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之研究述評*

紀萍萍,任健伍

(北方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14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來,我國城市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在城市數量、城市規模、城市人口以及城市現代化水平等方面,有了長足發展。與此同時,快速推進的城市建設也逐漸暴露出城市治理存在的諸多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城市治理,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并對如何解決突出存在的問題作出了重要批示。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論述,明確了城市發展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深刻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發展規律,很好回答了城市建設發展依靠誰、為了誰的根本問題,以及建設什么樣的城市、怎樣建設城市的重大命題,引領新時代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也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學者們主要從理論來源、核心理念、實踐內容、價值意蘊等方面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論進行了研究。梳理當前學術界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檢視當前研究中的不足,對推進我國城市從管理到治理,對在城市建設中落實二十大部署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理論來源

國內學術界在2019年開展了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研究,此后,相關研究陸續出現。學者們認為,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既有深邃的理論淵源,也有豐富的現實基礎。

(一)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理論淵源

荊蕙蘭和史澤源認為[1],習近平關于城市建設的重要論述,源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城市觀的運用、對中華傳統城市建設智慧的傳承、對人類優秀城市文明成果的借鑒,以及對黨的城市建設思想的發展。如文中指出,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就明確指出,要想實現城鄉從對立走向融合、實現“城市病”的根治,“只有按照一個統一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于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2]。習近平在領導城市建設的過程中,尤為注重城市的協調平衡布局問題。一方面,他提出根據各城市現有人口規模,制定不同的城市落戶政策,實現人口在各城市的均衡配置。另一方面,以城市群為主要載體,大力推進城市在國家層面的協調平衡布局。劉呂紅、李紹軍認為[3],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是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理論根基,中國共產黨城市建設理論是其理論基礎,中華傳統城市建設智慧給予其文化滋養,國外城市建設前沿理念為其提供了思想借鑒。如文中指出,習近平同志始終強調堅持和借鑒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及法家依法治城思想等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建設城市,將城市融入自然,讓城市在回歸自然的同時,延續城市的歷史文脈,并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城市頑疾,不斷提高城市法治化水平。秦洪衛認為[4],習近平關于城市發展的重要論述繼承和發揚了馬克思城市發展思想、傳承和借鑒了中西方優秀城市文明智慧,且立足于我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取向,是應對我國城市發展所面臨問題而在實踐中形成的智慧結晶,體現了適用與實用的統一。

(二)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現實基礎

陳秋雄認為[5],1990年4月23日,習近平同志到任福州市委書記,在福州工作整整6年,在黨的建設、經濟社會戰略規劃、宣傳、統戰、僑臺、政研、雙擁、招商引資等方面,充分體現出其戰略思維和務實精神。其在城市工作方面,具有四大特點:一是在城市建設中十分重視遠大目標、長遠規劃;二是在城市建設中特別注重科學謀劃、集思廣益;三是在城市建設中非常注重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四是在城市建設中極其注重保護傳承歷史文脈。李玉梅、黃松江指出[6],習近平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期曾提出“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的命題,科學闡釋了城市發展中經濟與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強調城市是一個民族文化和情感記憶的載體,歷史文化是城市魅力的關鍵,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指明了方向。

學術界主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大方面研究了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思想淵源。從已有研究成果看,目前多數學者認同上述兩個來源,只是研究各有側重。就理論淵源而言,有的學者注重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即馬克思、恩格斯城市思想和基本原理方面進行研究;有的學者突出強調對中西方優秀城市文明智慧的傳承和借鑒;就實踐來源而言,有學者注重對習近平地方工作實際經驗的梳理和總結。但總的來看,相關研究成果數量較少,研究的系統性不夠。

二、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核心理念

習近平同志對城市工作的重要論述,有其核心的理念,目前研究者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闡述:即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以新發展理念為要求的城市治理理念,以生態文明思想為原則的城市治理理念。

