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NA的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研究*

趙衍春 王志強 張家瑞

(青島理工大學管理工程學院 山東青島 266520)

為了深化工程領域咨詢服務供給側改革，破解工程咨詢行業存在的業務流程割裂、資源低效利用、專業壁壘嚴重等現實問題，全過程工程咨詢這種全方位、集成化的創新模式應運而生，成為建筑行業工程咨詢必然的發展趨勢。全過程工程咨詢是指為從建設工程項目前期研究與決策至項目實施和運營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包含但不限于設計與規劃，與技術、經濟、組織及管理等各方面相關的工程咨詢服務[1]。2017年開始，政府各級部門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來推進全過程工程咨詢的發展。2022年8月，《建設項目全過程工程咨詢標準》開始實施，意味著全過程工程咨詢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但是，在全過程工程咨詢的實際推廣過程中仍然面臨著眾多的阻礙，制約著這種創新咨詢模式的發展。

目前，已有研究針對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的影響因素展開。馬勇認為建筑傳統行業的模式難以改變和法律法規不完善是最主要的制約因素[2]；羅嵐等從提升全過程工程咨詢能力的角度識別出6個影響因素，并采用FCM模型對影響程度展開分析[3]；胡慶國等采用DEMATEL-ISM集成模型對政策規范、行業市場、咨詢企業以及業內人員4個方面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詳細的研究[1]；郭俏君等對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展開細致闡述，識別障礙因素，并提出解決建議和對策[4]；王幼松等從全過程工程咨詢的流程視角展開研究，采用DEMATEL探索了影響流程的眾多因素，為流程設計提供了理論參考[5]；徐友全等確定了22項全過程工程咨詢模式的實施障礙因素，并采用ISM解釋結構方程模型剖析了因素間的層級關系，將權責劃分不清、業主認可度低等22項因素劃分為表層直接障礙、中間層過渡障礙和深層根源障礙[6]；桑培東等采用熵權法確定了28個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阻礙因素的重要性，認為與政策、管理、人才和技術標準等相關的5個因素至關重要[7]；張娜[8]和劉賓[9]等人在碩士學位論文中也從不同角度對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影響因素展開了系統的研究；此外，有研究從監理企業[10]和設計企業[11]等不同企業轉型的角度探索了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的制約因素。

上述成果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論基礎，從各個角度對全過程工程咨詢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但是大多研究對制約因素的梳理不夠全面和系統，同時，一部分學者只是進行了理論闡述，沒有展開定量分析；而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中，熵權法僅能識別出因素的重要性程度，無法闡釋因素之間的關系；DEMATEL和ISM兩類模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出因素間的影響關系，但無法直觀展現影響關系網絡以及各個因素和路徑在網絡中的位置。為此，該研究基于以往研究成果全面識別了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構建因素清單，并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法(socid network analysis SNA)來處理復雜的制約因素網絡，直觀呈現制約因素之間的影響關系和路徑。

1制約因素識別

全過程工程咨詢模式的服務范圍非常廣泛，涵蓋工程項目的投資決策階段、勘察設計階段、招標采購階段、建設施工階段和運營維護階段等全生命周期。該模式打破了傳統咨詢專業壁壘嚴重、信息流不完整等問題，將全過程工程咨詢一體化、集成化，從全局的角度為工程項目的整個生命周期提供咨詢服務，與傳統咨詢在組織結構、服務目標以及服務范圍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區別。但是全過程工程咨詢需要改變現有的建筑業傳統范式，其推行和發展受到政策環境、行業市場及相關企業等多方面的制約，有效識別相應的制約因素將為后續研究至關重要。

為了充分識別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該研究采用了文獻分析法和專家訪談法相結合的方式。首先以“全過程工程咨詢”和“因素”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上檢索出相關文獻，通過進一步梳理和分析每篇文獻的內容，對制約因素進行頻次統計，將文獻中的高頻因素進行篩選，合并和刪除，初步確定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1-11]；然后，對全過程工程咨詢的試點方案等資料進行了全面梳理，從全過程工程咨詢的發展現狀、制約因素及實施建議等各方面展開詳細的走訪調研；結合相關專家和工作人員的訪談意見，最終識別出17個制約因素，形成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清單(見表1)，這些因素涵蓋政策環境、行業市場以及企業發展等各方面。

