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山論”背景下生態資源的價值轉換效率研究

劉曉偉 劉宗飛

[內容提要] 科學評價生態資源的價值轉換效率對研判“兩山”轉換機制的作用效果,促進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構建“兩山”價值轉換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基于2012～2020年安徽省16個地市宏觀統計數據,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對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及效率損失原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1)2012～2020年間,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均值為0.989,呈現出“U”型變動趨勢,拐點出現在2014年左右。(2)不同區域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存在一定差異,皖南地區效率均值最高,為1.031,其次為皖北地區,均值為0.991,皖中地區效率最低,為0.929。(3)林業政策投入冗余和期望產出不足是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不同區域效率損失原因存在異質性;皖北和皖南效率損失表現為林木數量、林業人力資本和林業物質資本的投入不足,皖中地區則主要表現為要素投入過量?；诖?文章從深化市場改革、延伸林業產業鏈條、合理配置生產要素三個方面提出了提升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對策建議。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科學論斷,揭示了自然資源生態屬性和經濟屬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如何在不損害自然資源生態價值的基礎上,將自然資源轉化為生態資產,充分發揮其經濟價值是踐行“兩山”理論的核心所在[1]。2020年11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強調“要在嚴格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因此,科學評價生態資源的價值轉換效率對研判“兩山”轉換機制的作用效果,促進區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識別生態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損失原因,對于緩解新時期人民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同生態環境保護與發展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文獻綜述

“兩山論”是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基礎[2],蘊含了兩個內在邏輯,一是“綠水青山”的保護機制,二是“金山銀山”的實現機制[3]?！皟缮秸摗庇兄S富的哲學意蘊和實踐價值[4,5],對實現鄉村振興[6]、促進區域產業綠色轉型[7]、加快區域減貧和發展[3]均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綠水青山”并不會自動變成“金山銀山”,需要打通生態資源向生態資產轉換的可持續發展路徑,構建二者的高效率轉換機制[3]。

“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價值轉換本質上體現了生態資源產品供給與人類經濟行為價值需求的邏輯關系。大量研究顯示生態環境與經濟活動彼此相互依存[8-9],經濟活動既是生態環境資源的投入要素,同時也是生態資源的一種產出。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下降、海洋酸化、大氣污染、淡水資源缺少等影響人類安全的生態事件,建立人類經濟行為的安全操作空間、設定生態資源的邊界閾值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10-13]。而在此空間內實現人類對生態資源價值的有效利用,需要提升生態資源的價值轉換效率[14],否則將會導致區域社會福利的下降[15]。

當前,眾多學者圍繞“如何轉換”對“兩山”價值轉換機制展開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兩山”價值轉換的理論機理分析。如趙德余等[16]認為“兩山”轉換的內在動力機制就是將自然資源及其連帶的人力資本、文化、技術和制度等打包成可以形成持續穩定收入流的資產包。王茹等[2]認為“兩山”價值實現是通過市場機制或政府行為促使生態環境資源和生態系統服務體現出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過程。黃祖輝等[3]認為“兩山”轉換的核心思想和精髓是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和高效生態的現代化發展。二是“兩山”價值轉換的實踐總結。如趙德余等[16]以浙江安吉美麗鄉村建設為案例,對“兩山”轉換的浙江經驗進行了凝練和總結。崔莉等[1]、黃穎等[17]則以南平市“生態銀行”為例,探索了自然資源資本化的實現機制。周一虹等[18]以甘肅甘南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例,從生態產品特征、具體實踐及經驗啟示三個方面探討了草原生態產品價值的識別與實現過程。

然而,對“兩山”價值的“轉換效果”評價卻不夠深入,盡管也有學者就“兩山”價值轉換模式進行了客觀評價,但從研究內容來看,大多以生態資源的綜合價值轉換為評價基礎,且更加關注生態資源的經濟效益評價,如李海東等[19]重點通過綠色有機農產品產值、生態旅游收入以及生態補償收入三個維度衡量了“兩山”轉化的經濟效益。從研究方法來看,以邏輯推理為核心的定性評價仍是主流,如丘水林等[20]認為我國生態產品價值轉化過程中存在制度建設滯后于市場化演進、競爭激勵難以滿足多元化需求、公私合作關系契約精神匱乏以及生態產品交易市場淺層化發育等政策缺陷。仇煥廣等[21]認為以政府轉移支付為主的生態保護方式存在效率低、資源浪費等問題,且無法突破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根本矛盾,并主張利用生態服務型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生態資源的價值轉換。

