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研究述評
——基于臺灣地區的學術考察*

丘新洋

上山下鄉運動肇始于1955年由諸多省、市所組織的遠征墾荒隊，并于20世紀60年代末走向高潮，成為一項浩大的政治運動，直至80年代才日趨消沉。雖然距1968年底再度發動的上山下鄉運動已逾半個多世紀，但它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甚至可以在當下社會的文化（諸如小說、詩歌、回憶錄、影視、藝術）、經濟、政治等方面得以窺見。圍繞著這項持續時間長、牽涉面廣、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國內外學術界曾展開深入廣泛的探討，并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對此，已有一些學者對其進行過介紹和評析①參見劉小萌：《西方學者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 年第3 期；劉小萌：《中國學者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 年第5 期；徐春夏：《90 年代國內外關于“知青運動”研究綜述》，《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 年第4 期；張曙：《“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2期；邱新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綜述》，《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易海濤：《資料·內容·理論方法：中國知青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18 年第1 期。雖然學者邱新睦在文章中未對臺灣地區的知青史研究進行深入討論，但他認為該地區的知青研究有一定的資料價值。此外，法國學者潘鳴嘯（Michel Bonnin）在其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 年版）中亦引用了部分臺灣地區學者關于知青史的研究成果。，然而遺憾的是，對較早關注和研究大陸知青運動的臺灣地區，卻鮮有學者對該地區的知青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述評。實際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亦即上山下鄉運動方興未艾之際，港臺地區的學者便與歐美國家的學者一道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而其中又以中國臺灣地區為甚。

一、臺灣地區關于大陸知青運動的研究成果

1949年蔣介石政權潰敗至臺灣后，便時刻關注著大陸政治局勢的發展，對大陸發生的所有問題“最為關切”，加之“對大陸問題背景歷史的了解，以及語言文字相通，人文地理關系密切”，有著西方國家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①郭華倫：《“中華民國”對“大陸問題”研究概況》，《東亞季刊》1971 年第3 期。因此當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甫經下達，臺灣地區的《經濟日報》《中央日報》《聯合報》等新聞媒介即予以關注。以《中央日報》為例，僅1969 年12 月至1970 年12 月一年間便先后登載了17 條關于大陸上山下鄉運動的新聞報道。一些政府部門和高校學術研究機構也著手對知青運動進行研究。從研究群體來看，有不少來自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和臺灣中國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等研究機構，比如學者汪學文、劉懋枬、劉勝驥、袁伯平等，亦有部分作者屬于中共研究雜志社和其他官方性質研究機構的成員。然而，不論是高校研究機構、研究大陸問題的雜志社還是政府機關部門，其研究資料的來源和研究成果的使用均與臺灣政治有著密切勾連，即研究者探討大陸知青運動之目的是為臺灣地區的政策制訂提供參考和借鑒。不過即便如此，臺灣地區關于大陸知青運動的部分研究仍能嚴格遵循學術規范，論從史出，對現今知青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與“中共問題研究在先，當代中國史研究在后”一樣②莫岳云、郭鐵鎗：《臺灣地區中共黨史、當代中國史研究狀況》，《中共黨史研究》2011 年第1 期。，臺灣地區對知青史的研究亦濫觴且脫胎于對知青運動的研究?？傮w而言，臺灣地區關于知青運動的早期研究多以單篇學術論文的形式呈現，直至20 世紀70 年代末才出現系統性、專題性的長篇論著。在剔除一些意識形態色彩較重的文章后③傅亢：《“共匪”下放青年與青年反抗的分析》，《戰地政務》1972 年第121 期；趙子祥：《“共匪”對知識青年的下放運動》，《自由青年》1971年第6期；馭志：《大陸“匪區”知識青年的處境》，《學生軍訓》1971年第6期；馭志：《“共匪”怎樣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學生軍訓》1972 年第10 期，等等。此類文章往往觀點先行，攻擊和污蔑大陸的上山下鄉運動，稱其為“勞動改造”，是“迫害知青”的“欺騙性行為”，夸大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知青數量（如有文章稱知青數達一億四千萬）和知青的抵制行為，以達到政治宣傳之目的。，關于知青運動研究的文章多刊載于《“共黨”問題研究》《中共研究》《蘇俄問題研究》《幼獅月刊》《東亞季刊》《問題與研究》等學術期刊上。據不完全統計，從1968 年至20 世紀80 年代，與知青運動直接相關的學術研究有50 余篇（包括2 篇翻譯性著作）。除篇幅較短的學術論文外，六七十年代后一些關于知青運動的專題性著述也開始出現，例如，臺灣地區青年輔導委員會編印的《“共匪”對知識青年再教育政策之研究》（1970 年，“匪”和“匪區”是當時臺灣當局對中國共產黨和大陸的蔑稱，下同），涉及知青運動開展的原因，知青“再教育”的方法及其實踐情況④臺灣地區“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編：《“共匪”對知識青年再教育政策之研究》，1970 年印行。；金銳先編著的《大陸知識青年下放經緯》（1973 年），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前后的知青運動進行較為詳實的論述，討論了1968 年再度掀起上山下鄉運動的動因及知青下鄉后遭逢的各種社會困境，以及由此開始發生在知青群體身上的消極抵制行為⑤金銳先編著：《大陸知識青年下放經緯》，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3 年版。；“司法調查局”編印的《“匪區”知識青年心理分析》（1961 年），從“文革”前知青下鄉心態的角度出發，對知青運動的走向進行了較為客觀的研判⑥“司法調查局”編：《“匪區”知識青年心理分析》，1961 年印行。；疎蕙的《“共匪”青年問題論集》（1978 年），收錄的多數文章曾刊載于《中共研究》雜志，探討了知青運動的諸多層面①疎蕙：《“共匪”青年問題論集》，大陸觀察雜志社1978 年版。。