(一)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

學術界比較一致地認為,“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發展道路”是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的核心理念。謝堅鋼等學者認為[7],以“人民城市”為核心理念,深刻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建設發展的根本立場與治理路徑,深刻揭示了新時代中國城市工作的宗旨與方針、主體與依靠、導向與重心、部署與規劃等等。王振坡等[8]在文章中指出,以堅持“以人為本”為首要前提,切實實現人民城市為人民,以統籌“五大關系”為核心內容,加快推進城市發展方式轉型,以遵循“兩大規律”為基本保障,貫徹落實“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

關于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的實現途徑和價值目標問題,魏崇輝認為[9],探索新時代人民城市建設發展的實踐路徑,需要充分發揮協商民主、基層治理、制度設計對人民城市建設發展的重要作用,不斷開創人民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劉洋認為[10],習近平關于人民城市的重要論述徹底超越了西式“資本至上”的城市發展思路,具有深刻的世界意義。胡凱雯指出[11],“以人為核心”的城市治理理念,要求在城市治理過程中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始終堅持城市建設“一切為了人民”,這是習近平城市治理重要論述之精華,也是我國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根本立場與價值取向。

(二)以新發展理念為要求的城市治理理念

“五大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在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系列論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指引我國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關于新發展理念與城市治理的研究,目前大多是地方政府和媒體對學習和實踐該理念的應用型報道,學術界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從宏觀和學理上闡述新發展理念對城市治理的全方位指導意義,以及對城市治理提出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上。

范銳平認為[12],堅持創新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協調發展,加快建設區域協調發展示范城市;堅持綠色發展,加快建設美麗宜居公園城市;堅持開放發展,加快建設國際門戶樞紐城市;堅持共享發展,加快建設高品質和諧宜居生活城市等等?？苡杏^認為[13],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建設智慧生態城市。倪鵬飛等人認為[14],基于新發展理念,遵循發展水平測度的相關原則,可以構建由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綠色生態、開放互聯和基礎設施等六個分項組成的指標體系,并結合國家頒布的最新城市規模劃分標準,對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萬的69個樣本城市的綜合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結果表明,全國大城市綜合發展水平極化現象較為嚴重,中國城市發展和轉型需要注意各層級和方陣間的平衡與充分發展,各大城市需遵循“揚長、補短、抓關鍵”的原則,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提升自身綜合發展水平。

(三)以生態文明思想為原則的城市治理理念

范銳平認為[15],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以綠色為基調,以節能環保為導向,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核心的生態發展觀,是我們建設綠色城市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和根本遵循,對城市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陳存根指出[16],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最新發展,是我們黨和中華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認識的一次歷史性飛躍,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自然觀超越了片面的人類中心論。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大力推進綠色城市建設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時代戰略任務,努力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城市建設道路。

公園城市是以生態文明思想為原則的城市治理理念的生動體現。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對當前乃至未來城市理想形態的積極探索與具體實踐,也是關于城市公共空間發展的重要認識與實踐。2018年2月11日,習近平同志在天府新區考察時,首次提出了建設公園城市的理念,特別指出“要突出公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17]。成都作為公園城市的首提地,對堅定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將建設美麗宜居公園城市作為城市未來發展的戰略定位,進行了一系列理論探索、政策創新、制度設計,科學組織重大生態工程建設,堅定推動生態價值創造性轉化,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范區。葉胥等指出[18],公園城市是習近平關于城市發展的重要論述與成都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發展邏輯,是經濟新常態下城市發展的新模式,充分彰顯了五大新發展理念。張云路等[19]在論述習近平新時代生態文明思想內涵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融入我國公園城市的重要意義,通過從單一到系統、從普適到特殊、從建設者到使用者、從獨立到融合、從傳承到發揚等方面,重點闡述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下公園城市建設的內涵,并以推動新時代我國公園城市建設和人居生態環境建設長遠發展為目標,從價值觀念培養、操作體系構建、空間體系完善、評價標準制定、傳統文化傳承和反饋機制協調六個方面,提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下的公園城市建設路徑?？苡杏^[13]從智慧城市建設的角度,闡述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城市治理的緊密關系,認為遵循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

學術界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核心理念研究,主要是圍繞“一個中心、一個要求、一個原則”而展開的,即以人民為中心、以新發展理念為要求、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原則進行解析和闡釋,內容層次性較強,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是,對三者的關系與內在邏輯尚未有系統性把握,需要在這方面加強;同時,有些研究成果在總體內容上存在重復性較高的情況。