綜上可知,當前學者從多個視角對“兩山”價值轉換的理論機理進行了深入剖析,但在“兩山”價值轉換效率層面仍有較大改進空間:一是現有研究大多將生態資源的綜合體作為“綠水青山”的研究對象,缺乏對不同類型生態資源價值轉換的深入探索,習總書記在《之江新語》中將“綠水青山”總結為“生態環境”,具體包括森林、草地、濕地、湖泊、河流、海洋等高質量自然生態系統[2],然而,不同類型生態資源的生態經濟特征存在較大差別,不加區別地對生態資源的價值轉換進行綜合評判難以得出針對性的改進建議,也影響管理主體的實踐操作。二是對生態資源價值轉換目標的界定不清,大量學者在理論中已經闡述,“兩山”轉換絕不是單純將生態資源轉變成經濟價值,忽視生態資源自身的生態特性則與“兩山”的價值轉換內涵相違背[3],因此,需要結合不同類型生態資源特征明確其應承擔的生態、經濟目標。三是缺乏對“兩山”價值轉換的定量評價,現有研究多依托典型案例從經濟學、哲學、文化等某一視角進行理論邏輯探索,缺乏基于客觀數據的定量分析。

基于此,文章以“綠水青山”的重要載體森林資源為分析對象,結合森林資源的生態、經濟特征,構建森林資源價值轉換的理論分析模型,利用安徽省16個地市2012～2020年統計數據,定量分析“兩山”價值轉換的效率,并探索效率損失原因,以期對提升“兩山”轉換理論作出改進。

二、“兩山”價值轉換的理論分析

“兩山”價值轉換是生態資源向生態資產的轉變,是一種沉默資源向可利用資產轉換的過程。從投入產出視角來看,“綠水青山”是一個包含有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等在內的綠色資源系統[22],該系統在氣候、光照、溫度等自然環境以及人為外部干預的情況下向人類社會提供生態及經濟產品,也即形成了“金山銀山”。因而,“金山銀山”并不僅僅指生態資源所轉換的有形經濟價值,還包含了一系列無形生態產品,實現“兩山”價值的有效轉換就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進而實現對生態資源的合理利用,以達到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最大化的穩態。

圖1構造了“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進行價值轉換的理論模型。從中可以看出,整個價值轉換過程由三個系統組成。一是“綠水青山”的投入系統,該系統在自然生長及“人類行為”的干預下形成多種類型的生態資源,但因其權屬復雜性,導致大量生態資源均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等特征;二是“金山銀山”產出系統,該系統是“綠水青山”投入系統的產出物集合,包括可以通過市場定價的有形經濟產品,也包括難以通過交易價格反映的無形生態產品和文化產品;三是“人類行為”干預系統,該系統包括消費、投資、生產等一系列人類社會行為。三個系統之間因為存在彼此之間的邏輯關系又形成了三種轉化流程。其中,A流程表示的是“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價值轉化,這一過程受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生態資源存量,二是人類社會行為的干預,一般情況下,生態資源存量越豐富,A過程的產出越多,而人類社會行為施加的政策、資本、技術等干預則能提升A過程的轉換效率。B過程是一個雙向循環流程,一方面“金山銀山”產出系統可以為“人類行為”干預系統提供必要的經濟來源和產品資源,以滿足人類改造自然的投資行為和日常消費行為;另一方面,“人類行為”干預系統則會對“金山銀山”產出系統施加必要的生產行為干預,進而提升產品的經濟價值和使用價值。C過程也是一個雙向循環流程,“綠水青山”投入系統可以為“人類行為”干預系統提供必要的行為活動空間,而“綠水青山”同時也是“人類行為”改造的對象,通過投入必要的生產要素以及技術改造可以提升“綠水青山”的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提升生態資源存量。從各個過程的特征中可以看出,在不降低生態資源存量的情況下,提升A過程的轉換效率是“兩山”價值轉換的核心要求,因此,本文重點就A過程的轉換效率進行了分析。

圖1 “兩山”價值轉換的理論框架

三、指標體系、數據來源及模型構建

(一)指標體系構建

“綠水青山”投入系統中包含的生態資源種類繁多,其生長特征、管理模式以及資源向資產的轉換方式均存在較大差異,因此,需要對“綠水青山”的不同生態資源進行區別化分析。森林是生態資源的主要組成部分,林業產業是“綠水青山”的重要載體,也是生態經濟建設的關鍵領域[15],本文重點就森林生態資源向“金山銀山”的價值轉換進行了分析。根據“兩山”價值轉換的理論模型,文章從三個層面構建了森林生態資源價值轉換的指標體系。

