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重構與日韓對華投資再選擇

潘怡辰 蔡桂全 宋云瀟

當今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影響產業鏈供應鏈的風險和效率因素、 技術和關鍵原材料因素、 市場和非市場因素、 國際和國內因素相互交織。 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技術突破和生產力變革正推動全球供應鏈加速重構。 而后疫情時代的“長疤痕效應”, 疊加俄烏沖突不斷升級以及新一輪的巴以沖突, 也正對全球供應鏈格局產生巨大沖擊。 中日韓是東亞乃至全球供應鏈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在此時代背景下, 特別是在美國對華全方位圍堵打壓下, 中日韓供應鏈的重構正進一步加速。

外資是中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2023 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 到8 月, 商務部提出一系列穩外資措施。 日韓是中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地, 日韓對華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以及參與區域供應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前, 中日韓經貿關系企穩回升, 三國領導人會議也有望于年內或明年年初召開, 這為穩定和促進中日韓投資往來和供應鏈合作釋了放積極信號。

穩外資是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 積極關注日韓對華投資發展以及中日韓供應鏈重構動向, 對中國實現高水對外平開放和高質量發展, 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此, 本文將立足于日韓對華投資這一視角, 對中日韓供應鏈合作的新特點與趨勢進行梳理和分析,并展開政策探討。

一、 中日韓供應鏈受多重因素影響正面臨重構

日韓對華投資是資本追求效率再生產的具體外延, 日韓較強的對外投資能力與中國具有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和市場符合中日韓三方的經濟發展需求。然而, 近年來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以及日韓對外經濟政策變化逐漸波及其在華的投資決策, 日韓在華投資布局和供應鏈選擇也不可避免受到影響。

(一)中日韓產業由“垂直—互補”逐漸轉向“水平—競爭”關系

長期以來, 由于發展階段不同, 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 日韓處于上游, 中國處于中下游, 日韓與中國形成了垂直分工。 因此, 中國廣闊的市場和豐富的人力資源與日韓先進技術構成了較強的“垂直—互補”關系。

隨著中國經濟水平與企業技術實力的不斷提升,加上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持續上漲, 日韓在華部分傳統加工制造業的“比較優勢”面臨巨大挑戰, 特別是在新能源汽車、 數字經濟、 智能家居、 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中, 中國企業發展迅速, 部分行業已領先日韓, 作為高附加值制造業的生產潛力受到了眾多日韓企業的關注。 由此, 中日韓三國分工模式正在逐步從由“垂直—互補”關系向“水平—競爭”關系轉變,且這種“水平—競爭”關系的發展日趨增強, 甚至出現了競爭、 合作等多重關系并存的格局。

除了中日韓自身的變化外, 第三方因素也在影響既有的中日韓產業合作。 以部分東盟國家和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國家以更加低廉的勞動力和生產成本,及其廣闊的市場發展潛力, 獲得了在華勞動密集型日韓企業的青睞, 日韓企業開始實施部分產業投資的梯度轉移。

(二)美國利用“拉攏”“斷供”, 阻撓中日韓供應鏈合作

美國正在利用其供應鏈優勢地位, 通過對華“斷供”和對日韓“拉攏”, 不斷提高日韓企業來華投資的外部風險成本。 自2018 年美國單方面對華加征貿易關稅, 拉開中美貿易摩擦序幕以來, 通過頒布《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加強了對華技術產品、 軟件和源代碼的出口管制, 同時加強了對華技術轉移限制。 此后,美國不斷擴大科技等重點領域對華限制, 其中《2022年芯片與科技法案》不僅要求相關廠商10 年內不能到中國大陸投資擴產先進制程, 限制部分半導體材料和技術的對華出口, 還強化了電子設計自動化(EDA)①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被譽為“芯片之母”, 是電子設計的基石產業。的技術管控。 在此背景下, 日韓在華企業所需的關鍵原材料和零部件出境受限, 面臨“斷供”, 美國人為阻斷了供應鏈流通, 大幅增加了企業經營成本。同時, 美通過加征關稅, 提高了在華日資、 韓資企業(包括合資)出口至美國的成本, 這違背了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底層投資邏輯, 日韓在華企業面臨非市場因素導致成本上升的巨大挑戰。

此外, 美國不斷拉攏日韓一起對華進行打壓。例如, 宣布建立美日新的貿易伙伴關系, 重點就“第三國貿易扭曲”等開展合作。 美國還加快調整產業政策, 通過財政補貼等手段吸引日韓企業對美投資。 例如, 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對電動車產業鏈在北美地區設立制造基地制定了一系列條件。 如果不滿足這些規定, 消費者將無法獲得相應的清潔能源車稅收抵免補貼。 在這些政策的引導下, 韓國企業積極投資美國, 電池制造商三星SDI 與通用汽車將在美國新建一座電動汽車電池聯合制造廠, 投資額高達5 萬億韓元(約合38 億美元)。 美國強化對華科技貿易領域“卡脖子”的手段以及對日韓的拉攏措施, 必然會影響日韓企業來華的投資決策, 進而降低來華投資的意愿, 限制其在中國的業務發展。

