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結構模型研究

賈紅果，高 華，張 娜，顧東東

(山東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青島 266590)

引言

行為安全管理是系統化工程，其目的是減少安全事故，方法是強化安全行為與消除不安全行為，在實際生活中，大多數安全事故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為引起的，所以行為安全管理的重點一般以預防不安全行為為主。

近年來，高等教育的入學率一直在快速增長，許多高校校園所承載的學生容量也達到了安全管理的極限[1]。 大學生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有效預防其不安全行為的發生是高校安全教育與管理工作面臨的一項長期任務。 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高校公共安全事故屢有發生，高校校園管理越來越復雜化，管理難度更是不斷提升，迫切要求及時調整管理方式，強化不安全行為防控，提升校園安全管理能力與水平。

目前，針對不安全行為成因的研究，我國學者從不同的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有的學者從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環境的因素、管理的因素和事故處置的因素5 個方面對大學生安全事故的成因進行了論述性分析，使人們對高校公共安全事故的主要成因有了初步的了解[2]；另有一些學者從某一方面對不安全行為的成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如從個體特征因素、組織環境因素、習慣性因素及安全監管因素入手，使人們對于不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3-8]；還有一些學者結合高校公共安全事故的類型與特點，從主客觀角度分析了事故多發的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預測預防方法[9]。 以上研究揭示了不安全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為指導高校公共安全事故預防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但是對于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各因素對不安全行為影響程度的研究還不夠充分。

由于大學生不安全行為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其成因更是錯綜復雜，在探究過程中，忽略任何一點都可能導致分析的結果不準確。 筆者通過研究資料發現，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對于解決這類多原因、多結果的問題表現出了較好的效果。 結構方程模型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比較常用的方法，特別是近年來在行為科學領域得到應用和發展，該方法兼具驗證性因子分析和路徑分析兩種方法的特性，能夠檢驗觀測變量與潛在構念之間及多個潛在構念內部的因果關系，成為多元數據分析的重要工具。 宮運華曾采用此方法研究大學生不安全行為的成因，其模型邊界劃分可進一步優化，強化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性研究[10]。

因此，筆者擬參考相關學者研究成果，并針對以上研究存在的問題，構建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指標體系，根據該體系編制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調查問卷，利用收集到的數據，構建更加完善的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通過修正和分析模型，驗證該體系的合理性，以期對大學生不安全行為防控的研究與實踐提供理論支撐。

一、高校調研與分析

(一)影響因素指標體系構建

筆者通過研究發現，定量分析可以很直觀地反映各個影響因素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關系，而用于定量分析的數據必須準確，這就要求在收集數據前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影響因素指標體系。

筆者通過專家訪談、查閱文獻、訪問學生等方式，首先將不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劃分為5 個維度，分別為個體安全素質、環境因素、安全管理、安全文化與群體因素，然后根據每個維度的具體情況確定其測量指標。 同一維度下測量指標的選取需要遵循同一標準，既要比較全面地反映該維度的量化水平，又要能夠避免各指標之間相互雜糅，使各個指標所測量的內容都能夠有效反映該維度的內容。 例如個體安全素質的測量指標為生理素質、心理素質、安全認知與安全行為習慣，通過這4 個指標可以較為全面地反映學生的個體安全素質水平，且各指標之間的獨立性很高。 其他維度測量指標的選取情況詳見表1。

表1 調查問卷測量內容及信度分析表

(二)問卷設計

結合實際情況，采用調查問卷的形式收集數據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根據上述所確定的各維度測量指標，設計相應的調研題目。 最后編制成一份包含30 個問題的調查問卷。 其中7 個問題用來測量調研對象的不安全行為水平，每個問題均采用李克特量表的方式進行打分，具體選項為非常大、比較大、一般、比較小和非常小。