三、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實踐指導

關于習近平城市工作系列論述的研究,在城市工作實踐方面,主要涉及城市規劃與管理實踐、智慧城市建設實踐、城市文化建設實踐、城鎮化建設實踐等內容。

(一)關于城市規劃與管理的實踐

習近平同志對城市規劃與管理的總體性和系統性方面十分重視,多次就京津冀、上海、深圳、雄安等地的發展作出指示。張瀟爽在文中指出[20],總書記關注的首先是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其次解決思想觀念問題,必須做好分工協作,做好城市的空間規劃,進行生態綜合治理,實現交通等一體化、協同化,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王學勤、楊奎等[21]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對北京城市副中心進行考察的過程中提出“規劃、建設、管理都要堅持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落實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的要求”[22],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北國大地的生動實踐,規劃和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是這一思想指導下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王芃認為[23],城市規劃引領服務城市發展,指導保障經濟建設,決定城市為居民提供公共服務保障的質量和水平,直接關乎居民生活、生態安全、環境品質、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和嚴肅的政治責任,是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制度手段。要按照總書記的要求,把握處理好戰略定位、空間格局、要素配置幾者之間的關系,做到“服務保障能力同城市戰略定位相適應,人口資源環境同城市戰略定位相協調,城市布局同城市戰略定位相一致”[23]。

同時,習近平同志在城市管理方面特別重視精細化、智能化管理。習近平強調“提高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要求城市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著力建立精細智能的城市管理體系,推動城市精細化管理能力的進一步提升,使城市管理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趙功指出[24],以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引,充分認識新時期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新形勢新要求:堅持精治為重,大力推進背街小巷環境整治提升;堅持共治為主,努力形成全社會積極參與的良好聲勢;堅持法治為先,全力培植依法管理城市的法治環境。王偉、楊崇祺[25]從習近平總書記對首都城市建設管理的指示出發,認為“建設什么樣的首都”“怎樣建設首都”等重大問題,蘊含著約束條件、核心變量、治理路徑、關鍵主體、評分標準的系統邏輯:即明晰邏輯起點,劃定約束條件;揭示核心變量,找準發力標的;創新治理路徑,探索新型模式;統籌關鍵主體,提供力量源泉;闡明評分標準,樹立價值導向。

(二)關于智慧城市建設的實踐

習近平同志赴浙江考察時,在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指出,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為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26]?？苡杏^認為[27],實際參與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我國城鎮化進程,發現可持續發展的智慧城市是智慧生態城市,現代生態城市也是智慧生態城市。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動力極化現象日益突出,經濟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趨勢比較明顯,更需生態優先,智慧發展,弘揚OA理念,規劃建設“智慧生態城市群”。王春林探討了習近平關于智慧城市建設重要論述的三重維度[28],他認為受全球城市發展潮流的影響,構建綠色、安全、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成為新時代我國城市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議題。從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的相關論述來看,智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不僅要依托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更應堅持把創新放在首要位置來進行建設,“智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要凸顯創新,以解決發展的動力問題?！﹦撔抡哌M,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29]。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關于智慧城市建設和發展等方面的重要論述,對于抓好我國新時代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促進城市的和諧、可持續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

