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英濤先生與湖北古建筑保護及相關思考

吳曉

2023年12月14日是我們敬愛的老師祁英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回想起我印象中的祁英濤先生，往事歷歷在目。湖北的文物保護特別是古建筑保護修繕與先生的扶持、關心是分不開的，我個人的成長經歷也得到先生的教誨和指導。今天我們重新回憶當年往事，對比兩個世紀里不同的古建筑修繕工程實踐，也有了更多的反思和不安。

一、祁英濤先生與湖北古建筑保護

“文革”后，百廢待興，全國都在撥亂反正，停滯了十多年的文物保護領域也急待復興。國家文物局為解決古建人才匱乏的問題，1980年9— 12月在湖北省當陽縣玉泉寺舉辦了“全國第四期古建筑測繪訓練班”，文物界俗稱“黃埔四期”， 我也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當陽玉泉寺也是我正式走向文物古建筑保護行業的啟蒙之地，祁英濤、杜仙洲、羅哲文、余鳴謙、李竹君、楊玉柱、梁超等老師，也是我的啟蒙老師，終生難忘。

當時的國家文物局羅哲文處長在開班儀式上講道：“訓練班的開幕是文物事業的大事，在四化建設中，黨和人民給我們文物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最近國務院專門發了和批了兩個有關保護文物的通告。目前，我們要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政策，關鍵是人才和技術，我們必須培養古建保護的技術力量?！边@也是辦班的主要目的。

訓練班匯集了全國頂尖的文物古建筑保護領域專家，有杜仙洲、羅哲文、祁英濤、余鳴謙、李竹君、楊玉柱、梁超等，48名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圖1）。教學計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9 月11日—10月4日），上午課堂教學，學習古建筑理論基礎常識，下午分組復習、輔導。羅哲文講授 “文物政策法令”，杜仙洲講授 “中國古代建筑發展概況”和“古建勘查”，余鳴謙講授 “古建構造”，祁英濤講授 “古建筑保養與維修”和“古建筑工程預算”，李竹君講授 “古建化學加固”，湖北省博物館的丁安民講授“湖北古建介紹”。 第二階段（10月5日—12月9日）古建測量繪圖及古建勘查，課堂講授與現場實習相結合，交叉進行?，F場實習階段，學員們考察了當陽玉泉寺、宜昌三游洞、黃陵廟、武當山紫霄宮、襄陽古隆中等地（圖2、3、4）。經過三個月的學習考察實踐，大家都有很大的收獲，各自回到工作崗位， 絕大多數都成為各地古建筑保護管理工作的骨干（圖5）。

祁英濤先生在訓練班期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無論是在課堂授課，還是在考察實習現場，先生都是耐心地為我們傳道、授業、解惑，也堅定了我們做好古建筑保護工作的決心和信心。

當陽玉泉訓練班之后，我又多次見證了祁英濤先生對湖北古建筑保護事業的關心和支持。1981年初我全程參與了李竹君老師主持的當陽玉泉寺大雄寶殿修繕工程，這是湖北省第一個重大型古建筑修繕工程。1981年10月4日—12月26日， 我到當時的文化部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所在地北京沙灘紅樓工作了兩個多月，主要是在李竹君老師的指導下繪制玉泉寺大雄寶殿的實測圖與設計圖。在此期間，我又一次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到祁英濤先生，也得到多次指教。特別令我難忘的是， 1981年10月17日，祁英濤先生在他的辦公室送了我一本剛剛出版的《怎樣鑒定古建筑》（圖6）， 這本書伴隨著我的整個古建筑保護生涯，至今仍開卷有益。

1987年當陽玉泉寺大雄寶殿工程竣工驗收， 祁英濤先生又一次來到玉泉寺，并現場講了很多很好的意見，也給了我很多啟示和教育（圖7）。

1987年6月30日，在完成了湖北當陽的工作任務外，專家一行又前往荊州查看了剛剛復建完成的荊州城東門樓，祁英濤、李竹君一行邊看邊說（圖8），我在一旁也認真聆聽老師們的點評，使我認識到做文物復建工程一定要多研究、多考證，特別要充分了解地方的建筑文化與風格。

二、20世紀八九十年代湖北的古建筑修繕工程

今天在紀念祁英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 我也在回顧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所經歷的湖北古建筑修繕工程，其經驗、得失，很值得重新審視。

