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養老保險統籌是否影響子女經濟支持？

初立蘋　許宇星

摘 要：基于CHARLS數據，使用雙重差分法評估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子女經濟支持的影響。結果表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農村老年人收到的子女經濟支持總額增加24.9%，這種提升作用主要通過降低農村老年人勞動供給時間、增加照料孫輩的時間得以實現。同時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子女經濟支持的促進效應在與子女同住、經濟支持來源于兒子的農村老年人中更加顯著。鑒于此，政府應逐步提高養老保險統籌層次，有序縮小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險待遇差距。

關鍵詞： 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子女經濟支持；雙重差分法；孫輩照料

中圖分類號：F8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3）06-0021-07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為18.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為13.5%，表明我國人口老齡化呈加速趨勢[1，2]。根據2018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在45歲及以上的農村居民中，認為有子女的老人養老責任應由子女承擔的比例接近60%，說明家庭養老在農村仍占主流。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農村家庭結構逐漸走向小型化、少子化，使得家庭內部的養老資源在不斷弱化①；同時，大量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造成農村老年人與子女生活空間上分離，傳統“侍奉在側”的家庭養老模式將逐漸被打破[3，4]，這些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5]。

2009年9月國務院決定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圏c工作，逐步解決農村居民老有所養的問題。然而城鄉養老保障體系分割依舊存在，而且農村居民養老成本也在不斷上升。在此背景下，2014年2月國務院決定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與新農保兩項制度合并實施，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簡稱“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這一舉措稱為城鄉養老保險統籌②。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得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享受同等養老待遇，并與其他社會保障政策相配套，進一步發揮家庭養老等傳統養老模式的積極作用，顯著提升了養老保障體系的公平性。

理論上，養老保險制度會影響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簡稱“子女經濟支持”）?，F有研究大多關注新農保對子女經濟支持的影響，但尚未得出一致結論。一類觀點認為，新農保會“擠出”子女經濟支持，這種觀點的理論基礎是利他主義動機[6，7]。原因在于，老年人通過領取養老金來改善生活質量，進而減輕對子女依賴程度，自然也減弱子女對父母的贍養行為 [8-10]。另一類觀點則認為，新農保會“擠入”子女經濟支持，這種觀點的理論基礎是交換動機。交換動機的核心在于“交換”，私人轉移支付是為了獲取接收方的遺產或服務，例如提供家庭勞務或照料孫子女等[11]，接受轉移方的收入與其獲取私人轉移支付的概率呈正相關關系[12，13]。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新農保與子女經濟支持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14-16]。

與此同時，學者們重點探究了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居民生活的影響。隨淑敏等發現，統籌之后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提高居民儲蓄率，這一促進效應對于低收入家庭、45歲以上的參保者以及農村居民更為明顯[17]。劉奧龍發現，城鄉養老保險統籌降低農業人口勞動供給時間，而且這種影響在勞動者性別以及不同地區存在著差異[18]。喬晗和劉奧龍也發現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農村家庭消費支出增加，農村家庭的消費結構有所優化[19]。

通過既有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出關于子女經濟支持的研究成果較豐富，但仍有待拓展。一是大多數研究以是否參保這一個體行為為研究視角，少有文獻從養老保險制度發展來探討對子女經濟支持的影響。二是多數學者以統籌之后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研究主題，但鮮有探討政策實施效果?；诖?，本文使用雙重差分法來評估統籌政策實施前后子女經濟支持的變化，并通過理論模型進一步探究養老保險統籌政策影響子女經濟支持的作用機制。

二、理論分析

城鄉養老保險統籌改善了以往因戶籍制度導致的城鄉養老保障體系分割的局面，進一步縮小了城鄉差距，提升了農村居民享受的養老待遇。養老保障水平的提高會使得農村老年人勞動供給水平發生變化，主要體現在，農村老年人分配給勞動的時間會顯著減少[18]，而勞動時間減少后，老年人有更多閑暇時間，也就意味著老年人用于照料孫輩的時間會有所增加[20]。

