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自立自強視域下國家創新體系效能建設與提升

趙菁奇 金露露 張文君

[摘 要：國家創新體系效能建設與提升對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至關重要。文章以長三角區域為例，運用VIKOR方法評價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以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目標構建了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評價模型。研究表明：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自2016年以來呈逐年遞增趨勢；影響各省市創新體系效能建設與提升的因素不同，R&D經費支出對上海市有影響，創新平臺對江蘇省影響最大，研發機構—企業協同創新影響浙江省創新體系效能，對安徽省而言則是高?！髽I協同創新。文章為提升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找到了著力點，并對創新體系效能建設與提升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國家創新體系；長三角區域；效能建設與提升

中圖分類號：F124.3；G322.7??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5097（2024）01-0026-11 ]

Efficiency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ZHAO Jingqi1a，JIN Lulu1b，ZHANG Wenjun2

（1. a.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cience & Culture；b.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Anhu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Anhui Academy of Governance），Hefei 230022，China；

2. Research Management Center，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stitute，Hefei 230091，China）

Abstract：The efficiency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a high level of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goal of achieving a high level of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we tak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YRD）as an example，use the VIKOR method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YRD innovation system，and conduct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efficiency evaluation model.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YRD has shown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since 2016.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novation system efficiency construction in each province and city are different. R&D expenditure has an impact on Shanghai；the innovation platform factor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Jiangsu province；R&D institution-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ffects the innovation system efficiency in Zhejiang province，and for Anhui province it is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finds the key points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YRD，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efficiency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Key words：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the Yangtze River Delta；efficiency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一、引 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及國家“十四五”規劃都明確將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堅持“四個面向”，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特別強調要完善科技創新體系，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萍甲粤⒆詮娛侨娼ㄔO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著力點，也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部署的目標任務。自2005年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以來，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及《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中，都提到我國存在各地科技力量自成體系、分散重復、整體運行效率不高等問題，適應創新驅動的體制機制亟待建立健全，企業創新動力不足，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高，經濟發展尚未真正步入創新軌道。在多次兩院院士大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立足科技創新，在新的發展水平上實現協調發展，要圍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深化改革，抓緊出臺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近些年來，黨和國家的政策文件也多次強調我國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高，這一現實已成為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掣肘因素。長三角區域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秉持科技和產業創新開路先鋒的使命定位，聚集活力較強的創新主體和流動性較高的資源要素，在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建設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诖?，探索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的理論發源、本質特征、評價指標及影響因素等，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文獻綜述

我國學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國家創新體系（NIS），隨著不同時期科技創新戰略的發展演進，李強和余吉安（2017）［1］、王溯等（2021）［2］、嚴錦梅和劉戒驕（2022）［3］對中國語境下如何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與科技強國進行了國際比較研究，并關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下科技創新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國家創新體系規范化研究范式。隨著對國家創新體系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將創新體系從國家角度演繹至區域層面，其實質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區域化應用，帶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

從黨的二十大報告來看，關于“效能”的提法分布在國家治理、國家創新體系、科技投入、國際傳播、社會治理、軍事系統運行等多方面，可見“效能”有著廣泛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意義。Afshari-Mofrad等（2021）［4］從績效指標的有效性和可變性角度，用八重類型學（eightfold typology）分析了伊朗國家創新體系效能，從“增長”“操作效率”“轉變”“漂移”等八個方面提出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的策略；Choi和Zo（2019）［5］從知識生產和知識應用兩個方面，采用聚類分析法確定發展中國家NIS運行類型，對發展中國家的創新體系建設提出政策建議，但案例選取的32個國家并不包括中國。國內學者關于創新體系效能的研究大致集中在學理闡釋、區域評價和主體作用發揮三個層面。在學理闡釋方面，劉傳明等（2023）［6］從效能提升主體、基本特征及實踐邏輯等方面對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進行理論闡釋；李文強（2023）［7］從全面創新、全方位立體化創新及協同創新角度提出國家創新體系效能的提升路徑；趙彬彬和陳凱華（2023）［8］認為，需求導向科技創新治理能解決國家創新體系效能的系統失靈和轉型失靈問題。在區域評價方面，齊晶晶（2015）［9］從知識創新、技術創新、技術擴散及產學研協同創新四種能力層面評價了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上海張江、長株潭四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創新體系效能；田紅娜（2009）［10］、田紅娜（2010）［11］以資源型城市創新體系為研究目標，構建了效能測度指標體系；李子彪等（2005）［12］從創新發展能力評價、區域經濟貢獻、自身發展演化測度及區域工業技術創新系統四個方面構建了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綜合測度體系。在主體作用發揮方面，李江（2011）［13］探討了地方政府在提高區域創新體系效能中的作用；張海濱和陳篤彬（2012）［14］設置了高校支撐區域創新體系的評價指標體系；林芬芬等（2013）［15］構建了大學—政府—企業區域創新生態網健康指標體系。