1.森林生態資源指標

森林生態資源主要包括林地和林木的數量及質量[24]。其中,林地數量可以體現為林業用地面積,然而,受各地市國土面積差異的影響,林業用地面積的絕對數量難以體現區域之間的差異,因而,文章選擇林業用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值作為林地數量的衡量指標。林地質量可以用林地的土地肥沃程度進行衡量;由于此類指標收集難度較大且對林地平均質量的擬合性較差,文章利用森林面積占林業用地面積的比值作為林地質量的替代指標,一般情況下,林地質量越高越有利于林木生長,質量較高的林地更易形成森林。

林木資源數量是反映林業生態狀況的重要數量指標,活立木總蓄積量是區域林木資源多少的重要反映。為了便于區域間比較,文章采用了人均活立木總蓄積量衡量林木數量。林木質量反映了林木總蓄積量的結構狀況,文章利用森林蓄積占活立木總蓄積量的比重表征了林木質量。

2.外部干預指標

森林生態資源的價值轉換離不開外部干預系統的要素投入,為了實現林業產業的生態經濟目標[25],國家及各級地方政府會對森林生態系統施加干預,通過投入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資源要素,促進森林生態資源向“金山銀山”轉化?；诖?文章選擇了林業從業人口占比衡量區域林業人力資本的投入狀況;利用林業固定資產投資占農林牧漁業總投資的比例表征物質資本的投入;除此之外,林業生產具備較強的外部性,政府政策的實施是解決林業生產“市場失靈”的重要方式,因此,文章利用造林面積占林業用地面積的比例近似衡量區域林業政策投入。

3.生態經濟產出指標

森林生態資源的價值產出也即“金山銀山”可以分成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其中,期望產出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可以通過市場交換進行貨幣化衡量的部分,又被稱為物質產出或顯性產出,主要包括森林生態系統提供的木材產出與林業經濟系統創造的社會經濟價值,文章利用人均木材采伐量衡量木材產出狀況,利用林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代替林業經濟價值。二是難以通過市場價格反映的部分產出,又被稱為非物質產出或隱性產出,此類產出主要反映了森林生態系統所創造的社會生態價值,如改善環境,涵養水源等,因此,文章選擇了森林覆蓋率、人均水資源擁有量、空氣質量達到及好于二級天數的比例三個指標來擬合“金山銀山”的期望產出。森林生態系統并非只有期望產出,在其他條件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林業資源豐富的地區,發生林業病蟲害等自然災害的概率也較大,對非期望產出的忽視會高估森林資源的價值轉換效率,因此,文章選擇林業病蟲害發生面積占林業用地面積的比值來衡量林業非期望產出,各指標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指標體系

(二)數據來源及模型介紹

1.區域概況及數據來源

安徽省位于中國華東地區,地跨長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生態區位非常重要。根據安徽省地理區位的劃分,全省可以分成三個區域,也即皖北、皖中和皖南,分別隸屬淮北平原、江淮丘陵、皖南山區三大自然區域。其中,皖北區域包括宿州、淮北、蚌埠、阜陽、淮南、亳州六個地市,皖中包括合肥、六安、滁州、安慶四個地市,皖南包括黃山、蕪湖、馬鞍山、銅陵、宣城、池州六個地市。

全省處于暖溫帶與亞熱帶過渡地區,氣候溫和,雨量適中,光照充足,水熱條件較好,擁有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38個、森林公園81個、濕地公園54個、地質公園16個、風景名勝區41個、水利風景區77個,生態資源較為豐富。其中,林業在全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19年,全省林業用地面積449.33萬公頃,約占國土總面積的三分之一;森林面積395.85萬公頃,森林覆蓋率28.65%,居全國18位;活立木蓄積量2.6145億立方米,森林蓄積量2.2186億立方米,居全國13位。因而,以森林資源為例分析安徽省生態資源價值轉換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文章所用指標主要來源于《安徽省統計年鑒》(2013～2021),為避免行政區劃調整對測量結果的影響,文章將研究時期界定為行政區劃調整后也即2012年至今。文章中涉及到各指標均由統計年鑒中相關指標計算得出。

