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活民”：政治文化交融視域下的金代荒政研究*

陳曉曉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 蘭州 730020）

所謂“荒政”指的是古代在遇到荒年時統治王朝所采取的救濟措施[1]。傅筑夫先生曾說：“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中國災荒史?！盵2]災荒與荒政始終伴隨著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盎恼币辉~最早出自儒家經典?！吨芏Y》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盵3]從《周禮》所示荒政內容來看，大多是儒家所倡導的“仁政”的一種經典闡釋。秦漢以降，隨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荒政理念逐漸從經典進入了具體的政治實踐當中。

金王朝是由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族所建立，其舊俗本以游獵文化為主，信奉萬物有靈的薩滿教。遇到自然災害時，有拜天、拜日、射柳等本族特色的祈禳方式。女真建國之初“未易改舊俗也”[4]，很長一段時期內并沒有衍生出中原式的荒政理念。天德五年（1153）海陵王從上京會寧府遷都燕京，中原漢地成為王朝的統治中心，儒家思想成為王朝的統治思想，荒政遂成為金王朝政治制度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關于金代荒政的研究可參見陳學霖、武玉環、周峰、宋卿等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①金代荒政的政治實踐雖沿襲中原漢地傳統，但由于自身政權特殊的民族屬性，金代在荒政施行的過程中也體現出鮮明的北方少數民族特色。

一、積極政策：災前改良

救荒中的積極政策是對社會條件和自然條件的改良[5]，即實行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保護耕地和農業人口，適當地減少農業稅，為農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同時，廣積糧儲，為可能發生的災荒做充分的準備。改良自然條件指疏通河道、筑壩固堤等預防自然災害的政府工程。

（一）重農薄賦

女真建國后隨著統治區域的不斷擴大，對農業的重視日益增加，至完顏部強盛時期，農業開始成為女真人的主要經濟來源?！度泵藚R編》載：“自束沫之北，寧江之東北，地方千余里，戶口十余萬，散居山谷間……耕鑿為業?！盵6]金立國后，女真統治者一直將農業視為立國之本，太祖阿骨打在即皇帝位大典中曾舉行了獻耕具儀式，“阿離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婢炊苤??！盵4]金朝的重農政策有薄賦役、勸稼穡、廣蓄糧、保護耕地及以農為本等。

薄賦是我國古代統治者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之一。早在金太宗年間就有薄賦勸農的記載：“太宗天會元年（1123），敕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盵4]金代皇帝對農業重視，但是女真人多不擅長務農，便設勸農使督促諸路猛安謀克民學習耕種。據《金史》記載，天會九年（1131），“始分遣諸路勸農之使者。乏耕牛者，給以官牛，別委官勸督田作”[4]。大定三年（1163），世宗“詔戶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詣諸路猛安謀克勸農及廉問”[4]。金世宗在與大臣論政時說：“朕曾語卿等，遇豐年即廣糴以備兇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為國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耶。今既不給，可于鄰道取之以濟。自今預備當以為?！盵4]。世宗此言提出了荒政中重要的防災措施，豐年儲備糧食才能應對災年。大臣路伯達向世宗進言：“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采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谷，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盵4]說明金代君臣都已充分認識到了備糧儲粟是應對救荒的重要辦法。農業的發展基礎是有足夠的耕地和勞動力，女真皇帝雖都保留了打獵騎射的習俗，依然提出了眾多保護耕地的政令。熙宗皇統八年（1148），“罷來流、混同間護邏地，以予民耕牧”，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遣刑部尚書紇石烈婁室等十一人，分行大興府、山東，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宮籍監、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授給遷徙的猛安謀克戶，而官得其租?！贝蠖ㄊ辏?170），世宗“禁侵耕圍場地?！笔荒辏?171），世宗準許在牧地外圍耕種。[4]在保護農業人口方面，紇石烈良弼認為“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畜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眾，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眾，故一遇兇歲而民已病矣”[4]。世宗深以為然，于是下令懲處那些不事生產之人以保障農業生產的質量。章宗曾“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務本廣儲之道”。明昌元年（1190），“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為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為僧、道者”[4]。章宗及大臣認為百姓應以農為本，商賈、僧道等不事農桑群體的人數量應受到限制。

