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支撐產業躍遷與經濟增長的內生路徑

段 萱，汪 姁

(1.安慶師范大學 傳媒學院，安徽 安慶 246133；2.安慶市宜秀區 教育體育局，安徽 安慶 246011)

一、引言

發端于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時至今日愈演愈烈，從進出口實物貿易制裁到進出口互惠政策窗口關閉，從技術進出口交流封鎖到學界技術交流中斷，集中爆發于技術知識領域的產業技術和經濟增長爭端此起彼伏。2020年以來，中國少數突破技術壁壘的高增長型高新科技企業即將登上技術經濟高地的關鍵時刻，掌握國際貿易話語權的發達國家公然干涉，甚至不惜通過行政禁令方式予以國家直接干預或國際商業聯合封殺，這與西方學界常年推崇的產業躍遷與技術經濟增長互動模式理論形成了極大反悖?；旧a要素激發、產業轉型風向的指引、適當經濟刺激激勵是一國產業經濟的基礎與發展條件，結合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發展資源地有效配置，發展中國家通過全球化將實現產業的跟進和演進，個別國家和地區借助科技支撐的強大發力實現產業躍遷，始終是西方技術經濟理論的主流思想，也是增長經濟學認同的觀點。然而當前面對技術和科技封鎖，國際貿易端不平等規則徹底打破了產業鏈國際轉移論的科學性，這一現象提醒我們應該深度思考經濟增長和產業躍遷間的真正導向介質，即考查經濟增長、產業變遷背后的科技支撐能力和作用到底如何而來。

回顧學界研究，面對經濟增長和產業動態發展的主題，國內技術經濟理論較為重視技術在經濟中的規律性作用的反思與規律性運動的研判，西方技術經濟理論則強調技術與經濟之間互動的前提下，更關注技術促進經濟增長和產業動態發展的經濟分析。某種程度上，中西方在產業動態發展以及經濟增長的分析與研究，都是將科學技術作為一種內生機理或規律性推動要素置于經濟發展規律和經濟分析框架中，這就意味著“產業躍遷”是科學技術推動產業結構越級與高速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之一[1](P43-53)。躍遷(Transition)是量子力學術語，詞義是用來描述量子狀態發生跳躍式變化的一個過程，由于其過程中能級、速率和體系均不同，出現該現象后所產生的形態變化則呈現出概率性過程[2](P136-145)。技術經濟時代經濟結構的經濟增長將會表現為一個持續性技術及創新推動、產業被動升級和發展路徑多樣化的過程，也是各類資源、設施以及制度安排不斷改善不斷獲得新生的一個過程，那么這也就歸結出科學技術推動或支撐“產業躍遷”形成的原因之一?；厮萑祟惿鐣l展史和人類科技發展史，僅依靠科學技術的自覺，還不能實現科技與經濟增長和產業轉型的同步發展。

以“產業躍遷”為主題詞檢索CNKI，只檢索出1987年～2022年的39條刊文記錄，從研究的跨度、深度和廣度來看此類主題研究相對匱乏。以上的問題挖掘，只為圍繞技術經濟視角討論科學技術支撐產業躍遷產生經濟增長的話題，中心議題從“科學技術在推動產業躍遷過程中取得經濟增長的運行機理”展開論證，以說明一國或地區要想實現經濟單一體制或落后經濟形式向現代發達和多元技術經濟的轉型奧秘，其中包含要素稟賦的人為主導是否關鍵，是否能證明科學技術的支撐與協作是幫助經濟單位和社會發展單元克服增長難題的快速解決之道等關鍵問題。

二、產業結構變遷中技術創新與躍遷的關系

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經濟時代以后，工業化先行國家的經濟開始進入高速率穩定增長時期，從持續時期和發展水平看，其高峰則是當前學界公認的1950年～1973年“黃金時代”。簡單查閱這一時期經濟統計分析，雖然基于自由經濟類型的經濟高速增長，在不同地域、不同國家(包括一國內不同區域)和不同時間段內的表現、效果尤其是產業發展都是以不均衡態出現或保持著的。經濟學家們聚焦觀察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和增長方式的過程中，無法避開國家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發散過程以及經濟與技術間的互動關系。

