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化的近代空間生產

180年前，上海地區被迫開埠。之后的短短數十年間，在“中世紀縣城上?！背菈ν獾臏家吧?，接續涌入的多方力量以世所罕見的方式，共同塑造了一座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一座高度國際性的大都市，鋪展出別具一格的“近代城市上?！苯ㄖL貌。過去30余年，上海市主動定位全球化“橋頭堡”，再次涌動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巨浪。經歷了城市效能的新一輪迭代躍遷后，今日上海并沒有陷入通常伴隨當代全球化而來的“千城一面”窘境。在這座城市戲劇化的“馬賽克式”空間基調中，近代海派建筑之林氤氳著愈加迷人的藝術氣息。

城市是社會力量投入空間生產的成果，城市的街區建筑形象，勾勒出社會力量對比變化的圖景。雖然自文藝復興時期起，世界范圍內的建筑風格已開始逐漸擺脫形制化樣式的桎梏，難以像古典建筑風格那樣易于“按圖索驥”，但建筑“流派”的建構仍然遵循社會力量機理。由此，縷析近代上海城市空間生產的獨特動因，自然成為研究者書寫近代海派建筑藝術文本的認知基礎，也有助于賦予讀者以必要視野，免于“盲人摸象”之虞。

“客主參半”的近代化力量

在今日的上海城市年輪中，以舊上?？h城為中心的擁有700余年歷史的傳統空間，明顯隔離于以外灘為起源的不超過170余年歷史的近代空間?；赝?843年開埠時，“道縣同城”的上海已是“南吳壯縣”，實際的城鎮職能和影響力皆超過其上級地方單位松江府，且作為當時中國四大海關之一的江海關關署所在地，“上?？h”已然接受世界近代化浪潮波及久矣。然而“近代城市上?！辈⑽从伞爸惺兰o縣城上?！钡膭萘χ鲗?，在縣城的基底上升級進階而成，而是由外來的近代化力量，在城墻之外的“一張白紙”上另行開辟客居點起步的。

直到1912年舊縣城的城墻被拆除時，這兩類性質截然不同的空間長期存在著明確的權力邊界，分別由上海道（即置署于上?？h城內的蘇松太兵備道）和外國人租界當局這兩類徹底不同的行政機構管控。彼時的舊上?？h雖然繁華興盛，但囿于禮制，縣城格局和官衙府邸皆未獲得高規格投入；安于教化，民居之街巷園林亦泯然于宏大的“江南”傳統背景。而縣城外的外國人聚居點雖最初人口極少，但出于國際競爭基因而致力于成體系地導入西方近代化的城市職能、市政格局、建筑形態，使得上海地區率先全國在“市政理念”和“建筑形式語言”上出現近代化實踐區，這兩者又正是城市建筑藝術新“流派”之源泉。

但在舊城墻被猛然拆除后，外國殖民者直到總體撤離時，又都未能在整個上海地區完全反客為主，即使最“摩登”的十里洋場也未曾徹底西化。于是，脫胎于中國古代禮教的縣城與無限近似于西方列強殖民地的租界，這兩類背反的異質空間，在時代洪流的劇烈攪動下，猶如異色顏料瓶相擊破碎，潑灑出駁雜的都市斑塊。例如，在租界原先沿襲西方以廣場公園為主的城市公共空間體系中，涌入了大量中國傳統城鎮中面向公共生活街巷開放的茶樓、牌館、戲院等“灰空間”形態，殖民者力圖塑造的西方式城市空間界面遭遇類型學上的“雜化”；同時，在縣城及轄屬鄉鎮水網密布的傳統空間內，不斷出現從租界“越界筑路”延伸而至的城市干道，沖擊著往常的“水鄉”秩序。