3.模型介紹

數據包絡分析模型(DEA)因不受函數形式及輸入輸出指標量綱的影響,而被廣泛應用在多個決策單元的效率評估中。但是傳統的徑向DEA模型對無效率程度的測量只包含了所有投入(產出)等比縮減的比例,松弛改進的部分在效率值的測量中并未體現[26],為了解決由投入產出的角度和徑向選擇所帶來的偏差問題[27],包含有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應運而生。

在測度生態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過程中,本研究將安徽省16個地市作為決策單元,每個決策單元由投入類指標也即森林資源投入、外部干預投入以及產出類指標(生態經濟期望產出以及非期望產出部分)組成。其中,投入類要素χ∈Rm,產出類要素分為兩個部分,其中期望產出yg∈Rs1,非期望產出yb∈Rs2。其定義矩陣如下:

X=[x1,x2,…,xn]∈Rm×n

(1)

假設X>0,Yg>0,Yb>0,其生產可能性集合為:

P={(x,yg,yb)|x≥Xλ,yg≥Ygλ,yb≥Ybλ}

(2)

其中,λ為權重向量,λ∈Rn。借鑒秦宏等[18]的研究思路,將所有時期的生產可能集進行包絡,即P=P1∪P2∪…∪PT(P1,P2,…PT代表各期的生產可能集合),共同構建生產前沿,從而使不同時期的決策單元之間具有可比性。

基于此,包含有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可以設定如下:

(3)

其中,S-、Sg和Sb是松弛變量,S-代表了投入要素的冗余,Sg表示正向產出的不足,Sb則表示負向產出的數量。ρ*是各個松弛變量的遞減函數,也即文章所測度的各個決策單元的生態資源價值轉換的效率值,當且僅當S-、Sg和Sb均為0時,ρ*為1,表明函數是有效率的,并能取得最優解。當ρ*小于1,且S-、Sg和Sb中至少有一個不為0時,決策單元存在效率損失,則其投入及產出存在改進的必要性。

SBM方法存在多個有效決策單元效率值同時為1的缺陷,無法比較同時處于前沿面的多個有效決策單元[28]。因此,本研究借鑒吳傳清[28]的做法,對該方法進行了改進,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測度森林資源的價值轉換效率,該方法能夠放松效率值為1的限制,可以有效提升測算結果的可比較性。模型表示如下:

(4)

公式(4)中,ρ*的值可以超過1;其他變量定義與上文相同。

四、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測度結果

(一)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時間分布

基于含有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對安徽省2012～2020年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進行了測算,同時,對比不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測算結果,以探索非期望產出對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影響,結果如圖1所示。

圖2 2012～2020年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變動趨勢

圖1結果顯示:(1)2012～2020年間,包含非期望產出要素的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小于不包含非期望產出的效率值,說明忽視非期望產出會高估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果,進而掩蓋林業生態經濟發展中仍需支付一定環境代價的客觀事實。(2)2012～2020年間,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的效率均值為0.989,說明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整體水平較高,以森林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物質資源向林業生態經濟的轉化程度較好。(3)2012～2020年間,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呈現出“U”型變動趨勢,其中,2012～2014年,效率值從1.087下降至0.921,整體呈現波動下降趨勢,而2014～2020年間,效率值則從0.921上升至0.939,呈現出波動上升趨勢。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整體趨優的態勢離不開各級政府對森林資源以及林業產業發展的政策支持。自2011年起,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指導下,安徽省先后出臺了《國有林場改革實施方案》《安徽省林木種子條例》《安徽省林權管理條例》《安徽省濕地保護條例》等一系列林業政策措施。在此基礎上,確定了構建“一圈、三帶、三區”的生態建設與保護格局以及“一群、一區、兩帶”的林業產業發展優化格局,為安徽省林業生態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森林資源價值轉換的空間分布特征

為進一步了解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空間差異,結合安徽省地理區位的劃分,分別對皖南、皖中及皖北區域進行了測度,結果如表2所示。對比不同區域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均值可知,皖南地區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最高,為1.031,其次為皖北,均值為0.991,皖中效率值最低,為0.929。

從結果中可以看出,皖南地區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處于生產前沿面上,說明該區域以森林資源為基礎的生態經濟發展相對協調,與其他區域相比,皖南地區氣候溫和,雨水充沛,森林資源較豐富,為區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生態產品,并且,該地區靠近長江三角洲區域的發達經濟體,進一步促進了森林資源的經濟成果轉化,因而,森林資源向生態經濟產品的整體價值轉換效率較高。