（二）廣積倉儲

中國古代歷來重視倉儲。漢代大儒賈誼曾說：“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7]南宋董?！毒然幕蠲駮分刑岬?，“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8]。我國古代歷史上的糧倉種類繁多，倉儲制度都存在不同改良。金代的倉儲類型主要是常平倉與和糴倉兩種，早在金初，已經有了為防備災害而設立的倉儲?！督鹗贰な池浿尽份d：“太宗以歲稔，官無儲積無以備饑饉，詔令一耒賦粟一石，每謀克別為一廩貯之?！盵4]世宗年間亦有關于備糧賑濟的記錄，大定十年（1170），世宗在與戶部眾官訓政時就曾提到設倉儲糧之事，“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赍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后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為。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于它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為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贍，設有緩急，亦豈不有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4]。此時世宗已意識到不置常平倉在社會管理中可能會出現諸多不便，在需要賑濟時往往無法就近取糧，導致政令施行的時效性無法保證，人力物力在周轉中大量浪費。廣積糧，在災荒時才能有糧可用。因此，對農民的政策也并非是一味的減免賦稅，在豐年也要恢復原有制度豐富糧食儲備。大定二十六年（1186），尚書省以“恐廩粟積久腐敗”為由，奏議請減免農民租稅，但是遭到朝中多數大臣的反對：“臣等議……河東及鄜延兩路稅頗重，遂減五十二萬余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東瘠地又減之。今以歲入度支所余無幾，萬一有水旱之災，既蠲免其所入，復出粟以賑之，非有備不可。若復欲減，將何以待之。如慮腐敗，令諸路以時曝涼，毋令致壞，違者論如律”[4]。世宗最終聽取了多數人的建議，沒有同意減薄租稅的奏請，保障了倉粟的來源。

（三）建設水利

水利工程的建設有益于農業的發展。由于金朝對農業的格外重視，所以將各地水利建設情況納入地方官員的考核之中。章宗明昌六年（1195）水利工程建設成為定制：“縣官任內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謀克所管屯田，能創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匹，其租稅止從陸田?！盵4]修筑水利工程一方面保證了農作物的灌溉，有利于糧食產量的穩定增長，也使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物質基礎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水利河渠的修筑也是水路交通的一部分，便于在災荒年間將各地的糧食和物資轉運到需要的地方，使糧食價格得到抑制，對金代的救荒活動產生了積極影響。

（四）筑壩治河

黃河決口是金代大規模水患爆發的主要原因，金王朝對治理河患可謂是傾盡全力?！督鹗贰ず忧尽份d，金代大規模筑壩治理黃河共有四次。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河決王村后”“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大定十二年（1172）尚書省根據檢視官實地察看的報告：“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勺院雨帍V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筑堤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盵4]朝廷派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紇石烈邈監護工作。大定十七年（1177）“河決白溝”，尚書省奏請“修筑河堤，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工”，朝廷下令于次年二月“發六百里內軍夫，并取職官人力之半”[4]，其余征集民夫充役，并委任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蘇督工。大定二十年（1180），“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朝廷根據檢視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輝者的報告，下令“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筑堤以捍湍怒，計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余，日役夫二萬四千余，期以七十日畢工”。因為此次修筑工程規?？涨?，世宗皇帝還下詔免筑堤役夫賦稅。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工部上疏：“營筑河堤，用工六百八萬余，就用埽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余萬工當用民夫”[4]。金朝統治者對黃河的治理主要措施是修堤筑壩，在當時這是最直接也是最簡單有效的方法，數次治河動用了朝廷及民間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預防水患的作用。