(一)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影響的共識

經濟增長理論現代學派認為，不管研究的思路與方法異同，有一點共識是可以達成的：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在不同時間的生活水平實際反映著資本積累率和生產率增長率的差異。其內在原因就是：長期以來生產率增長是與技術和經濟結構變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進一步解釋就是：在同一產出水平下只有依賴更為先進的知識、技術和工藝降低成本，同時對資源完成從低附加值產業到高附加值產業的重新分配。那么這里就需要思考：技術改良或科技創新在產業升級轉型和經濟增長中是否有著結構化聯系？是否就是經濟增長型產業躍遷的結構目標點？

深入討論科技與創新對經濟增長和產業躍遷實際支持效果前，有必要重點回顧一下科技和創新實際面臨的難題。創新是人類社會工具型產業升級、轉型和產業分支化拓展的基石和活躍因子；創新從本質到實際應用的過程，是全程伴隨高風險的單向度冒險行為，因為創新本身并不能確保產業部門通過創新就能實現產業發展、經濟增長的成功目標。即便外部支持如政府愿意并提供必要信息和協調外部環境，為產業部門盡可能提供必要幫助，產業部門仍會因為目標產業或者升級目標太過先進，或市場前景不明，或協調不足而放棄。創新或科技進步的單一條件并不能夠成為激勵產業部門全力投入的導入性因素，需要等產業部門取得成功，同時形成對其他經濟單元(企業)的信息外部性，此時才有可能激勵更多的經濟單元和產業部門進入?？上У氖?，這一過程中百分之百依賴外部性的假推或反推又是不能成立的。更為無奈的在于，風險也將隨著要素聚集和科學技術知識的“泛化”而驟增，如在某一行業和產業隨著新經濟單元(企業部門)的不斷進入和科學技術知識的廣泛采用，屆時會出現先行經濟單元所擁有的相對優勢被抵消。大概率情況是：科學技術知識的“泛化”將很快對先行經濟單元產生動力抑制，這時產業內失敗成本被推高，獲得成功的相對優勢會變得十分有限且無法繼續長久保持，反向加劇經濟單元內部相對優勢抵消現象發生幾率[3](P10-26)。

回顧工業革命以來產業技術型創新促進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歷程，處于全球產業前沿的先發國家或發達地區通常選擇的解決方案就是對創新者或行業先行者的優勢、創造過程以及信息的外部性給予相應的補償，即授予以“壟斷權利”(專利)。那么創新者或者行業先行者通過這種相對“壟斷權利”可以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獲得創新和先行優勢所帶來的“壟斷”租金。而這又繼發一個新的難題：“壟斷權利”的出現對于后發國家行業內部(或后發地區行業內部)，如果其產業轉型的升級或項目升級選擇產業鏈中成熟一環，這將意味著其他追隨者必然因專利墻而被阻礙，且阻滯產業整體躍遷的發生或出現，創新帶來的技術經濟紅利隨即變成“壟斷”紅利或發展阻礙。然而，最為糟糕的是，“壟斷”紅利只能暫時或者一定時期內對創新者或行業先行者的產業增長產生強力推進，隨著科學技術被專利壟斷或獨占所綁架，群體發展的阻礙開始倍增，最終導致產業部門、技術研發、經濟增長三者將同時陷入衰退或走向衰敗，最近的典型案例是民用顯示領域技術競爭最為激勵的21世紀初，松下等日系廠商為首形成強大的等離子技術聯盟贏得了技術，形成了強大的技術和專利壁壘，最終因為固守了“壟斷紅利”卻丟了市場和最終發展契機。