參考李琴和周先波[21]的研究，通過構建理論模型進一步闡述農村老年人參與照料孫輩的時間與子女經濟支持的關系。

假設農村老年人除去勞動時間以外，剩余時間為其閑暇時間，但老年人可能參與照料孫輩，故其閑暇總時間L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照料孫輩的時間LC，另一部分為真正的閑暇時間l。假設農村老年人按照一定的比例θ來分配時間，則L=LC+l=θL+（1－θ）L。為簡單起見，假定θ為常數，則其總時間（即1天24小時）分配在自己真正休閑（l）、照料孫輩（LC）和勞動（H）三個方面，w為農村老年人從事勞動的平均小時工資，P為養老金收入，T為子女的轉移支付（即經濟支持），A為初始財富。設C為老年人的消費，其約束滿足C≤wH+A+P+T。設老年人效用函數為U（C，L），假設它為擬凹函數，則滿足以下條件：

根據式（10）可知，農村老年人照料孫輩的時間與子女經濟支持之間為正相關關系，說明家庭內部的代際交換中存在交換動機而非利他動機，與許多研究一致[12，20]。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實施后農村老年人勞動供給時間減少，照料孫輩的時間增加，而根據式（10）子女將給予父母更多經濟支持以補償父母提供照料孫輩的服務。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 城鄉養老保險統籌通過增加農村老年人照料孫輩的時間，進而使得子女經濟支持增加。

進一步，相較于未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更可能參與照料孫輩這一過程，進而使得子女給予的經濟支持有所增加。此外，兒子是農村家庭養老的主要責任承擔者，女兒在農村家庭養老中更多的是起到補充作用而非替代作用[3]，因此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來自兒子和來自女兒的經濟支持影響也可能存在差異。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 城鄉養老保險統籌的實施效果會因農村老年人居住模式、經濟支持來源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三、數據來源、識別策略與變量說明

（一）數據來源

原始數據來自2013年與2018年CHARLS數據。CHARLS數據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導，旨在收集我國45歲以上中老年人健康、工作和養老等方面的一套高質量微觀數據庫。針對原始數據做以下處理：一是利用個人編碼以及家庭編碼將兩期數據中家庭和個人信息相匹配，保留45歲以上、具有農村戶籍的樣本，剔除關鍵變量的異常值及缺失值；二是將樣本限定在參加新農?；虺青l居民養老保險的個體，以排除參與其他種類的養老保險可能帶來的影響。

（二）識別策略

采用雙重差分模型（DID），利用兩次差分來消除不隨時間變化的因素所產生的影響。具體來說，將2013年參與新農保但2018年參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居民作為處理組（視作參與城鄉養老保險統籌），而將2013年和2018年都參與新農保的居民作為控制組（視作未參與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以此來構建如下的雙重差分模型：

Yit=β0+β1Treati×Postt+β2Xit+ωh+ τt+εit（11）

其中，i表示居民個體，t表示時期。Y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子女經濟支持。Treati和Postt均為虛擬變量。其中Treati為政策虛擬變量，表示居民是否參與城鄉養老保險統籌，若2013年參與新農保，2018年參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定義為1；2013年與2018年都參與新農保則定義為0。Postt為年份虛擬變量，若年份為2013年，則Postt=0；若年份為2018年，則Postt=1。Xit表示一系列可觀測的控制變量，包括個體層面和家庭層面的變量。ωh為家庭固定效應，以表示無法觀測的變量，例如家庭環境和規范[22]；τt為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干擾項。

（三）變量定義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以子女給父母的轉移支付（現金幫助和實物幫助之和）來衡量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子女經濟支持。由于存在較多零值，采用取對數的方式進行處理。