此外，一些高校研究機構亦出現若干篇關于大陸知青運動的學位論文，例如，袁伯平的《中共“青年下放”理論與實踐之研究》，通過梳理列寧、加里寧、斯大林、基洛夫等人對青年的看法，總結出社會主義世界如何把青年塑造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方法，也分析了毛澤東的青年觀，并闡述了知青運動的歷史脈絡和下鄉后知青遭逢的種種問題③袁伯平：《中共“青年下放”理論與實踐之研究》，中國文化學院1977 年碩士學位論文。；蔡國賓的《中共下放青年運動之研究——1955年至1979年》在敘述中共對青年政策的理論來源時，對知青運動開展的動因，農村干部、農民對下鄉知青的態度和知青的“反下放”運動進行了深刻分析，最后再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層面上對知青運動進行利與弊的評估④蔡國賓：《中共下放青年運動之研究——1955 年至1979 年》，政治作戰學校1980 年碩士學位論文。；另有若干篇學術論文雖間接提及了知青運動，但因篇幅不大，在此不多贅言。⑤賴明仁：《中共群眾運動之研究》，中國文化學院1978 年碩士學位論文；陳英偉：《中共在社會變遷中政治秩序與青年理念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1982年碩士學位論文；高哲翰：《大陸知識青年在意識形態異化中的角色分析》，中國文化大學1982 年碩士學位論文等。

統而言之，臺灣地區的學者較早對知青運動進行研究且著述頗豐，但與大陸知青運動研究不同的是，臺灣地區的成果多集中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進入90年代以后，當大陸知青運動的研究步入快速發展階段時，臺灣地區關于知青運動的研究卻陷入消沉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臺灣地區的研究者意識到研究中共問題時應摒棄“反共的主觀成見”，“不把反共的熱情滲入到大陸問題的研究與論斷之中，使研究冷靜客觀，符合大陸情勢的發展”，避免“若干人所采取的某些標準與尺度來衡量大陸情勢及其所作所為”⑥郭華倫：《“中華民國”對“大陸問題”研究概況》，《東亞季刊》1971 年第3 期；郭華倫：《關于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之意見》，《東亞季刊》1973 年第3 期。，但由于知青運動期間正值海峽兩岸政治嚴重隔絕、意識形態高度對立之際，所以和同期西方國家的學者一樣，臺灣地區對知青運動的研究亦難免附上感情色彩和政治導向，進而不同程度地影響了研究者的判斷和立場。

二、臺灣地區關于知青史研究的資料來源及主要議題

在紛繁復雜的當代中國史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場波及空間廣、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的政治運動。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臺灣地區對知青史的研究亦涉及諸多方面，不僅探討知青運動產生的動因、動員的方式、運動的階段，而且對“文革”前后知青運動的異同點，知青政策的調整，知青典型的塑造，知青、農民、家長對運動的態度，以及下鄉知青的種種心態和20世紀70年代末“返城風潮”問題等都進行了研究和討論。與此同時，臺灣地區亦高度重視對大陸知青運動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工作。正如時任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副主任的郭華倫所言，研究大陸的資料除資深人士之回憶和相關人士之口述外，還有來自外國學術機構的互換資料和“情報人員”提供的資料。①郭華倫：《“中華民國”對“大陸問題”研究概況》，《東亞季刊》1971 年第3 期。