理論一般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或是后經驗的規律總結，所以產業及經濟部門在進行升級轉型和多元多樣化決定時，無法有一個明確無疑的選擇，這也是其中因素多變的緣故。單一企業或單個產業部門或因為產業轉型方向或產業新興方向缺乏充足的條件性生產要素或充要的基礎設施條件而失敗，又或僅由于目標產業與該國(地區)的潛在比較優勢或比較競爭力不匹配而無法成功。由此，產業的轉型升級和經濟增長的多元多樣化將會變成一場高代價、大投入且存在潛在不確定性的“摸索”險途，即便這一過程有著后發優勢的支持。針對這一癥結，產業經濟學派提出：一國或地區展現其競爭力的產業結構的“優選”是由該國或地區的要素稟賦結構的內在水平所決定，當然如果能夠人為改變其要素稟賦結構也能產生同樣的效果。實際是為獲得競爭性市場上的成功與躍遷，后發國家及地區通常借助公共信息無償服務及政府干預，如政府對于冒險進入新產業的先行企業或產業部門給與直接資助或以行政介入進行直接干預，更甚者會采取整體性購買專利并以公共產品形式直接輔助(諸如印度的國家專利仿制權與購買等方式)，這類政府干預一直被后發國家視作十分有效和可行的做法[4](P4-20)。

(二)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是后發國家產業躍遷的唯二選擇

要通過政府干預調整來實現要素稟賦結構的改造，實施者就必須針對競爭差異和比較優勢階梯在資本以及技術的集中水平上進行產業結構的改造。那么刻意選取適合本地或自己發展路徑的特定的成熟產業或者新興發展性行業予以政府干預，這與傳統自由市場和自由經濟理論背離，這里就出現了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增長規律與產業發展實際操作的“二律背反”。同時，從產業結構變化實際和經濟增長實際反饋，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規律與理論預期間也存在著“二律背反”。

企業、經濟單位、產業部門(組織)的首要目標是利潤最大化，發揮本國或地區的經濟的比較優勢或資源稟賦，并不是產業或經濟一線參與者們的首要選擇，這是顯著的市場經濟規律。然而，深入分析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過程，市場或自由經濟依舊會更注重要素相對充裕度和市場行情。相對于產業躍遷過程，實施者則務必瞄準比較優勢，主動選擇與比較優勢或資源稟賦匹配的技術及工藝創新或引進，而比較優勢形成過程中政府干預的主導因素完全不能忽視。

政府干預通常以公共政策的方式參與進來，但是公共政策(公共干預)和信息一樣，其中的收集與處理成本是否巨大并不是關鍵，關鍵在于信息和公共政策(公共干預為經濟單元實體以及產業部門分享，這時的信息及公共政策(公共干預)邊際成本可以計算為零，或可忽略不計。政府的角色通常會是投入信息收集、處理并用于形成公共政策，將相關產業及經濟資源信息免費提供給域內的經濟單元和產業部門，同時加大對相關產業的公共干預的免費投入力度，以期為產業部門的發展提供內外部便利。首先，產業及經濟的轉型升級極大可能出現某種方式或形式的路徑依賴，政府對于要素條件如特定人力、產業條件及社會資本進行干預式調節，助推未來經濟增長潛力的增長。其次效率與作用時間成正比，因為在人類經濟發展歷程中看公共政策發布、信息共享和特定資本調節等政府調節和干預手段的作用，政府干預比產業部門和經濟組織的調節在同等效率下，更甚者實施人為干預的要素稟賦“優選”，那么成功幾率較大。這點上，二戰以后世界范圍內經濟增長的最終結果比對看，市場經濟自由化并不比政府干預更有優勢[5](P15-25)。當然，政府干預并不總是成功的，其中存在著過度干預后埋下結構性發展隱患的巨大風險。

從工業革命開始以后例證檢索看，這類看似不夠符合經濟增長規律的非市場化途徑，更多是出現在致力于通過市場經濟和產業變革進行發展的后發國家及地區。因為先行國家及發達地區的產業以及技術均處于當時的全球前沿，他們的產業轉型升級以及多元多樣化發展只能依靠先前的積累以及在不斷前進試錯中的新發現與新發明，相對于此，為實現趕超目的的后發國家以及發展中地區，可以采取甄選式的拿來主義，“借助”現有先發國家的現成技術、產業設計、資本以及知識積累等為自己產業的轉型升級以及經濟增長所服務。這種從技術切入和資本獲取的方法在產業革新與經濟增長上來說，比發達國家及地區所投入的成本更低、風險更小、成功率更高，這正是政府干預過程中最為依仗的科技治理辦法即“科技支撐”。正因為只有針對性的調動和借助潛在的后發優勢，輔助以在產業轉型升級和多元多樣化發展中的公共性信息供給、資源協調配給和外部性追加補償，應用此方式的后發國家和地區在產業發展及經濟增長速度或有很大可能超越先發國家和發達地區，并且可以無限趨近產業躍遷式增長。

