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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振興研究知識圖譜
——基于CiteSpace 的計量分析

2024-01-02 03:05黃麗萍
山西農經 2023年22期
關鍵詞:發文攻堅文獻

□康 凱,黃麗萍

(山西農業大學果樹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31)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明確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21 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指出,要切實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2022 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鄉村振興既是當前政策指引的重心和錨點,也是當前學術研究的前沿與熱點,對鄉村振興研究成果進行階段性的梳理,識別鄉村振興研究的知識聚類,有助于構筑相關研究的整體框架,從整體層面把握相關研究的未來方向。

伴隨信息技術發展和網絡應用推廣,以可視化學科知識為目的的知識圖譜概念應運而生。通過對已有的文獻進行搜集和匯總,學者們可以將研究理論的增長情況、研究方法的演化情況以及研究話題的轉換情況等進行可視化處理,以圖形的形式對學科知識進行直觀且客觀的展示[1]。常見的信息可視化分析軟件包括HistCite、VOSviewer 和CiteSpace 等。相較于其他軟件,CiteSpace 兼具聚類分析、社會網絡分析、多維尺度分析等方法,可以分析相關研究熱點的轉換、相關學者合作關系的演變、相關機構發文數量的趨勢等重要信息。

文章以鄉村振興相關文獻數據為研究對象,利用CiteSpace 軟件對被引文獻(Cited)和引文(Citing)進行數據挖掘和計量分析,總結鄉村振興研究領域的研究基礎,把握鄉村振興研究的趨勢和熱點,為未來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依據。

1 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美國德雷賽爾大學陳超美開發的用于繪制科學知識圖譜的工具,可以使用多元、分時、動態的引文分析可視化技術繪制學科研究的圖譜,能夠將某個知識領域的淵源、現狀和趨勢集中體現在一張引文網絡圖譜上,并自動標識圖譜中作為知識基礎的引文節點文獻和共引聚類所表征的研究前沿。其中,大連理工大學的WISE 實驗室開發了CiteSpace的中文數據分析板塊,一經推出就為我國學者廣泛接受,應用于各個學科的知識圖譜分析。截至目前,以CiteSpace 為主題在知網進行搜索發現,發表在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多達2 536 篇,可見該方法在學術領域的廣泛應用。

數據處理采用6.1.R6 版本的CNKI 和CSSCI 數據分析板塊,進行發文量統計、研究主體共現、關鍵詞共現及聚類、突現詞探測,并進行對比分析。具體而言,本研究的時間閾值設置為2017—2022 年,時間切片(Years Per Slice)設置為1 年,聚類詞來源(Term Source)設置為標題(Title)、摘要(Abstract)、作者關鍵詞(Author Keywords)和增補關鍵詞(Keywords Plus)、節點類型(Node Type)、使用作者(Author)、機構(Institution)和關鍵詞(Keyword),閾值選擇方法(Selection Criteria)選擇Top N=50,裁剪方法(Pruning)選擇關鍵路徑算法(Pathfinder)。

1.2 數據來源

為保證原始數據全面、準確且具有較高的解釋度,文章數據樣本取自中國知網(CNKI)中的CSSCI 來源期刊,以更好地反映鄉村振興的研究趨勢。文章使用中國知網的高級搜索功能,設置條件為主題=“鄉村振興”,搜索條件為精準,期刊來源=CSSCI,時間范圍為2017 年至今,共檢索出文獻8 863 篇。鄉村振興是習近平總書記2017 年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概念,但在2017 年前就已有6 篇文章使用了鄉村振興這一概念??紤]到相關文獻集中出現于2017 年后,文章并未將2017 年前的6 篇文獻納入分析。此外,為更好地分析文獻的引用情況,文章聚焦于至少被引用過1 次的文獻,最終篩選出文章分析所需的3 564 篇有效文獻作為研究樣本。

2 研究結果

2.1 總體數量分析

2017 年10 月18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的概念首次進入我國居民的視野,學者也圍繞這一偉大時代命題展開了多角度、多層次、多方位的探討,鄉村振興主題下的文獻數量也呈現出逐漸遞增的趨勢。2017 年10 月25 日,教授羅必良從抓住“人”“地”“錢”三條主線、完善現行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和產業融合、深化城鄉專業分工、實現協調平衡發展等五個角度出發,對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解讀,是黨的十九大后首篇以鄉村振興為主題的CSSCI 文獻。

如圖1 所示,2017 年后相關文獻發文量快速增長。2018 年,關于鄉村振興研究的發文量為1 041 篇,2022 年增長至2 308 篇,年均增長約317 篇。