綜上所述，目前學術界對NIS、區域創新體系及能力評價研究相對比較成熟，這為本文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但對國家（區域）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理論發源、概念界定、評價指標等缺乏系統研究和整體把握，對創新體系效能不高的原因認識不夠全面客觀，進而影響提升創新體系效能的政府決策和實踐舉措，難以形成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的戰略合力?？傮w上看，已有研究存在幾方面不足：①對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認識不夠全面，對能力、效率及效能概念未能系統厘清與闡釋；②有部分文獻認為效能體現在效率和能力兩方面，并據此構建效能指標體系，但對于指標設定是否為效率指標與能力指標的綜合，觀點也不一致；③在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的評價方面，學者圍繞區域創新體系的知識流動、技術創新體系建設等方面進行了探索性研究，這些研究基本上是從長三角整體或者兩省一市（江蘇省、浙江省、上海市）的角度探討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尚未涉及具體指標。2012年以來，學者對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研究成果較少，尤其是對2018年后安徽省正式成為長三角“正式生”后的三省一市區域創新體系及其效能建設鮮有研究。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2035年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之一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建成科技強國。區域創新體系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效能提升事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相關問題備受產業界和學術界關注。本研究的邊際貢獻在于：①研究視角上，以往研究主要從國家創新體系角度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層面研究效能建設及評價，而本文以長三角區域為研究對象，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從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角度研究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不足；②研究內容上，已有研究多關注區域創新體系的能力評價，而本文對國家（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的發源和內涵進行理論探源、對本質特征進行闡釋，并以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目標，構建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評價模型；③研究方法上，考慮數據的統一性和可獲取性，本文采用VIKOR法評價長三角區域的整體效能，進一步研究影響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的因素，并就如何提升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

三、理論分析

（一）理論基礎

區域創新體系（本文所討論的區域創新體系等同于區域創新系統）效能不高一定程度上可以從系統失靈論角度加以解釋。錢學森（1993）［16］認為，系統有三個基本屬性，即“邊界”“相互作用”和“動態”。區域創新體系的價值功能體現在不同創新主體和創新促進單元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是不同單元之間以及單元與外部環境之間動態復雜關系的結果。Lundvall和Borrás（2006）［17］認為，區域創新體系效能不高需要借鑒系統失靈的分析范式，即系統內的制度、結構等缺陷導致系統機構之間的知識流動、企業學習、技術創新等受到阻礙。Woolthuis等（2005）［18］認為，區域創新體系的失靈一方面發生在行動者維度，如政府、研究機構、中介等，另一方面發生在制度維度上，如政策、合作文化等，進而說明區域系統失靈的四種類型，即基礎失靈、制度失靈、互動失靈和能力失靈等，反映在我國科技創新活動層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區域創新體系內部創新主體間脫節，導致知識、技術流動不通暢；二是政策指導下的制度安排與創新主體間脫節。目前，世界經濟復蘇進展遲緩，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迫切需要通過科技創新探索解決全球問題的途徑，區域創新體系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轉型失靈問題，需要面向轉型發展中出現的挑戰和需求，改善區域創新體系中的治理模式，從而激發創新主體的創新活力。