2.核心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以是否參與城鄉養老保險統籌（Treati）和年份虛擬變量（Postt）的交乘項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刂谱兞糠矫?，分為個體層面和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其中，個體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女性=0，男性=1）、年齡、婚姻狀況（已婚且與配偶同住=1，其他=0）、受教育年限、是否患有慢性?。ɑ加新约膊?1，其他=0）。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家庭子女數目、家庭年收入、子女收入水平（參考寧滿秀[14]的研究，利用父母對子女收入水平的評價來替代，將沒有收入賦值1，少于2000元賦值2，以此類推）、是否與子女同?。ㄅc子女同住或與子女同住一個院子=1，其他=0）③。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首先考察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農村老年人收到子女經濟支持的影響（見表1）。由于經濟支持可能在年齡層面存在差異，參考郝春虹等[16]的研究，采用聚類到年齡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其中表1列（1）～列（4）分別展示了不加入任何控制變量、單獨加入個體層面的控制變量、單獨加入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同時加入個體層面和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交乘項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并且系數大小在0.249～0.289之間，變化范圍不大，說明回歸結果較為穩健。這里主要分析列（4）的回歸結果，交乘項系數為0.249，說明參與城鄉養老保險統籌會使得農村老年人獲得的子女經濟支持增加24.9%，并且在5%水平下顯著。

子女給予父母經濟支持的方式有很多，例如現金轉移、實物轉移、定期轉移支付、不定期轉移支付等。相較于不定期轉移支付，定期轉移支付不僅體現子女對父母經濟上的支持，更是對父母精神上的慰問；而相較于現金轉移，實物轉移更能體現子女對父母日常生活照料上的關心[23]。這意味著不同方式的經濟支持背后蘊含的意義會有所不同，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不同方式的經濟支持影響可能也存在著差異。

表2報告了針對不同方式的經濟支持進行估計的回歸結果。由列（1）和列（2）可知，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得農村老年人收到子女的現金轉移增加30.7%，而且在5%水平下顯著，但對農村老年人收到子女的實物轉移未能產生顯著影響。列（3）和列（4）表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子女定期現金轉移以及定期實物轉移均不產生顯著影響，表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實施前后，農村老年人收到子女定期轉移支付變化不明顯。綜合來看，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主要增加子女對老年人現金轉移而非實物轉移，同時子女對老年人的定期轉移支付并沒有發生變化，也說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并沒有進一步促進子女對老年人的精神支持與慰問。

（二）穩健性檢驗

1.安慰劑檢驗。參考Liu和Lu的研究[24]，使用安慰劑檢驗，通過重復多次隨機設定處理組，然后觀察交乘項系數的分布來判斷基準回歸的結果是否穩健。本文進行了隨機設定Treat與隨機設定Treat×Post兩種情形的分析。在第一種情形中，按照基準回歸中處理組的個數隨機抽取樣本個體作為處理組，生成安慰劑檢驗的虛擬變量Treatfake，繼而構建安慰劑檢驗交乘項Treatfake×Post，并代入基準回歸模型中；在第二種情形中，按照基準回歸中處理組的個數隨機設定Treat×Post，代入基準回歸模型。將上述過程重復500次，并將交乘項的系數統計出來制作相應的核密度分布。無論哪種情形，交乘項系數估計值集中在零附近，說明安慰劑檢驗的交乘項并不會對被解釋變量產生影響。同時僅有極少數估計值大于基準回歸的結果。簡言之，基準回歸的估計結果并沒有因為非觀測因素而導致嚴重偏誤，說明基準回歸結果較穩?、?。

2.PSM-DID檢驗。雙重差分法雖然可以解決不可觀測變量所帶來的遺漏變量問題，但是仍不能去除處理組和控制組在可觀測特征上所存在的差異，故進一步使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PSM-DID）來解決這一問題。在傾向得分匹配過程中，采用kernel匹配方法，默認使用二次核函數，帶寬選擇0.06，匹配后進行平衡性檢驗。結果表明，經過匹配后，各變量在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的偏差絕對值均在10%以內，且所有變量T檢驗的P值均大于10%，即各變量經過匹配后，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SM-DID估計結果見表3列（1），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得農村老年人收到的子女經濟支持增加25.3%，而且在5%水平下顯著。此外，分別使用最近鄰匹配和卡尺匹配進行估計⑤，結果見表3列（2）和列（3），可以發現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子女經濟支持的提升作用依舊顯著。