三、產業躍遷與經濟增長成敗的關鍵：政府干預與技術適用

目前技術經濟理論和產業經濟學研究中有個較普遍的共識：在發達國家，政府在促進機構變遷并維持該變遷的持續性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且推動科技適用性及快速轉化能力是產業躍遷和經濟倍增的關鍵之一。二戰后絕大多數亞非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及相關科技引進都未能實現預期的產業躍遷和經濟增長，只存在個別特定環境下的成功案例?？疾炱涑蓴【売?，以證實政府干預的關鍵證據，從而找尋經驗教訓。

(一)發達經濟體產業變遷過程中的政府干預及技術適用

從科技與經濟發展關系梳理和回顧當今最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歷史，這些國家或地區都曾非常且現在依舊十分倚重科技及其支撐能力和政府的公共干預來激發和推動其本國和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產業趕超的情形。在“來自科技及其支撐能力發揮”和“政府干預”同時作用下，這些國家及地區能夠在短時間內集聚產業內生潛力，形成高速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勢頭，并迅速完成工業化和經濟市場化過程，并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的態勢。如西方發達國家早期經濟轉型的貿易和產業政策，有西方經濟學者在其調查報告中詳細列舉了政府用于保護國內產業或支持特定產業發展的各種政策工具，這一舉措有較多成功例子，并為民族產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發展基礎。還有研究回歸當今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在自身的產業革命時期經濟發展狀況，也揭示了幫助這些國家完成其追趕戰略的種種政府公共干預模式。通常說法都會沿循古典經濟學視角或者自由市場主義的認知，工業革命時期歐美工業及其帶動經濟增長的成功，完全被歸結為社會管理的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場主意的公共政策。仔細查找歷史證據，產業政策、對內外貿易政策、技術政策等是近現代歐美國家在工業及經濟增長成功的決定性要素之一。如從保護初生產業的關稅政策，到產業壟斷授權，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廉價原料供應、低價資源供給等，還有動用直接和間接財稅補貼，更甚者采取公私合作或政府直接投資等產業和經濟刺激措施與政策[6](P115-136)。

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最大沖擊就是，新技術和科技知識已經成為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之一。第一次工業革命時，英國政府直接禁止技術移民規模性外流，時間長達百年。英國政府還在新技術發明和機械發明等方面推行“工具和器具”貿易法案，這種對技術經濟及產業發展有著決定性影響的法案卻被世界貿易繁榮和工業經濟成就的“自由流動”假象所掩蓋。之所以為很多研究者所忽視，是因為當時開放的市場環境和自由放任的商品交換條件帶來的工業化繁榮更為人所矚目。時至今日，所有發達經濟體和后發追趕經濟體的政府和相關產業組織都無條件地支持對他國先進技術和科技的獲取，如通過考察和學習的合法手段，或通過購買收購的方式，甚者直接或暗地鼓勵科技間諜活動、走私設限或禁止出口的機械與技術或科技知識等，還有直接仿冒并拒絕對其專利支持等方式。日本在早期工業化進程中政府干預方式直接、簡單且高效，日本政府通過先國有開辦和培育，然后低價市場化，同時跟進大量補貼，直接通過國家投資和運營的前期干預實現行業工藝水平躍升和私人技術型企業繁榮。

