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的新路徑：基于知識轉移視角

李貴清 劉 俊 解 佳

（1.中山大學旅游學院，廣東珠海 519082；2.華南師范大學旅游管理學院，廣東廣州 510006；3.華南師范大學研學旅行與休閑教育研究中心，廣東廣州 510006）

0 引言

如何協調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之間的沖突矛盾，是全球自然保護地面臨的共同挑戰（Idrissou et al.，2013）。自然保護地內及其周邊往往生活著大量原住民，他們生計方式相對單一，對地方資源有很強的依賴性（張秀青 等，2008；劉銳，2007）。有研究指出，協調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實質是國家和當地居民利益的協商（楊佳，2007）。近年來，在協調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矛盾中，知識管理尤其是知識轉移被當作是一種有效的手段（何思源 等，2008；Kahmann et al.，2015）。但長期以來學術研究層面和實踐層面更多關注政府部門“自上而下”的政策性知識轉移（張睿 等，2022）和“外部行動者”對地方技術性的知識轉移（饒勇 等，2018），對于地方向“外部行動者”進行知識轉移則鮮有文獻討論。同時，由于知識轉移雙方話語權不對等導致地方社區居民對知識接受的積極性低，知識轉移“內容錯位”和“對象錯位”的問題也常受詬?。堄?等，2018；Rastegar，2020），如何避免前述問題值得關注。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理念，“兩山”轉化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緊密相連（胡詠君 等，2019）?，F在，越來越多的自然保護地從知識管理視角來促進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協調，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從而推進自然保護地的“兩山”轉化。在此背景下，厘清自然保護地在協調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過程中的知識轉移過程和關鍵影響因素就顯得尤為重要。廣東丹霞山是國內率先通過知識轉移實現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協調的自然保護地之一，通過不同階段內外部知識轉移，資源保護和社區發展得到有效協調，社區生計生態化趨勢不斷加強（李貴清 等，2023a）。鑒于此，本文結合這一典型案例，探索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過程、原理和關鍵影響因素，為實現保護與發展的平衡提供理論與實踐支持。

1 文獻回顧

1.1 自然保護地的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

協調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沖突是當前自然保護地實現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李群績 等，2020；嚴國泰 等，2015）。研究發現，目前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的沖突可以歸納為人獸沖突（田曄 等，2021）、資源利用和利益分配（Jones et al.，2018）等。其中，保護地內及周邊社區居民不合理的生產方式是目前自然保護地協調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的主要威脅（吳偉光 等，2005；Soutullo，2010；高燕 等，2017）。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研究者針對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自然保護地旅游與生態環境影響、自然保護地旅游與訪客福祉、自然保護地社區可持續發展、自然保護地旅游管理等方面（張香菊 等，2022），忽略了自然保護地在協調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過程中的知識轉移現象。

1.2 自然保護地的知識轉移

知識轉移的概念最早由Teece（1997）提出，原指企業通過跨國界應用的技術轉移來積累知識。后來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知識轉移被引入旅游研究領域。知識轉移本質上是知識從一個實體（個人或組織）轉移到另一實體的行為（Czernek，2014），它強調個體或群體之間通過知識和思想共享，促進知識的再利用（Hardy，2018）。從知識轉移的定義來看，完整的知識轉移需要包含轉移的實體雙方，同時轉移的知識必須能夠被創新與應用。知識轉移包含顯性知識轉移和隱性知識轉移兩個方面（張永寧 等，2007）。顯性知識主要指由學者專家生產的科學知識，可以通過文字、圖片等形式傳遞；而隱性知識則主要不以文字形式呈現，如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知識（Rastegar et al.，2023；Cooper，2018）。知識轉移模型是開展知識轉移理論研究的分析框架（劉常樂 等，2015），目前可歸納為路徑模型、過程模型和要素模型三類（張睿 等，2022）。路徑模型強調從知識轉移方式、路徑角度出發，主要模式有包括外部化與內部化、延伸與凝聚、同化與傳播3個步驟的N 型組織知識轉移模型（Hedlund，1994），以及包括內部化、外部化、結合化、社會化四階段的知識轉移SECI 螺旋模型（Nonaka et al.，1995）。過程模型強調將整個知識轉移過程分階段討論，典型的有知識獲取、知識溝通、知識應用、知識接受和知識同化5 階段模式（Gilbert，1996）。要素模型則從知識轉移各要素出發，代表性模型如知識源、知識接收方、轉移的知識及轉移情境構成的四要素模型（Albino et al.，1998）。