對臺灣地區知青研究成果的梳理與分析后可以發現，他們的資料來源大致有下列七種：（1）廣播電臺的新聞資料。大陸的廣播新聞報道是臺灣地區研究知青運動的重要資料來源，臺灣地區的各研究機構均對其進行了收集和整理，相關年報、輯要、實錄等對大陸各省、市知青運動的新聞報道有所摘錄。②臺灣地區“中央廣播電臺”把偵聽大陸廣播電臺視為重要工作之一，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福建省廣播電臺等均是其偵聽對象，偵聽后“中央廣播電臺”會制作小冊子送達各單位，包括《“共匪”廣播實錄》（或《“共匪”廣播輯要》）、《“共匪”地方廣播》、《莫斯科華語廣播》等。偵聽科下設四個領班（總編輯），一天三班負責工作，除日間的廣播節目外，由于許多廣播節目在夜間播放，因此偵聽人員須漏夜抄錄，由打字員打字經過編排及油印后，在每日早晨8 點前送達各單位。參見何義麟、林果顯、楊秀菁、黃順星：《揚聲國際的臺灣之音：“中央廣播電臺”九十年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9 年版，第118 頁。此外，臺灣地區對西方電臺和蘇聯電臺的新聞報道資料亦有收集，如莫斯科廣播電臺、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等。（2）“文化大革命”運動時期“紅衛兵”組織編印的群眾小報。群眾組織編印的報紙是臺灣地區研究早期知青運動的重要資料來源。如在論證下鄉知青受沖擊時，多數研究者均引用了“湘江風雷直屬戰團”主編《革命青年》報第二期所刊登的《銅山嶺見聞》和廣東“紅衛兵”組織主編《支農紅旗》戰報的若干篇文章。③長源：《對中共下放知識青年的研析》，《中共研究》1973 年第6 期。（3）情報人員在大陸收集到的資料文件，即所謂“敵后消息”。如疎蕙在論證下鄉女知青受到地方干部迫害時所引用的關于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流氓強奸下鄉女青年犯潘寶華等二十九名罪犯》布告和云南德宏《堅決打擊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犯罪活動》公告等④疎蕙：《中共下放知識青年所面臨的問題及其改進措施》，《中共研究》1973 年第12 期。；楊克則把在福建連江縣獲取的地方檔案作為知青研究的背景性材料。（4）大陸公開發行的各類報刊和書籍。（5）大陸僑眷寄給海外華僑的書信。有關刊物的“大陸來鴻”專欄刊載著不少廣東和福建華僑知青或居民寫給海外親屬的信函，并將書信原文附錄其中，《敵后反共關系來信簡報》亦收錄不少此類信函。（6）大陸知青逃往港臺地區后所寫的回憶性文章?！吨袊箨懷芯俊吩O有“大陸人來譚”專欄，其他期刊亦有刊載知青回憶文章。⑤《中國大陸研究》半月刊創辦于1971年3月，每月10日與25日定期出版，從第85期后改為《中國大陸月刊》，曾刊載多篇關于知青運動的文章。如濤生：《大陸青年“下放”的背景及其處境》《大陸下放青年的反抗》；石磊：《知識青年下放記慘》等。（7）臺灣地區官方、民間研究機構收集整理的大陸各方資料。如大陸資料出版社、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中央”委員會大陸工作會、“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國防部情報局”、大陸資料出版社編輯委員會、“新聞局敵情研究室”、“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等機構都有專門編印的資料。

