）

其中，Y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City×Post是本文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City表示如果城市在2010年（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重慶）或2016年（成都、武漢、鄭州、西安）之后設立為國家中心城市，則將該城市識別為受到政策沖擊的影響，取值為1；反之，將該城市視為控制組，取值為0。Post表示政策實施前后的時間虛擬變量，即政策實施當期及其之后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為了準確估計政策效應，本文根據現有研究在基準回歸模型中控制了一組影響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控制變量X。此外，ηi、ηt分別表示城市固定效應與年份固定效應，目的在于控制不可觀測且隨時間不變的地區特征變量對政策評估的干擾，μit為隨機擾動項。需要說明的是，政策虛擬變量和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系數β是本文重點關注的估計結果，表示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影響的平均政策效應。

其次，本文關心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心城市建設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影響是否具有溢出效應。進一步地，本文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分別添加京津冀城市群（CityBJ）、長江三角洲城市群（CitySH）、粵港澳大灣區（CityGZ）的區域虛擬變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以分析溢出效應

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兩大直轄市，還包括河北省保定、唐山、廊坊、石家莊、秦皇島、張家口、承德、滄州、衡水、邢臺、邯鄲和河南省的安陽。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蘇省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南通、鹽城、揚州、鎮江、泰州，浙江省杭州、寧波、溫州、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舟山、臺州，安徽省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滁州、池州、宣城等27個城市。受限于中國香港與澳門數據的缺失，粵港澳大灣區的數據主要采用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的數據。。其中，區域虛擬變量剔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樣本。這種方法既可以控制溢出效應可能導致的估計偏誤，也能實證檢驗溢出效應的大小以及方向，模型設定如下：

Yit=α0+βCityit×Postit+CityBJit×Postit+φCitySHit×Postit+

γCityGZit×Postit+X′δ+ηi+ηt+μit（2）

本文關注、φ、γ系數的大小與方向，表示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政策效應是否在不同區域存在經濟或環境的溢出效應。

（二）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城市的非農產出（第二與第三產業增加值之和）與城市行政面積之比衡量經濟集聚程度（Agg），該變量用以反映單位空間內的經濟活動密度，樣本數據取自2005—2019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鑒于對宏觀經濟數據所描繪的客觀事實真實性的擔心，穩健性分析中使用夜間衛星燈光數據作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這并不改變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關于環境變量，本文以城市PM2.5濃度數據表征環境污染，數據源于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大氣成分分析組，時間跨度為2005—2019年。

基準回歸中控制變量選取自各年度《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紤]到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相關關系，本文在控制變量中使用人均實際GDP的對數及其平方項控制經濟增長因素對估計結果的影響

人均實際GDP使用各省生產總指數調整至以2005年為基年的可比價序列。。同時，研究指出貿易可能通過影響經濟增長抑或環境污染改變社會福利水平，本文在回歸方程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以控制對外貿易對政策效應的影響。根據已有研究，本文還加入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以控制城市產業結構的影響。此外，本文還納入公園綠地面積控制城市環境質量的影響。相關被解釋變量以及一系列控制變量的數據說明與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四、回歸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國家中心城市對經濟集聚影響的估計結果見表2，各城市經濟集聚指標采用非農業產出與城市行政面積之比衡量。第（1）～（4）列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應與年份固定效應，第（2）（4）列則在此基礎上控制了各類城市控制變量以避免估計偏誤，從而期望能夠有效識別政策沖擊對經濟集聚影響的因果效應。City×Post的所有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國家中心城市建設顯著地提升了城市經濟集聚。第（4）列的估計系數顯示，與控制組相比，國家中心城市建設顯著增加了經濟集聚并促進了區域經濟增長。

基準回歸模型式（1）中以PM2.5濃度為被解釋變量的估計結果在表3中報告。首先，第（1）列加入了城市固定效應與年份固定效應以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對估計結果的干擾，估計結果表明國家中心城市建設能夠顯著降低城市PM2.5濃度。其次，第（2）（4）列則加入城市控制變量，并且考慮到標準誤聚類層級影響估計結果的顯著性，第（1）（2）列將標準誤聚類在城市層面，第（3）（4）列標準誤聚類在城市—年份層面，可以看出不同模型設定下的估計結果是相似的。整體而言，中心城市建設有助于改善環境質量，從經濟顯著性來看政策實施后中心城市PM2.5濃度平均降低4.6%。由此可見，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在配置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時重視環境保護，有助于推動綠色發展。