知識轉移對自然保護地特別是其旅游創新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張光生 等，2002；Yang，2007），這是因為知識轉移能夠給目的地旅游帶來新技術知識和新方法知識，從而創造出具有創新性的旅游產品和服務（Hardy，2018）。知識轉移既包括正式化的旅游企業在職訓練和專家入村培訓等（張遵東 等，2011），也包括志愿者或游客等個體與本地人的非正式交流互動（朱璇，2012）。在自然保護地知識轉移研究中，現有文獻主要聚焦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性知識轉移和“外部行動者”對地方的技術性知識轉移方面，比如生態保護政策、戶外運動知識、餐廳住宿經營技能與理念（陳奕濱 等，2019；朱璇，2012），對于自然保護地地方生態資源價值、生態技術等知識為主的知識轉移及地方向外部行動者的知識轉移的探討則比較欠缺。

2 研究設計

2.1 案例地概況

廣東丹霞山（下文簡稱“丹霞山”）位于廣東省韶關市，是丹霞地貌的命名地，先后被列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世界地質公園及世界自然遺產地名錄，范圍涉及韶關市仁化縣和湞江區兩個行政區，現有戶籍人口11285人①廣東丹霞山被授予了多個品牌，各品牌所涉及的面積不同，本文所提及的丹霞山特指丹霞山世界自然遺產地，其面積為292平方千米。資料來源：韶關市丹霞山管理委員會。。丹霞山本地人的生計方式先后經歷了農業種植、養殖、狩獵、砍伐到農業種植、參與旅游再到農業種植、參與生態旅游的轉變。丹霞山是國內實現由傳統旅游景區向科普研學旅游目的地轉型的保護地之一，通過知識轉移推動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協調的探索實踐，周邊鄉村社區的生態意識顯著增強，學習型社區文化氛圍日漸濃厚，保護地范圍內的生態環境持續向好，其借助生態資源轉化的科普研學知識服務推動了旅游產業轉型升級（李貴清 等，2023b）。據統計，近十年在丹霞山發現的特有物種超20個，如丹霞梧桐、丹霞蘭等②數據來源：《丹霞山特有（新種新記錄種）生物名錄（2022）》，內部資料。。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模式先后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家林業及草原局等的表彰與推廣（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宣傳中心，2022）。協調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矛盾是所有自然保護地面臨的共性問題，丹霞山通過知識轉移協調資源保護和社區發展的做法具有普遍推廣意義，丹霞山案例對于一般旅游地的知識轉移具有參考價值。

2.2 數據收集

研究團隊在丹霞山開展了持續數年的田野調查，采取參與式觀察、半結構深度訪談和文本分析法進行一手資料的收集與分析。第一階段以參與式觀察為主（2017年9月—2020年6月），本文作者以實習生、志愿者身份深入保護地管理機構和本地社區，以攝影、訪談等多種形式收集知識轉移相關資料，共訪談6 人。第二階段為2020 年7 月26 日—8 月5 日，初步了解案例地知識轉移模式的情況，共訪談16人，包括政府管理人員、企業員工、外來企業主和本地村民等。第三階段為2021年1 月26 日—2 月3 日，重點關注保護地管理機構推動知識轉移的措施和政策，觀察社區居民響應政策的態度與行動及社區居民的個人變化，共訪談15人。第四階段為2021 年7 月20 日—8 月2 日，在原有基礎上針對研究問題進一步收集資料，完成21 人訪談。第五階段為補充調研，時間為2022 年11 月17 日—11 月22 日，共完成3 人訪談（見表1）。此外，作者自2017 年就加入了多個丹霞山社區群，深度觀察他們的日常社會交往，深化了對案例地知識轉移現象的理解。

表1 相關者訪談統計

通過對所有訪談資料的整理，共獲取61 個訪談樣本，近30 萬字訪談文本。按照不同的訪談階段用英文數字編號以區分次序，其中F01～F06 為第一階段訪談數據，S07～S22 為第二階段訪談數據，T23～T37 為第三階段訪談數據，F38～F58 為第四階段訪談數據，F59～F61為第五階段訪談數據。訪談時間20分鐘至120分鐘不等，并通過文本分析法對訪談資料進行了分析。本文的二手數據主要通過電子文獻、網絡文本、公開出版物、相關部門提供等方式搜集獲得，二手資料主要包括政府文件、規劃文本、統計資料和網絡新聞等。