圖1 2017—2022 年鄉村振興研究發文量

鄉村振興研究發文量之所以快速增長是因為國家相關政策的陸續出臺:2018 年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2021 年2 月21 日,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2021 年3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2021 年4 月29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2022 年,全國兩會調查結果顯示,“鄉村振興”關注度位居第八位。

2.2 出版來源分析

如圖2 所示,依據文獻發表數量統計,鄉村振興研究文獻的發表存在較高的集聚度,前10 位發表文獻出版來源所發表的鄉村振興研究文獻數量占總發表數量的82.01%。其中,《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在2017—2022 年共發表了272 篇鄉村振興研究文獻,占總相關研究文獻數量的20.39%,是所有期刊中發表數量最多的,幾乎是第二名《農業經濟問題》的兩倍,后者僅發表了161 篇,占總相關研究文獻數量的12.07%。其他發表文獻超過100 篇的出版來源包括《經濟地理》《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貴州社會科學》。整體而言,鄉村振興研究文獻主要發表于以農業經濟為發表導向的期刊。

圖2 鄉村振興研究排名前10 位發表文獻出版來源統計

2.3 研究作者分析

參考已有文獻的做法,文章采用普萊斯定律進行核心作者分析,其中為最高產作者的發文量。就文章而言,來自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劉彥隨發表了14 篇鄉村振興研究文獻,是發表相關文獻最多的學者,即該作者為鄉村振興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與其他領域相比,鄉村振興研究領域的起點較低,2017 年后才開始出現相關研究,因而學者的影響力仍需一段時間予以檢驗。發文量居前五位的學者分別是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劉彥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龍花樓、重慶市社會科學院的文豐安、西南大學的朱德全、中國人民大學的周立,具體如表1 所示。

表1 鄉村振興研究排名前20 位發文量作者、發文數量及首次發文時間

2.4 研究結構分析

就鄉村振興研究機構而言,國內相關科研中堅力量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又以農業和社科類的科研單位為主,比如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多為“雙一流”建設高校。

但同樣也發現,不同研究機構之間的團隊合作開展較少,表明鄉村振興研究主體仍然停留在校內合作層面,缺乏不同機構不同學者之間的思維碰撞,具體如表2 所示。

表2 鄉村振興研究排名前15 位發文量機構、發文數量及首次發文時間

2.5 關鍵詞分析

2.5.1 時變特征分析

就時變特征而言,2017 年鄉村振興研究的熱點關鍵詞為“產業融合”“新時代鄉村文明”“鄉村教育”“城鄉關系”“民族地區”和“綠色發展”等。隨著時間演進,“產業振興”“相對貧困”“共同富?!薄肮卜铡薄皵底粥l村”等關鍵詞熱度不斷上升,逐漸成為鄉村振興研究的焦點。

如表3 所示,進入2020 年后,鄉村振興研究中有關“貧困治理”“相對貧困”“鄉村產業”和“村莊規劃”四個關鍵詞的文獻突然大量涌現,這是因為2021 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我國也完成了脫貧攻堅的偉大創舉。2020 年作為我國全面脫貧元年的前夕,自然引發了更多學者關于脫貧攻堅相關的思考,其中的解決方案也必然會涉及對鄉村產業發展和村莊發展的規劃。

表3 2017—2022 年鄉村振興研究關鍵詞突現詞匯總

2.5.2 頻率特征分析

就頻率特征而言,結合表4 可知,出現頻率排名前10 的關鍵詞分別是“鄉村振興”(1 512 次)、“鄉村治理”(151 次)、“脫貧攻堅”(110 次)、“共同富?!保?04 次)、“城鄉融合”(90 次)、“精準扶貧”(70 次)、“鄉村旅游”(67 次)、“數字鄉村”(43 次)、“鄉村文化”(40 次)和“民族地區”(39 次)。

表4 鄉村振興研究排名前20 位高頻關鍵詞

從上述10 個高頻關鍵詞可以看出,鄉村振興研究往往與城鄉差異緊密聯系,無論是“脫貧攻堅”或是“共同富?!倍际钱斍皣抑タ说闹卮髸r代命題,鄉村振興既是這些命題中的應有之義,也是回答這些命題的必有之答。

2.5.3 聚類特征分析

就聚類特征而言,文章共找到9 個關鍵詞聚類,其中“鄉村振興”“鄉村治理”和“脫貧攻堅”位居前三。特別是幾年來鄉村振興研究文獻的關鍵詞聚類以“脫貧攻堅”“公共服務”和“數字鄉村”為主,這也為后續的文章研究提供了方向。文章將重點回顧圍繞上述三類關鍵詞下鄉村振興研究的最新進展,以期為未來鄉村振興研究提供思路。