由于臺灣地區對大陸知青運動的研究較多，涉及各個方面，限于篇幅，本文僅對一些主要問題的研究進展及爭鳴進行探討，分述如下：

（一）知青運動產生的原因

旨在緩解城市就業壓力的上山下鄉運動何以衍化為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運動，毛澤東又為何要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研究者認為要從經濟和政治上進行考慮，經濟上是為了解決知識青年失業問題，減輕城市人口的壓力，增強農村的勞動力；政治上是為了解決知識青年失學問題，防止青年思想變質變色，強化農村的連鎖控制。①文忠國：《中共“上山下鄉”政策與大陸青年學生運動》，《東亞季刊》1980 年第2 期。有研究者指出，知青的下鄉運動與毛澤東對待知青的態度有關，具體原因有三點：其一，緩和知青在城市失業與失學的情形，并限制城市人口的過度發展，減輕城市人口壓力。其二，促進農村現代化的發展，希望城市知青到農村后能扮演擴散現代化態度、技能和知識的觸媒角色。換言之，就是要下鄉知青成為農民與城市居民間文化上和認知差距（cognitive gap）上的橋梁。其三，屬于意識形態上的目的，由于毛澤東對城鎮存在較為消極的態度，認為知識青年容易染上資產階級的思想，而現實中城市在升學、就業等機會上的限制嚴重地影響了城市知青的價值與期望取向。②羅曉南、朱新民：《中共的知青下放運動》，《人文學報》1980 年第5 期；羅曉南、朱新民：《上山下鄉——中共“知青”下放運動的理論與實際》，《幼獅月刊》1980 年第1 期。

有研究者則表示，發動知青運動是為了抑制“紅衛兵”氣焰，消除武斗；安置失學失業人口，維持社會穩定和貫徹移民實邊政策，寓兵于農。③王曉堂：《中共為什么又大搞“上山下鄉”運動及大陸人民的反應》，《中共研究》1969 年第11 期。另有研究者把其歸納為經濟、政治和社會三方面，認為“文革”時期，大陸知識青年失學問題嚴重，“造成嚴重社會問題”。④詹天性：《“共匪”驅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現況剖析》，《幼獅月刊》1970 年第2 期。吳彩光除了關注政治、經濟上的動因外，還從教育方面進行分析，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為了減輕升學壓力和教育經費的負擔，使學生與“階級教育”相結合，既便于管理又可發揮學生改造農村固有文化的作用。⑤吳彩光：《“共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嚴重》，《蘇俄問題研究》1973 年第12 期。湯景德則認為知青運動發動的原因是：消除“三大差別”；發揮知識青年的腦力與體力，進而發展農業，支持工業；借以移民實邊，調節人口分布，實現寓兵于農的構想；著眼于減低城市人口壓力，鼓勵知識青年“不在城市吃閑飯”，投向“支農”前線；藉圖以集體方式控制知識青年的思想和行動，以消弭“紅衛兵”式的反現實造反。⑥湯景德：《“共匪”“上山下鄉”運動評述》，《光復大陸》1973 年第83 期。與上述研究者多重因素論不同的是，楊克在對《人民日報》的典型人物梳理分析后認為“反修防修不變色”的政治因素是知青運動的主導原因，而不是為了促使農村現代化，他認為“這批青年在短期內不可能在生產斗爭上發生作用的”。⑦楊克：《從“典型人物”分析中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九六九、一九七〇》，《中共研究》1971年第5期。熊樹忠、袁伯平和蔡國賓則從馬克思、列寧、基洛夫、斯大林、毛澤東身上找尋知青下鄉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來源。⑧熊樹忠：《中共對知識青年的政策》，《自由青年》1977 年第3 期；袁伯平：《中共“青年下放”理論與實踐之研究》，中國文化學院1977 年碩士學位論文；蔡國賓：《中共下放青年運動之研究——1955 年至1979 年》，政治作戰學校1980 年碩士學位論文?？梢?，除楊克等人對上山下鄉運動持單方面因素外，多數研究者均認為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動因較為復雜，是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和意識形態等多重因素綜合在一起導致的結果。