(三)疫情阻礙交通物流, 日韓在華面臨供應鏈運轉危機

新冠疫情期間, 全球跨境投資面臨巨大阻力,全球跨境物流遭遇重創, 企業生產運輸成本暴漲,供應鏈運轉面臨巨大沖擊。 首先, 各國為控制疫情傳播風險均實施了較為嚴格的入境管理措施, 這使得國際商務人員跨境流動的難度大幅增加, 跨境商品、 原材料與資金等要素的流動也受到阻礙。 其次,上海是日韓企業在華生產經營的重要集聚地, 疫情使超過1 萬家日資企業以及3000 多家的韓資企業產業鏈受到嚴重影響, 日本企業中以優衣庫、 羅森為首的零售業多數停業, 而索尼、 三菱電機、 夏普等制造業工廠不僅當地業務受到影響, 供應鏈混亂甚至影響到日本部分汽車企業的生產。 韓國在上海和昆山的機械工廠也被迫停產, LG 顯示的筆記本電腦和顯示器面板的供應量以及三星電機向蘋果供應的半導體封裝基板數量都持續減少。 因此, 日韓當局均對其在華的產業鏈布局表示嚴重擔憂, 相繼出臺了調整供應鏈的應對政策, 旨在通過提供企業補助, 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 鼓勵和引導本國企業回流本國或轉移至第三國。 2023 年5 月, 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九屆貿易部長會議期間, 韓國也提出中國應“為韓國公司在華提供可預測的商業環境”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中韓愿加強半導體產業鏈合作. (2023-05-27)[2023-05-29]. https: / /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30527-1398787.。

(四)成本上漲與監管不斷完善, 對日韓在華經營提出更高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開放外資市場準入, 吸引了大量的外資來華投資。 中國市場釋放出巨大的勞動力紅利和原材料、 土地等生產要素紅利, 使得外資企業在華獲得了十分理想的回報。 例如, 日本企業對華投資平均收益率在2015 年就突破12%, 之后一直維持在15%的高位上②經濟安保, 將把日本置于多輸境地.(2023-06-03)[2023-11-09]. https: / /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D9SZ7IqMyN.。 隨著中國經濟邁入高質量增長的“新常態”, 中國的勞動力、 原材料、 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不斷提高, 外資優惠政策逐步退出, 這使得日韓在華企業面臨更加激烈的國內市場競爭。 同時, 中國監管體制不斷健全完善, 一方面為外資企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營商環境,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合規要求。 例如, 2021 年以來, 我國不斷完善的“數據三法”③數據三法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對外資企業的跨境數據流動和數據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這也引起部分外資企業的關切。在新的投資環境下, 中國不再只是日韓企業為了追求低生產成本的投資目的地, 而是面向未來先進產業領域協同發展的有力合作伙伴。 日韓企業對華投資和在華經營的要求已有所提高, 這使得其在華供應鏈不得不進行轉型升級和地域調整。

(五)地緣政治風險加劇, 降低日韓企業對華投資信心

復雜多變的區域政局因素正加速影響著日韓在華企業的投資信心和經營決策。 首先, 俄烏沖突導致全球能源和糧食價格快速上漲, 使大宗商品嚴重依賴進口的日韓面臨輸入性通脹壓力, 國內社會生產成本不斷增加, 導致其本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下降。 事實上, 2022 年日韓外貿均遭遇高額逆差, 外貿整體疲軟, 影響海外投資信心。 其次, 由于美國為應對通脹不斷提高利率, 導致美國和日韓的利差不斷擴大, 2022 年日元與韓元對美元下跌幅度最大, 分別超過了25%和17%。 日韓兩國貨幣的貶值幅度大于中國, 導致日韓對華投資相對價格上升。在這一條件的轉變下, 日韓企業在華投資如果能夠提高收益率, 對其而言仍具有足夠吸引力, 但是由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低迷對其他行業的負面效應還在持續, 增加了日韓企業對華投資決策的復雜性, 相應地降低了日韓對華投資意愿。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022 年的調查顯示, 在華經營日資企業中, 僅有33.4%的受訪企業在未來2 年內有意愿擴大在華業務, 這是自2007 年調查開始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④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2022 年度海外日資企業實況調查(2023 年2 月). [2023-11-12]. https: / /www.jetro.go.jp/ext_images/china/2022ChinaCN.pdf.。