（二）效率、能力與效能

效率是一個物理學概念，指有用功在總功中所占的百分比，不同學科可以引申出多種含義。從管理學意義上講，效率是在特定時間內，組織的各種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比率關系。效率與投入成反比，與產出成正比。創新體系效率強調創新投入與創新產出的比例關系，低投入和高產出表示較高的創新體系效率。周曉艷等（2009）［19］從知識生產函數、黃寰等（2015）［20］從全要素生產率角度評價了區域創新體系效率，區域內各創新主體作用、人力資源水平、外商直接投資比重以及與區域外相關組織能否協同發展等因素，決定著區域創新體系效率。能力是完成目標任務所體現出來的綜合素質，與具體實踐活動相聯系。蔡躍洲（2012）［21］認為，國家創新體系視角下的創新能力測度主要有建模計量法、綜合指標法和DEA效率評價法等。區域創新能力與區域創新體系能力基本等同，只是體系能力更強調其作為一個系統存在。評價區域創新體系能力更看重區域內的經濟和科技基礎、教育資源、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程度、企業創新動力、研發投入、創新機制及創新基礎設施等因素，更加關注創新體系本身所能帶來的直接經濟績效。效能是事物所蘊藏的有利作用，創新體系效能強調創新體系內部創新主體的協同互動、創新資源的合理利用、創新機制的有效發揮及創新環境的友好營造。區域創新體系效能，從過程角度講，強調體系內各影響因素協同互動、共同發展和良性循環，以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從結果層面講，更加注重體系建設的良性運作以及由此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經濟績效，而創新產出是衡量效能高低與否的標準之一；從指標層面講，效能覆蓋效率和能力的評價范疇而又不是兩者的簡單疊加。

效率、能力和效能三者本質含義不同，對區域創新體系效率、能力和效能的理解自然也有很大差異。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指出，效率是“以正確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則是“做正確的事”。在效率和效能無法兼得時，首先應著眼于效能，然后再設法提高效率?？梢?，效能是首先需要關注的問題，其內涵和外延比能力和效率都大。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否成功取決于該國的創新體系能否有效協同工作，一個區域亦是如此。所謂好的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應該體現在創新能力強、效率高等方面，同時還能有效驅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綜上所述，科技自立自強視域下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是以區域為一個系統，以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創新驅動為核心，貫穿于系統內各創新主體、創新促進單元以及與外部環境相互促進的復雜過程中，是從創新投入—過程—產出三個維度衡量組織目標的實現程度?？萍甲粤⒆詮娨曈蛳聟^域創新體系的效能指標既包括能力指標，如科技創新研發投入、重大引領性成果產出、高端科技領軍人才集聚、創新政策供給、經濟社會支撐及創新環境營造等，亦包括效率指標，如創新投入要素與創新產出要素的結合關系等。

四、研究設計

（一）效能指標體系構建

區域創新體系關乎一個區域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發展、社會進步及環境營造等各方面的發展水平。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是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一個觀察向度，既體現了創新促進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的結果，也體現了區域創新體系本身的過程演進。對于區域創新體系的整體評價，學者們從能力、效率等方面給出了指標參考。對于區域創新體系能力指標，《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主要以綜合、實力、效率和潛力四種指標對我國31個省份（不包括港澳臺地區）進行比較排名。陳勁（2021）［22］從創新環境、創新資源、創新成果和創新績效四個方面構建區域創新能力測度指標體系；穆榮平和藺潔（2020）［23］認為，區域創新能力可以從區域創新活動的規模、效率和創新環境加以測度，規模和效率包括區域創新投入、創新條件、創新產出和創新影響四個方面，創新環境包括區域資金環境、人才環境和制度環境三個方面；顧偉男和申玉銘（2018）［24］認為，中心城市科技創新能力評價指標由科技創新投入、科技創新產出、科技創新環境構成?？梢?，學者們在測度能力指標的同時，無形中已經包含了效率指標。