“自下而上”的近代化融合

客居上海的外國人租界早期被嚴格施行“華洋分居”準則，雖擁有一定的面積和自治權，以及黃浦江上軍艦的護衛，但在根本上還是置于中國的管轄之下且人口低于老上?？h城好幾個數量級?？呻S著當時國內政局頻繁失控，華界各方勢力都無力插足的租界，一方面遭遇大量難民和流寇涌入，另一方面資本力量借機兩次脅迫修改《土地章程》及制定頒布《會審章程》，急劇擴大租界的面積和自治程度。僅十年余時間，租界就從稀疏空曠的外國人寄住社區，躍變為華洋雜處、面積和人口都遠超上?？h城的大規模城區，建立起幾乎完整的近代化城市權力和政府機能，并開始高度獨立于國家管轄之外。

1851年時租界中外僑尚不足300人，獲準在租界內為外僑服務的華人約500人。而據太平軍戰事平息后上海租界當局所做的第一次人口調查顯示，1865年初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內共有外僑近3000人，華人近15萬人；當時駐上海的外交官、教會、外文報紙，對處于第二次難民潮峰值的1862年租界內難民人口，給出的報告數據更高達50萬人以上。在上海允許外國人劃區客居之后不到20年，不論是逃難來此即一直留在租界的，還是曾一度返回毀于兵燹之災的家鄉后再次投身租界的難民們，又成為了客居租界的龐大華人移民群體。在相對十分集中有限的時空范圍內，他們都不得不轉變身份成為近代化的“市民”，或是原先的鄉紳購置產業營商，或是原先的農民受雇于商行務工。

這樣顛覆性的人口突變，完全破壞了租界最初的基本設定。當初上海道臺意圖以租界最大程度限制外國人的活動范圍，而租界內的外國領事所獲得的法理授權也十分有限，因此雙方都為此大感頭疼，皆意欲恢復租界原先純粹封閉的外僑居住區模式，但誰也無力組織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叢集而入租界的避難者百十萬眾，其中既有中等殷實之家和腰纏萬貫的官紳、地主、商人及并不很富裕的文人學士，也有成群結隊的貧苦民眾。突如其來的巨量資金、人才、勞動力，疊加外僑淘金者的財富野心，迅速在租界中建立起基于空間生產的資本循環強烈預期。巨大的城市化商業利益前景驅動外僑“市民”向領事階層極力動議，謀求突破既有的法理框架。1854年公布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一般稱作第二次《土地章程》）和1855年上海道臺頒布的《華民住居租界內條例》，都放棄了“華洋分居”的原則，“華洋雜處”的法理障礙被徹底消除。當時華洋群體，即分屬于不同的歷史代際—至此，在古城的實體墻圍消失之前，他們之間近代化融合的制度懸隔已經煙消云散了。

“疾馳而過”的近代化城市

上海老縣城面積約2平方千米，今日人民路、中華路構成的閉環，即是當時的城墻輪廓。19世紀40年代后期，英國人與上海道臺最初議定的租界，位于縣城北墻外數百米，今日外灘風貌區內，面積僅不到0.6平方千米，四至范圍：東至黃浦江邊、南至洋涇浜（位于今延安東路）、西至界路（位于今河南中路）、北至李家廠（貼臨今北京東路），靠近蘇州河匯入黃浦江的河口。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一躍成為當時全國以及遠東最大最先進的近代城市，其中租界總面積擴大至約32平方千米，“準租界”性質的越界筑路區面積與租界總面積接近，兩者合計超過60平方千米且為連續的整片，構成近代上海市區的主體。直至90年代，這仍是上海政區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部分。

從外灘出發，租界最遠處抵至周家嘴（位于今平涼路軍工路路口），距離外灘約8千米，租界當局越界筑路的最遠處是公共租界辟筑的碑坊路（Monument Road，今綏寧路），距離外灘約14千米，距離最近的公共租界邊界也有約10千米，距離公共租界的最東端周家嘴已超過20千米。這種大尺度的城區擴張，在土地獲得上類似于跑馬圈地，在空間形態上貼合蘇州河及黃浦江優越的水體條件，在“起爆”機遇上得益于時局動蕩引發的資源涌入，在根本動力上源自近代遠東國際貿易興起所賦予的海陸運輸中轉區位優勢，在安全環境上處于多方博弈而形成的相對穩態?！吧虾５陌l展道路是獨特的，上海就是上海?！?/p>