當今很多發達國家政府還繼續用多種政策和措施組合，或上升到國家戰略安全層次，然而這些政策很難被認定為“產業支持政策”，更不用提特別設立的產業及科技專屬的專利保護制度、專利壟斷授權保護等。部分國家(如美國)傾向于采用將政府干預隱蔽在大量的基礎研究和科研攻關中，比如國家投資和支持的基礎研究，突破性創新研究，支持產業集群聯合科技攻關，大規模公共及政府采購等[7](P89-100)。美國自二戰以后從國防采購到聯邦政府研發支出，再到衛生部門均給予各種名目繁多的政府直接或間接支持。美國政府這些巨量投入、研發資助和直接間接政策支持，為其延續并保持其產業領先地位、國力在國際前沿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些產業領先地位又回饋給美國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發展潛能。美國政府自一戰以后就開始大規模持續性地向私營部門和面向產業的學術研究機構輸出海量且強有力的激勵投資和保護性政策，其中包含直接激勵，如直接投資、直接或者間接研發補貼，甚至通過支持搶占專利和版權授予等來保護工業領先地位。更要特別注意，美國在教育和科技領域的投入強調去競爭化，只為產業需求和實際需要建立起足夠的技能儲備和技術培育平臺。這一做法既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冒險型創新，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平攤創新的風險性。歐洲發達國家在這方面也是個中高手，上世紀九十年代，歐盟的產業競爭力報告對政府干預和技術適用的肯定提供了絕佳支持，典型案例是2005年的里斯本戰略框架，歐盟成員國設立了“創造堅實產業基礎”的目標，重申了各類研發和創新以及信息和通信技術日益增長的重要性。

政府干預只是完成預期目的“選優”，即是針對發展支持的優質資源配置進行選擇。針對干預的成敗，也要認真考察先期基本條件：需要明確具體產業及行業、產品發展及市場方向以及投資額度。同時政策選定、外部環境固然有直接關系，而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決策執行力以及實施精準度是有著直接關系的。追趕中的發展中國家都曾嘗試復制并試圖政府干預模式，亞洲、拉美、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政府干預無不如此，不過東亞一些國家及地區的個別成功不能掩蓋世界范圍內的發展中國家廣泛失敗。因為政府干預如何實現“優選”是技術性難題，比如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這種超常規選擇中提出的產業政策和策略超越自身承載條件，超出或偏離其潛在比較優勢的“擇優”干預，產業發展失敗的風險必然加大，隱患變惡果會隨時產生，縱使配以關稅、配額限制、直接信貸、國家補貼甚至國家接管等強力干預方式，或只能面對更大的發展陷阱。

(二)產業躍遷、經濟增長中的“選優”法則

面對“選優”法則，通常會有很多質疑?；仡欀С之a業躍遷的公共政策時，通常會發現失敗居多，其中發展中國家尤甚。固然這些國家都有著市場經濟發育不完全的天然缺陷，自然更容易讓人懷疑和質疑政策的失敗是放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依賴政府干預的惡果。只強調市場和貿易，那么當今發達經濟體跨國壟斷與市場自由、全球化貿易間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面對新興經濟體增長需求以及產業躍遷，如何實現結構性變化、技術傳播及知識積累并取得持續增長呢？“選優”首要是：甄別與本國(地區)比較優勢匹配的產業或新興部門，并隨著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改變而變化的實時動向做出正確判斷，再給予精準政府干預[8](P17-27)。

回顧發展中國家成功案例，比如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產業升級，都是針對性地選擇領先其人均收入不多的先進國家的成熟產業，這或許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和決定性因素之一。梳理政府主導的結構變化戰略的成功案例，促進產業越級或產業轉型的發展型政策或激勵型措施，一般上需要面向要素稟賦、要素結構、稟賦潛在比較優勢等主體要素進行匹配。隨著政府信息和干預的介入，促成技術選定。借助有限定向財稅補貼或直接投資的幫助，確保產業及其部門在短期內形成規模，產業躍遷和市場競爭力才能在可預期范圍內實現。這其中的關鍵奧秘是，為了確保以及遴選出的比較優勢能夠完全發揮，首先需要確保產業鏈條不會被完全壟斷，然后才能有明確選擇的通過政府干預和產業選擇有針對性地瞄向全球產業鏈中那些成熟或較成熟產業為發展目標，按照榜樣的作用，據此有參照目標的進行[9](P21-28，66-155)[10](P28-34)。