二、治標政策：災中救濟

所謂治標政策又被稱為臨災救荒，本文將其分為馳力舍禁、賑濟、滅蟲、調粟、勸分與納粟鬻度牒五項主要措施論述金代救荒中的治標政策。

（一）馳力舍禁

早在周代已存在十二項荒政措施?！吨芏Y》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盵9]馳力與舍禁都是較為重要的救荒措施，金王朝亦有采納。馳力意為止息勞役，即減少、免除民間力役。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賜燕京役夫帛，人一匹”[4]。章宗明昌年間，為準備伐宋，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筑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為風沙所平，無益于御侮，而徒勞民?！薄皠诿裰?，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為便?！盵4]舍禁意為解除封禁山澤的命令?！吨芏Y注疏》注曰：“山澤所遮禁者，舍去其禁，使民取蔬食?！盵9]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都有封禁山澤、禁采礦藏的命令，但在一些重大災害發生時，政府就會采取適度的寬松政策。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詔金銀坑冶，聽民開采，毋用收稅”[4]。馳力舍禁等臨時救災政策的開放給災民提供了新的生存機會。。

（二）賑濟

依據相關史料，可以將金代賑濟活動按照賑濟施行的情況分為三類：一是，在災荒年間賑濟災民；二是，在正常年份賑濟貧民缺食者；三是，災害時以工代賑。

賑濟災民，多以開倉放糧為主。金朝統治者在自然災害發生后為解決災民的生存問題，通常會下令賑濟受災民眾。太宗天會二年（1124）泰州水患，“發寧江州粟，賑泰州民被秋潦者”[4]。世宗及章宗年間水災多發，金朝政府在水災過后多對受災較重地區的百姓加以賑恤。大定十一年（1171）“命賑南京屯田猛安被水災者”[4]。大定十三年（1173）“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饑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10]。大定二十五年（1185）“鄭、蔡、潁等州大水，命賑恤之”[10]。章宗明昌四年（1192）“賑河北諸路被水災者”[4]。除政府賑濟之外，官員個人也有賑濟災民的行為，《武威郡侯段鐸墓表》載：“時旱魃為虐，民賒死，嘯聚綠林。公（段鐸）惻然垂憐，偏加賑濟。民由是免害，而盜亦潛息”[11]。東平行臺嚴武叔，“是冬大饑，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僵尸為之蔽野。公命做糜粥，盛之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4]。

賑濟貧民，金初貧民多以移民內地的猛安謀克戶為主，金中后期多為社會底層的缺衣少食之人。金王朝對猛安謀克較漢地百姓格外優待，以減價出糧和直接給糧、給牛為主。大定三年（1163），“賑山西路猛安謀克貧民，給六十日糧”[4]。大定九年（1169）“以大名路諸猛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出之?！贝蠖ň拍辏?169）；“詔賑臨潢、泰州、山東東路、河北東路諸猛安民”[4]。大定十二年五月（1172）“命賑山東東路胡剌溫猛安民?！t給西北路人戶牛?！盵4]大安二年（1210）因大旱，衛紹王“下詔罪己，振貧民缺食者”[4]。

災害后亦有積極應對措施——工賑。春秋時期即有工賑?！褒R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為民先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臺城，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盵12]金代救荒時也有此舉，用工筑堤，加固堤壩的同時又能賑濟水患地區災民。章宗明昌四年（1193）“有司言修漳河堤埽計三十八萬余工，詔依盧溝河例，招被水闕食人充夫，官支錢米，不足則調礙水人戶，依上支給”[4]。衛紹王大安二年（1210）“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饑民修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盵10]以工代賑作為一種救荒手段在當時無疑是較為科學的，這不僅給災民提供了勞動生產的機會、得到了一定的收入，且興修水利、筑堤固壩也有利于防御災害的發生。