充沛的土地資源、清晰的自然水體骨架、勢頭強勁的要素結構、工業時代的國際貿易、相對均衡穩定的社會環境，在19世紀下半葉忽然齊集于上海，鑄造出爆發式增長的城市經濟模型。在陡峭的土地價格走勢驅使下，“西洋”的金融房地產開發模式、執業建筑師體制、制造業鏈條，釋放出中國古代社會不曾具有的巨大建設產能，也繪就了近代上海城市建筑的璀璨格調。彼時的上海，被西方列強喻為包括地產商在內的“冒險家”樂園，也成為竭力向近代社會摸索轉型的遠東國家日本距離歐美最近的窗口。許多初次遠渡重洋“西天取經”的日本人特意先造訪上海以更快獲得“西洋”體驗，最多時曾有超過十萬日本人在公共租界的東區和北區（位于今虹口區）居住，并在更廣闊的范圍內經營“東洋”的城市建筑。也正是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為建立向大陸擴張的基地而大舉武力侵占上海，迅速終結了近代上海在城市化道路上的疾馳。待政局再次穩定時，上海城市化的動力因素已被結構性置換，上海的城市空間生產也隨之步入新的時代。

“馬賽克式”的近代化街區建筑

古今中外的大都市往往都有清晰的中軸線，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機制，規訓城市總體格局秩序，如北京、廣州、巴黎、華盛頓等，連一江之隔于30年前興起的上海浦東新區，也有一條始于陸家嘴迄于世紀公園長達5千米的中軸線。而近代上海城區卻是例外，雖然從空間肌理和當時的土地價格分布上可以看出，今南京東路、南京西路曾經呈現出城市空間發展軸的姿態，但其本身較為蜿蜒的線形，以及與愚園路在物理位置與管轄權限上的銜接錯位，使得這一趨勢并未得以進一步強化。這直觀地反映出近代上海的一大不尋常之處：沒有城市總體規劃。

進一步觀察路網形態不難發現，作為起步區的外灘區域尚顯方正規整，西進僅約1.5千米越過今日西藏路一線后，即變得在建筑學視角下難言合理：一方面許多“填浜筑路”而成的“小馬路”蜿蜒交錯或起止隨意，導致街區奇形怪狀降低使用效率，通勤方向感和便利性亦實為不佳；另一方面諸多干道在遠離外灘后仍保持與外灘岸線基本垂直的走勢，卻與正南北朝向有較大偏轉，給住宅布局帶來困擾。再進一步比對近代上海不同時期的地圖可以看出，城區范圍快速擴張現象之下，這座國際化大都市卻長期延續著詭異的“一城多府”治理格局和大片越界筑路的“準租界區”，這在人類城市史研究中尚未找到其他類似樣本。

在華界老城廂及南市之外，僅就租界而言，大體上還存在著三大相對獨立的空間，其中法租界擁有獨立的行政機關公董局，而在行政上合并統歸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轄的原英租界和原美租界，也因“市民”秉性的差異而呈現出大異其趣的景象。在此之外，我國的租界研究更顯示，雖然天津、漢口、廣州、廈門等其他十多個近代通商口岸都曾出現過租界，其中某些城市也有越界筑路行為，但大規模長期未正式轉隸的越界筑路區，是上海獨有的現象，在學術統計中亦單獨列項，是近代上海更為獨特的第五大空間。這五大類空間，因其各自的特質差異，明顯呈現出城市意向的多樣性；又因為它們相鄰相依，共同組成罕見的異文化越界融合超級容器，糅合出國際性大都市的“混沌”韻味。

簡言之，老城廂及南市的近代化進程起步最晚，很大程度上仍保留著江南水鄉的空間尺度和肌理；公共租界的中央區和西區（原英租界）是近代上海的起源地和核心部分，建設開發強度和規格最高，其中的外灘至今仍是上海最富盛名的“第一名片”；法租界起步于英租界和老城廂之間，向西延伸至徐家匯，享樂和文藝氣氛濃厚，聚集著當時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綜合娛樂設施；公共租界的北區和西區曾是原美租界，但實質上美國人并不多，大部分區域被日本人長期占據，氛圍明顯比租界其他部分內斂；相較于各自為政的華界或租界，越界筑路區牽扯著更為復雜深刻的中外政治力量博弈、中西文化迎拒、民族心理抵牾，是為最奇葩者。

