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中封皮紙的形態及應用

王使臻

敦煌藏經洞所出的七萬余件寫本（含少量刻本）文獻的來源極其復雜，大量的佛經、佛典以及經、史、子、集四部文獻卻多以殘卷和殘片為。主體，約占敦煌文獻總量的十分之九。在這些原本就以殘卷和殘片形式保存的寫本里，還有一些以紙片或碎片形式保存的護封、裱紙等雜物，用于修補佛經所用。這些裱紙雜物里，就有唐宋時代的人所用的信封—封皮紙。

封皮紙，即今日的信封。西方郵政制度傳入中國之前，信封古已有之。信封不僅起著保密通訊的作用，還是信件在寄收雙方之間傳遞的重要環節。信封在秦漢時稱“檢署”，唐宋時稱“封題”，近現代才稱“信封”。出土文物顯示，在以簡牘為書寫載體的秦漢時期，最常見用木檢封緘書信，又稱“檢封”。檢封，即在木牘之上加一木板，以繩縛之。此木板名曰“檢”，大小約與木牘相近，用來掩蓋住寫在木牘上的文字內容。即《釋名》所言：“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蹦緳z的兩側刻線槽、表面鑿有封泥槽，是緘束的束繩通過和打結的地方。封泥即捺于槽內繩結之上，用于加蓋印章。這一完整的過程又叫“封”。在封檢上題寫收受木牘者的名字、地址或傳遞方式，則謂之“署”。魏晉之際，隨著書寫的載體由簡帛向紙變化，信封既有對簡牘時代傳統的繼承，又根據紙張的特性而發展出新創新。首先，簡牘作為書寫材料，依然保持著固有的地位，木檢信封仍然被大量使用，在新疆樓蘭出土有許多木檢實物。其次，魏晉時期，紙張已經被大量用作書寫載體，因此紙也被用來代替簡帛，既用于書寫，也被用來包裹書信，成為唐宋“封皮紙”的雛形。如在新疆樓蘭出土的晉代書信草稿上，往往發現在書信的背面上題寫有發信人及書信人的姓名，而有的姓名的題寫方式是以45°斜角書寫，有的封題姓名卻是直行書寫的。這種差異，應該視作紙質信封的新發展與新創新。

唐宋時期，盡管紙已經完全取代了簡帛的地位，但是木檢、函封等傳統信封依然保存，少量使用在一些特殊性的禮儀環境。紙張因其便捷性，大量地被用來在日常通信中封裹書信，古人稱之為“封皮紙”。在敦煌文獻中保存有數量較多的唐宋時期的書信及其封皮紙，對于研究當時社會歷史、文化，甚至是日常社會生活中信息溝通的實際情形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根據筆者的統計，目前在敦煌文獻里保存的封皮紙，其存在形態一般有兩種情形：一是封皮紙和封皮紙內的書信同時保存完好，二是僅僅殘留封皮紙或者書信?，F舉出兩例敦煌封皮紙實物，對其應用予以說明：

第一例是法藏敦煌文獻“肅州僧智藏和尚給沙州凈土寺僧正李和尚”書信、封皮紙均保存完好，但由于書信與封皮紙受到人為的擾動而分離開來，被法國國家圖書館分別編號為P.4005（見圖1）、P.5012（見圖2）。

圖2所示的封皮紙，高30.6厘米，封裹之后寬約3厘米，完全展開之后約寬11.6厘米，由此推斷五代后唐時期肅州僧智藏書信的封皮紙使用方法是：書信寫好后，卷成或折疊成大約3厘米寬的紙條，用一張高30.6厘米、寬約11.6厘米的小紙，封裹這張被折疊的紙條，直至封皮紙的兩端重合成一條縫線，然后在此縫線上書寫封題：凈土寺李僧正和尚 香案 肅州智藏封。用這種封皮紙能不能完全緊密地封住其內的書信？筆者的實驗表明，封皮紙外部可能還需要用線或繩纏繞才能使封皮紙緊密地封裹書信，起到類似于簡牘時代木檢兩側刻線槽內緘繩束扎的作用。

第二例是法藏敦煌文獻P.3438V“沙州官告、國信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王鼎啟狀”書信及封皮紙。P.3438V是四封寫于不同日期的書信粘連成的卷子，并被敦煌歸義軍官府以檔案案卷的形式保存（見圖3）。其中一件書信的封皮紙也被人為地分離了開來，封皮紙被保存于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中，編號為BD09522V（見圖4）。據國圖所編《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第106冊“條記目錄”記錄：封皮紙高22.5厘米，寬4.2+6.5厘米，封裹方式與第一例相同。