一些學者曾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隨機前沿函數法（SFA）及共同前沿函數法（MFA）評價區域創新體系效率，也有學者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研究城市科技創新能力。對于效能指標，齊晶晶（2015）［9］研究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創新體系效能使用的指標是知識創造、技術創新、技術擴散和產學研協同創新等，主要側重于科學技術的線性演進和產學研過程；田紅娜（2010）［11］認為，資源型城市創新體系效能包括城市的創新能力、創新效率及對城市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貢獻，效能測度一級指標是知識創造、創新資源流動、創新環境及創新體系的經濟社會績效，更加強調的是創新資源流動和對經濟社會的貢獻。

綜上所述，無論是能力、效率還是效能指標，學者大多從創新、流動、環境及績效等方面進行探討。本文沿用這一觀點，認為效能指標來源于效率指標和能力指標，效能的意義更為廣泛，涉及區域創新體系過程的起點、過程和終點，能全面反映區域創新體系發展運行現狀。本文基于系統學理論和統計學的比較分析方法，在厘清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的概念、內涵和特征基礎上，效能指標依然借鑒效率指標和能力指標，并在兩類指標充分結合基礎上，更加注重創新主體的地位和作用、引領性成果的出現、關鍵技術的突破、科技創新高地的戰略布局，更加強調區域創新體系內各主體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如高校、研發機構R&D經費內部支出來自企業或政府資金等都可以作為效能評價的指標。

本文指標選取遵循代表性、科學性、統一性及可獲取性原則，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區域創新能力監測報告》《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等。本文構建四個一級指標，即通過知識創造獲取、技術創新擴散、創新環境營造、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等評價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知識創造獲取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故選擇人力、資金及平臺作為二級指標；技術創新擴散著重突出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重在技術攻關和產學研協同創新，選擇規上工業企業技術創新和協同合作創新作為二級指標，重在突出高?！髽I、高?！?、研發機構—企業和研發機構—政府間的協同創新；創新環境營造選取人才環境、資金環境和開放程度作為二級指標；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選擇科技成果、促進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發展作為二級指標。每個二級指標下又選擇若干個三級指標。

具體指標體系見表1所列。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種數學方法，是信息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熵值是對不確定性的一種度量，用熵值可以判斷某個指標的離散程度，離散程度越大，表明該指標對綜合評價的影響就越大。信息量越大，不確定性就越小，熵也越??；信息量越小，不確定性就越大，熵也越大。因而，利用熵值攜帶的信息進行權重計算，結合各項指標的變異程度，利用信息熵工具，計算出各項指標的權重。計算步驟如下：

第一步，對各項指標進行歸一化處理。

i = 1，2，3，…，n；? j=1，2，3，…，m

第二步，計算評價指標的熵值。

第三步，將熵值轉換為反映差異大小的權數。

2. VIKOR法

關于多屬性多指標的評估有多種數學模型，其中，VIKOR法是一種多準則妥協解排序法，屬于綜合排序法。

步驟1，確定每一準則下的正理想值和負理想值，找出創新體系效能各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f*i=（maxjfij|i∈l1），minjfij|i∈l2?i]

[f-i=（minjfij|i∈l1），maxjfij|i∈l2?i]

其中：[fij]為第j個對象創新體系效能指標經過標準化后第[i]個指標的評估值；[f*i]為考察對象創新體系效能第[i]個指標的最大值；[ f-i]為考察對象創新體系效能第[i]個指標的最小值；l1為效益指標集合；l2為成本指標集合。

步驟2，計算各屬性的組合權重值。

[wi=wi1×wi2×wi3]

其中：[wi]為考察對象第[i]個指標的組合權重值；[wi1]為考察對象第[i]個指標的一級權重值；[wi2]為考察對象第[i]個指標的二級權重值；[wi3]為考察對象第[i]個指標的三級權重值。