二戰后韓國政府在產業經濟和產業升級上一直是政府積極主導和全面主動干預的，這其中離不開政府在“優選”過程中跳過產業鏈條壟斷，針對性瞄準產業鏈成熟產業為發展目標有著直接關系。韓國的電子制造業的做強做大，一方面依靠國家強力政策干預、科技和資金直投、教育政策等外部條件優化推動，另一方面選擇產業鏈條壟斷薄弱的代工環節和高端研發環節，產業代工基礎優勢做強后，經過人力資本積淀在高端研發的突破，韓國的液晶產業和晶圓產業成功打通產業鏈，掌控產業鏈的同時搶占了產業鏈高點。反觀失敗的國家或案例，更多是忽視產業鏈壟斷環節的揀選，強行建立或搶占所謂的工業或產業鏈“制高點”，設計并執行了相對于其發展潛質、發展水平以及發展能力均太過激進的趕超刺激政策和戰略，面對產業鏈的級差，根本無法有效展開比較優勢和發揮潛力[11](P90-102)。

四、支撐經濟增長產業躍遷的內生路徑

基于以上論證與思辨，針對后發國家經濟增長選擇和產業躍遷過程的可行性和科學性，本文總結以下觀點性結論：一是政府干預的目的，是為產業及經濟結構變化提供便利條件，方法介入則是提供信息、補償外部性以及協調“硬件”及“軟件”的基礎設施改良。二是基于目標可實現與科學角度，政府干預只有通過科技“優選”和精準介入，才能選定符合本國或本地區的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實現低階向高階躍遷發展，并通過搶占產業鏈節點，建立并持續保持其比較優勢。

那么，具體的路徑及實施則可以是：首先，針對商品貿易和服務，選擇與本國要素稟賦結構相似的可生產的范圍劃定；然后在這些劃定中，政府依據產業發展以及本國產業現狀即要素稟賦結構狀況，慎重地考慮引導企業進入哪些產業，通過產業鏈的發展情況進行判斷和甄選；根據產業鏈發展環節揀選產業進入的切入口，隨之扶助產業部門或大規模孵化，同時先期設定一些保護性政策和措施，以確保政策推廣到各個層面效率和質量；關注跟進企業及其在產業中的規模擴張，也可以通過政府興建或直接投資工業園區、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等，吸納有意進入目標產業企業及相關產業部門，加速產業集聚形成[12](P11-25，90-100)；隨著產業崛起和打通產業鏈的過程，設立相關產業發展清單及項目目標進行政府扶助和補償式支持。

即便如此，想要實現一個國家及地區的經濟增長躍遷目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任何發展環境下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了發展障礙與潛在風險，一國和地區的產業升級及增長躍遷發展時時刻刻都可能處于風險運行中。比如經濟數據的遲滯性和不可復制，導致在揀選經濟數據進行分析時會干擾“選優”和預期。而通常意義上的政府干預手段如改善商業環境和基礎設施，也只能影響企業的運用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企業本身或許對于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的越級意識沒有那么理想，或許這才是最根本的[13](P93-104)。一般意義上的發展技術經濟、增加宏觀機構支撐、增加基礎設施投入、強化資本驅動甚至遏制公共腐敗、增加人才引進等方面也顯然無法支持政策就能實現成功的“選優”與“干預”。而證明這一點也不難，以實現經濟增長和產業躍遷為靶向目標的東南亞國家，一度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的經濟榮光，顯然不能完全與政府“選優”與“干預”直接劃等號[14](P5-22)。

五、結語

經濟增長和產業躍遷的成功與失敗案例總會引起經濟學和產業理論學界的熱門爭論，產業躍遷本身就是非常規態出現，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理論辨析的意義在于，論證科技創新的支撐作用與政府干預產業躍遷發展存在著直接關聯，因為從歷史經驗、經濟理論到管理實踐都明確這些因素的存在。最后也期待這樣的討論，為后續理論辨析和實證研究為科學技術、政府干預在產業躍遷和經濟增長中提供更多分析路徑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