3. 面板固定效應估計?？紤]到上述雙重差分模型設定中涉及的個體并非全部追蹤，進一步對數據進行篩選，只保留2013年和2018年兩期調查均參與的居民，最終得到的樣本量為8412，并使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見表3列（4），可以發現面板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略大于基準回歸，仍在5%水平下顯著，表明基準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較為穩健。

4.Abadie SDID。雙重差分結果的可信性依賴于平行趨勢假設，然而由于數據年份較少，無法直接檢驗平行趨勢假設?；诖?，借鑒已有研究的做法[25]，采用再加權半參數雙重差分法（SDID）進行穩健性檢驗。該方法的主要思想是在兩期平衡面板數據中，利用半參數加權方式，使得處理組與控制組之間的樣本特征更加均衡，最后通過比較加權后處理組和控制組的被解釋變量兩期內的變化量來度量政策效應。SDID估計量表達式為

其中，D=1表示參與者接受處理；ΔYt表示t

期與基期之間被解釋變量的變化量；Xb為參與者在基期的特征變量；π（Xb）=P（D=1|Xb）為Abadie權重，表示給定參與者基期的特征變量，其在處理組的條件概率（也稱為傾向得分）。

由于該方法需要使用兩期平衡面板數據，為此在對數據進行處理后得到兩期平衡面板數據，繼而進行SDID估計，結果見表3列（5），交乘項系數在10%水平下顯著，與基準回歸估計結果基本一致。

五、進一步分析

（一）機制檢驗

上述估計結果均表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得農村老年人收到的子女經濟支持顯著增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其背后可能的機制。交換動機是子女給予父母經濟支持的重要原因，而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與父母為孩子提供服務呈正相關關系[26]。實際上，父母參與照料孫輩本質上是對子女時間的轉移，父母幫忙照料孫輩的時間增加，進一步緩解成年子女撫養孩子的壓力，這樣子女增加對父母的經濟支持以作為補償[20，22]。為驗證上述機制，將農村老年人照料孫輩的時間作為被解釋變量，是否參與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作為解釋變量進行檢驗。

關于父母照料孫輩的時間，使用每周照料孫輩小時數以及過去一年父母照料孫輩總小時數來衡量。從表4可以發現，交乘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得農村老年人增加對孫輩的照料時間，而且交換動機使得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顯著增加，假設1成立。

進一步，本文探究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如何影響農村老年人照料孫輩的時間。城鄉養老保險統籌會使得農業人口勞動供給時間顯著減少[18]，意味著當老年人勞動供給時間減少時，將會有更多時間分配給照料孫輩。為驗證該機制是否成立，參考楊瑞龍等[20]、王建英等[27]的研究，將農村老年人勞動供給時間分為農業勞動時間和非農勞動時間。其中，農業勞動時間采用老年人每日參與農業勞動的小時數來衡量，而非農勞動時間采用老年人每日參與非農勞動的小時數來衡量。

表5列（1）匯報了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農村老年人農業勞動時間的影響，交乘項的系數為-0.68，且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農村老年人農業勞動時間減少。列（2）表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未能顯著增加農村老年人非農勞動時間。進一步檢驗農業勞動時間對照料孫輩時間的影響，結果見表5列（3）和列（5），農業勞動時間的系數估計值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農業勞動時間與照料孫輩的時間呈負相關關系。從列（4）和列（6）來看，非農勞動時間并不會影響農村老年人照料孫輩的時間。綜合來看，城鄉養老保險統籌通過影響農村老年人勞動供給時間來影響農村老年人照料孫輩的時間。具體地講，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得農村老年人農業勞動時間顯著減少，進而增加其參與照料孫輩的時間，而對非農勞動時間無顯著影響，同時非農勞動時間與照料孫輩的時間之間并無相關性。

