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虛構中重建整體性的現實精神

吳長青

2023年《清明》中短篇小說呈現了“嚴肅與通俗并行，寫實與虛構同構”?的整體性特征。既有對時代命題的呼應，也有對傳統人文精神的繼承。秉持了《清明》多年來所堅守的“原創性、文學性和現實性?”一貫主張。

一、重點作品圍繞時代主題做出了積極的價值回應，體現了刊物的社會責任與時代引領作用。趙德發的中篇小說《美人魚》（第1期）以當下最熱點的“考公”作為主題，虛構了一個科級公務員家庭子女咸優優在“考公”失利后，偷偷應聘為一家海洋館的美人魚表演者。她面臨的現實困境不僅傷害了一心期待她“上岸”的父母，尤其是擔任科級干部的父親，最后還失去了與她一起“考公”，但成功“上岸”的男友盛樓。

浪漫與現實的交織使得作品具有令人回味的美學價值。無論是為年輕時學俄語的二爺爺刻意安排一次與真實俄羅斯人做面對面交流的浪漫情節，還是對于從縣級公務員崗位直接下派到基層工作的盛樓而言，他與咸優優的分開都是合理的現實。這也使得作品充滿了一種理解式的溫情。

同時，作品沒有回避當下的敏感問題，尤其是外籍表演者因疫情原因未能按期續簽合約，這也為咸優優擔當大任提供了邏輯上的合理性。當然，小說提供的只是生活的一個側面，因而只能在保持主導性積極向上的同時將其局限性縮小到最低限度。

楊少衡的中篇小說《此處有疑問》（第6期），同樣選取了一個縣級領導班子“我”——常務副縣長董保山作為敘述視角，將縣委書記梁越在車禍發生前的一周時間作為整個故事的剖面，將前任，甚至更前任領導與招商引資企業之間因利益扯皮遺留下且相當棘手的“土地”問題作為故事背景，既反映了當下一些地區政企之間的現實矛盾，也寫出了企業家與地方官員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

按理說，這種題材不僅敏感，而且在寫作上具有一定的難度。小說《此處有疑問》將敏感題材處理得非常有藝術性，既體現了作家的政治敏銳度，又展現了其高超的藝術處理能力。首先，很好地處理了上下級官員之間敏感且復雜的人際關系，既沒有使得作品陷入官場類型小說的窠臼，同時還創新了一種寫法，很好地平衡了上下級以及同級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決策民主與庸俗官場生態的對立矛盾。其次，在政府與企業之間建立了一種相對信任的互動對話關系，尤其是本土企業即熟人社會中復雜人際關系。小說將兩種體系進行互文性的對照，作為當地的“我”，自然熟稔這兩套運作模式，不是誰壓倒誰的關系，也不是各走各道的自說自話，而是最終要走到一起，權衡各自的利益，這也使得作品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意識。最后，作者以巧妙的藝術手段將所有疑似的“壞人”都成功地挽留在有可能墮落的邊緣。比如梁越書記在車禍現場有疑似官場不潔的物證，甚至“我”與“班頭”——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葉辰的非正常關系，本土企業家老謀深算的馬鎮不擇手段，游走在黑白兩道，等等。因此，作品將嚴肅性與通俗性以及文學性與可讀性進行了高強度的融合。

同樣，陳再見的中篇小說《燒衣》（第5期），讓人讀出了時代變遷中傳統的穿透力——所謂“當代性”。作為故事的發生地，沒有人知道鴨屎礁具體在什么地方，但是這不影響它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一句話，這是中國大地上任何一個不知名的地方都有可能發生的故事，也就是說它不是特例，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的，這樣的理解也許會將人帶入到一片黑暗或者貶損他者的藝術世界中。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者用了連續性的四次“反轉”，因此產生了意外的效果。第一，這個叫“阿?！钡呐?，盡管沒有具體的姓氏，某種意義上呼應了她生活的那個地方，這個甚至連在地圖上也找不到的犄角旮旯里。她能夠與家暴她的丈夫周作甫離婚，顯示了她具有一定的“現代”意識。當然原本阿剩這段婚姻就不具有合法性，十五歲時阿剩被母親介紹給周作甫。二十歲時阿剩又成功逃脫了婚姻家庭，兒子斌仔被周作甫留在身邊，等到她二十五歲再去看兒子時，她的情感再一次反轉。第二，阿剩曾在當地漁場老板劉老大的食堂做過副手，當她再次出現在劉老大的漁場上時，她是有駕駛貨車技能的女駕駛員，這也是她回到舊地生存的技能，更是令前夫周作甫意料之外的地方。因此，她具備了與周作甫談條件討要兒子撫養權的資本。第三，阿剩在用十萬元錢作為交換條件換取兒子撫養權無效的情況下，開始用法律手段為自己維權，跳出了傳統世俗的模式，這是阿剩逃離家庭長了見識，具有“現代”意識的又一次體現。第四，周作甫在得知自己不久將離開人世并直接向阿剩攤牌后，阿剩的態度再一次出現反轉，周作甫在碼頭十多年省吃儉用，生病舍不得看病，最后將十萬元留給了阿剩母子，將整個故事推向了情感的高潮。