就“脫貧攻堅”而言,已有文獻重點考察了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內在邏輯聯系、面臨風險挑戰和可行實現路徑。蘇浩等(2022)[2]圍繞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背后的理論邏輯、實踐路徑、重點區域和銜接機制進行了知識圖譜分析。首先,學者們普遍指出,脫貧攻堅為鄉村振興打下了良好基礎,鄉村振興可以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二者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核心要件[3-4]。其次,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過程中也面臨諸多困難和調整,比如政策目標不完全重合、治理體系轉換存在摩擦成本、難以兼顧不同區域和不同人群的訴求、城鄉要素市場壁壘厚重、農村民生保障短板明顯、政府與市場定位不明確等[5]。最后,為切實完成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學者們指出要特別關注扶持對象的轉換(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完善相關制度、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完善農村民生保障公共服務供給體系、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助力扶貧產業發展[6-7]。

就“公共服務”而言,已有文獻重點考察了鄉村振興過程中的城鄉公共服務供給差異縮小的必要性、操作方案和特殊關注人群。首先,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非凡成就,也為鄉村振興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也面臨重大問題。其中尤為突出的就是城鄉差距問題,而城鄉差距的內涵中就包括城鄉公共服務供給差距[8]。其次,在縮小城鄉公共服務供給差距過程中,應著力關注城鄉人口特征的差異,比如農村更為嚴峻的人口老齡化以及城鄉地理特征的差異;農村地區更為豐沛的閑置土地以及城鄉經濟特征的差異;農村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并進而提供定制化的政策方案[9-10]。最后,在定制化的政策方案中應關注深度貧困和衰退重點地區、邊遠村落和貧困群體以及其他弱勢群體[11-13]。

就“數字鄉村”而言,已有文獻重點考察了數字鄉村建設過程的發展現狀、焦點問題和解決思路。首先,依據《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數字鄉村既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數字鄉村建設取得了重大成果,一批信息基礎設施在農村落地,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為特點的現代農業不斷涌現,農村信息服務體系逐漸完善[14-15]。其次,研究指出,數字鄉村建設應著力關注互聯網在生產和生活中的應用普及、數字生態環境的營造、數字治理措施的完善等焦點問題[16-17]。最后,已有文獻強調,解決上述焦點問題的思路在于加強鄉村數字理念教育、推進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鄉村產業與數字結合度、深化數字化鄉村治理機制[18-23]。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文章利用信息可視化軟件CiteSpace 對2017 年以來中國鄉村振興研究的文獻信息進行了知識圖譜分析,識別中國鄉村振興研究文獻的發表數量趨勢、重要載文期刊、核心作者群、主要研究機構以及研究熱點,以清晰地把握中國鄉村振興領域的研究現狀。通過對2017—2022 年CSSCI 來源的3 564 篇文獻進行分析,發現以下特征。

1)鄉村振興研究在此期間的發文數量增長迅速。特別是在2022 年,鄉村振興研究的發文量已增長至2 308 篇,鑒于近年來相關政策的引導和社會熱點的聚焦,預期鄉村振興研究還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持續升溫,發文數量有望繼續上升。

2)鄉村振興研究的發表期刊存在較高的集聚度。排名前10 位期刊載文數量占據了鄉村振興研究總發文量的82.01%,其中又以《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最為突出,在2017—2022 年發表了272 篇以鄉村振興為研究主題的文獻,占總發文量的20.39%。

3)鄉村振興研究領域出現較晚,學者的影響力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得以檢驗。目前,來自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劉彥隨是鄉村振興領域發文最多的作者,共發表14 篇CSSCI。鄉村振興研究的主要研究機構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又以農業和社科類的科研單位為主,但需要強調的是,在已有文獻中不同研究機構之間的團隊合作開展較少。

4)鄉村振興研究與政策引導方向之間表現出高度契合。鄉村振興研究的熱點經過多年發展,逐漸由“產業融合”“新時代鄉村文明”“鄉村教育”和“城鄉關系”等轉為“貧困治理”“相對貧困”“鄉村產業”和“村莊規劃”。當前,“脫貧攻堅”“公共服務”和“數字鄉村”是鄉村振興研究的熱點方向,也是政策持續發力的重點方向,值得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

3.2 建議

總體而言,在研究內容上,我國鄉村振興研究主要圍繞擴大體量展開,但是對如何促進鄉村高質量發展缺少關注。當前我國正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高質量發展是題中之意,因而值得在未來的研究中特別關注。在研究方法上,我國鄉村振興研究仍然處于文字理論探索階段,較少使用數量分析工具進行量化分析,未來應綜合使用理論建模和實證分析等多種手段對鄉村振興的相關問題進行量化分析。在研究結論上,大多數的研究建議仍停留在方向性的建議之上,缺少對具體政策、具體手段、具體方案的深入思考,未來應當針對各類政策建議的細節進行更為細致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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