（二）異質性分析

基準回歸的結果表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會使得農村老年人收到的子女經濟支持增加，但是這種影響可能會掩蓋不同群體之間的異質性。本文從居住模式以及經濟支持來源兩個維度進行分析，以是否與子女居住構造居住模式變量，以經濟支持來源于女兒還是兒子構造經濟支持來源變量進行異質性分析（見表6）。從列（1）和列（2）可以看出，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與子女同住樣本的影響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而對不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影響并不顯著?？赡艿脑蛟谟?，相較于不與子女同住的樣本，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更有可能參與照料孫輩，進而使得其收到的子女經濟支持數額增加，作為其照料孫輩的補償。表6中列（3）和列（4）表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農村老年人收到來自兒子的經濟支持增加35.8%，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使其收到來自女兒的經濟支持增加11%，但并不顯著。相對來說，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得農村老年人收到來自兒子的經濟支持顯著增加，究其原因在于，在農村地區，兒子是家庭養老的主要責任承擔者，而女兒僅起補充作用，而非并列作用[3，28]，假設2成立。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2013年與2018年CHARLS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法來評估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子女經濟支持的影響。研究發現，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使得農村老年人收到的子女經濟支持總額增加24.9%，其中現金轉移增加30.7%，而實物轉移、定期現金轉移、定期實物轉移無明顯變化。進一步研究發現，這一影響主要是通過減少農村老年人勞動供給時間來增加照料孫輩的時間，進而增加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其中城鄉養老保險統籌政策使得農村老年人農業勞動時間顯著減少，進而增加其參與照料孫輩的時間，而對非農勞動時間無顯著影響，同時非農勞動時間與照料孫輩的時間之間并無相關性。異質性分析表明，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子女經濟支持的促進效應主要發生在與子女同住以及經濟支持來源于兒子的老年人。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得出以下建議：第一，政府部門應繼續將城鄉養老保險統籌作為養老保險改革的重點，逐步提升居民養老保險統籌層次，加大政府對農村地區的扶持力度，有序縮小城鄉養老保險的繳費、投資與待遇方面的差距，力爭實現“城鄉居民養老待遇均等化”，讓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為更多民眾共享，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與獲得感。第二，不斷強化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養老理念，在進一步強化家庭養老的過程中，利用社會各種養老資源來彌補農村家庭養老的短板與不足，例如根據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建立以家庭為主、社區為輔的互助性養老保障體系，通過社會組織的參與為農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服務，從而實現對家庭養老的有效補充。第三，在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實施過程中考慮出臺融合居住模式與子女性別的差異化養老保險待遇政策，例如，對于那些獨居、膝下兒子數目較少的農村老年人，政府加大繳費過程中的補貼力度，同時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給予適當幫扶照料。

注釋：

①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的3.10人減少了0.48人。

② 參考《國務院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國發〔2009〕32號）、《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國發〔2014〕8號）。

③ 受篇幅限制，控制變量具體定義及描述性統計結果未予匯報，如有需要可聯系作者。

④ 受篇幅限制，安慰劑檢驗以及平衡性檢驗的結果未予匯報，如有需要可聯系作者。

⑤ 關于最近鄰匹配，采取有放回的、一對四匹配。關于卡尺匹配，將卡尺值設定為0.05。上述兩種方法均通過平衡性檢驗，基于篇幅限制未予匯報。

參考文獻：

［1］ 國家統計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五號）[EB/OL].（2021-05-11）[2023-02-25].http：//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2] 尹忠海.提振消費要關注政策偏好的社會結構效應[J].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21，28（2）：46-58.

[3] 田北海，徐楊.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農村老年人的家庭養老支持嗎？——基于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20（4）：50-69.

[4] 于文廣，喬智，管國鋒，等.代際轉移與商業養老保險對老年收入的影響差異研究[J].財經理論與實踐，2022，43（6）：48-55.

[5] 鄒鐵釘.生育抑制、耕地拋荒與家庭養老［J/OL］.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1［2023-07-2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066.C.20230419.1618.002.html．

[6] Cox D， Hansen B E， Jimenez E. How responsive are private transfers to income？ Evidence from a laissez-faire econom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88（9）：2193-2219.