此外, 2022 年8 月,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臺灣引發臺海局勢緊張。 臺灣是全球半導體產業重鎮, 美方通過攪亂臺灣局勢, 一方面是企圖激怒中國政府, 釋放臺海局勢的不穩定因素, 引發外資來華經營擔憂; 另一方面是渲染全球半導體行業的危機氛圍, 誘使日韓以“產業安全”為由, 加入美方牽頭的四方芯片聯盟, 服務于美國對華科技封鎖目標。

二、 日韓對華投資的再選擇與發展趨勢研判

自1978 年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 日韓對華投資從無到有, 逐年增加, 中國也逐漸成了日韓最重要的投資目的地國。 從投資流量看, 2021 年韓國和日本是中國第二和第三大投資來源國。 從投資存量看, 截至2021 年年底, 日本和韓國是中國第一大和第四大投資來源國⑤數據來自《中國外資統計公報(2022)》。。 然而, 在近年“逆全球化”浪潮和世紀疫情的疊加沖擊下, 日韓兩國對華投資的趨勢與領域正在不斷發生變化, 供應鏈也逐步呈現出多中心化趨勢。

(一)投資力度再選擇: 韓國對華新增投資趕超日本

日韓都是中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地, 但從發展趨勢來看, 日韓兩國對華投資周期曾有高度重合, 但后期開始逐漸偏離, 反映出日韓對華投資力度的不同選擇。 如圖1 所示, 1997 年之前日韓在華投資基本保持了穩定的增長態勢。 其中, 日本對華投資規模從20世紀70 年代末開始的1 億美元左右逐年快速增加至1997 年的43.3 億美元, 韓國對華投資則從1992 年的1.19 億美元迅速增長至1997 年的21.42 億美元。 受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 日韓對華投資連年降低。 2001 年, 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 為包括日韓在內的發達國家提供了非常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以及豐富的人力資源, 日韓抓住契機再次擴大對華投資, 規模持續擴大, 使日本對華投資規模從2000 年的29.2億美元大幅增加至2004 年的54.5 億美元, 韓國對華投資規模則從2000 年14.9 億美元快速增加至2004 年的62.5 億美元, 兩國對華投資規模日趨接近。

圖1 1979—2022 年日韓對華投資變化趨勢

然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日韓對華投資走勢開始逐漸分化。 日本因看好中國市場, 對華投資迅速擴大, 其在華投資于2012 年達到73.5 億美元, 為歷年來對華投資額的最高值。 相比之下, 全球金融危機后韓國對華投資持續走低, 2011 年更是跌至2002 年以來的最低值25.5 億美元。 可見, 這一時期日本對華投資力度明顯強于韓國, 且差異不斷放大。 但是, 2012 年日本“購島”鬧劇嚴重影響中日關系, 日本對華投資驟減, 而韓國對華投資則逐年上升, 其對華投資于2015 年反超日本, 此后逐年持續擴大了與日本對華投資力度的差距。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對華投資已從加速增長期進入轉型調整期, 未來一段時期內, 日本對華投資仍將持謹慎觀望態度, 對華投資規模繼續趨于穩定。 隨著2022 年10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速預期①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2 年10 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 2022 年世界GDP 將增長3.2%。 2022 年, 中國GDP 增速為3.2%, 2023 年為4.4%, 這和之前的預測相比分別下調了0.1 和0.2 個百分點。, 日企擔憂中國國內經濟下行壓力, 將不利于其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活動。 而日企對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影響比較謹慎,擔憂美國對華關稅與科技等系列制裁措施將連帶影響在華日企經營業務。 同時, 受日本推出的供應鏈改革計劃、 《經濟安全促進法案》以及日元貶值等多重因素影響, 日本海外投資也整體呈現出收縮態勢。故在一段時期內難以大規模擴大對華投資, 但在華日資企業大規模撤離中國的情況應該不會發生。 另一方面, 近年來韓國對外投資持續提速, 2022 年對外投資規模創近50 年來的歷史新高。 韓國還于2021 年相繼發布“K 半導體”戰略、 “2030 年二次電池產業(K-電池)發展戰略”②其愿景是到2030 年構建全球最大規模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 以及成為二次電池領域的世界第一大國。, 大力支持芯片制造、電池等優勢產業對外投資。 在韓國政府相關政策支持下, 韓國三星、 SK 海力士等半導體巨頭和LG 新能源、 SK On 和三星SDI 等電池廠商紛紛加快拓展海外市場業務, 特別是對美國、 中國等地的產業投資, 以期擴大全球產能。 同時, 自RCEP 生效以來,中韓兩國經貿關系日益密切, 2022 年韓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RCEP 貿易伙伴。 預計未來一段時期, 韓國對中國市場的重視程度將進一步提高。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統計, 2022 年1 至8 月韓國對華投資增長率高達58.9%, 遠超德國、 日本和英國對華投資增幅③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綜上所述, 從日韓對華投資規模的變化可以看出, 在日本岸田文雄內閣引領下, 日本企業正在積極調整在華投資的格局, 日本政府連續出臺多項政策和法規鼓勵日本企業在華投資或轉移至第三國投資。 相反地, 盡管韓國尹錫悅政府也被認為是走親美路線, 尋求減少對華經濟的依賴程度, 但是韓國幾大財閥經濟理性并沒有就此停下對華投資的腳步,反而在半導體、 鋰電池等新興領域與中國積極開展合作。 日韓兩國對華投資的“一退一進”, 最終促使改變了日韓在華投資的格局。