（二）知青運動的歷史分期問題

臺灣地區的多數研究者注意到，上山下鄉運動始于20世紀50年代，但直至1968年才演變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運動。⑨江振昌：《從“下放”政策看大陸青年的升學與就業》，《幼獅月刊》1980 年第3 期。如何從時間上對長達數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進行分期，20世紀90年代，大陸學界曾對此進行過激烈討論。①張曙：《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中幾個問題的爭鳴》，《世紀橋》2000 年第2 期。與許多臺灣地區的研究者一樣，袁伯平也把1955年8月北京志愿墾荒隊作為知青運動的開端，認為此舉系為解決一部分學生“不能升學的又難以獲得工作機會”的措施。在歷史分期問題上，他認為知青運動大致可劃分“文革”前后兩個時期，“文革”前的知青運動（1955—1965年）又可細分為三個階段，即農業合作化時期（1955—1957年），下鄉、上山、支農、支邊時期（1958—1969年）和“三面紅旗”失敗時期（1961—1965年），“文革”后的知青運動則劃分至1973年。②袁伯平：《中共“文革”前的青年下放（1955—1965）》，《“共黨”問題研究》1977年第7期；袁伯平：《中共“文革”以來的青年下放（從1966 年到1973 年）》，《“共黨”問題研究》1977 年第11 期。有研究者則提出應該把上山下鄉運動劃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55—1959年）為推行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時期；第二階段（1960—1965年）為“三面紅旗”失敗時期；第三階段（1966—1968年）為知青運動陷于停頓時期；第四階段（1968年以后）為“文革”以后再度掀起高潮時期。③吳彩光：《“共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嚴重》，《蘇俄問題研究》1973 年第12 期。按：臺灣地區多數研究者認為中共九大的召開標志著“文革”的結束，所以把1969 年視為“文革”結束的時間。此外，一些研究者還敏銳地捕捉到知青運動關鍵的時間點，如1966年“文革”爆發，1968年毛澤東下達“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指示，1970年“五·六”指示④湯景德：《“共匪”“上山下鄉”運動評述》，《光復大陸》1973 年第83 期。按：“五·六”指示實際上是1970年5月12日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1970）26號文件，即《關于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工作的報告》。，1973年“李慶霖事件”和華國鋒上臺⑤袁伯平：《中共“文革”以來的青年下放（從1966 年到1973 年）》，《“共黨”問題研究》1977 年第3 期。。這些時間節點也往往成為知青政策調整與變化的界線，正如蔡國賓所言：“何以要以‘文革’作為分界線呢？因為青年下放運動到一九六六年爆發‘文革’以后，無論在政策、規?；蛐再|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變?！雹迏⒁姴虈e：《中共下放青年運動之研究——1955 年至1979 年》，政治作戰學校1980 年碩士學位論文。大體而言，上述學者的判斷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可取之處。

（三）知青下鄉的動員方式及其下鄉后的心態

盡管有研究者注意到，“文革”前知青下鄉的動員方式主要以說服自愿為主，而“文革”后則常采取強迫的方式，但他們發現“文革”前的動員也存在所謂“欺騙性”宣傳動員的現象。汪孝先根據“紅衛兵”小報的資料發現，一部分倒流回城“造反”的下鄉知青把矛頭指向昔日動員其下鄉的干部群體，指責干部欺騙他們下鄉，為此廣州分管知青的干部和上海里弄干部均受到下鄉知青的批斗。⑦汪孝先：《大陸下放青年的控訴與反抗》，《問題與研究》1968 年第8 期。對于知青是如何被動員下鄉的，王曉堂指出，各級革委會成立動員組織，“全市從工廠到機關，從學校到街道，從里弄到家庭，從六七十歲的退休老工人，到十一二歲的‘紅小兵’”，采取諸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談心”和“家庭訪問”等多種方式進行動員，對于不愿下鄉的知青或家庭則實施諸如取消糧食配給等措施。⑧王曉堂：《中共為什么又大搞“上山下鄉”運動及大陸人民的反應》，《中共研究》1969 年第11 期。金銳先也認為，僅憑政治宣傳是很難推動數量如此之眾的知青下鄉的，他認為動員的成功是因為采取了多種動員方式，如有的對青年施加政治壓力，不下鄉即被視為“不革命”，有的脅迫各級學校將動員應屆畢業生下放人數的多寡作為評定該校領導人員及教師教學的成績，有的脅迫青年家長，不下鄉則取締其糧食分配，還有的甚至派出干部親自帶隊下鄉。⑨金銳先編著：《大陸知識青年下放經緯》，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3 年版，第64～66 頁。與大陸學者分析動員方式和心態的多樣性不同，臺灣地區的研究者更多地主觀上強調知青下鄉的所謂“強迫性”，而未見其對主動下鄉者的心態分析。

對于知青下鄉后的心態，臺灣地區的研究者意識到，雖然有些知青被動員到了農村，但他們并不安心于此，“身在農村，心在城市，根本就沒有在農村插隊落戶的打算。對所謂改造世界觀的長期性更是缺乏認識，感到厭煩，于是勞動之余常到鎮上閑逛，悲觀消極”①疎蕙：《中共青年下放運動的新危機和新動向》，《中共研究》1970 年第11 期。。有研究者從下鄉青年的心態著手，認為“政治上的劇烈變化，造成物質社會環境和心理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化，因而導致知識青年思想和心理的劇烈變化”，并把下鄉知青的心態分為“讀書無用論”“失望與抱怨”“歧視與仇視”和“反抗與復仇”四種。②陳穎：《大陸知識青年思想與心理狀態之剖析》，《民主憲政》1973 年第511/512 卷。