[7] Jung H， Pirog M， Lee S K. Do public pensions crowd out private transfers to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2016，15（4）：455-477.

[8] 余靖雯，麥東仁，龔六堂.社會養老保險、家庭隔代撫養與老年人健康[J].經濟學（季刊），2023，23（1）：108-124.

[9] 程令國，張曄，劉志彪.“新農?！备淖兞酥袊r村居民的養老模式嗎？[J].經濟研究，2013， 48（8）：42-54.

[10]陳華帥，曾毅.“新農?！笔拐l受益：老人還是子女？[J].經濟研究，2013，48（8）：55-67，160.

[11]Ho C. Grandchild car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grandparents’ labor supply[J].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5，13（3）：359-384.

[12]Kang S J. Are private transfers crowded out by public transfers？ The case of Nepal[J].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4， 42（4）： 510-528.

[13]靳衛東，王鵬帆，何麗.“新農?！钡酿B老保障作用：理論機制與經驗證據[J].財經研究，2018， 44（11）：125-138.

[14]寧滿秀.誰從“家庭捆綁”式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中獲益？——來自CHARLS數據的經驗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5（7）：31-45，96.

[15]Cheng L， Liu H， Zhang Y， et al.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social pen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8，46（1）：53-77.

[16]郝春虹，趙旭東，張慧敏.“社會統籌養老”是否真的擠出“家庭代際養老”和“個人自我養老”——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效果的再驗證[J].南開經濟研究，2021（6）：144-161.

[17]隨淑敏，彭小兵，肖云.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基于預防性儲蓄的視角[J].消費經濟，2021，37（4）：63-74.

[18]劉奧龍.城鄉養老保險統籌對農業人口勞動供給的影響——基于PSM-DID方法的實證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19（7）：181-190.

[19]喬晗，劉奧龍.城鄉養老保險統籌的農村家庭消費效應測度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22， 37（4）：110-119.

[20]楊瑞龍，任羽卓，王治喃.農村養老保險、代際支持與隔代撫育——基于斷點回歸設計的經驗證據[J].人口研究，2022，46（3）：44-59.

[21]李琴，周先波.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人兒童照料時間的影響及機制研究[J].世界經濟文匯，2018（5）：31-52.

[22]吳偉.代際經濟支持的鄰近效應——基于CHARLS的經驗證據[J].人口與經濟，2021（6）：68-87.

[23]蔡偉賢，呂函枰，沈小源.長期護理保險、居民照護選擇與代際支持——基于長護險首批試點城市的政策評估[J].經濟學動態，2021（10）：48-63.

[24]Liu Q， Lu Y.Firm investment and export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5，97（2）：392-403.

[25]馬超，俞沁雯，宋澤，等.長期護理保險、醫療費用控制與價值醫療[J].中國工業經濟， 2019（12）：42-59.

[26]陳光燕，司偉，藍紅星.隔代照料對農村中老年人主觀福利的影響[J].農村經濟，2022（11）：68-76.

[27]王建英，何冰，沈璐越，等.隔代撫養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影響——基于CHARLS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勞動經濟研究，2021，9（6）：40-71.

［28］白維軍 寧學斯.從經濟救助型到照料服務型：我國養老保障政策的目標轉向［J］. 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 2022，43（2）： 155-162.

（責任編輯：厲 亞）

Does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Pension Insurance Affect Children’s Financial Suppor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ARLS

CHU Liping，XU Yuxing

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LS， this paper utilize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insurance policy on children’s financial suppor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financial support received by the rural elderly from their children has increased by 24.9%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is improvement is primarily achieved by reducing the labor supply time for rural elderly and increasing the time spent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Furthermor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insurance policy on children’s economic support is most pronounced among rural elderly people wh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receive economic support from their sons.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gradually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insurance integration and progressively narrow the gap in pension benefi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integrated urban-rural insurance policy；financial support for children；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grandchild care

收稿日期： 2022-11-14； 修回日期： 2023-07-2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23YJA790010）

作者簡介： 初立蘋（1982—），女，吉林松原人，博士，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養老保險與企業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