20世紀80年代初，經過“十年動亂”后的湖北古建筑，大多是滿目瘡痍，破爛不堪，急需修繕。如當陽的玉泉寺大殿、宜昌的黃陵廟禹王殿、荊州的玄妙觀玉皇閣等。國家文物局也非常重視湖北的古建筑修繕項目，一是在當陽舉辦了“全國第四期古建筑測繪培訓班”，為湖北的古建筑保護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二是派出國家頂級的古建筑保護專家主持和指導湖北的古建筑保護工程，使一批珍貴的古建筑得到了有效保護和修繕。

當年湖北的文物建筑修繕工程與全國一樣， 都是采取自營工程，即由地方文物部門自行組織工程物資采購、自行組織管理施工人員施工的修繕工程和安裝工程。這種文物建筑修繕工程的管理模式，如同館藏可移動文物修復工作一樣，都是專業人做專業事，與創收、利潤沒有關系，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修繕好、保護好文物。

以湖北當陽玉泉寺大殿修繕工程為例，當年的維修碑記記述得很清楚：

玉泉寺大雄寶殿大修碑記 大雄寶殿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玉泉寺及鐵塔”中的主體建筑， 始建于隋初，鼎盛于唐宋，由于屢遭戰亂，毀壞甚重，元初大修，元末又毀于兵火。明成化修復，崇禎增建四周圍廊，達到面闊九間，進深七間，占地一千二百五十三平方米，通高二十二米。建筑結構抬梁和穿逗共用，為明代手法，也保留了宋元時代的下昂等做法，體型莊重古樸，雄偉壯觀。后由于

年久失修，風摧雨蝕，蟲蛀兵禍，致使部分木構架損壞傾斜，瀕臨倒塌。解放后，黨和政府極為關注，決定分期維修。一九七九年由省撥款對五十四要中空立柱進行了化學加固，一九八一年由國家文物局撥款六十八萬元，對大殿進行落架大修。 落架大修工程，是在當陽縣古建修繕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在國家文物局李竹君工程師的主持下和湖北省博物館丁安民、王正明等的指導下進行的。一九八一年夏進行勘測，一九八二年初完成圖紙和修繕設計，五月正式動工。施工中對拆卸的四萬多件瓦制構件和近兩萬件木制構件逐一檢查、編號、鑒定，完好者保留，損壞者修補，糟朽者更換，然后將大殿重新立架、組裝。為解決長期存在的潮濕和白蟻危害的問題，將大殿基礎抬高四十厘米，并對全殿木結構進行了防蟻藥物處理。全工程共用工四萬余個，木料八百多立方米，更換石柱礎四十六個，重新制作龍脊和大小獸等藝術構件兩千余件， 更新全部格扇門窗，修補天花藻井九十一塊，并按原樣油漆彩繪。 全部工程于一九八四年九月竣工。 大修后的大雄寶殿，再現了明代風貌和我國傳統建筑的精湛技藝，灰頂朱柱，飛檐翹角，典雅大方，以其古老而瑰麗的雄姿巋然聳立于堆蘭疊翠的玉泉山下。 當陽縣古建維修領導小組立，公元壹仟玖佰捌拾肆年拾月。

玉泉寺維修碑記客觀記錄了當年文物古建筑修繕工程的實施和管理模式，正如玉泉寺大雄寶殿修繕工程驗收會議紀要所提到的：“由于國家、省、地文化文物部門的支持和指導，當陽縣委和政府的重視，古建維修的組織機構健全，管理制度完善。在施工中所采用自營辦法是成功的，通過實施實踐，鍛煉和培養了一批古建維修管理和技術干部及技術工人”（圖9、10）。20世紀八九十年代， 湖北的文物建筑修繕項目，基本都是采取這樣的管理模式，總體來看，是可行的、成功的。

當然今天看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修繕古建筑也存在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對文物價值的評估認定不夠全面，與國際上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有一定差距。因而采取的部分修繕方式還不夠穩妥或不夠嚴謹，如統一尺寸、統一風格、落架大修等方式方法，對文物建筑的歷史信息保護還是有一定影響的。但無論怎么說，當初古建筑和文物建筑修繕的目的、初心和出發點都是好的，不為錢、不為利， 真正是為了古建筑延年益壽。