步驟3，計算群體效應值[Sj]和個體遺憾值[Rj]。

其中：[Sj]為第j個考察對象創新體系效能的評價值到正理想解的加權距離；[Rj]為第j個考察對象創新體系效能的評價值到負理想解的加權距離。

步驟4，計算綜合評價值[Qj]。

[Qj=V（Sj-S*）/S--S*+（1-V）（Rj-R*）/R--R*]

其中：[Qj]為第j個考察對象創新體系效能的VIKOR值；[ S*]為創新體系效能群體最大效用值，[ S*=minSj]，[S-=maxSj]；[R*]為創新體系效能群體最小效用值[，R*=minRj]，[R-=maxRj]；V為最大群體效用權重，由決策者的偏好確定，一般情況下將V設為0.5。

五、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計算結果及分析

（一）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評價指標權重分析

考慮四個一級指標對區域創新體系效能建設的同等重要性，故四個一級指標的權重均確定為0.25，二級指標權重和三級指標權重采用熵值法，通過SPSSAU軟件計算得到。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評價指標權重計算結果見表2所列。

從熵值法得到的指標維度權重看，對一級指標知識創造獲取影響最大的是創新資金投入。其中，R&D經費支出對創新資金投入影響最大，人均R&D經費支出額次之，說明R&D經費投入依然是創新資金投入的重要組成部分，R&D人員全時當量對創新人力投入的影響最大。對一級指標技術創新擴散影響最大的是協同合作創新，說明協同合作創新對技術創新擴散的影響遠大于企業技術創新，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較大的是規上工業企業R&D項目數，對協同合作創新影響最大的是高校R&D經費內部支出來自企業資金，其次是高校R&D經費內部支出來自政府資金和研發機構R&D經費內部支出來自政府資金，說明政府給予高校、研發機構的資金支持對區域效能體系建設的作用至關重要。從人才、資金及開放程度三方面評價區域創新環境營造，其中，資金環境對創新環境營造的影響最大，人才環境與開放程度的影響相當，決定人才環境的主要是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對開放程度影響較大的是國外技術引進合同數，影響資金環境的主要是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減免稅額，創新環境營造中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減免稅額對區域創新體系效能建設的影響最大。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作用最大的是科技成果指標，其次是促進經濟發展，最后是促進社會發展。其中，對科技成果影響最大的是技術市場吸納技術成交額，技術市場輸出技術成交額次之，對促進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的是高新技術企業數，充分說明高新技術企業能帶來高經濟效益，發揮高增值作用。

（二）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綜合評價結果分析

本文應用SPSSAU軟件和VIKOR法計算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綜合得分，計算結果見3表所列。

綜合得分Q值表示評價對象與合理方案的接近程度，該值越小說明評價對象越優，排名越好。由表3可知，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綜合得分Q值逐年遞減，2016年得分最高、效能最低，2020年得分最低、效能最高，說明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逐年遞增。這種趨勢與國家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各省市積極推動科技創新戰略及毗鄰地區市場導向的科技創新合作密切相關。從歸一化權重來看，對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影響較大的指標是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減免稅額；其次是規上工業企業R&D人員；再次是高校R&D經費內部支出來自企業資金、技術市場吸納技術成交額和R&D項目數三個指標數值相當。說明創新環境營造、知識創造獲取、協同合作創新是影響創新體系效能的重要因素，其中，創新環境營造中的資金環境、知識創造獲取中的規上工業企業R&D人員、創新平臺投入及高?！髽I間的協同創新與創新體系效能提升密切相關。

（三）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同一年度不同省份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評價

通過計算得出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同一年度不同省份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評價結果，具體見表4所列。