2.3 數據分析

要對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過程進行剖析，有必要理清面向社區開展知識轉移的背景、相關主體和影響因素等。結合研究問題，本研究將Cummings等（2003）的知識轉移要素模型作為分析框架，通過分析知識轉移過程中的核心要素（知識源、知識接受方、轉移內容和轉移情境）在不同階段的具體體現，揭示丹霞山在協調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原理。本文采用主題分析法（Virginia et al.，2006）對收集到的數據資料進行處理，同時借鑒過程-事件分析法（process event analysis）（孫立平，2001），根據促使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知識轉移的關鍵事件的時間節點，將丹霞山資源協調與社區發展中知識轉移演化歷程劃分為自發性階段（2003—2009 年）、常態化階段（2010—2018 年）和制度化階段（2019至今）（見表2）。

表2 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知識轉移關鍵事件表

研究團隊在對數據進行主題分析過程中遵從以下步驟：（1）采用兩人背對背的方式逐段閱讀收集的文本材料，識別知識轉移過程中轉移情境、知識源、轉移內容、知識接受方、影響因素等關鍵內容并進行編碼。（2）將編碼的數據劃分為不同主題和概念化，對兩人編碼相同或相似主題保留，不同之處由本文作者共同討論確認。（3）回到數據集，重新回顧和審查主題，尋找重復的意義模式。經過反復編碼和審查后，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則被歸納為國際品牌管理、市場轉型、多元知識來源、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5個主題（見表3）。（4）構建主題之間的關系。

在這個“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的過程里，讀書人的主體角色值得認真思考，他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談無根的夸夸其談者，虛心涵泳，然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躬踐之”。讀書的過程，是讀書人在所讀之書與現實之間進行不斷對話和詮釋的過程，讀書人“入乎其內”，體會原書的精神，吸收書的營養，同時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國家，在這過程里，讀書人自己的狹隘生命體驗得到了擴充，即孟子所謂“養浩然之氣”。同時，為改變現實，又必須對書進行創造性詮釋和轉化，使自己當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書之中，使古書具有了生機活力，成為改造現實、規劃未來的參考。

表3 知識轉移過程影響因素的主題編碼結果

3 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過程

3.1 自發性階段（2003—2009年）

從轉移情境來看，國際地質品牌建設是本階段發生知識轉移的前提條件，也決定了本階段知識轉移“由外向內”的特點。2003 年，丹霞山啟動世界地質公園申報工作，高校專家學者受地方政府委托進入丹霞山開展研究工作。專家學者們從專業角度轉譯丹霞山的地質地貌知識，并先后完成《丹霞山風景名勝區總體規劃（2007—2025）》《丹霞山世界自然遺產提名地保護與管理規劃》等規劃的編寫。2004 年起，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專家學者在前期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丹霞山地貌考察記》《中國紅石公園——丹霞山》等著作，丹霞山的地學價值和地學知識得到重視與傳播。高校專家學者成為這一階段的主要知識源，“蝴蝶姐姐”①“蝴蝶姐姐”，G 某，丹霞山一名本土導游，通過向高校專家學者學習后轉型，主要從事科普研學導師工作，曾獲得省市多個部門表彰，因熱愛蝴蝶知識，被人稱為“蝴蝶姐姐”?！爸参飯@長”②“植物園長”，C 某，原是丹霞山園林部一名員工，長期負責生態類科研團隊接待工作，跟隨專家團隊學習，熟知丹霞山動植物概況，與專家團隊合作發表多篇論文。等一批本土先鋒成為這一階段的知識接收方。通過高校專家學者向本土先鋒的知識轉移，本土先鋒加深了對丹霞地貌等科學價值的認知。如“蝴蝶姐姐”是本地一名以傳統旅游講解為主的導游，2003 年，由于工作性質和地緣優勢被當地政府指定為高校專家學者在丹霞山開展田野調查與科學研究的向導。在這種情境下，以“蝴蝶姐姐”為代表的本土先鋒，除在與高校專家學者日常相處中潛移默化地接受一些地學新知識，也伴隨有自發性地向到丹霞山考察調研的專家學者學習請教，通過學習丹霞地貌知識實現個人發展轉型?！澳莻€時候申報地質公園成功了，彭教授還有很多其他教授專家經常來丹霞山（考察），我就跟在他們后面學習，也算是那個時候開始學習丹霞地貌的一些知識，了解它的價值”（S07，社區居民，2020）在知識轉移內容上，地質品牌創建目標直接影響知識轉移的內容。在此階段，韶關市丹霞山管理委員會（簡稱“管委會”）與當地政府全力申報世界地質公園，因此高校專家學者向本土先鋒轉移的知識內容主要以丹霞地貌為主的科學知識，伴隨有對本土先鋒在地學科普游、生態旅游等方面的啟蒙（李貴清 等，2023a）。在知識類型上主要以被編碼的顯性知識轉移為主，如規劃文本和圖書介紹丹霞山的資源構成，丹霞地貌的地球科學價值、美學價值等。隱性知識則主要在日常交往互動中由專家團隊一方轉移向本土先鋒，如地學旅游產品、地貌知識講解技巧傳授等。