皖北地區是安徽省平原綠化重點區域,盡管森林資源存量較低,但是該區域以楊樹為主的用材林及工業原料林基地已形成規模,因此,該地區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也較高。皖中地區是安徽省政治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但是該地區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較低,這可能與區域過度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了森林資源的保護有關,也說明這一區域并未實現對森林資源的合理保護和有效利用。

表2 2012～2020年安徽省分區域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

2012～2020年安徽省不同區域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變動趨勢如圖3所示。三大區域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值均呈現波動下降趨勢。皖南地區波動幅度最大,但效率值基本在1附近,屬于高位波動;皖中和皖北地區波動較為平緩,在2014年以后,皖中和皖北效率值均小于1,說明這一時間段內森林資源價值轉換存在一定程度的效率損失。

五、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的原因分析

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模型中松弛變量S-、Sg和Sb的大小可以反映出轉換效率損失的原因,參考秦宏[26]的做法,將2012～2020年安徽省16個地市森林資源價值轉換系統中投入變量的松弛變量S-除以相對應的原始變量,可以得到投入冗余的比率,該比率大于0,說明存在要素投入過量的現象,而比率小于0則說明相應要素投入不足;利用同樣的方式,可以得到期望產出不足的比率,和非期望產出過量的比率,需要說明的是,在產出層面計算的冗余比率大于0說明森林資源價值轉換系統相關產出不足,而小于0則表明相關產出存在過剩的現象。結果如表3所示。

(一)要素投入冗余與期望產出不足引致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

整體來看,安徽省各地市非期望產出的冗余率均為0,說明非期望產出并非導致生態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的主要原因,而導致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要素投入冗余和期望產出不足層面。要素投入冗余主要反映在林業政策、林木質量及林地數量投入等方面。其中,林業政策投入過度是導致效率損失的主要原因,冗余率均值約為27.9%,這一結果與森林資源生產經營的正外部性相關,為了解決因市場失靈而引致的森林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各級政府采取了諸如森林資源采伐管控、林木補償、涉林項目行政審批等一系列干預行為,以致政府在林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主導作用,然而,政府導向下的森林資源生產效率較低[21,29],因此,如何進一步提升市場主體的參與是提升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關鍵。從其他投入要素來看,林地數量、林地質量、林木質量以及林業物質資本均存在投入冗余,冗余率均值在0.2%～2.1%之間,這種現象也進一步說明了安徽省森林資源生產經營過程中要素配置并未達到最優狀態,因投入過量引致的資源粗放型發展現象依然存在。除此之外,林木數量及林業人力資本的投入不足也是導致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的重要原因,二者的投入冗余率均值分別為-6.2%和-0.8%,因此,進一步增加林木數量,加快培育林業專業人才是提升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重要措施。

圖3 2012～2020年安徽省分區域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變動趨勢

表3 2012～2020年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投入產出指標冗余率均值

從產出冗余率來看,木材產出、涵養水源及凈化空氣等社會生態產出、林業經濟產出等產出指標冗余率均大于0,說明安徽省各區域森林資源價值轉換產出層面也存在效率損失,森林物質資源向林業生態經濟產品的轉化并不充分,存在產出不足的現象。

5.2效率損失的空間異質性

分區域來看,不同地區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的原因并不一致。從產出層面來看,皖北和皖中地區與安徽省整體產出冗余類似,也是在木材產出、涵養水源及凈化空氣等社會生態產出中存在明顯不足,但從相對數值來看,皖北地區產出冗余率均值更高,說明皖北地區森林資源的生態經濟產出仍然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與皖北和皖中不同,皖南地區產出冗余主要體現在林業經濟產值和木材產出上,產出冗余率分別為15.10%和10.60%,說明這一區域針對森林資源進行的經濟轉換并不徹底,因此,在不危害森林生態安全的情況下,充分利用當前森林物質資源[12],提升其經濟轉化能力是降低效率損失的重要措施。

從投入層面來看,與安徽省整體狀況類似,各區域林業政策投入過度是短期內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的主要原因,且從數值大小來看,政策冗余在皖中的表現最為明顯,冗余率均值為37.6%,其次為皖北地區,冗余率均值為33.4%,皖南地區政策冗余相對較弱,冗余率均值為16%。