（二）平行趨勢假設檢驗

本文的基本發現是國家中心城市建設有助于促進經濟集聚并降低污染排放，然而無法完全排除諸如遺漏變量、測量誤差與自選擇等因素可能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政策評估有效性的前提條件是雙重差分模型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因而需要對雙重差分識別策略的重要前提假設進行檢驗。概言之，平行趨勢假設是指在政策實施前國家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的經濟集聚與污染排放不存在顯著差異，但政策實施后則呈現出顯著差異。據此，本文使用事件分析法檢驗平行趨勢假設，通過將雙重差分模型中交互項的時間虛擬變量替換為年份虛擬變量生成一組政策實施的提前期與滯后期變量，進而檢驗提前期變量的估計系數是否在統計上顯著異于0。圖3繪制了以政策實施前一年為基期的平行趨勢假設檢驗結果，顯示政策實施前國家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的經濟集聚與污染排放在統計意義上均不顯著，政策實施后國家中心城市的經濟集聚顯著提升并且PM2.5濃度顯著下降，說明本文使用雙重差分模型能夠有效評估政策效應。

（三）溢出效應檢驗

國家中心城市設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協調區域發展，依托城市的經濟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區域的經濟增長，引領京津冀城市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可持續發展，意味著城市發展政策可能會對其他非中心城市產生經濟或環境的溢出效應

北京、天津引領著京津冀城市群發展，并帶動環渤海地區協同發展；上海則是長江三角洲城市的發展引領中心，肩負著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作用；廣州則聯合香港、澳門、深圳共同引領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慶也與成都、武漢、鄭州、西安4個內陸城市引領成渝、長江中游、中原、關中平原等城市群協調發展。。然而，上述研究框架并未考慮國家中心城市可能向周邊城市產生的溢出效應。若政策干預不僅影響處理組，而且對控制組產生交互影響以致違背穩定性

假設，那么運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政策評估就會產生估計偏誤。例如，中心城市所享受的各種優惠政策吸引非中心城市的經濟活動，這種空間自選擇問題使得政策效應被高估，但非中心城市也能通過共享、匹配與學習從政策中受益，城市發展政策的正外部性會導致政策效應低估。為緩解此類問題的干擾，本文通過以下兩種方式考察溢出效應是否影響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首先，通過控制溢出效應評估政策結果?？紤]到政策沖擊最有可能影響與中心城市毗鄰的城市區域從而產生溢出效應，本文剔除位于京津冀城市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非中心城市

樣本繼而評估政策效應。從表4第（2）（4）列的回歸結果來看，交互項估計系數的方向和顯著性與基礎回歸結果仍然保持一致，表明中心城市政策在促進經濟集聚的同時也緩解了環境污染，符合預期。

其次，本文控制溢出效應的大小以及方向進而重新評估中心城市的政策效應。具體而言，通過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分別添加京津冀城市群（CityBJ）、長江三角洲城市群（CitySH）、粵港澳大灣區（CityGZ）的區域虛擬變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分析溢出效應，其中，區域虛擬變量剔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樣本

受限于2016年后設立的國家中心城市樣本的期限較短，本文沒有考慮該地區的政策溢出效應。。相應的回歸結果分別在表5與表6中匯報，在控制溢出效應后核心解釋變量City×Post的估計結果同樣表明，國家中心城市建設有助于促進經濟集聚并降低環境污染。由此可見，溢出效應并未對本文研究結論產生實質性影響。此外，關于經濟與環境溢出效應的檢驗結果分別見表5與表6的第（4）列，估計結果表明上海與廣州不僅通過經濟輻射帶動周邊區域的經濟集聚，而且降低了區域環境污染，有助于引領長江三角洲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非國家中心城市實現經濟綠色轉型，但是北京與天津對京津冀城市群的經濟與環境溢出效應影響較小?？赡艿脑蚴?，上海與廣州運用國家中心城市建設所提供的優惠政策不斷促進綠色產業集聚、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從而充分發揮其經濟促增與污染減排的輻射帶動作用。

（四）傾向得分匹配（PSMDID）

鑒于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并不是隨機分配的，本文盡可能模擬中心城市與非中心城市的隨機選擇性，