（三）滅蟲

蝗災對農業生產有著巨大威脅，金代君主對蝗災的重視程度極高。章宗時頒布了捕蝗相關法律，“蝗蟲生發坐罪法”和《捕蝗圖》，足見金王朝對捕蝗滅蟲的重視程度。不僅皇帝重視捕蝗滅蟲，地方官員也用各種措施治理蟲害。大定二年（1162），“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4]。完顏宗寧以獎勵激勵災民滅蟲，收效甚佳。宣宗因知各地捕蝗者懈怠，著令主管官員嚴格加以督促，“朕在潛邸，聞捕蝗者止及道傍，使者不見處即不加意，當以此意戒之”[4]。對待治蝗不利的官員通常有較為嚴厲的懲罰，而執行不利的官員也會自行上疏請罪。大定三年（1163），大興少尹梁肅因捕蝗不利被貶為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大定九年（1169），右三部檢法官韓贊以捕蝗受賄被貶官除名。[4]金朝在選派官員為捕蝗使的同時，也頒布獎勵政策鼓勵民間捕蝗。大定二年（1162），會寧蝗災，時任歸德軍節度使的完顏宗寧就以獎勵賞賜之法鼓勵受災民眾捕蝗，“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4]此法一出，果然數日捕絕。章宗還將根治蝗蟲幼蟲的辦法告知負責滅蟲的大臣：“雨雖沾足，秋種過時，使（民）多種蔬菜猶愈于荒萊也?；闰镞z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菽麥，諭百姓使知之?！盵4]因缺乏治理蝗災的科學措施，面對蝗災時的無能為力，人們最終還是會祈求上天收回災害，因此金代還出現了許多祭蝗文，最著名的當屬金代文學家元好問所作的一首《祭飛蝗文》：“粵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魯公中牟，今為異政。貪墨汝罰，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于陸陳。吏實不德，民則何辜。歲或兇荒，轉死誰救。敢殫志愿，神其憫之”[13]。

（四）勸分與納粟鬻度牒

勸分是救荒賑濟中的重要措施?！皼r荒政之行，當以賑濟為主，勸分為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后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盵14]黃震提出：“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也。損有余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盵15]勸富民分粟作為鄉村社會中輔以王朝救濟為主的救荒方式，是儒家治世思想中大同社會的實踐。宋代在制度上也有新的發展，“勸分”成為官府通過以爵位官職、優惠價格、免役等條件為號召，鼓勵或激勵富民、士人、商賈等有力之家將儲積的糧食拿出來賑濟、賑貸和賑糶災民的一種救荒補助辦法。[16]金代在災荒年間多次納粟補官、鬻度牒。金代納粟補官法始行于熙宗朝，《金史·食貨志》記載：“熙宗皇統三年（1143），陜西旱饑，詔許富民入粟補官”[4]。世宗大定二年（1162）又行納粟補官法，以此增加官方儲備糧食的總量，便于在災年時賑濟百姓。

表1 金代勸分、納粟鬻度牒與救荒賑濟一覽表②

宣宗貞祐年間，大興府胥鼎提出應議定納粟補官賞格。[4]入粟補官、買賣度牒雖為救荒賑濟儲備了一定的物質及資金基礎，但是其弊端及負面影響顯然是不可忽視的。入粟補官法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官員隊伍的冗雜和混亂，為金末官場腐敗、政治混亂埋下了隱患。買賣度牒也破壞了佛教、道教在百姓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元人作史時有評曰：“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4]。

三、補救政策：災后安民

自然災害的發生會導致諸如流民、農業荒廢、稅收不穩和財政匱乏等社會、經濟問題。因此，朝廷在災害發生后的治理工作上必須十分重視，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統治機制的正常運轉。金代災后主要實行賞賜、蠲減、安輯等補救措施。