由此可見，此階段的知識轉移主要以自發性為主，呈現由“外部行動者”向地方單方向知識轉移的特征，具體表現為以高校專家學者充當知識源，以“蝴蝶姐姐”“植物園長”等一批本土先鋒為知識接收方。本土先鋒通過接受高校專家學者轉移的科學知識，完成自身知識的迭代升級。

3.2 常態化階段（2010—2018年）

從轉移情境來看，國際品牌管理是這一階段發生知識轉移行為的重要推力。2010 年起，丹霞山先后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地名錄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些重量級桂冠使得丹霞山旅游名聲大噪，但同時國際品牌所要求的嚴格保護理念，亦促使管委會有意識地統籌各方力量，探索保護地協調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的方式。高校專家學者是這一階段的顯性知識源，科普志愿者和個別本土先鋒是主要的隱性知識源。本地導游、旅游經營者和高校專家學者是本階段的主要知識接收方。2010 年起，為更好履行國際品牌管理職責，管委會陸續與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高校簽訂產學研合作協議，并加大對丹霞山科研項目資助。通過高校專家學者的科學研究，丹霞山的地質地貌、生物多樣性、地方文化等價值得到全面挖掘與傳播。2014 年，為踐行世界地質公園倡導的“科學知識普及和推動地方可持續發展”理念，管委會發起“丹霞山科普志愿者訓練營”“丹霞山自然筆記創作大賽”等活動，不同學科背景的科普志愿者應邀陸續進入丹霞山，為社區帶來科普研學游新理念。2017 年，丹霞山入選全國首批中小學生研學實踐教育基地，科普研學游服務需求增長讓大部分原本僅提供傳統旅游講解的導游和提供食宿的旅游經營者看到新市場潛力，本地導游和旅游經營者更加主動地參與到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識轉移活動中，如跟隨專家學者“刷山”①刷山指社區居民跟隨專家科考團隊上山調研、考察和學習。，與專家學者和科普志愿者結交朋友，參加管委會組織的專題科普講座與培訓活動等。此階段中，以“珠比特”②“珠比特”，Z某，丹霞山牛鼻村村民，最先接觸到專家團隊的一批人，通過與專家、科普志愿者等來往積累大量轉譯的地方文化知識，后參與編寫了多冊本地文化類書籍?！爸参飯@長”等為代表的本土先鋒依托對本地植物的認知，通過利用植物圖鑒進行對比，陸續向高校專家學者提供關于個別未知植物物種的理解與植物知識，比如植物的生物特征、生長習性規律等。社區居民經過長期對植物的觀察與知識輸出，協助高校專家學者認證了“丹霞蘭”（Zhai et al.，2013）和“丹霞堇菜”（Fan et al.，2015）等植物新種，丹霞山出現社區參與促進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的正面案例?！八麄兲峁┑闹参铩€索’是有門檻的，需要他們對本地植物和植物分類有大量認識，同時要融入他們對于這些植物的思考和判斷，因為不是所有植物都是新種，他們提供植物生長習性、植物基本特征的知識，有些是我們忽略或不知道的，對于我們進行形態對比和分子對比很有幫助?！保‵59，高校專家學者，2021）本階段知識轉移的內容也由自發性階段單一的地質地貌知識逐步發展為地質地貌、動植物知識，以及科普研學游、生態旅游等?！八ü芪瘯┙洺M織很多的講座，蘑菇、鳥類、地質等，從課程的學習上會給我們觸發很好的一些點，我感觸很深……我也想我們能不能結合我們自己的情況開發出我們的科普研學教育課程產品?！保═25，旅游企業員工，2021）