(三)關于城市文化建設的實踐

習近平同志在城市文化建設上,首重文化遺產保護。他在地方工作期間,十分重視文化建設,注重保護當地的文化遺產[30]。他關于城市治理中的文化保護思想與指示,在各地城市建設中得到廣泛響應,也有多位學者就此展開研究。李林森撰文指出[31],正確對待城市文化遺產,是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2014年2月,習近平視察玉河時,提出了“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重要論斷,指導各地政府處理好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和城市改造開發的關系,堅持“‘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基本原則,傳承歷史文脈”[32]。習近平“城市文化遺產”重要理念面向“十四五”期間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重大命題,立足全國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的具體實踐,從文化特征、社會價值、啟示意義三個層面作出價值判斷,就基本原則、方法理念、主體責任三個方位構建邏輯體系,點明核心要義。這一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遺產理論體系的繼承和創新,為城市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工作指明方向,為新時代城市現代化建設闡明了思路,有助于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同志把城市文化建設作為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高紅雨、呂冬冬[33]從習近平城市文化重要論述在雄安新區建設中的體現出發,認為文化是城市的真正靈魂,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城市是文化的集中載體,是文化發展的排頭兵,影響著文化的前進方向。隨著我國整體發展進入新時代,文化建設在國家發展的總體布局中地位愈發突出,因此,城市文化建設成為影響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新時代城市建設應當以習近平關于城市文化重要論述為指導,認識城市文化發展的歷史和現狀。結合雄安新區的總體規劃,應當注重雄安的傳統歷史文化、紅色革命文化、地區民俗文化的保護和傳承。雄安新區建設需要總結以往城市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培育人民性、生態性、包容性、創新性的優秀城市文化,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旗幟打造城市建設示范區。郗志群、熊志鵬指出[34],北京市委市政府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結合功能疏解,集中力量打造城市副中心,做強新城核心產業功能區,做優新城公共服務中心區,構建功能清晰、分工合理、主副結合的格局”[32]的指導意見,實施推進了通州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在大力加強運河文化挖掘與文脈梳理的基礎上,逐步實現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合力打造水城共融的建設目標。

(四)關于城鎮化建設的實踐

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鎮化是中國特色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側面,我們黨在新時代堅持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格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城鎮化和城市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是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遵循。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強調,“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35]。習近平早在浙江工作時就從全面建設惠及全體人民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提出了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思想,如今這個戰略思想在全國的生動實踐中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36]。王芃認為[23],2016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7.35%,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在我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傳統農業大國實現城鎮化,是歷史性的重大變革。在城市人口和經濟規模占比均超過農村及發展進入“城市時代”的重要轉折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對我國發展階段的正確判斷和形勢任務的科學分析,基于對城市發展規律的歷史認知和城市工作重要性的深刻認識,將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何紹輝認為[37],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需要發揮城鎮化的重要引擎作用;推進城鎮化、做好城市工作,走正城鎮化路子,就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統籌好城市發展中的基本關系、搞好城市治理的“繡花”功夫、扎實推進城鎮化建設的重點任務[38]。

多數學者認為,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實踐內容是緊緊圍繞新時代“實現什么樣的城市治理、怎樣實現城市治理”等核心問題而展開的,其既有豐富的時代內涵,又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既有前瞻性的頂層設計,又有細致的制度謀劃,同時注重科技手段與人文精神的結合。但是,作為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重要內容,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把研究重點聚焦在實踐內容的某一方面,少有從系統性、全面性上的整體把握,鮮見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深入闡述。故此,對這些方面研究的缺失與不足須引起重視,以期進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四、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價值意蘊

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設發展依靠誰、為了誰的根本問題,以及建設什么樣的城市、怎樣建設城市的重大命題,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一)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理論價值

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論述,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了我國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價值理念,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深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城市建設規律的認識,提升了中國共產黨對城市治理的理論自覺。

秦洪衛[4]著重對習近平關于城市發展重要論述的理論特質和時代價值兩個方面進行了闡述。他認為,在理論特質上,習近平對我國城市發展認識經歷了從理論創新到頂層設計、從地方實踐到國家戰略布局的不斷深化歷程,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觀點。習近平關于城市發展重要論述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蘊含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展現著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彰顯了邏輯與歷史的統一,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實現了實然與應然的對話。在時代價值上,他認為,習近平關于城市發展的重要論述是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對我國城市發展規律、形式特點進行審慎思考的基礎上形成的成熟理論體系,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特質,對于深刻認識和理解城市發展規律、推動城市發展邁向更高質量,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即明確城市發展價值追求,破解社會矛盾;探索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提升城市發展質量;在世界發展中體現中國擔當,貢獻中國智慧。