表1 制約因素清單

2社會網絡模型的構建與分析

2.1構建鄰接矩陣

該研究圍繞“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展開分析，判斷兩兩制約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這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為了能夠使得關系判斷更加科學，采用名義小組法(nominal group technique，NGT)對相互關系進行深入調查并獲取鄰接矩陣。首先，確定評價規則，即當因素Fa對Fb有直接影響時記為“1”，沒有直接影響則記為“0”。接下來，邀請到7名從事建筑行業工作和研究的專家獨立填寫判斷量表，然后提交小組后進行初步討論。一般情況下，第一輪量表填寫結果很難形成一致意見，需要進行討論后重新填寫，然后提交小組會議來判斷填寫結果的一致性。根據相關研究，當有2/3的專家對一組制約因素的判斷結果一致時(該研究需有5名專家判斷一致)，即可認為名義小組對該因素的判斷結果滿足一致性；若不滿足一致性，則需要在量表中刪除后再對未達成一致的剩余制約因素進行下一輪判斷，直至所有因素都達到一致性要求?；谠撘巹t，最終得到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的鄰接矩陣(見表2)。

表2 制約因素鄰接矩陣

2.2數據可視化

通過Ucinet軟件對得到的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鄰接矩陣進行數據處理，然后采用NetDraw軟件繪制可視化網絡圖，如圖1所示。17個制約因素相互聯系，構成了一個復雜的網絡結構，箭頭指向則進一步直觀的展現了因素之間的作用關系。接下來，該研究將應用Ucinet軟件對該網絡圖中的各個因素進行量化分析，探討單個因素在網絡結構中的中心度及因素之間的關鍵路徑等。

圖1 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網絡圖

2.3相關指標分析

將鄰接矩陣導入Ucinet軟件中，選取社會網絡分析中的點度中心度、點出度、點入度、點間中心度、內接近中心度、外接近中心度和線的中間中心度等相關指標對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網絡結構中的各個節點(即因素)展開深入探究，試圖從定量的角度去剖析各個因素之間的作用關系及路徑。

2.3.1中心度分析 由Ucinet軟件對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網絡的中心度進行量化，相關指標數據見表3。

表3 制約因素網絡中心度量化結果

(1)點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是指在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網絡中，與某個節點直接相連的節點個數，其數值越大，表示該節點越處于網絡圖中的中心位置[12]。該研究中的網絡圖是以17個制約因素作為節點構成的有向圖，即兩兩節點之間的影響關系存在單向或者雙向兩種情況。因此，在該有向圖中，又進一步將點度中心度分為點出度(outdegree centrality)和點入度(indegree centrality)兩類。其中，前者表示某一節點對其他節點的影響能力，后者表示某一節點受其他節點影響的難易程度。在全過程工程咨詢發站制約因素網絡中，點出度中心勢(22.66%)明顯比點入度中心勢(49.22%)要小，這說明節點間的被影響關系網絡集中趨勢更強。從各個節點的點度中心度來看，F16、F9、F4、F17、F7和F11的數值最大，說明這些因素在網絡中較為重要。其中F4和F7的點出度最大，即政策激勵和引導措施不足、企業綜合業務能力較弱對整個網絡的影響較為廣泛，此外，缺乏實踐經驗F8和缺乏復合型專業人才F10次之，也能夠較好的調控其他制約因素；F16、F9、F17和F11的點入度最高，即業主方采用意愿、企業實施動力不足、咨詢單位服務質量較低和數字化等新技術欠缺等因素極易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其改進難度相對較高。

(2)點間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主要是用于測度網絡中某一個節點對整個網絡信息流動或傳播的控制能力，即節點Fc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節點Fa向Fc傳遞信息。該數值越大，則說明該節點對其他節點進行信息傳遞的調控能力越強[12]。由計算結果可知，F9、F17、F13、F10的點間中心度數值最大，即企業實施動力不足、咨詢單位服務質量較低、建筑行業傳統范式難以改變和缺乏復合型專業人才等因素在制約因素網絡中具有較高的調控能力，影響著網絡中的信息傳遞；而F1的數值為0，這說明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對網絡關系的調控能力很低，沒有因素通過它來與其他因素進行連接。從中心勢來看，點間中心度的中心勢為15.06%；也就是說，該網絡中制約因素的整體中介效應較低，大部分因素無需通過某一因素作為橋接點與其他因素產生聯系。