(三)信效度分析

本次調研的對象為某市區域內各高校的在校生，共發放調查問卷2000 份，回收1908 份，回收率為95.4%。 對收回的調查問卷進行檢查與數據整理，剔除掉不合格(有漏答的題目或者選項單一)的調查問卷103 份，最后共得到1805 份有效問卷，回收后的問卷可用率為94.6%。 隨后對得到的數據進行信效度分析。

信度主要反映的是該調查問卷測量結果(數據)一致性或穩定性的程度，考慮實際情況，這里主要分析數據的一致性，采用克朗巴赫α系數法進行信度分析[α∈(0，1)，越接近1 說明數據可信度越高，不能低于0.7]，信度分析的結果見表1。

通過分析表1 可以看出，除了環境因素的克朗巴赫α系數為0.712，其他維度的α系數均在0.8 以上，且整個問卷的克朗巴赫α系數達到了0.922，表明此調查問卷的可靠性很高。

效度指該調查問卷能夠正確測量出所要測量的特質的程度，這里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進行結構效度分析。 進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要對數據進行KMO 與Bartlett 的球形度檢驗，KMO 檢驗結果為0.917，達到要求。 Bartlett 球形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4460.357，自由度為435，顯著性為0.000，達到了顯著水平，表明所選數據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通過因子分析可知，可測變量的抽取值為0.450~0.832，均大于0.400，說明得到的數據結構效度較高。

二、結構方程建模

(一)初始模型假設

在構建初始模型后，經修正獲得最終模型，通過模型構建解析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體系的層級結構關系，驗證和明確影響因素的維度劃分。

通過查閱資料，并結合實際情況，確定該模型的外生潛變量為安全管理、環境因素與安全文化；內生潛變量為群體因素、個體安全素質與不安全行為。 對于各潛變量之間的關系作出假設。假設1:個體安全素質對于大學生不安全行為有顯著影響；假設2:群體因素對于大學生不安全行為有顯著影響；假設3:安全文化對于大學生不安全行為有顯著影響；假設4:安全管理對于大學生不安全行為有顯著影響；假設5:環境因素對于大學生不安全行為有顯著影響；假設6:群體因素對于個體安全素質有顯著影響；假設7:安全文化對于個體安全素質有顯著影響；假設8:安全管理對于個體安全素質有顯著影響；假設9:環境因素對于個體安全素質有顯著影響；假設10:安全文化對于群體因素有顯著影響；假設11:安全管理對于群體因素有顯著影響；假設12:環境因素對于群體因素有顯著影響；假設13:安全文化與安全管理具有相關關系；假設14:安全文化與環境因素具有相關關系；假設15:安全管理與環境因素具有相關關系。

(二)模型設定

模型使用之前，需要進行“違犯估計”，結果表明，誤差方差值均為正值，標準化系數均小于0.95，說明模型通過了“違犯估計”檢驗，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根據假設路徑建立的初始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結構方程初始假設模型

對初始模型進行運算，運算結果見表2。

表2 初始模型運算結果

其中，S.E.為參數的標準誤差；C.R.為臨界值(參考標準為絕對值大于1.960)，由參數估計值與其標準差之比構成；p為顯著性概率值(參考標準為小于0.050)。 通過表1 和表2 可以看出，H2(環境因素→群體因素)、H4(安全文化→個體安全素質)、H9(環境因素→不安全行為)這三條路徑的C.R.值的絕對值均小于1.960，且p值大于0.050，說明這三條路徑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 即模型的輸出結果與我們的假設存在一定的差異，接下來需要進行模型的修正。

三、模型修正與分析

(一)模型修正

模型修正主要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步，刪除路徑。 通過表1 和表2 可以看出，初始模型中有3 條路徑是不符合標準的，我們首先分析刪除這3 條路徑是否合理，環境因素屬于外生潛變量，實際生活中往往與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群體與不安全行為，而安全文化的作用對象往往是群體，然后間接地影響個體安全素質，所以刪除以上3 條路徑是合理的。 根據C.R.絕對值由小到大的順序依次刪除這3 條路徑，每刪除一條路徑都要重新估計模型，查看結果的變化，最終，這3 條路徑均被刪除后，得到修正模型一。 修正后的路徑見圖2。