日韓對華投資的流量在近年內發生了背離, 但從投資存量來看, 截至2021 年日本對華投資累計已經達到1467.78 億美元①數據來自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庫。, 占日本在亞洲地區投資總額的26.09%, 同時占日本全球投資資產總額的7.38%; 2021 年韓國對華投資已經達到902.3 億美元②數據來自《中國外資統計公報(2022)》。。 由此可見, 中國作為日韓在亞洲地區最大的投資目的國的地位并未發生根本的改變。

(二)投資行業再選擇: 傳統制造業下滑, 數字和綠色成為新風向

制造業仍然是日韓對華投資的最主要領域。 近年來, 韓國對華制造業的投資規模超過了日本。 但整體而言, 日韓兩國對華制造業投資占比都出現了下降趨勢, 對華批發零售業、 金融保險業和服務業等領域的投資開始增加。

制造業是日韓對華投資的傳統領域。 改革開放初期, 大批日韓制造業率先來華投資建廠, 逐步形成了以制造業為主的在華產業格局。 然而, 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和生產要素價格逐步走高, 對日韓企業的成本優勢吸引力逐步下降。 2018 年以后, 在中美戰略競爭疊加新冠疫情影響下, 日韓對華制造業投資承壓增大, 但兩國呈現出不同走勢, 表現為日本對華制造業投資下滑, 但韓國對華制造業投資有所增加。

如圖2 所示, 2018 年日本對華制造業投資占比達到八成以上, 但在中美貿易摩擦后, 日本對華制造業投資的規模和比重均呈現較大幅度下滑, 投資金額從2018 年的65.89 億美元下降至2021 年的43.11 億美元③由于日本財務省統計單位為日元, 本文按2022 年11 月中國人民銀行匯率換算將日元換算成美元, 以下同。, 所占日本對華投資規模的比重也從81.26%下降至60.71%, 年平均降幅約為7 個百分點。 相比之下, 中美貿易摩擦并未減緩韓國對華制造業的投資步伐。 雖然韓國在華制造業的投資占比從2018 年的91.94%小幅下降至2022 年的88.58%, 但是從投資規模來看, 2021 年韓國對華投資額達到54.45 億美元,遠遠超過了2018 年的44.19 億美元, 占韓國在海外制造業投資總規模的約三成。 韓國在華制造業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 主要是源于其不斷增加對華新能源汽車、 半導體和車載電池的等領域的投資。

圖2 2018—2021 年日韓對華制造業投資比重變化趨勢

洪俊杰等人(2021)研究發現, 盡管供應鏈沖擊會導致外資企業利潤率下降, 從而抑制外商追加投資。 但與此同時, 供應鏈沖擊也會倒逼外資企業技術創新, 促進外商資本的追加。 當前, 日韓對華投資也出現了類似的新動向。 從實際投資情況看, 日企強化了在華產業鏈中研發和設計的高附加值環節,分別在北京、 上海、 廣州等地設立了研發中心, 還積極探索與中國企業共建技術研發實驗室。 同樣地,韓國重點在華布局半導體產業和車載電池的相關實驗室, 旨在進一步加強與中國技術交流合作, 促進產品研發創新。

此外, 中日韓在數字經濟、 新能源技術、 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呈現激烈的市場競爭態勢, 日韓對華投資領域將更趨數字化和綠色化。 在數字經濟領域, 中韓兩國都將數字化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切入點, 均積極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 中韓兩國企業也積極拓展“互聯網+”領域的合作, 并加強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領域的研發合作; 中日韓三國還在數字轉換等標準領域擴大合作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聚焦數字經濟中韓聯手展開全方位合作. (2022-07-28)[2023-11-19]. https: / /dzswgf.mofcom.gov.cn/news/phone/183/2022/7/m-1658975028138.html.。 這都為未來日韓加快對華數字化領域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機會。 在環境保護領域, 中日韓都是化石能源進口與消費大國, 在碳達峰、 碳中和領域有著巨大的合作潛力和發展空間, 特別是日本在氫能利用、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 煤電清潔轉型等領域擁有先進技術和成熟經驗, 未來三國在該領域的投資與產業合作將更加密切。