三、21世紀的文物保護工程反思

進入21世紀后，我國開始施行文物保護工程資質管理，原有的文物保護工程模式從此畫上了句號。2003年5月，文化部頒布《文物保護工程管理辦法》，《文物保護法》也規定：“文物保護單位的修繕、遷建、重建，由取得文物保護工程資質證書的單位承擔”。文物保護工程管理模式的改變、改革，是為了規范管理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修繕工程。如今施行文物保護工程資質管理至今整整20年了。這20年來，全國進行了大量的不可移動文物保護修繕工程，實際效果怎么樣，不改變文物原狀和最小干預的文物保護原則是否得到真正的落實和遵守，我想是需要進行反思的時候了。

作為一名多年從事古建筑保護的“老人”， 我一直有一個沒有想明白的事，我國施行的文物保護工程資質管理與文物保護工程走向市場是不是一個意思？！文物或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文物保護事業與文物保護項目（工程）如同我國的教育、醫療衛生事業一樣，都應是非營利性的公益事業，如果走市場，隨行就市，那么我們如何確保文物本體的安全呢？

現在文物保護工程資質單位，無論是設計、施工、監理，都免不了有一個營利掙錢的目的，如果遇到一個有責任心的資質單位，在營利掙錢的同時，會認真考慮修繕保護好文物本體；如果一心只想著掙錢，那文物本體就有些岌岌可危了。這些年的文物保護工程中出現的過度干預、無病呻吟、小病大治、以次充好、粗制濫造等不良現象似乎并不少見。而文物保護工程管理機構又不能做到嚴格管理，制定的相關辦法、規定又時常變化，與文物保護法要求不盡相同，如《文物保護法》（2017年修正本）明確規定：“文物保護單位的修繕、遷移、重建，由取得文物保護工程資質證書的單位承擔?！?021年《國家文物局關于文物保護工程資質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為優化市場準入，取消了文物保護單位文物保護工程的勘察設計資質，而且還取消了所有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設計、施工、監理的文物資質要求。同時還提道：“鼓勵具有文物保護專業能力和從業經驗的單位參與?！蔽也恢廊绻B文物保護工程資質證書都沒有的單位，會有文物保護專業能力和經驗嗎？！沒有駕照會開車的人很多，法律會允許他們上路嗎？！

總之，我們不能將文物保護工程與建設工程等同看待。建設工程即便因設計、施工、監理問題而導致工程質量達不到要求，可以返工或推倒重來，而文物保護工程能這樣嗎？任何不慎導致文物的損壞，就是“破壞”，是無可挽回的損失。我經常在一些文物保護修繕工程檢查、驗收的場合上講，文物保護修繕工程的目的就是治病、救命，解除文物建筑的安全隱患。因此，文物保護工程的質量要求起點要高，僅僅只滿足一般的合格工程，顯然是不夠的，每一項文物保護工程都應該是精品工程，應按照優秀工程的要求去做，因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不可再生意味著不得有任何閃失。

2018年4月，黃克忠先生在中國文物報上發表《不能再走文物保護工程的老路》，文章中提到的問題及提出的觀點、建議，我都非常認同和贊賞。同年7月，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查群也在中國文物報上發表了《從案例談文物保護工程管理辦法》，文章中所談到的案例，正是我2019年3 月到現場復核的貴州省海龍屯海潮寺修繕工程， 該項目也成功入選2019年度全國優秀古跡遺址保護項目。查群在總結該工程案例的基礎上，提出了六條建議：規范勘察設計文本框架；明確文物保護工程中前期研究的重要性和主體責任；推行從設計到施工驗收全過程的項目負責人制；加強文物保護工作者（設計、施工、監理、審計）個人資質考核；制定具有行業特點的招標、施工、監理、竣工驗收、審計等相關規定；強制性規定出版《文物保護工程報告》。實際上，這些好的意見和建議里，部分做法在20世紀80年代就是這么干的。然而遺憾的是，這些好的傳統做法，沒有延續至今。

今天在紀念祁英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讓我再次回憶起20世紀八九十年代祁英濤等老一輩文物建筑保護專家帶領我們從事的神圣事業，也希望今天的文物建筑保護能繼續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真正保護好這些珍貴的、不可再生的文物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