由表4可知，2016—2020年長三角三省一市中江蘇省綜合得分Q值最小，上海市、浙江省居中，安徽省最大，綜合得分Q值越小代表效能綜合評價結果越好，因此，五年間綜合排序依次為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安徽省。表明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江蘇省最好、上海市第二、浙江省第三、安徽省第四，也反映出效能體系建設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即效能建設較好的省市也是經濟發展水平偏高的區域，而效能建設水平偏低的區域，其經濟發展水平也相對比較滯后。雖然長三角三省一市在2016—2020年效能建設中排序穩定，但在不同年份效能建設影響因素不盡相同。2016年影響長三角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是R&D項目數和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其次是兩院院士數和技術市場輸出技術成交額，說明創新人力投入尤其是科技領軍人才、開放程度及原創成果產出對2016年長三角的效能建設影響較大；2017年長三角效能提升影響因素中最大的是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其次是國外技術引進合同數，緊隨其后的是研發機構—企業協同合作創新、規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數和高技術產業利潤總額；2018年長三角效能提升的影響因素與2017年類似，只是研發機構—企業協同合作創新不如2017年影響大；2019年影響長三角效能提升的因素與2018年類似，但單位建成區面積GDP產出開始呈現影響效應；影響2020年長三角效能提升的因素與2017年類似，但規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數影響較小，研發機構—企業協同合作創新影響擴大，說明產學研合作對效能建設與提升有重要作用。整體上看，五年間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影響因素集中在企業技術創新、協同合作創新和開放程度等方面，規上工業企業研發人員一直是效能建設與提升的重要影響因素。

（四）2016—2020年長三角同一省份不同年度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評價

本文通過計算得出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同一省市不同年度區域創新體系效能評價結果，見表5所列。

由表5可知，2016—2020年長三角三省一市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水平均呈提升趨勢。2019—2020年安徽省效能提升最好，其次是浙江省，上海市2017—2018年效能提升較好。雖然三省一市效能建設都在持續提升，但影響效能提升的因素不盡相同。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減免稅額是影響三省一市五年間效能建設最重要的指標，說明創新環境營造尤其是資金環境依然是影響效能提升的關鍵因素。除此之外，對安徽省效能建設影響較大的因素是高?！髽I協同合作創新，說明產學研合作比較重要；對江蘇省效能提升影響較大的因素是R&D項目數，說明創新平臺在效能建設中起關鍵作用；對浙江省效能提升影響較大的因素是技術市場輸出技術成交額，說明成果產出意義較大；對上海市效能建設影響較大的是R&D經費相關指標，高新技術企業數和技術市場吸納技術成交額的作用也不容小覷。整體而言，創新環境營造對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提升有重要作用，而高?！髽I—研究機構之間的產學研協同合作創新也不容忽視。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16—2020年長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創新數據構建區域創新體系效能建設的指標體系，運用VIKOR法評價了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和五年間各省市效能得分Q值，得出以下結論：①2016—2020年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水平呈逐年遞增狀態，其中，創新環境營造、知識創造獲取、協同合作創新是影響區域創新體系效能的重要因素。②2016—2020年長三角三省一市的創新體系效能水平基本呈穩定狀態，按照江蘇省、浙江省、上海市、安徽省的順序由高到低排名，與地區生產總值呈正向關聯性。每年影響長三角三省一市創新體系效能的因素不盡相同，主要聚焦在產學研協同合作創新、企業技術創新和開放程度方面。③2016—2020年長三角同一省市的創新體系效能均呈提升狀態，創新環境營造是影響創新體系效能提升的關鍵因素，其中，資金環境最為重要，其次是高?！髽I或研發機構—企業協同合作創新。影響上海市創新體系效能水平的主要因素是R&D經費支出，創新平臺投入對江蘇省影響最大，研發機構—企業協同合作創新影響浙江省創新體系效能，安徽省效能提升影響因素側重于高?！髽I協同合作創新。