圖2 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結構方程修正模型二

第二步，通過修正指數對模型進行修正。 這里的參考標準主要是MI 擬合指標，根據MI 值由大到小的順序，依次在各個可測變量的殘差之間建立相關路徑，每增加一條路徑都要重新估計模型，最終如圖2 增加了5 條相關路徑。 可以看出，增加的相關路徑都在每個維度的內部，同一維度下的測量指標具有一定的相關性，這與生活實際相符，因此增加這5 條路徑是合理的。 然后我們得到了修正模型二，如圖2 所示。

第三步，設定待估計參數。 即根據成對參數比較(Pairwise Parameter Comparisons)來判斷結構方程內部哪些系數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參考標準為所有臨界比率(Critical Ratio)的絕對值大于2 為止。 通過模型運算結果可知，該模型存在77 個待估參數，按照臨界比率絕對值由小到大的順序依次將沒有顯著性差異的參數設定成相等。 這樣得到的修正模型三即最終模型僅剩29個待估參數。

經過以上三步修正，對模型進行最終的運算，得到的輸出結果見圖3。

圖3 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最終模型

模型的具體運算結果見表3。

表3 最終模型運算結果

通過表3 可以看出，該模型各條路徑的C.R.絕對值均大于1.960，p 值均具有良好的顯著性，模型修正前后具體的擬合指數見表4。

表4 模型修正前后擬合指數

(二)結果分析

通過表4 可以看出，最終模型的擬合結果很好，達到了分析模型的要求。 我們可以通過圖3與表3 得到具有較高可信度的結果。

通過分析最終模型的運算結果可知，不安全行為的直接影響因素為個體安全素質、群體因素、安全文化與安全管理，其中安全管理的影響最為顯著，個體安全素質次之，另外兩個影響因素不太顯著；其他系數較高的路徑分別為H10(安全文化?安全管理)、H11(安全文化?環境因素)、H12(環境因素?安全管理)，說明安全文化、安全管理與環境因素具有相當高的相關性。 這三者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不安全行為，其中安全管理與環境因素對個體安全素質的影響系數相對較高，對不安全行為的間接影響仍然比較顯著。

四、結論

行為安全管理是高校預防人因事故的主要管理辦法，其重點是預防大學生不安全行為的發生。 結合前人對于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訪談相關專家，構建了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指標體系，根據該體系編制了大學生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調查問卷，對某市區域內高校大學生進行了調研，然后利用AMOS 軟件構建了結構方程模型。 通過對模型的修正與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第一，將不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劃分為個體安全素質、群體因素、安全管理、安全文化與環境因素5 個維度是科學合理的，并且可以通過測量表1 中的指標，得到相應的不安全行為水平。 第二，安全文化、安全管理與環境因素為外生潛變量，其中安全文化與安全管理對不安全行為有直接影響，且安全管理影響非常明顯；群體因素與個體安全素質屬于內生潛變量，對于不安全行為都有直接影響，其中個體安全素質影響比較明顯。 第三，安全管理、安全文化與環境因素具有很強的相關性，三者之間相互影響，又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不安全行為。 第四，安全管理是所有影響因素中效果最明顯的，它不但直接影響了不安全行為，還對其他四個影響因素造成了直接影響。

在今后的大學生不安全行為預防工作中，可以結合以上結論，做出相應的改進。 其中，加強安全管理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具體措施為: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提高管理隊伍的整體水平，做好安全監督檢查與應急預案工作等[11-12]。

雖然加強安全管理是當務之急，但是從長遠的角度考慮，只有形成良好的安全文化才能從根本上減少不安全行為的發生。 所以加強安全培訓工作，注重思想教育，幫助大學生形成良好的安全價值觀是我們需要長期堅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