（四）下鄉知青抵制行為的表現及其原因

由于與大陸意識形態和現實敵對的關系，臺灣地區研究者較多關注甚至夸大知青下鄉后面臨的困境和知青對運動抵制的表現與原因。③可能受到臺灣地區學者的影響，法國學者潘鳴嘯把知青的“消極抵制”行為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不肯依從當局對他們在下鄉應有什么表現的要求，另一類是拒絕留在農村”。參見〔法〕潘鳴嘯著，歐陽因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 年版，第324 頁。王曉堂指出，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場知青、家長和農民均不歡迎的運動，故而遭到他們的抵制，知青厭惡勞動，“有的已潛返原籍匿居，變成‘黑人黑戶’，有的到處飄（漂）泊，變成‘盲流人口’”，家長因疼愛子女“反而設法逃避，不愿將子女送到農村”，而農民則擔憂下鄉知青將增加他們的負擔，影響他們現實的生計。④王曉堂：《中共為什么又大搞“上山下鄉”運動及大陸人民的反應》，《中共研究》1969 年第11 期。動員與安置鏈條上的三方：知青、家長、農民的態度至今仍是研究者所關注的問題。對于知青下鄉后進行的抵制行為，有研究者把其歸納為七種方式：（1）消極怠工的，破壞生產工具；（2）插隊參加農業生產的，與農民爭糧鬧事；（3）下鄉到邊疆開荒的，千方百計設法逃亡；（4）擅自脫離勞動組織，潛回城市，聚眾滋事，淪為盜竊或單干走私、投機倒把；（5）秘密串聯，反抗“學習”，破壞“上山下鄉”政策和制度；（6）打群架，破壞治安秩序；（7）組織各種造反組織。⑤湯景德：《“共匪”“上山下鄉”運動評述》，《光復大陸》1973 年第83 期。為便于討論和分析，多數研究者把抵制行動分為積極與消極方面。消極方面表現在怠工、罷工、集體絕食、打鬧、搶劫、散布謠言、耳語、張貼大字報表達不滿，刻意制造矛盾糾紛，逃離下鄉地點倒流回城等；積極方面則表現在成立反對下鄉運動的組織，進行各種反對破壞活動。⑥文忠國：《中共“上山下鄉”政策與大陸青年學生運動》，《東亞季刊》1980 年第2 期。上山下鄉運動后期，在分析云南上海知青返城事件時，研究者往往著筆更多，突出“反抗”的意識形態特點，對知青返城抗爭的來龍去脈敘述得極為詳盡。⑦汪孝先：《上海知識青年“反下放”抗暴事件》，《“共黨”問題研究》1979 年第4 期；疎蕙：《大陸下放知識青年掀起抗暴怒潮》，《中共研究》1979 年第3 期；劉勝驥：《大陸下放知識青年最近抗暴運動》，《“共黨”問題研究》1979 年第4 期；汪孝先：《一年來大陸學生及下放“知青”抗暴情勢之回顧》，《“共黨”問題研究》1980 年第3期；疎蕙：《從北平下放青年上訪示威看大陸知識青年問題》，《中共研究》1985 年第6 期；華羊：《中共面臨知識青年的嚴重威脅》，《中共研究》1987 年第3 期。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研究的結果往往與事實出現抵牾不符的現象。