以上結論對把握長三角區域整體創新體系效能水平有一定幫助，為科技自立自強視域下如何進一步提升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找到了著力點，對進一步研究全國其他省份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谏鲜鲅芯拷Y論，本文對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建設與提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積極營造創新生態環境。創新環境營造是影響區域創新體系效能建設的重要因素，人才環境、資金環境和開放程度是衡量創新環境的重要指標。堅持人才強國戰略，在“引培留用”人才上下功夫，在評價人才上堅持“破四唯”和“立新標”并舉。上海市要結合國際人才樞紐港的高端定位，在“人才20條”“人才30條”和針對各年齡階段科技人員各項計劃的基礎上，為長三角提供人才服務并輻射全國；江蘇省在運用資金獎補、購房租賃補貼等形式吸引并資助一批雙創人才、團隊、博士的基礎上，要利用建設南京都市圈和南京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契機，擴大對南京毗鄰地區的人才溢出效應；浙江省在到2025年實現一定數量頂尖人才和科技領軍人才目標的基礎上，需注重克服人才在地域分布上的空間不均衡性；安徽省要利用大科學裝置集群優勢，吸引世界科技領軍人才從事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同時，要注重人才在長三角區域的自由流動，在資金環境上發揮多元主體作用，繼續擴大科技創新投入；鼓勵長三角高校和科研院所與國際接軌，積極參與國際科技合作，形成具有一定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

第二，大力推動協同合作創新。堅持系統觀念，國家創新體系效能既要強調新發展格局下的整體性，又要注重在國際科技競爭中提升綜合效能。為進一步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不同類型的創新主體因其在不同環境下面對的目標差異巨大，在體系效能建設過程中應采取不同策略。政府應在研發人員、研發經費方面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為創新主體間的合作建立公平公正的契約環境，力求建立功能定位清晰、主次分明、協同互動的體系化科技布局，同時，也不能忽視平行、垂直等多層級創新政策的整體性、互補性和兼容性。依托“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加強境外經貿合作園區建設，深化長三角與其他經濟體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發展[25]。

第三，積極促進企業成為創新主體。進一步促進企業尤其是大中型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瞄準產業重大需求和科技發展前沿態勢，從源頭上解決企業創新動力不足問題，建立健全有效激勵企業創新的制度，改善創新環境，營造創新生態，推動人才向企業聚集。加快推動企業成為技術決策、科研組織、研發投入的主體，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資源配置機制，推動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落實到位。充分發揮產業研究院的作用，進一步完善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為核心模式或以企業為主導創新融通模式的“揭榜掛帥”機制［26］。

第四，多措并舉促進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提升。緊扣長三角區域科技和產業創新開路先鋒的使命定位，充分發揮區域內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的引領作用，在重大技術攻關和基礎研究中更應發揮協同作用，并通過政策工具給予全方位、全鏈條支持，使不同創新主體活力更強、資源要素流動性更高、科技投入更加科學高效，進而推動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效能提升。上海市應進一步強化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建好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繼續發揮較大R&D強度優勢，在重點實驗室重組和基礎研究方面發力；江蘇省需進一步完善實驗室等平臺體系建設方案，實施戰略科技力量培育工程，同時，落實好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優惠政策；浙江省應繼續強化畝均稅收、畝均研發的“雙畝均”投入，豐富資金環境，深化完善全域創新體系；安徽省則應落實科技成果轉化應用體系建設方案，推動高?！髽I協同創新，促使企業成為創新主體，推動科技創新要素資源向企業集聚，健全合蕪蚌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成果轉移轉化機制，提升成果轉化效率，更加注重成果量質提升[27]。

注 釋：

（1）本文具體數據來源如下：《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7—2021年）、《中國區域創新能力監測報告》（2018—2022年）、《中國火炬統計年鑒》（2017—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2017—2021年）、《安徽統計公報》（2017—2021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7—2021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17—2021年）、《上海統計年鑒》（2017—2021年）、《江蘇統計年鑒》（2017—2021年）、《浙江統計年鑒》（2017—2021年）、《安徽統計年鑒》（2017—2021年）、《上?？萍冀y計年鑒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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