(三)投資動機多元化: 市場尋求型的非制造業投資成為新亮點

中國市場已經成為日韓企業不可缺失的重要海外市場。 日韓對華投資動機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從傳統的成本與資源尋求型投資, 逐漸轉變或拓展到市場尋求型投資。 大韓商工會議所發表的報告稱,2000 年韓國超過一半的對華投資旨在“促進出口”,至2021 年約有67%的投資是為了“進入本地市場”,其投資動機已經從降低生產成本加速轉變為開拓中國內需市場。 JETRO 的一項調查顯示, 約九成的日本企業認為擴大對華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是看好持續增長的中國市場, 日本企業對中國的定位已經逐漸從“中國事業戰略”過渡到“中國市場戰略”。

非制造業投資的增加是日韓在華市場尋求型投資的重要體現。 近年來, 隨著中國服務投資領域的逐步開放, 日韓企業紛紛擴大了面向中國內需市場的非制造業投資, 特別是批發零售、 金融保險、 服務業等領域的投資。

如表1 所示, 日本擴大批發零售行業和金融保險業的投資, 批發零售業從2018 年8.08 億美元增加至2021 年的15.41 億美元, 呈現穩步增長態勢,反映出日資企業看好中國消費市場, 并積極布局消費領域。 長期以來, 日本金融保險業一直都以投資美國市場為主, 但隨著中國逐步放寬對外金融市場的準入, 日本在華金融領域的投資也出現小幅增長。相比之下, 由于中國嚴控房價, 疫情以后日本開始大幅撤回在華不動產行業的投資, 其投資在2020 年和2021 年均出現了負增長。

表1 2018—2021 年日本對華各行業直接投資流量變化趨勢單位: 億美元,%

雖然受疫情沖擊, 韓國對華批發零售業的投資卻逆勢增長, 從2018 年的1.27 億美元增至2020 年的2.72 億美元, 2021 年度回落到了2.24 億美元;在華金融保險業的投資從2018 年的0.76 億美元進一步降至2021 年的0.66 億美元。 值得關注的是,韓國對華服務業投資從2018 年的1.05 億美元大幅增加至2021 年的3.54 億美元, 在對華投資中的占比從2018 年的0.57%上升至2021 年的5.30%(見表2)。

表2 2018—2021 年韓國對華各行業直接投資流量變化趨勢單位: 億美元,%

盡管制造業仍是日韓對華投資的主要領域, 但隨著日韓日益重視中國消費市場以及中國不斷推進服務業開放, 日韓圍繞中國市場, 對華證券金融服務業、 老齡人口服務業、 房地產服務業、 醫療健康服務業、 金融服務業、 運輸服務業等相關領域的投資將繼續擴大, 對華市場尋求型投資也將繼續成為日韓對華投資的重要驅動力。

(四)投資粘性新變化: 日韓對中國的中間品貿易依賴有所減少

中間品貿易是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 生產要素重新配置及生產國際化的產物, 也是供應鏈的重要依托, 代表著國家間產業鏈、 供應鏈的緊密程度。

亞洲是全球供應鏈重要中心之一, 而中日韓又是亞洲供應鏈網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特別是隨著RCEP 生效實施以來, 區域內中間品貿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中間品貿易國,2022 年中間品貿易總額達39292.77 億美元, 韓國和日本2022 年中間品貿易總額也分別達到了9715.80 億美元和9695.21 億美元。 三國之間, 中國是韓國和日本第一大中間品貿易伙伴, 分別達到了2799.02 億美元和1895.89 億美元, 對華中間品貿易約占韓國中間品貿易總額的28.81%和日本中間品貿易總額的19.55%。 韓國和日本分列中國第二和第四大中間品貿易伙伴, 分別占中國中間品貿易總額的7.12%和4.83%。 同時, 日韓也互為重要的中間品貿易伙伴①數據來源于全球貿易觀察數據庫。 韓國對日中間品貿易約占韓中間品貿易總額的6.80%, 日本對韓中間品貿易約占日中間品貿易的5.85%。。 但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于2020 年和2021 年, 2022 年日韓對中國的中間品貿易依賴度有所下降(見圖3), 體現為日韓與中國的中間品貿易額占日韓本國中間品貿易的比重持續下滑。 由此可見, 雖然日韓兩國對華中間品貿易規模都十分突出, 但整體上看, 韓國對華中間品貿易占比高于日本, 反映出韓國與中國更加緊密的產業鏈供應鏈關系, 韓國對華的投資粘度高于日本。

圖3 2020—2022 年中日、 中韓中間品貿易額和占比變化趨勢

三、 日韓對華供應鏈合作的發展趨勢研判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 應積極關注日韓對華投資的新變化以及中日韓產業合作出現的新趨勢?？傮w看, 日韓高度重視中國市場, 對華投資的基本面不會發生變化, 但二者對華態度略有不同: 日資企業對中國市場仍持謹慎觀望態度, 韓資企業對華投資有望維持穩定。 就中日韓產業合作而言, 日韓供應鏈粘性較強的產業短期內難以與中國切割, 但受中美戰略競爭等多種因素影響, 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華投資可能面臨停滯不前或戰略性回流, 對此我國應予以高度關注。