至于下鄉知青為何會出現積極或消極的抵制行為，臺灣地區的研究者有著不同看法。有研究者從下列幾個方面進行探討：首先是農民的歧視與排斥，大量知青下鄉到農村后，不僅形成粥少僧多之勢，而且因語言隔閡、勞動技術的生疏，下鄉知青普遍遭到農民的排擠；其次是生活習慣的不協調，由于環境的影響，城市與農村在生活習慣上存在顯著的差別；最后是精神生活的空虛和婚姻戀愛上的苦惱。①疎蕙：《中共下放知識青年所面臨的問題及其改進措施》，《中共研究》1973 年第12 期。有研究者從文化沖突與適應的角度來分析知青下鄉后遭逢的種種社會問題，下鄉知青最感困擾的就是社會適應上的困難，即來自城鄉生活上、文化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顯著差距”。這種差距造成知青在適應農村環境上的困難，從較高現代化的城市轉到低度發展的農村中，在許多事情上無法立即適應而面臨“文化沖突”的震撼。譬如公共文化設施的缺乏，圖書館、運動場、戲院、衛生設備等方面的不足，使知青喪失了原本在城市里可以享受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利益。此外，還包括與農民溝通時語言上的障礙，加之生活上知青面臨著來自農村艱苦生活的挑戰，由腦力勞動立即轉變為體力勞動，在短時間內屬實不易調整，“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存在愈發使得農民不易接納外來的知青，使得知青在農村出現諸多問題。②羅曉南、朱新民：《中共的知青下放運動》，《人文學報》1980 年第5 期。這與疎蕙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同樣注意到知青與農民無法真正融合，主要原因是農村和城市間生活習慣的不協調。首先是衛生習慣，下鄉青年每日晨起，必先梳洗如廁，而農民非但無此習慣且有在田頭地尾隨處“方便”之習慣，因而造成雙方不便；其次是飲食上難以適應，知青下鄉的時候中國大陸城鄉人民之間的生活存在相當之差距。③疎蕙：《中共下放知識青年所面臨的問題及其改進措施》，《中共研究》1973 年第12 期。從文化沖突的角落來分析“他鄉之客”的知青群體，對目前知青史的研究仍具啟發性。此外，臺灣地區的研究者還對生產建設兵團、華僑農場的創建與發展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討論。④馭志：《中共增建華僑農場之研究》，《中共研究》1973年第10期；馭志：《“匪區”的“華僑農場”》，《“匪情”研究》1969 年第9 期；周偉伶：《在“生產建設兵團”中的知識青年》，《“匪情”月報》1973 年第9 期；張步云：《“共匪”生產建設兵團研究》，《“匪情”月報》1974 年第11 期。

三、臺灣地區知青研究的問題與價值

大體而言，臺灣地區學者在知青運動的研究上取得較多成果，有些結論和觀點具有學術性，也強調“不要把吾人主觀的情緒，個人的好惡滲入到研究分析之中，影響正確的判斷與結論。也不要先作框框，再收集資料。更不要只注意其差錯與缺點，而剔除其優點長處”⑤郭華倫：《關于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之意見》，《東亞季刊》1973 年第3 期。。但是，還是有相當一部分關于知青運動的觀點和論斷有失偏頗甚至舛誤頗多，這既與意識形態對立和研究動機不純有關，亦受限于知青檔案資料的相對匱乏以及較為明顯的選擇性使用史料和對史料的政治化解讀。具體而言，臺灣地區的知青研究存在以下問題和不足：

第一，史實性的錯誤。雖然臺灣地區學者在獲取知青運動資料的途徑不少，但若要獲取直接的政府檔案還是極為困難的，也正因如此，在原始資料不易獲得的情況下，研究者只能利用廣播、報刊等資料進行捕捉、分析，也就容易產生一些史實性的錯誤。例如，疎蕙注意到1970年中共中央調整了對知青的政策，以改善下鄉知青的處境，但其文中的“1970年5月6日，中共中央為繼續擴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及克服此項運動所產生的新危機，發出了一項經毛澤東批準‘照辦’的所謂‘五·六’指示”（有研究者把其修正為5月26日的“五·二六”指示①疎蕙：《中共青年下放運動的新危機和新動向》，《中共研究》1970 年第11 期；湯景德：《“共匪”“上山下鄉”運動評述》，《光復大陸》1973 年第83 期；吳彩光：《“共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嚴重》，《蘇俄問題研究》1973 年第12 期。），其實是1970年5月12日毛澤東批發的中共中央1970年26號文件。又如，有研究者區分“文革”前后知青運動的標準只參照上山下鄉運動的指導原則，他們認為“文革”前的知青運動是在“劉派”干部領導下，在“下鄉鍍金”的原則下施行的，并沒有和“貧下中農相結合”；而“文革”后的“毛派”干部則以“大隊建點集體插隊”辦法，打破了“單獨勞動，自己管理自己”的規定，也糾正了“分人到戶與社員同等相待”的措施。②楊克：《從“典型人物”分析中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九六九、一九七〇》，《中共研究》1971年第5期。這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