在此基礎上分析政策實施前后處理組與控制組之間的差異。因此，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觀測樣本中分離出一個控制變量相對平衡的匹配樣本以緩解可觀測變量的系統差異，使得處理組的中心城市與控制組的非中心城市更具有可比性，進而用控制組來估計處理組的反事實結果，見表7。具體而言，本文使用城市控制變量作為匹配指標并將中心城市與非中心城市進行11最近鄰匹配，繼而采用logit模型計算傾向得分值以保留滿足共同支撐假設的樣本，從而使用式（1）重新檢驗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影響。表7第（2）（4）列核心解釋變量City×Post的估計系數與前文實證結果相似，論證了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五）其他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對宏觀經濟數據所描繪的客觀事實真實性的擔心，研究發現夜間燈光亮度能夠客觀度量地區經濟績效，燈光亮度的變化率可以作為GDP增長率的代理變量［33］。鑒于夜間衛星燈光數據能夠作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本文使用夜間燈光數據平均強度與城市行政面積之比衡量經濟集聚（AggL）進而實證檢驗國家中心城市政策對經濟集聚的影響

數據源于Harvard?Dataverse，基于DMSP/OLS第四版非輻射定標夜間年平均燈光強度數據、NPP/VIIRS月度數據和EVI數據，經過數據預處理、校正和數據融合而得到長時間序列夜間燈光數據集（2000—2020年）。。由表8第（1）（2）列回歸結果可知，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仍然顯著為正，表明中心城市建設促進以燈光數據衡量的經濟集聚。類似地，本文使用城市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SO2）、工業煙塵排放量（Dust）與工業廢水排放量（Eff）表征環境污染，重新檢驗城市發展政策對環境污染的影響。表8第（3）～（8）列的回歸結果與基準結果保持一致，表明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對城市空氣污染與水污染均存在顯著負的影響。綜上可知，政府支持國家中心城市的發展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并減少污染排放，從而助力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

為判斷前文研究結論是否穩健，本文基于雙重差分模型通過調整控制變量考察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影響。表9展示了估計所得的經濟效應與環境效應，第（1）（4）列控制了實際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以控制經濟因素對政策評估的干擾

實際地區生產總值使用各省份生產總指數調整至以2005年為基年的可比價序列。，第（2）（5）列則進一步加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以控制投資因素的影響。研究發現，政策評估在調整不同控制變量之后依然得到了穩健的研究結論，即國家中心城市建設顯著提升了城市經濟集聚并且降低了城市PM2.5濃度。

五、機制分析

以上內容實證檢驗了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影響，基準估計結果表明政策實施有助于提升經濟集聚、改善環境質量，助推中國經濟綠色轉型。然而，有關中心城市建設如何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由此，本文從以人口與產業集聚表征的規模效應、以產業結構衡量的結構效應、以污染排放強度代表的技術效應這三個角度切入，剖析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影響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傳導機制。

（一）人口與產業集聚

中心城市建設可能以優惠政策吸引優秀人才與高新企業，通過人口集聚與產業集聚影響環境污染與經濟集聚。理論上，環境污染不一定與經濟規模正相關，空間集聚可能是改善環境質量的重要機制。例如，人口與經濟活動向區域性的中心城市集聚有助于緩解基礎設施等重復建設所引致的環境污染。特別是有研究指出，居住密度較低意味著更遠的車輛出行距離與更多的燃油消耗，這會給環境質量造成負面影響［34］。此外，產業集聚通過釋放的勞動力蓄水池、中間投入共享和知識溢出降價中間品價格、提高生產率與污染減排技術從而實現污染減排。為檢驗該機制，本文考察中心城市建設對人口集聚與產業集聚的影響。其中，人口集聚以城市人口密度衡量（Den），產業集聚分別以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城市行政面積之比表征（分別表示為AggI和AggS）。由表10可知，國家中心城市建設顯著增加了城市人口密度，而且提升了第二產業集聚與第三產業集聚。需要強調的是，與第（4）列相比，第（6）列估計系數說明國家中心城市建設更多地促進了以知識密集型產業與服務業為核心的第三產業集聚的增加，這有助于降低城市環境污染?？偠灾?，人口集聚與產業集聚可能是實現經濟集聚與污染減排的關鍵因素，尤其是第三產業集聚度的增加能夠有效推進經濟綠色轉型。