從日韓對華投資以及國內外發展態勢看, 短期內日韓對華供應鏈粘性較強的產業難以與中國“斷鏈”“脫鉤”。 但必須看到, 中國與日韓產業合作將面臨“雙重擠壓挑戰”, 即在低端環節, 中國將面臨東南亞地區的低成本競爭, 在高端制造業環節, 中國不僅與日韓部分行業存在同質競爭, 還面臨日韓的產業戰略性回流壓力。 此外, 日韓為追求利益和規避風險, 可能圍繞中美兩個平行市場分別開展相關經營活動。

(一)產業升級和中美貿易摩擦將加速日韓部分供應鏈環節外遷

隨著中國與日韓產業合作的垂直分工體系被打破, 中國不再僅是日韓的制造工廠, 未來一段時期,中日韓產業合作將逐步升級, 部分供應鏈中的傳統合作環節也將遷移出中國, 而中美貿易摩擦也進一步加速日韓相關產業遷移進程。

一方面, 隨著中國勞動力和原材料等各類生產要素成本逐漸走高, 在華投資勞動密集型、 低技術水平的日韓傳統制造業成本壓力增大。 為降低成本,日韓企業逐步將生產環節轉移至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地區, 例如紡織服裝等輕工業企業①在此過程中, 也有部分“地產地銷”型日韓企業從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實現降低成本的同時繼續維持在華市場份額。。 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以后, 日韓在華投資面向美國市場的生產企業加速向外轉移, 以緩解關稅提高帶來的成本上升壓力。 另一方面, 隨著中國對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高度重視, 中國的環境容量逐步收緊。 日韓在華投資的部分鋼鐵、 有色金屬等企業將逐步轉移至環境容量和資源稟賦更加豐富的東南亞、 南亞、南美洲和非洲等地。

以韓國為例, 近年來韓國對越南制造業合作不斷升溫, 韓國在越南制造業出口中的增加值占比逐漸上升, 已超過了韓國在中國制造業出口中的增加值占比。 2011—2021 年, 中國的制造業出口中, 來自韓國的增加值占全部外國增加值的比重從2011 年的6.5%提升至2016 年9.9%的峰值, 之后逐漸回落至2021 年的7.5%。 而越南制造業出口中, 來自韓國的增加值占比近年來總體呈上漲趨勢, 2011 年占比為7.0%, 2015 年和2018 年兩次達到11.3%的高水平。 自2018 年起, 受中美貿易摩擦等多方面因素影響, 韓國加大對越南的產業轉移投資, 這使得越南的制造業出口中來自韓國的增加值比重超出了中國。 2021 年盡管越南該項指標有所回落, 降為9.5%, 但仍高于中國(見圖4)。

圖4 2011—2021 年中國和越南制造業出口增加值中來自韓國的占比情況

(二)日韓對華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可能面臨受阻或戰略性回流

當前, 中美戰略博弈、 競爭博弈的主軸是科技領域, 美國相繼推出所謂芯片聯盟等, 脅迫日韓等盟友參與對華遏制, 企圖圍堵打壓中國科技進步。例如, 美國政府要求日本等國采取措施對中國實施半導體的出口限制等。 在此背景下, 部分在華日韓芯片存儲等高新技術企業將被迫限制產量和投資規模, 導致日韓對華高新技術領域追加投資受阻。 盡管韓聯社2023 年10 月稱, 美國將無限期豁免韓國三星電子和SK 海力士對在華韓資工廠提供美國的芯片設備①韓總統室: 美同意向三星和SK 在華工廠提供設備. (2023-10-09)[2023-11-09]. https: / /www.yna.co.kr/view/ACK20231009 001800881.。 但近年來, 三星和SK 的在華經營擴張不斷受到美國干擾, 投資計劃也有一定程度的滯后和縮水, 這反映出韓國企業在華尖端技術投資面臨較大阻力。 此外, 為減少對華技術溢出, 保持科技競爭優勢, 日韓近年來還采取多種措施, 鼓勵高新科技企業回流。 例如, 日本政府圍繞提升產業的“戰略自主性”和“戰略不可或缺性”目標, 陸續提出推進半導體、 電動汽車、 醫療器械、 化工原材料等制造業回流本土的計劃, 并給予回流企業稅收優惠和補貼。