（一）賞賜

其一，賞賜災民。金代自然災害多發，金代自然災害頻繁，賞賜也是統治者災后安民的主要舉措，如賞賜災民耕地、耕牛、糧食、種子等。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詔南京、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津濟錢，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盵4]。章宗明昌元年（1190），諭旨有司曰：“瀕水民地，已種蒔而為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對給?！盵4]其二，賞賜貧民及鰥寡孤獨者，《金史·百官志》載：“天壽節設施老疾貧民錢數，在都七百貫，諸京二十五貫”，“諸孤老幼疾人，各月給米二斗、錢五百文，春秋衣絹各一匹?！盵4]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詔給西北路人戶牛?！盵4]金朝統治者也對社會上的鰥寡孤獨者關愛有加，根據《金史》記載，幾乎每一位金代的帝王都曾有過賑恤鰥寡孤獨者的行為?；式y元年（1141），熙宗“詔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絹二匹、絮三斤”[4]。世宗、章宗時期對鰥寡孤獨者的賑恤最為頻繁：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82）恤民詔書中稱：“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弟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蠧民害政之事一切罷行”[10]；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又下詔賑恤鰥寡孤獨者，“賜內外官覃恩兩重，三品已上者一重，免今歲租稅，并自來懸欠系官等錢，鰥寡孤獨人絹一匹、米兩石”[4]；明昌元年（1190）章宗下詔，“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恤?！盵10]優待、免稅、賞賜生活物資，金代對鰥寡孤獨者政策上的特殊照顧體現了統治者施政理念中的人文關懷。

（二）蠲減

蠲減賦役是金代賑恤災荒的主要手段之一。世宗大定年間水旱災荒頻發，受災地區廣、受災人口多，世宗曾多次下詔在災害地區實行蠲免。梳理史料也發現金代的相關記載中，世宗一代蠲免最多。世宗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賦稅”；大定六年（1166）“以河北、山東水，免其租”；[4]大定九年（1169）“以中都等路水，免稅，詔中外。又以曹、單二州被水尤甚，給復一年”；[17]大定十二年（1172）“以水災免南京、河北等處去年租稅”；大定十六年（1176）“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4]大定十七年（1177）“免河北、山東水災區田租”。[18]世宗在位28 載，共詔蠲減13 次，平均每2.1 年即有一次。

金朝君主雖有減免賦稅旨意，但在執行之中難免有貪污瀆職等情況發生。宣宗興定四年（1220），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奏，“亳州大水，計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而已。詔命治三司官虛妄之罪?！盵4]因此，尚書右丞相術虎高琪奏：“凡監察有失糾彈者從本法……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并的杖?！盵4]救災政策執行不利、貪腐及瀆職，仍是金代救荒賑濟中的重要弊端之一。

（三）安輯

農業是中國古代國家經濟的基礎，每遇災荒，金王朝也對受災荒所害的人民實行安輯政策。第一，安輯災民。自然災害嚴重時會給農業及農業人口帶來毀滅性打擊，災荒中的饑民無力自存，甚至淪為奴婢。金王朝有開倉賑濟、幫助贖身、撫恤安置死傷災民等措施。海陵王貞元二年（1154）京兆大旱，民皆難食，雖已下詔賑濟災民，“仍詔數州年谷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10]。大定十二年（1182），平、薊二州旱蝗災荒嚴重，災民流離失所，多淪為奴婢，世宗聽聞民間情況深感憐憫，即命“可速遣使閱實其數，出內庫物贖之”[4]。大定二十一年（1191），“河東南路地震，平陽，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眾。詔官給錢瘞奠，優恤死傷之家”[10]。第二，安輯流民。自然災害的發生不僅使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同時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隱患。為了保障受災地區流民的生存及周邊各地的穩定，金王朝采取了許多安撫措施?；式y四年（1144），由于陜西、蒲、解、汝、蔡等處饑饉嚴重，民多流離，甚至淪為奴婢，熙宗詔：“流民典雇為奴婢者，官給絹贖為良，放還其鄉”[4]。大定三年（1163），因蝗災泛濫，世宗下旨：“詔臨潢漢民逐食于會寧府濟、信等州”[4]。大定十六年（1176），“詔諸流移人老病者，官與濟養?！盵4]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以河東南、北路提刑司言，賑寧化、保德、嵐州饑，其流移復業，給復一年”[4]。