（二）產業結構

中心城市建設可能通過調整城市產業結構改善環境質量。例如，城市發展政策促進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等綠色發展方向升級或推動資源密集型產業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為考察這一影響機制，本文檢驗中心城市建設對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數（PRI、IND、SER）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PR、IR、SR）的影響。估計結果在表11中匯報，第（2）（5）列中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國家中心城市建設顯著減少了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數，降低了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然而，第（3）（6）列的估計結果說明，中心城市建設顯著增加了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數，提高了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以上結果穩健地表明，中心城市建設顯著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由第二產業主導逐漸向第三產業為主轉型，優化了產業結構與經濟結構?？赡艿慕忉屖?，中心城市建設為高新技術產業以及服務業等清潔產業帶來發展機遇，更先進的生產技術、更低的能源依賴度以及更有效的節能減排措施有助于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長遠有益。因此，城市發展政策的頂層設計應重視產業結構轉型從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三）污染排放強度

理論上，環境經濟學在研究中將環境污染排放來源歸因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即縮減產出規模、優化生產結構以及提升生產技術有助于降低環境污染排放。鑒于本文無法將變量細分至下一層級從而考察結構效應的變化，所以僅分析規模效應與技術效應，具體可做如下分解：

式（3）說明污染排放（eit）由經濟產出（yit）與污染排放強度（eit/yit）兩個部分組成，污染排放的增加或減少可以用經濟產出與污染排放強度的變化來解釋，即規模效應與技術效應。其中，經濟產出為規模效應，表示因經濟產出增加或減少而引致的污染排放變動；污染排放強度為技術效應，指污染強度的變化所帶來的污染變化，如采用清潔型生產技術或提升減排技術有助于降低環境污染。為考察中心城市建設是否通過規模效應抑或技術效應影響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本文將基準回歸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替換為經濟產出與污染排放強度，分別使用工業增加值（VA）、工業污染排放量與工業增加值之比（二氧化硫排放強度SI、煙塵排放強度DI、廢水排放強度EI）表示。表12第（1）列呈現了政策實施對工業增加值的影響，核心解釋變量系數證實了中心城市建設顯著促進了城市經濟增長。與此同時，第（2）～（4）列變量實證檢驗結果說明，中心城市建設顯著降低了二氧化硫、煙塵以及廢水等污染排放強度。綜上，規模效應促進了經濟增長，技術效應降低了污染排放強度，因而污染排放總量的下降主要依賴技術效應。中心城市建設強調要加強區域生態保護和環境建設，政策工具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抑或引導清潔技術進步與綠色技術進步能夠助推綠色增長與節能減排。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十四五”規劃錨定高質量發展目標，提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那么居于國家戰略要津、肩負國家使命、引領區域發展的國家中心城市建設會導致環境惡化還是環境質量改善？國家中心城市作為集聚與配置資源的最大區域性載體理應引導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流入生產率高、環境污染低的地區，即配置資源時既要關注產出效率也要重視綠色產出，以此才能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雙贏。聚焦現實，當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著嚴重的環境污染與滯后的城市化進程。因而，在全面建設現代化美麗中國的遠景目標下探討國家中心城市的經濟效應與環境效應至關重要。

基于此，本文將環境污染納入城市發展政策的政策評估，綜合運用衛星監測的PM2.5濃度數據、夜間燈光數據以及城市層面的經濟與污染數據，使用嚴格計量方法系統研究中國中心城市建設的政策效應、溢出效應及其作用機制?；鶞驶貧w結果顯示，國家中心城市建設顯著提升了城市經濟集聚并促進了區域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城市發展政策顯著降低了城市PM2.5濃度，推動了綠色發展。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研究結論均得到充分支持。需要強調的是，城市發展政策對長江三角洲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非國家中心城市具有經濟促增與污染減排的輻射帶動作用，但是對京津冀城市群的經濟與環境溢出效應較小。機制分析表明，中心城市建設通過提高人口與產業集聚、增加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以及降低污染排放強度等渠道促進經濟綠色轉型。

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啟示：首先，鑒于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現階段應當持續推進城市化進程以釋放經濟發展潛力，并且可以考慮以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為模板制定其他城市發展政策。其次，國家中心城市建設不僅關乎城市自身經濟地位的鞏固與環境質量的提升，更間接影響京津冀城市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等周邊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因而，在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需要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市經濟綠色轉型的引領與示范作用，致力于提升中心城市的經濟促增與污染減排的輻射帶動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政策效應主要源于城市人口與產業集聚、產業結構與技術效應等渠道，這指明了城市經濟綠色轉型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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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鄭雅妮，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