(3)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主要是用于測量網絡中某個節點與其他各個節點的緊密程度，反映制約因素發揮影響力的獨立性[12]。接近中心度也有內、外之分，分別表示節點的被控制能力和控制能力。由計算結果可知，F16、F9、F11、F13和F17等因素的內接近中心度(incloseness centrality)較高，即行業服務保障體系不健全、專業整合難度較大、監管和評價體系不健全、建筑行業傳統范式難以改變和咨詢單位服務質量較低等因素受網絡的綜合影響較強，對其他因素的依賴性較強，容易受相關因素的改變而改變，這些因素通常具有更高的不可控性，在全過程工程咨詢制約因素網絡中往往處于核心位置，需要重點關注；F1、F4和F2等因素的外接近中心度(outcloseness centrality)較高，即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政策激勵和引導措施不足及合同范本和技術標準尚不完善等因素能夠有效的控制其他因素，對其他因素的依賴性較弱，通過調整這些因素可以有效改善外部環境，從而促進全過程工程咨詢模式的發展。

2.3.2關鍵路徑分析 線的中間中心度(edge betweenness centrality)主要是用于測量某一條線對其他線具有中介作用的可能性。即兩個節點組成的影響路徑位于其他影響路徑中間的可能性，該數值越大，表示該影響路徑的控制力越強[13]。在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網絡中，采用Ucinet軟件對其進行測算得到17×17的線的中間中心度矩陣，其中共計有59個數值大于0。對線的中間中心度大于7的關系展開分析，如表4所示。

表4 制約因素網絡結構關鍵關系識別

進一步地，將14條影響路徑進行串聯分析(見圖2)，得到2條中間中心度較高的且可傳導的關鍵影響路徑：

圖2 關鍵影響路徑圖

(1)F13建筑行業傳統范式難以改變→F12市場認可度不高→F9企業實施動力不足→F11數字化等新技術欠缺→F17咨詢單位服務質量低→F8缺乏實踐經驗；該關鍵影響路徑表明，由于建筑行業各專業之間的復雜性和分散性，建筑行業傳統范式難以適應全過程工程咨詢模式，進而導致市場認可度不高；在這種背景下，相關企業也不愿意去探索和應用數字化新技術，致使全過程工程咨詢單位的服務范圍、水平和質量等各方面都較低，即便是參與了有限的全過程工程咨詢實踐，也無法積累豐富和有效的實踐經驗。因此，此條路徑對制約因素網絡的控制力最強，全過程工資咨詢模式的發展應當重點關注這條路徑上的制約因素。

(2)F16業主方采用意愿→F9企業實施動力不足→F10缺乏復合型專業人才→F8缺乏實踐經驗；該關鍵影響路徑表明，業主方是否愿意采用全過程工程咨詢模式，直接決定了企業的實施動力；而企業沒有充足的實施動力，便不會去刻意的吸納和培養相應的復合型人才，導致全過程工程咨詢人才匱乏，難以積累相關的實踐經驗。同樣地，這條路徑也在制約因素網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發揮各方的主觀能動性，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對全過程工程咨詢的發展至關重要。

3結論

該研究通過文獻分析和專家訪談構建了較為全面的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清單，并基于社會網絡分析法對全過程工程咨詢發展制約因素的網絡位置、中心度、關系路徑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發現，業主方采用意愿、企業實施動力不足、政策激勵和引導措施不足、咨詢單位服務質量較低、企業綜合業務能力較弱和數字化等新技術欠缺等是網絡中較為關鍵的制約因素，而企業實施動力不足在網絡中的中介效應最強。此外，通過分析各個制約因素的內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明確了明確了單個因素與網絡中其他因素的緊密關系，并基于線的中間中心度識別出網絡中最為重要的兩條關鍵影響路徑。研究結果明晰了制約因素之間的相互傳遞關系，為政府、企業等相關方采取必要措施推行全過程工程咨詢提供了理論指導，對推進全過程工程咨詢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