除林業政策之外,不同地區的效率損失在其他要素投入冗余上存在顯著異質性。皖北和皖南地區效率損失原因為要素投入不足,主要表現在林木數量、林業人力資本和林業物質資本的投入上,對比各指標冗余率均值可知,皖北地區投入不足更為明顯,林木數量指標冗余率均值為-11%,林業人力資本冗余率均值-4.4%,林業物質資本冗余率均值為-3.8%;而皖南各指標冗余率均值依次為-9.2%、-1%和-0.2%,這與兩地實際情況相符,相比皖南地區,皖北地區森林資源較為貧瘠,林業產業總量較低,各類要素的投入不足也更明顯。

與皖北和皖南地區不同,皖中地區效率損失主要表現為要素投入過量。其中,林業物質資本投入冗余率為6.9%,林業人力資本投入冗余率為4.6%,而林地及林木資源的投入也處于過量狀態,投入要素的浪費導致了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損失。因此,從安徽省整體出發,合理配置不同區域林業生產投入要素,是提升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緩解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措施。

六、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提升對策

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對安徽省16個地市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進行了測度。結果顯示,(1)2012～2020年間,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均值為0.989,呈現出“U”型變動趨勢,拐點出現在2014年左右。(2)不同區域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存在差異,皖南地區效率均值最高,為1.031,其次為皖北地區,均值為0.991,皖中地區效率最低,為0.929。(3)林業政策投入冗余和期望產出不足是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不同區域效率損失原因存在異質性;皖北和皖南地區效率損失表現為林木數量、林業人力資本和林業物質資本的投入不足,皖中地區則主要表現為要素投入過量?；诖?文章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出了提升安徽省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對策建議。

(一)梳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深化市場化改革

市場是推動森林資源價值轉換的重要驅動力[29],梳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深化市場化改革是解決林業政策投入過度引致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損失的重要舉措。一是繼續深化推進市場化取向的林業經濟體制改革,在森林資源確權和集體林權改革的基礎上,明晰森林資源的產權屬性,降低森林資源要素流動面臨的成本,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要素配置中的基礎性主導作用。二是界定政府行為邊界,借助林業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契機,減政放權,提升政府行為的引導功能,利用林業生態補償、稅收優惠等政府行為引領、鼓勵外資、企業資金、民間資金等社會資本進入林業生產經營。三是積極培育新型林業市場主體,利用政府行政優勢,積極培育新型林場、林業經營大戶、林業企業等林業市場主體,不斷提升林業生產經營市場化水平。

(二)延伸林業產業鏈條,提升森林資源生態經濟產出

森林資源的價值轉換過程是一條綠色產業鏈[30],積極延伸產業鏈條,提升森林資源的生態經濟產出是提升區域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重要措施。一是科學評估森林資源向林業社會經濟價值的轉化程度,根據森林資源的生長規律,合理確定木材采伐周期,在不降低生態特性的基礎上,綜合評判森林資源的利用程度,持續提升森林資源的經濟產出及生態產出。二是結合區域特征,打造具備森林資源特色的產業鏈條,在森林資源豐富的皖南地區,利用森林康養、森林旅游、森林文化等延長產業鏈條,充分開發現有森林資源的經濟價值;在森林資源相對缺乏的皖中和皖北地區,在不損害生態功能的基礎上,以板材生產為核心,繼續完善林木培育、生產、加工等包含一、二、三產業的全產業鏈條,提升森林資源的生態經濟價值。三是強化森林資源的產業基礎設施水平,借助信息網絡、物聯網等科學技術水平,提升林業產業鏈內部要素流動速度,降低鏈條間的交易成本,持續推動林業產業鏈條利潤增加。

(三)合理配置生產要素,實施森林資源價值轉換的均衡發展

受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影響,不同地市對資源類產業的支持力度存在較大差異,在資源要素流動受限的情況下,不同地區生產類要素配置不均衡是導致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存在區域異質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均衡配置區域間林業資源,探尋差異化提升路徑是提升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重要舉措。一是從省級層面規劃各地區的林業產業發展思路,適當向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皖北地區實施林業財政傾斜政策,提升這一區域林業物質資本投入,同時,積極促進林業專業人才在地區間的流動,增強皖北、皖南林業產業的人力資本投入。二是建立區域間林業產業發展聯盟,促進區域間林業生態經濟發展的經驗交流,縮小區域間森林資源價值轉換效率的差異。三是加大林業科技人才培育,借助省內高校、科研院所的專業學科優勢,構建“學校+地方”的人才培養流動機制,持續為各區域提供林業專項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