劉呂紅、李紹軍認為[3],習近平關于城市建設重要論述體現了城市工作的中國智慧,科學詮釋了新時代城市的性質和功能,系統回答了我國城市建設的目標、立場和原則,全面闡明了城市建設的治理邏輯、內在要求和國際視野,著重強調了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其內涵豐富、思想深刻、邏輯嚴密,是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這套理論體系指出了城市的性質功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建設目標(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根本立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建設原則(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治理邏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內在要求(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國際視野(大力開展國際友好城市工作)、領導力量(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等,這一重要論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城市思想和中國特色城市建設理論,為新時代我國城市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為當今世界各國城市建設提供了中國智慧。

(二)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實踐價值

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論述是指導新時代中國城市工作的根本遵循,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產生了重大的實踐成就,并將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建設新發展。

王振坡等認為[8],習近平關于城市發展的重要論述是知行合一的積累與升華,是其在基層到中央的長期工作中不斷探索與實踐取得的。習近平關于城市發展的重要論述是其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對我國城市發展的新背景、新趨勢和新特點進行審慎思考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是新發展理念在城市建設與發展方面的具體應用,是當代中國城市發展的指南。其明確了城市發展“為了誰”的價值追求,對社會主要矛盾歷史性變化做出應答;回答了如何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問題,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道路;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落實“生態文明”的堅定決心,體現了世界認同中的中國擔當。另一些學者認為,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實踐價值,充分體現于中國各地的城市治理工作成效。如,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思想與實踐[39],關于新時代首都城市精細化管理[40]、高質量發展問題[41],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問題[21],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的建設實踐,開創了新時代我國城市發展的新路徑,成為我國新城市發展理念的試驗田,等等。

目前學術界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價值意蘊的研究,主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向度展開。從理論價值方面看,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在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城市建設理論的同時,深化和提升了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共產黨對城市建設規律的認識。從實踐價值方面看,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這些重要論述為新時代城市發展和建設提供了行動指南和實踐指引,對加強和提升各級政府進行城市建設指明了方向和路徑,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其不足之處在于,幾乎未有學者從新發展格局構建、城鄉統籌發展方面研究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重要價值,并且,關于其在世界城市發展理論中的意義和價值研究有待加強和深入。

五、關于習近平對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相關研究的評價

綜上,國內學術界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通過對系列重要論述的分析、闡釋,揭示了其理論來源、核心理念、實踐內容、價值意蘊等,為學界的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仍然存在一些短板需要重視和加強。

第一,研究的理論深度有待進一步加強。需要加強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關注熱度和研究深度的有機結合。目前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媒體報道、政府舉措、學術會議較多,但多停留于表面的文本宣傳,缺少對相關過程的持續跟進、結果展示、效用評價以及對此進行的深度理論闡釋,以致難以形成對重要論述的全面、深入的認識和把握。

第二,研究的系統性與整體性有待進一步強化。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是黨關于城市工作的科學認識論,也體現著黨在新時代推進城市工作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當前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研究,大多從上面四個方面中的某一方面展開研究,而沒有將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立場、觀點、方法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研究,尤其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存在空白,研究中缺少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覺。當前我國學界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將為我們繼續深入研究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提供更堅實的理論基礎和體系性參考。

第三,研究的實踐支撐有待進一步充實。一方面,一些學者的研究或者由于缺乏相應的城市治理經驗,或者缺少相關的調查數據,導致所采取的分析框架、理論闡釋及其結論較為空泛,對城市治理實際的指導與應用價值較為有限。另一方面,城市治理是一項涉及面很廣的系統工程,目前關于城市規劃、城市管理、文化保護、城市黨建等研究,無論是內容還是深度均存在明顯不足,尤其缺乏實際參與城市治理工作、有豐富經驗和實踐積累的工作者的研究文章。

第四,研究的視野和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展。目前的一些研究和闡釋的視角較為單一,多以國內現有領域和資源為基礎展開,缺乏足夠的有關世界城市發展歷史與思想史的認識、比較與研究;已有的某些研究存在概念表述和觀點相似度較高的情況,這是需要避免的。未來需要通過增加比較研究內容以進一步突顯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理論創新、中國特色以及時代價值等。

總之,目前國內學術界對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重要論述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有待進一步深入和加強,深入開展這項研究工作需要凝聚學界多方面力量從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斷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