第二，觀點的偏頗和判斷的失誤。政治上的對立使得臺灣地區的研究者更關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給中國大陸帶來的社會隱患和知青在運動中的抵制行為，并以偏概全地把現象夸大化。如王曉堂在分析知青、家長、農民抵制上山下鄉運動時認為，抵制勢必造成知青與農民的對立，以及農民、知青與國家的對立，但實際上并沒有出現農民與知青聯合對政策進行抵制的行為。疎蕙是臺灣地區研究知青運動的主要學者，他在探討知青出路時認為張鐵生“交白卷事件”“不僅是代表了大陸六千萬下放知識青年的心聲，同時，也代表了他們對中共扼殺青年的下放政策作了一次悲憤的抗議”③疎蕙：《中共下放知識青年所面臨的問題及其改進措施》，《中共研究》1973 年第12 期。，進而衍生出“文革派”支持張鐵生是因為張鐵生事件能在廣大知識青年中引起共鳴與支持。然而現在的研究表明上述的判斷是錯誤的。此外，疎蕙還把知青開展文藝宣傳活動、舉辦政治夜校、組織文化學習、培養赤腳醫生視為“占據下放青年的全部工余時間”之舉，“使他們每日除了極少數的幾小時睡眠時間外，其余時間全部投入勞動，和各種服務工作，使他們常感到身心疲憊，無暇考慮切身問題，無法去參與各種反抗的活動”④疎蕙：《一九七四年的中共下放青年工作》，《中共研究》1975 年第3 期。。如此之觀點顯然完全抹殺了下鄉知青參與農村建設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盡管臺灣地區關于知青運動的研究存在不少弊病，但是其對知青運動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相關研究于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正如邱新睦在評價港臺地區20世紀70年代知青研究成果時所言，“雖然大部分是以新聞報道或動態情報為基本內容，但能及時地反映現實情況，今天看來仍不失其資料價值，其中也有一些篇章不乏學術性”⑤邱新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綜述》，《當代中國研究》2003 年第4 期。。確如其言，比如，有學者既關注到城市知青下鄉后所面臨著吃住問題，也意識到農村社會對知青的影響；有研究者還指出，中國農村社會是以氏族為主的社會結構基礎，是種同質性（Homogeneous）的社會形態，不容易接納“外地人”插隊落戶，“故要這些青年人真正在農村安家落戶，不是件簡單的事，何況，這些青年是在共干強迫下離鄉背井，來到農村接受勞動改造，要他們在農村干一輩子，心理（里）總是有‘大材小用’的感慨”。⑥楊克：《從“典型人物”分析中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九六九、一九七〇》，《中共研究》1971年第5期。這一觀點直到近些年才引起部分學者的注意。①Emily Honig,Xiaojian Zhao,Across the Great Divide：The Sent-Down Youth Movement in Mao’s China,1968-198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98；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 年）》，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5 頁。有研究者指出，“江青為首的‘文革派’，為了迅速建立其干部隊伍，充實其社會基礎，除積極爭取掌握并重建各種群眾組織外，又特別注意對為數六千萬的下放知識青年的爭取”，雖然“利益集團模式”的劃分易于忽視內部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但上述之判斷無疑有一定的合理性。②疎蕙：《中共下放知識青年所面臨的問題及其改進措施》，《中共研究》1973 年第12 期。

在研究方法和理論上，有研究者以“文化沖突”角度來分析下鄉知青在農村面臨的種種困境，并借用托馬斯·伯恩斯坦（Thomas P.Bernstein）“相對剝奪感”（feeling relative deprivation）的觀點來探討知青無法在農村扎根一輩子的原因。③羅曉南、朱新民：《中共的知青下放運動》，《人文學報》1980 年第5 期。楊克利用統計學的分析方法，對1969年至1970年《人民日報》所刊載的25名知青典型案例進行列表歸類，根據下鄉知青的身世、在農村的先進表現、受到表彰的等級等方面的統計來探討知青運動的諸多問題，得出一些頗具參考價值的結論。例如，下鄉年限和受獎勵等次呈現出正比例關系，即下鄉時間愈長受獎勵等次愈高；回鄉知識青年要比下鄉知識青年表現得優良一些；回鄉知識青年比下鄉知識青年更容易適應下鄉政策；知識青年在農村至少一年以內還要接受國家的生活津貼；由于缺乏農村經驗及體力不濟，下鄉知青短期內根本無法對農業生產有所貢獻等。④楊克：《從“典型人物”分析中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九六九、一九七〇》，《中共研究》1971年第5期。蔡國賓則借用西方社會學家Joseph F.Zygmunt 的社會運動機制理論和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統模式來分析知青運動產生的原因及如何解決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等。⑤參見蔡國賓：《中共下放青年運動之研究——1955 年至1979 年》，政治作戰學校1980 年碩士學位論文?？梢?，臺灣地區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和理論創新方面的努力和取得的進步，對于推進知青史研究仍有一定的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