(三)供應鏈粘性較強和效率導向型產業難以在短期內與中國切割

當前全球生產網絡中, 為追求高效生產, 各級供應商的分工高度專業化, 對供應鏈網絡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大。 目前, 中國擁有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 產業體系最完整的制造業體系, 已經建立起了高度整合的產業鏈供應鏈, 可為企業提供難以替代的產業配套能力。 中日韓之間較強的產業互補性以及較為穩定的供應鏈體系, 使日韓資本密集型、 生產技術復雜度較高的企業, 在短期內難以從中國切割。 此外, 中國長期占據日韓進口的第一大來源國地位, 日韓對華進口依賴較高。 特別是韓國在2020—2022 年期間, 自華進口年均增速近20%, 對華進口依賴進一步提高。 中國還是日韓乃至全球部分關鍵礦產的最大供應方, 日韓新能源車、 燃料電池等新興戰略產業的上游原材料進口高度依賴中國。國際能源署(IEA)數據顯示, 全球電池正極材料的鋰和鈷的冶煉有六到七成依賴中國, 負極材料石墨的冶煉有七成依賴中國, 而稀土的冶煉幾乎全部由中國承擔②日本計劃補貼關鍵礦產開發, 專家: 主要目的是減少“對華經濟依賴”.(2023-04-24)[2023-11-10]. https: / /world.huanqiu.com/article/4CcEBne6lDr.。 據韓國貿易協會數據, 2023 年1 至7月, 韓國自中國進口氫氧化鋰、 鈷、 天然石墨在韓國進口總量中的占比均在80%以上。 日韓高度依賴自華關鍵原材料的進口, 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時期內促使日韓穩定維持對華投資。

(四)日韓將更加注重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安全與自主可控

當前, 全球供應鏈區域化和短鏈化發展趨勢凸顯, 相比于經濟效率, 日韓在供應鏈布局更加注重安全可靠。 事實上, 早在十年前, 日本就提出了“中國+1”策略, 通過供應鏈備份來分散風險。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疫情影響等導致全球供應鏈危機加劇, 日本“去中國化”意向不斷升溫, 鼓勵企業將生產基地遷回國內或向東南亞等地轉移, 促進海外投資多元化, 提升本國產業自主性和可控性。 韓國以“經濟安全”為由, 一方面加緊對美戰略追隨, 通過階段性調整對華合作深度; 另一方面, 借助對美合作開拓歐盟、 東盟等市場, 拓展韓企供應鏈海外布局, 降低對華經濟依賴程度。 然而, 對企業而言,供應鏈回流或外遷意味著巨大的沉沒成本, 且東盟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目前的產業承載能力仍然有限, 故對于在華日韓企業而言, 目前遷走的企業往往是供應鏈末端簡單組裝等環節, 主要產品的零部件生產仍然源自中國。

(五)面向中美兩個平行市場, 形成兩套標準體系

近年來, 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風險加劇了供應鏈危機, 跨國公司為確保供應鏈穩定和安全, 積極遵循“市場就近”原則, 促進供應鏈的多中心化和區域化布局, 日韓在確保在華市場份額的同時, 也積極開展對美歐市場的投資。 例如, 韓國三星、 LG 等企業接連宣布對美國的巨額投資計劃。 在未來一段時期內, 圍繞美國和中國兩個體量巨大的市場, 日韓企業均將加大投資力度, 以搶占其在兩個平行市場的市場份額。 據此可以推測, 為鞏固在中美兩個市場的份額, 日韓還可能積極參與推動中美兩方的產品標準體系建設, 按照中美市場占有率等實際情況, 推動形成兩套不同的標準體系, 以形成隱形準入門檻, 鞏固日韓在中美兩個市場的既有利益。

四、 開啟中日韓合作新篇章的對策建議

當前, 國際供應鏈格局加速重構, 中國與日韓的產業合作也進入既有合作也有競爭的新階段。 在此背景下, 日韓對華投資合作機遇和挑戰并存, 為加強中日韓經貿聯系與產業合作, 促進東亞區域的深度一體化, 亟需鞏固日韓在華投資, 促進日韓對華追加和新增投資, 密切區域內產業聯系。

(一)持續釋放中國市場和發展紅利, 提振日韓對華投資信心

目前, 中國正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外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組成部分, 也是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紐帶。 日韓在上游材料和設備、 中游產能、 下游應用等產業鏈完整度等多方面均具備領先優勢, 中國擁有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 產業體系最完整的制造業, 這也彌補了日韓生產制造短板。 同時,中國作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大規模單一市場, 也將繼續為日韓企業提供更多市場機遇。 未來,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日韓繼續穩定并擴大對華投資, 同時中國的發展也將有效促進日韓在華貿易與投資收益增長, 中日韓三國可以在國際舞臺上成為重要的合作伙伴。 當前, 日韓在華企業面臨美國圍堵、 本國政府鼓勵產業回流以及中國市場轉型升級的多方壓力。 鞏固日韓對華投資合作, 首先需要提振日韓在華貿易投資和經營信心。 可考慮通過召開日韓在華企業圓桌會議回應日韓企業在華訴求。 地方政府圍繞日韓在華重大外資項目, 應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 建立完善項目要素保障協調機制, 穩定在華投資的日韓龍頭企業, 鼓勵日韓企業在華增資擴股和設立研發中心、 參與聯合研發。同時, 針對日韓在華中小企業訴求, 鼓勵地方政府提供定制化貿易投資便利化服務方案。