在第二階段，管委會統籌各方力量進入丹霞山場域，比如與高校簽訂產學研合作協議，招募科普志愿者等，“外部行動者”與社區居民互動緊密，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常態化的知識轉移形式逐步確定，并開始出現本土先鋒向高校專家學者轉移知識的現象。

3.3 制度化階段（2019至今）

“丹霞山科普小鎮”建設與目的地市場轉型是本階段知識轉移的動力。為規范扶持丹霞山科普研學游高質量發展，2019年1月，由廣東省科學技術廳和廣東省科協等單位聯合認定的“丹霞山科普小鎮”落地丹霞山。管委會根據社區內非遺手工、農林基地等資源認定27 個專門為游客等提供科普研學游服務的科普學堂，定期邀請專家學者或行業達人開展專題講座或分享會，外部行動者向社區居民固定的知識轉移渠道正式建立。2019 年，韶關提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研學實踐目的地，丹霞山科普研學游市場潛力進一步釋放。此階段期間，高校專家學者、科普志愿者、社區居民既是本階段中的知識源，也是知識接收者。以高校專家學者和科普志愿者為主的知識源在“丹霞山科普小鎮”落地后受管委會邀請定期以專題講座、分享會等方式向社區居民進行知識轉移，“C 主任會經常邀請專家給我們社區開一些科普講座，介紹我們最新的科研成果，如鳥類最新的觀測數據和這里鳥類的特殊性，也算是讓當地人多學習一些知識”（T37，本地村民，2021）。在接受專家學者和科普志愿者知識轉移并進行內化吸收的基礎上，“蝴蝶姐姐”“丹霞小馬”①原為丹霞山導游，在專家學者向社區轉移知識過程中不斷學習生態鳥類知識，成為地方“土專家”，2022年被廣東省林業局評選為“廣東省自然教育之星”。等本土先鋒和本土導游開始研發科普研學產品，并在傳統旅游講解中融入地方性知識科普教育內容，先后被省級部門評為“科普達人”“廣東省自然教育之星”，成為當地的知識精英（李貴清 等，2023a）。而以社區居民為主的知識源，則在與高校專家學者和科普志愿者的互動中向外部輸出自身所掌握的本土植物知識、生計智慧、地方性知識等，如本土植物的生物特征、生長習性，丹霞地貌石斛種植、山區養蜂取蜜等知識。在高校專家學者和科普志愿者的支持下，由社區居民提供的丹霞地貌石斛種植經驗被整理成生物專業學生校外實踐學習知識點并寫進教材，石斛大叔②丹霞山農林戶，在與專家學者交流學習中輸出自己養蜂取蜜的經驗，并與專家一同申請了“一種養蜂產蜜裝置”專利（2021年獲批），被地方政府評為“綠色發展先進個人”?？偨Y的山區養蜂取蜜知識和實踐設備在專家學者指導下申請專利并得到推廣與利用，推動自然保護地旅游服務產品轉型升級和生計生態化發展?！昂芏啾Ｗo地的蜂箱都是傳統木制的，在野外白蟻又咬，很快腐爛幾年就沒用了，浪費資源又廢人工，朱叔利用燒制陶罐制作的蜂箱很環保且產蜜更高了，在很多山區都具有推廣價值?！保‵61，高校專家學者，2021）據統計，制度化階段至今，由社區居民向高校專家學者提供本土植物知識后被認定的植物新種近20 個①數據來源：《丹霞山特有（新種新記錄種）生物名錄（2022）》，內部資料。，比如丹霞山天葵（Zhou et al.，2019）、丹霞鐵角蕨（Xu et al.，2022），占目前在丹霞山發現的植物新種總量的66.7%。在轉移內容上，本階段轉移的知識內容具有明顯地方性和專業性，即以高校專家學者為主的外部行動者向社區居民轉移地質地貌、生態等專業科學知識，以社區居民為主的“內部力量”則向高校專家學者轉移著地方植物知識、林業生計經驗、地方性知識等隱性知識。