隨著時間推移，上述五大類空間擴散滲透，加之缺乏法理支持的越界筑路多為倉促之舉導致規劃之草率、管控之放任，以及經歷了建筑潮流從新古典主義向裝飾藝術派（Art Deco）的總體轉向，近代上海這種極其獨特的“散裝”大都市的馬賽克拼貼效果，從“超視距”的宏觀大片區層次，向“目力所及”的中觀街區層次“同構”，但又難以在微觀的單體建筑層次充分體現，就像無法僅從某幾塊馬賽克上領略大拼花的效果。因此，“街區”成為最適合“人”直觀體驗海派城市建筑藝術特質的對象，是“建筑閱讀”的“上下文”。

例如被譽為上?！澳樏妗保‵ACE）的外灘，長度不足1千米，卻是“萬國建筑博覽會”；而在“上海第一花園馬路”新華路上，僅一片“外國弄堂”中同一家開發商建設的29棟花園洋房，竟可細分出十余種不同風格；位于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區交接部的愚園路，更是如同不斷翻轉的魔方，熙攘錯落，繽紛毗連。更耐人尋味的是，這種建筑風格的多樣化往往并非源于業主們的故土，許多身處上海的外僑們在置業時選擇了各種“第三地”的樣式；而總體上近似“自動駕駛”的街區建筑風貌，在富于個性的同時，卻又往往都能自組演化出“清爽”的秩序。

結語—海派城市建筑藝術的生命力

21世紀初上海市政府劃定“64條永不擴寬的馬路”，本質是將城市空間環境遺產的特色保護從單體建筑擴展至街區風貌，這實為符合海派建筑藝術內在機理的明智遠見之舉，也是基于近代海派街區本身的生命力。

一是在物質基礎上，近代市政路網具有較強的功能性。雖然存在前文提及的不完善之處，但不同于古城的自然街巷，市政路網在經年累月的近代城市運行中逐漸成為整體市政系統架構的底層主干，集成著龐大的管線和治安網絡，20世紀90年代啟動并持續密布的地鐵設施又極大地分擔了日常通勤壓力，使得成體系保留舊路網具有合理“性價比”。

二是在風格化效果上，場所活力與建筑格調相互賦能。海派街區相對窄小親切的尺度，蜿蜒變化的線形，于“路”而言不是最優，于“街”而言則常常為活力與趣味所倚。建筑與其他藝術形式最本質的區別在于不僅可以在外部欣賞，還可以進入內部空間體驗。而在以市民公共空間興起為重要特征的近代和當代，街區空間活力與單體建筑之間的價值互利，又不斷激發出新的藝術理念與實踐。

三是在兼容性上，“馬賽克式”的街區和建筑群源于戲劇化的近代空間生產，又能最大程度地兼容不同時期的空間再生產。只要街區尺度框架未被大舉顛覆，建筑單體乃至街坊的置換都不會改變總體上的“拼貼”肌理，就像替換些許塊材并不會改變地面的馬賽克面貌。即使再次經歷了城市高速建設階段，近代海派街區的“平均身高”大幅提升，但總體“質感”并未被大范圍涂抹遮蓋。

四是在心理共鳴上，海派街區建筑時空跨度深廣。上海是近代國際性城市的典型，海派街區建筑凝結的集體記憶，隨著海派市民的國際性流動向全球擴散。當對外開放再次成為時代主題時，海派街區建筑的回響成為國際交往的“輕音樂”。同時，迭代加速大環境下的當代都市人，當遭遇戲劇化多樣化的人生經歷后，或許也易對近代上海城市空間生產的際遇心生相憐。對海派街區建筑的“懷舊”不僅是向往在既有建成環境中獲得片刻安穩停歇，更是在沉浸觀察歷史景象中尋覓智慧應對時代變遷的啟迪。

廖方? 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注冊城鄉規劃師

中國建筑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