通過觀察P.3438V啟狀原件中的書寫筆跡，與BD09522V封皮紙上的字跡互相對照并加以復原，復原后的封題寫作“沙州官告國信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王鼎狀謹封”，BD09522V封皮紙正是P.3438V四件啟狀中的某一件啟狀的封皮紙，二者原本是一套。

封皮紙和封皮紙內的書信同時保存完好的情形，在敦煌文獻里只有寥寥幾例，更加普遍的情形是只殘有封皮紙，而這些殘留封皮紙絕大多數是以裱褙紙或者修補紙的形態，從各種佛經文獻的背面剝離或者揭露出來的。尤其是P.4516V封皮紙，正面為敦煌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時期雕印的《金剛經》中的一頁，背面（P.4516V）即裱糊一件封皮紙實物，在紙縫上封題“天皇后 書封”，并有一枚封緘印章蓋在“書封”二字之上（見圖5）。根據其封題及印章印文的特征，可知發件人是于闐天皇后，是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的姐姐。此封皮紙所封緘的書札必是從于闐傳入敦煌，后來封皮紙與書札正文分離開來，廢棄后的封皮紙被用于裝裱佛經。劉子凡在《唐代書信緘封考—中國人民大學藏和田出土書信文書為中心》一文中，發現無論是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書信文獻，還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所收藏的新疆和田出土的書信文書中，封皮紙的封題呈“縱向單行書寫的，且都押著緘封線題寫，展開后一行完整的封題會分作兩行殘字”，并指出P.4516V文書本來是裱糊在《金剛經》背面，被人裁剪過，不能看出是題寫在書信背面的封題。但其文字分作兩行的特點十分明顯，這是典型的直封封皮紙特征。

那么，以上這些修補佛經或者裱背用的封皮紙，在敦煌文獻中的存在有沒有意義呢？這些封皮紙，一些原本可能就是與原書信緊密保存在一起的（如敦煌文獻P.4005、P.5012，還有P.3438V和BD09522V），也可能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翻動時與原書信分離了開來。一些封皮紙可能在入藏敦煌藏經洞之前早就已經與原書信分離了，所以才被古人裱糊在佛經或文書的背面。這兩種情況都能反映敦煌文獻的原始狀況，因此對于認識敦煌藏經洞所出文獻的性質也是有意義的。

在以上殘留的、裝裱文獻的封皮紙里，最令人疑惑的卻是一類特殊封題的封皮紙。關于它封題的獨特形式，在藏經洞所出的幾種唐代《新定吉兇儀》的寫本中，雖然已經詳細地畫出了圖示示范（見圖6），卻依然令人費解。根據敦煌書儀文獻的圖示示范，周一良先生曾經對唐人書札的封緘方法作了饒有趣味的探討，認為唐代有封皮紙而無類似今日之預先糊制成筒狀紙袋的信封，且封皮紙相當寬大。周先生以敦煌書儀中的封皮樣式、結合日本古代書札的封緘方法，推測唐代書札是采取“折封”的方式：“即將信札裹在封皮紙里”然后封緘。但怎么按照圖6中的圖示用封皮紙對書信進行封緘呢？如果按照前述兩例封皮紙封裹書信的方式，肯定無法完成封緘。所以，這類特殊圖示和封皮紙自然有其特殊的封裹方式與方法。

幸運的是，近七萬件敦煌文獻里，恰恰就有如圖6所示的封皮紙實物存在，而且絕非孤例。最有趣的封皮紙實物是P.2555p1：它是從P.2555詩歌寫卷裱褙紙中剝揭下來的，呈長方形，長約38.9厘米，寬約15.9厘米（見圖7）。在距紙寬度的左端三分之一處（5.3厘米左右）寫有封題字5行，字跡在紙面上約呈45°角書寫，在最后二行封題字上殘留有一方官?。ā皻w義軍節度使印”）的痕跡。紙寬右三分之二部分是空白。

面對P.2555p1，學者們一開始并不知道它是封裹書信的封皮紙，直到日本學者赤木崇敏于2003年揭示了P.2555p1的性質是封皮紙，并初步做出了精彩的復原工作之后，才為人所知。他親自赴法國國家圖書館進行調查，測量了P.2555p1的長寬數據，圖示了P.2555p1紙上隱約的折紙痕跡及印章的痕跡，用試驗紙纏繞復原出了P.2555p1封皮紙的封筒形狀（見圖8），展示了5 行封題字原來是書寫在封皮紙的表里兩面的，即：表面是“謹上叔端公”，里面是“侄歸義軍兵馬留后隹鼎書至甘州涼州已來送上”。盡管赤木崇敏的工作是開創性的，但他的復原和試驗并不完美，沒有展現出P.2555p1封題字跡在紙面上約呈45°角書寫的特征，也沒有展示那些封題字到底是如何在一張紙上銜接并分居紙兩面的過程。筆者2007年進入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讀碩士時，在閱讀敦煌文獻的過程中，也注意到了P.2555p1上獨特的文字書寫特征。在受到《新定吉兇儀》上的封題圖樣上折角的啟發后，筆者做了如下的復原試驗：