在制度化知識轉移階段，社區居民在專家學者和科普志愿者幫扶下，依托在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積累的相關知識進行外部輸出，既促進生計方式生態化，加深了對自然保護地價值的認可，對提升了他們對社區科普研學游發展的積極性，并向外部行動者轉移本土植物知識、生計智慧、地方性知識。外部行動者不斷吸收和內化社區居民轉化的各類隱性知識，并發揮自身優勢將其顯性化，比如用于認定植物新種，總結社區居民林業生計知識申請專利等。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知識雙向轉移”的模式基本形成。

4 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機制

4.1 國際品牌管理和市場轉型引發政府介入轉移過程

從宏觀層面來看，丹霞山在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離不開國際品牌管理和市場轉型的驅動。正是由于國際品牌管理和市場轉型驅動引發管委會積極探索協調資源保護和社區發展的路徑，進而為這一場域的知識轉移奠定基礎。自2004 年起，丹霞山先后獲得世界地質公園和世界自然遺產等國際品牌，這便要求丹霞山管理機構需要探索契合國際理念的發展模式?！暗は忌绞紫仁且Ｗo，其次是在保護的基礎上做管理和監測，最后就是你在這個基礎上告訴公眾你為什么要保護，社區發展要靠新的發展方式?！保═33，政府工作人員，2020）2016 年，管委會原旅游科在新一輪體制改革中被撤銷，管委會的旅游職能被弱化，系列壓力迫使管委會不得不考慮旅游地市場轉型問題。在這種背景下，管委會選擇與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等30 多個國內高校簽訂了科研與教學等領域深入合作協議，加大對丹霞山資源價值轉譯力度，同時結合丹霞山資源優勢打造“丹霞山科普志愿者訓練營”“丹霞山野生植物辨認大賽”等科普研學游品牌活動，并創新性建設“丹霞山科普小鎮”和組建了20余個主題微信群（地理、植物、觀鳥、觀星等）。管委會系列的“搭臺”行為是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知識轉移的基礎，更為外部行動者和社區居民開展知識轉移創造了良好環境。

4.2 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推動實現“知識雙向轉移”

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是知識轉移能否有效實現的關鍵（Rastegar et al.，2023）。研究發現，在知識轉移實踐中由于知識轉移雙方能力不同，外部行動者通常被認為是強勢一方，而社區居民則被定義為弱勢一方，雙方能力不同衍生“隔閡”往往導致知識轉移產生消極效果（Cuaton，2020）。本案例知識轉移中的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則有效消除知識轉移雙方的“隔閡”，并促使“知識雙向轉移”特征的出現。程序正義是指知識轉移過程中保障平等參與權利的程序或制度設計（Venn，2019），而互動正義則強調個體在溝通過程中是否得到應有尊重（Colquitt，2001）。在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的知識轉移過程中，管委會通過制定《丹霞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社區發展協調機制（2020）》《韶關市丹霞科普研學實踐中心研學導師管理辦法（試行）2022》，建設丹霞山科普小鎮、組建網絡社群等做法打破社區居民參與知識轉移的時空和身份限制，并有效推動知識轉移過程中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的實現。通過正式社會網絡和非正式社會網絡的互動，比如“刷山”、參加講座、加入主題微信群等，社區居民獲得與“外部行動者”平等交流的機會。與此同時，專家學者沒有“架子”促使社區居民與他們“打成一片”，社區居民在與專家學者和科普志愿者的日常來往中建立良好情誼?！拔液退麄兂蔀榕笥寻?，他們經常住我們這里，大家有什么說什么，他們（專家學者、科普志愿者）也沒有架子的”（F05，本地農民，2020），他們主動向外部行動者轉移知識的積極性提高，并產生系列知識轉移行為，例如：提供他們關于個別未知植物物種的理解與植物知識，轉移山區養蜂生計智慧、傳遞丹霞地貌石斛種植等知識。得益知識轉移過程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的實現，促使丹霞山形塑了不同一般旅游地的“知識雙向轉移”模式。