四、金代荒政的歷史特征

遼宋金時期是中國古代自然災害多發期，金朝統治地區主要在中國東北及黃河以北的大部地區，該地域處于我國歷史疆域的最北方，自然氣候更為寒冷干旱，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影響也更嚴重。受氣候環境的客觀條件影響，在金代救荒實踐中，前代的荒政經驗運用于此或許奏效不顯，金朝的統治者們必須依據現實情況進行新的探索。在主觀和客觀條件的共同推動下，金代的救荒活動呈現出一些獨有的特征。

（一）融合性

在救荒措施和救荒思想上，金朝在本民族傳統習俗上融合了中原的政治文化，形成一種獨特的荒政理論。陳學霖認為：“金朝女真帝王自世宗皇帝始，在應對旱災和救荒時，在中原漢文化的影響下，已經汲取中原的禮俗典制和政治體系，并逐步改進，到章宗時期便發展成為一套成熟的模式，為后繼諸帝奠定了基礎?！盵19]金代的救荒思想由多個源流發展而成，不僅如此，金代的民間救荒有所發展，并逐漸趨近于兩宋模式。僧、道等宗教人士在救荒活動中參與程度提高，官府聯合宗教人士充分利用寺廟的經濟職能。此外，發揮工賑在災后安置中的作用，養濟院等民間自發性臨時救荒機構的設立也是金代救荒開始進步、轉型的表現。

（二）矛盾性

金代的救荒政策中存在著天然的矛盾性?！督鹗贰窞樵怂?，《金史·食貨志》中評價金代荒政曰：“金之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榷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敕，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4]。這充分表明了金代中后期以來在救荒治民這一社會問題上出現的問題和矛盾：金朝政府一方面為保護農業人口限制僧道數量，另一方面為填補救荒賑恤所消耗的銀錢而鬻賣度牒。金朝歷代君主雖常有救荒恤民的詔令，但在政令下達和執行的過程中往往出現貪污腐敗、執行不力等情況。

（三）多樣性和計劃性

金朝官府的救荒活動呈現出多樣化特點，在救荒的過程中能根據災民所需和各地情況，基本做到因地制宜，以滿足受災百姓的衣食錢谷之需。據前文所述，賑濟百姓和減免賦稅成為救荒治民的通用法則。金朝政府的救荒措施已經具備了一套成熟可操作的流程，從災前的防災抗災，災害發生時的救災恤民，到災后的補救安民，可以說對災害的預防、對抗和善后處理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應對措施，這無疑體現了金代在社會治理中的進步和發展。

五、結語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金代的荒政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不論是賑濟措施還是防災措施都只是依靠朝廷的經濟支援或民間慈善人士起到暫時緩解的作用，解決問題的方法并不具備持續性。金朝中期國力強盛之時這樣的治標政策尚且可行，到了金朝末年，國力日衰加之對宋的南征和與蒙古大軍的周旋，金朝官府再無多余的精力和財政來支持救荒活動，往往有心無力。天災兵禍、民生多艱，最終導致政局不穩、民亂頻發，加速了金政權走向衰落。但總體來看，金代的荒政實踐不僅體現了其對中原儒家政治文化的認同和借鑒，也體現了多民族政治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注釋：

①相關研究成果參見：陳學霖.金朝的旱災、祈雨與政治文化，見《漆俠先生紀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 年；周峰.金代的賑災與救濟，見《北方文物》，2001 年第1 期；武玉環.金代自然災害及其對策，見《社會科學戰線》，2010 年第11期；金代自然災害的時空分布特征與基本規律，《史學月刊》，2010 年第8 期；金代的防災救災措施述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 年第4 期；論金朝的防災救災思想，《史學集刊》，2010 年第3期；論金朝防災救災體制、對策與賑濟措施，見《遼金史論集（第十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②本表史料均出自《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