第一步：先取一張長方形的大小與P.2555 p1相同的試驗紙，在紙寬度左起約三分之一（約5.3厘米）的地方折一道線，然后將折疊成條狀的信件裹在試驗紙內，沿折線方向用封皮紙的左邊折疊，直到折線的位置。

第二步：以封皮紙右端的兩個角沿45°向內折角，然后再沿45°向外折角，這樣封皮紙上下形成兩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第三步：將封皮紙沿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邊依次纏繞，將信件緊緊地包裹起來，最終形成一個長方形的信筒。在此信筒的正反兩面依次題寫封題字“侄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后□□書至甘州涼州已來送上”“□□端公”。（見圖9）

就筆者復原的試驗封皮紙來看，像P.2555 p1以封皮紙斜封書信，在封皮兩面題寫封題，蓋上印章之后，推測可能還要用線捆扎緊密之后才能完全包裹住里面的書信。在復原試驗論文發表之后，日本敦煌學者山本孝子博士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她于2014年2月親赴法國國家圖書館調查P.2555 p1封皮紙實物時，并沒有確認到原件上有明顯的折紙痕跡，因而認為赤木先生的復原比我的復原要更為妥當。我可以解釋為什么P.2555 p1封皮紙上看不到明顯的折紙痕跡了：因為封皮紙被拆開以后，就和原書信脫離了，作為有用的廢紙被用于裝裱、修補在P.2555唐詩長卷的背面了，在藏經洞內封存了一千年后才被伯希和攜往法國，法圖在編目整理時，才從P.2555唐詩長卷的背面剝離下來，編號為P.2555 p1。經過千年時間，封皮紙上的折痕變淺變淡，變得不明顯，是可以理解的。

文獻孤證不立，類似P.2555p1封皮紙特征的封皮紙，在敦煌文獻里還發現有P.2674 p4，它也是一張封皮紙，上面的封題字也是以45°角書寫的（見圖10）。只不過它的封題字在封皮紙的右端。表明它只是與P.2555 p1封皮紙的封裹方法有向左卷與向右卷之差別，但基本的封緘方式仍不變。依照前述的復原方法，P.2674 p4封皮紙不難復原其上的封題字為“僧政威覺書/壹角至 京/司宅”。

像上述P.2555 p1和P.2674 p4封皮紙，其封題字以45°角書寫的特征，和傳世文獻里記載的一種“斜封”文書可以互相對照。兩《唐書》皆記載唐中宗“墨敕、斜封授官”、《資治通鑒》卷250“懿宗咸通二年”記載宣徽使楊公慶出唐懿宗的“斜封文書”以授宰相杜悰?！段宕鷷す{表例》記載五代時期大臣的奏狀、奏章有“斜封”者。唐詩中也見私人之間往來時，不僅書信也可用封皮紙斜封，就連寄送禮物的禮盒也有用絹、布斜封者。如唐盧仝《走筆謝孟諫議贈新茶》詩有“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之句，就是詩人孟浩然將新茶作為禮物封裝于竹盒內寄贈朋友，再用白絹將盒子傾斜成一定角度纏繞，最后鈐上印章寄送的寫實記錄。類似的故事還有晚唐詩人韓偓。韓偓于唐昭宗龍紀元年進士及第后，曾作探花使，長安平康里的歌舞伎傾慕其才華，寄來繚綾手帛子相祝賀。韓偓寫詩回贈，首句云“解寄繚綾小字封”，顯然是將手帛子（手帕）用白絹等絲織品封緘在盒子里，白絹上寫有小字封題。證實唐人用絹、綾等柔軟的絲織品進行物品、書札的封緘是可信的。敦煌所出的唐五代經帙上也發現有斜封文字的實物。經帙，原本是封緘佛經的包裹皮。在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的、編號為MG.23083的唐五代經帙，長49.3厘米，寬47.4厘米，其上有斜寫的文字二行，以45°角書寫：摩訶波若第一帙/姜。編號為MG.23082的經帙，長49.5厘米，寬47.3厘米，其斜寫文字多達四行，以45°角書寫，從左到右為：道/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四帙/舊譯，按照斜封書信的方法，復原后就是：（從右往左書寫）“舊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四帙/道”?？梢?，唐宋時期用經帙在封裹佛經經卷時，也可以采用類似于斜封封裹書信的方法，表明斜封書信、斜封禮品盒、斜封佛經經卷等，在唐宋時期只是一種極其普遍的方法。紙、絹、布等在唐宋時代都可以作為封緘的材料而被廣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