4.3 多元知識來源促進對地方價值再認知

知識來源多樣性是影響知識轉移的重要因素（周波 等，2021），本地化知識和非本地化知識能夠彌補不同個體知識缺口，幫助個體或組織產生創新行為，從而推動目的地的旅游產品升級（S?rensen，2007）。在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的場域中，知識源既包括了外部行動者（如高校專家學者、科普志愿者），同樣也包括社區居民（如本土先鋒、旅游精英者、旅游從業者和本地農民）。在自發性階段，主要表現為專家學者向社區居民轉移地質地貌知識。從常態化階段開始，社區居民不再是單純接收知識的一方。以高校專家、科普志愿者等為主的外部行動者向社區居民傳遞地質地貌、動植物等綜合性科學知識和生態旅游、科普研學游等技能型知識，以本土先鋒、旅游經營者等為主的社區居民通過接受外部的知識轉移，完成自身知識迭代升級，加深對丹霞山資源價值的認知，主動向高校專家學者提供植物新物種知識，先后與高校專家學者共同發表論文，認定了丹霞山多個特有物種，如“丹霞蘭”“丹霞堇菜”等。在制度化階段，外部行動者與社區居民雙向的知識轉移特征明顯。以高校專家學者為代表的外部行動者在管委會的協助下建立起固定向社區居民知識轉移的渠道，持續進行地質地貌、生物多樣性等綜合性科學知識和科普研學游知識的輸入，而以本土先鋒、本地農民等為主的社區居民則通過各種正式社會網絡和非正式網絡接收外部行動者的知識傳遞，同時也在互動中將自己掌握的地方性知識轉移給高校專家學者，并在他們的協助下進行個體的轉型升級，研發科普研學游產品，比如“蝴蝶姐姐”通過在傳統講解中融入地質地貌、生物多樣性等綜合科學知識，先后獲得“廣東省自然教育之星”①廣東省林業局網.關于2021 年廣東省自然教育之星 優秀自然教育課程優秀自然教育基地名單的公示［EB/OL］.（2021-10-14）［2023-12-01］.http：//lyj.gd.gov.cn/government/notice/content/post_3576934.html.稱號，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土專家”?！笆笫濉蓖ㄟ^對自家旅游產品進行改造升級并向外部行動者轉移知識，將自家農家樂和鐵皮石斛種植園改造為集科普教育和產品銷售于一體的農林基地，多次獲得省市林業部門表彰獎勵。在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協調過程中，社區居民和外部行動者在雙向知識轉移過程中加深對地方資源價值的再認知。一方面，高校專家學者、科普志愿者等外部行動者通過社區居民傳遞的地方性知識，加深了對地方性知識的再認知，并協助社區居民研發系列科普研學游產品，增加社區居民經濟收入。另一方面，在長期接收外部行動者的知識轉移和向外部行動者傳遞知識過程中，社區居民不斷認識到丹霞山各類資源價值，產生系列保護行為?！皹湟豢尘蜎]了，賣一點點錢以后光禿禿不行的，資源環境好了，設計更多的科普研學游產品，人家才愿意來?！保‵47，本地農民，2021）

圖1 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知識轉移機制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本文以廣東丹霞山為案例地，運用知識轉移理論分析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過程與機制，研究有如下發現。

（1）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內容基于密切的人地互動。自然保護地是以生物多樣性、地質遺跡為核心資源劃定的保護區域，是生態、地質等科學家開展科學研究的田野，這也決定自然保護地知識轉移中具有科學家網絡特點?？茖W家們圍繞著地方資源開展科研，并向社區居民轉移具有地方資源屬性為主的科學知識，如地質地貌、動植物等。同時，在與自然長期的相處中，社區居民積累的地方資源知識和生計知識則成為他們向外部行動者知識轉移的重要內容。在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深入與強調社區生計生態化的背景下，基于密切人地互動的知識內容轉移更有利于促進社區居民對自然保護地資源的理解與增強保護意愿，從而助推自然保護地的可持續發展。

（2）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主要發生于外部行動者與社區居民之間，“知識雙向轉移”模式（見圖2）是兩者深度互動的表現。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是不同主體的互動過程，其知識轉移特征展演了不同主體力量間的知識互動。在自然保護地知識轉移場域中，以高校專家學者、科普志愿者等為主的外部行動者向社區居民轉移的主要是以地方資源屬性為主的科學知識（如地質地貌、動植物等顯性科學知識），同時伴有以友好利用地方資源的生產知識（科普研學游、生態旅游等技能型隱性知識）。隨著外部行動者向社區居民持續的知識轉移和后者對知識的理解與創新應用，社區居民也會產生向外部行動者轉移知識的行為。社區居民主要向外部行動者轉移以地方植物知識、林業生計經驗等隱性知識。與以往一般旅游地場域中社區居民單純接收外部行動者旅游技能型知識輸入，或社區居民為專家學者調查研究提供向導服務信息（比如帶路、吃住等信息）的“知識轉移”不同的是，自然保護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資源屬性、自上而下嚴格的保護政策、自然資源與社區居民生計的密不可分等特點，社區居民向外部行動者轉移的更多是他們世代與自然相處中積累形成的隱性知識，包括人地互動探索的生計智慧、地方生態資源知識、地方性知識等，他們轉移的部分知識經專家學者們吸收后可以轉化為顯性知識并推廣應用，最終服務于生態資源保護發展。