(二)引導企業深化供應鏈合作, 增加日韓對華供應鏈粘性

受逆全球化、 地緣政治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疊加影響,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 中日韓在東亞區域內已形成多種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關系, 三方企業順應市場化潮流, 進一步加強開放合作, 保障產業鏈供應鏈暢通和安全, 這對于增強抵御風險能力、 促進東亞區域內的長期穩定發展十分重要。 與此同時, 東亞地區已經形成了以中國為主、 東盟為輔的生產加工中心, 日本和韓國則成為重要的中間品供應中心, 中日韓在東亞區域產業合作網絡中具有共同利益。 未來, 一方面中國應繼續發揮超大市場規模、 完善的產業鏈供應鏈和成熟的技術工人等優勢, 吸引日韓加大對華投資, 增強對華供應鏈粘性; 另一方面, 中日韓應加強產業協同發展和供應鏈合作, 深化中間品貿易, 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鼓勵三國企業積極利用中韓供應鏈合作高級別磋商機制、 中日經濟伙伴關系磋商機制, 在半導體、 新能源車等各方關心的領域加強溝通對話, 共同促進區域內經濟要素自由流動, 強化成員間生產分工合作,拉動區域內消費市場擴容升級。 此外, 針對部分產業, 日韓采取“中國+1”, 尋求供應鏈備份的領域,可考慮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深度嵌入區域供應鏈產業鏈。

(三)拓展低碳環保與數字經濟等合作, 尋找經貿新增長點

未來, 中日韓三方在數字經濟與低碳環保等領域仍有廣闊合作空間。 三國政府應積極落實《中日韓環境合作聯合行動計劃(2021—2025)》, 鼓勵企業積極開展在氣候變化、 城市垃圾與循環經濟等領域的合作, 推動三國企業在節能環保、 清潔能源、氫能、 生物質利用、 新能源汽車等相關的技術、 裝備和管理合作。 為契合三國在碳中和領域的共同目標, 可選取典型行業領域, 探索共同制定碳排放統計規則, 劃定范圍就企業碳排放交易權等開展試點。在數字經濟方面, 鼓勵三方企業積極探索大數據、智慧城市、 智慧工業園區、 跨境電商、 智能醫療服務和教育等領域的合作新模式, 鼓勵企業利用山東、遼寧等自由貿易區基礎, 聯合探索中日韓跨境數據流動模式。 通過上述領域的合作, 實現中日韓產業合作升級, 為三國經貿合作尋求新的增長點。

(四)高質量實施RCEP, 推動RCEP 升級與中日韓FTA 進程

促進高質量實施RCEP, 為企業享惠進一步提供便利。 三國相關部門應進一步加強合作, 圍繞企業利用RCEP 原產地證明定期開展宣傳與聯合培訓,為企業在海外利用RCEP 原產地累積規則提供聯合咨詢服務, 促進企業更好享受RCEP 關稅減免帶來的政策紅利。 在通關便利化方面, 結合RCEP 快件貨物6 小時通關、 易腐貨物6 小時通關等規則, 積極總結形成通關便利化的典型案例與最佳實踐, 在RCEP 區域內復制推廣。 在高質量實施RCEP 的同時, 中日韓應結合共同發展訴求, 積極推進RCEP升級談判進程, 努力在數字經濟合作、 綠色經濟發展等領域進一步完善新興議題的經貿規則, 進行東亞經貿規則的新探索。 同時, 應盡快完成中韓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 推動達成中韓間更高水平的服務、 投資開放承諾, 為早日重啟中日韓三方FTA 談判貢獻積極力量, 也為推動東北亞區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提供助力。

總之, 當前全球供應鏈格局重塑, 給中日韓供應鏈合作帶來了挑戰, 同時也帶來了機遇。 面對地緣政治風險加劇、 不確定因素增加, 日韓對華投資決策面臨新考量和再選擇, 而正處于產業轉型升級中的中國, 也面臨著來自東盟成本優勢和日韓同質競爭的“雙重擠壓挑戰”。 但也應看到, 未來一段時期內, 日韓對華供應鏈粘性較強的產業難以“斷鏈”“脫鉤”,且隨著供應鏈重構, 日韓對華投資結構將更加多元化, 將與中國市場更加緊密結合。 總體而言, 日韓對華投資有利于密切供應鏈聯系, 符合各方企業利益,也有利于深化東北亞合作和實現互利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