圖2 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知識轉移過程模型

（3）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是品牌管理、市場轉型、多元知識來源、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過程，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是推動形成知識雙向轉移模式的關鍵因素。從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知識轉移機制來看，自然保護地的品牌管理和目的地旅游市場轉型是促使政府介入知識轉移過程的重要原因。政府的有效介入為知識轉移提供載體，協調著知識轉移實體之間的互動，在這過程中政府扮演起協調者的重要角色。程序正義與互動正義是形成知識雙向轉移模式的關鍵因素，自然保護地管理機構通過管理政策和網絡社群等制度設計確保社區居民平等參與權利得到保障，促使他們積極貢獻智慧，從而實現外部行動者與社區居民知識轉移的良好互動。多元知識來源則促進了不同個體對地方價值的再認知，既鞏固了知識雙向轉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緩解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的矛盾沖突。因此，基于知識轉移角度的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矛盾協調機制中要特別注重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以確保知識轉移雙方的深度互動。

5.2 討論

在理論方面，以往專家學者更多關注外部行動者向地方的知識轉移和以旅游服務技能型知識為內容的知識轉移，而忽略社區居民向外部行動者的知識轉移以及除旅游服務技能型知識外其他類型知識內容的轉移。本文通過丹霞山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知識轉移過程的分析，證實了自然保護地知識轉移中有地方資源屬性為主的科學知識（如地質地貌、動植物等）和基于人地互動為特征的知識的存在，同時驗證了“知識雙向轉移”模式的真實性，進一步豐富了知識轉移理論的內容深度和方向維度。有研究發現，在社區旅游發展中當地人的參與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地文化或地方性知識未得到重視（De et al.，2020）?；诖?，Rastegar 等（2023）提出可持續旅游發展背景當地知識有效共享安全空間的理論框架，本文是該理論框架下在中國語境下的驗證，即地方性知識的共享或轉移必須確保當地人在知識轉移過程中的程序正義和互動正義。在實踐方面，如今我國正在生態文明建設戰略背景下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發展體系快速發展階段，本研究對于自然保護地在資源保護和社區發展協調中開展知識轉移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第一，知識轉移角度越來越成為自然保護地推動資源保護和社區發展的一種新手段，丹霞山案例所呈現的“知識雙向轉移”模型以及知識轉移內容類型有望為其他自然保護地和不同知識持有者提供參考。第二，地方性知識在資源保護和社區發展協調中的作用值得重視。地方性知識承載著當地人的重要價值認知，在以往知識轉移中往往是強勢一方向弱勢一方進行非本地化的知識輸送，卻忽視了地方性知識的價值，這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在已有關于旅游地知識轉移研究中，專家學者、NGO組織更多注重從非本地化知識尤其是技能型知識角度對地方進行知識轉移，而較少對地方性知識轉移進行關注（Rastegar et al.，2023）。然而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幾乎沒有一處自然保護地是絕對無人區，即使在邊遠地區的自然保護地也不乏有人類聚集，社區居民的生產、生活形成的地方性知識與自然保護地的價值緊密相關（張朝枝，2021）。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和“兩山”轉化是自然保護地的重要“使命”（黃寶榮 等，2018），案例地重視將自然保護地地方性知識轉化成產品，也為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機制和“兩山”轉化提供了新思路。因此，在我國的自然保護地推進資源保護與社區發展過程中，管理部門要增強對地方價值的重視，探索基于地方性知識的挖掘和利用，從而更好服務地方發展。

本文以廣東丹霞山為例，自然保護地知識轉移過程及其特征，對于知識轉移理論拓展和自然保護地實踐都具有積極意義。值得關注的是，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和社區發展中知識轉移是長期的動態過程，更是不同知識轉移相關者共同合力的結果。隨著地方性知識在資源保護和社區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社區居民將會逐步成為這一過程中的重要成員。為此，期待未來有更多的研究者對社區居民在自然保護地資源保護和社區發展中的作用與意義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