也就是說，作者將傳統與現代性貫穿作品的始終，沒有脫離傳統的現代性。還有，阿剩與郝明的離婚完全就是一種當代人的處理方式，這與兩人穿梭在不同城市之間的跑車身份是吻合的；同時，這種現代性又不是靜止不前的，它又具有一定的未來性。以斌仔為一代的新人，他們接受父母離婚的現實，也沒有對回歸的母親表現出拒絕與回避，當母親答應給他買電話手表時也表現出興奮與滿足，他們對這些當代新隱喻表現出樂觀的接納。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一種穿透在傳統與現代的“當代性”恰恰是優秀作品所不可或缺的潛質。

二、對美好人性的發掘與謳歌，彰顯了文學的撫慰心靈，凈化靈魂的精神價值。陳蔚文以寫女性情感見長，在其短篇小說《過云雨》（第3期）中，她不露聲色地將情感節制住，甚至有些反情感的意味，頗有返璞歸真之感。曉田作為一個從事導游職業的現代女性，見多識廣，閱人無數，作品甚至還設定了一個特立獨行的裴姐作為曉田的對照，但是曉田既沒有裴姐夸張的人生方式，也沒有表姐對生活的功利性選擇。她的世界里除了與她一樣的小鎮青年——男友小柳之外，還有就是元彬托付給她收養的小貓——胖坨，這大概就是她情感生活的全部。

在《過云雨》的節制筆法中，會讓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道家，乃至也會將烏莜山中那只傳說中的“白虎”與“道人”進行聯系，那這個“道人”是誰呢？不用說，這個“道人”就是那個父親，本在南方打工，后因工傷不得不舉家遷回原籍的元彬。小說中的元彬就是曉田心中那個若隱若現的“白虎”。作家在有意無意地采取“意識流”的現代小說技法，將女性心中的另一種可能的遺存用若即若離的無意識表現出來。

曉田之所以能夠抵擋住表姐的游說，留在家鄉從事導游職業。又與裴姐的生活方式保持著一定距離，正是與這樣潔凈的生活態度有著不可分割的情感紐帶關系。

最后，連元彬托付給她照顧的“胖坨”也成了她心目中從不曾出現過的“白虎”。

張惠雯的短篇小說《故人》（第3期），將一件網絡輿情事件作為故事的前置，引入了“我”與少年的伙伴東誠的故事，可以說這是一個故事中嵌套著另一個現實故事的環形故事。

厚道、內斂的東誠在母親心臟病突發離開人世后，他又承擔起了照顧父親的責任，在父親去世后不久，兩個姐姐指派證人說東誠不是父母親生的，因此，父母財產——唯一的一套房產也就僅有二個繼承人。面對著證人的指證，東誠接受了這個事實，于是做出了在外租房居住的決定。

張惠雯以親情遭受金錢反噬的現實，對當下普遍存在的金錢拜物教提出了強烈批評。毋庸置疑，這種寫法對東誠這樣的美好人性寄予了肯定。同時，這種寫實手法既呼應了加塞特對十九世紀歐洲文學整體得出的總結論——他們“把嚴酷的美學因素縮減到最低限度，讓作品在虛構中涵蓋人生的種種真相”，也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總體寫實性的積極傳承。

馮積岐的短篇小說《花樣》（第4期），以極具畫面感的快節奏將何玉琴、劉栓柱這一對苦命夫妻的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劉栓柱因為三輪農用車翻車壓斷了脊柱，造成下半身截癱，從此臥床不起。何玉琴在“花樣”旅館從事保潔工作，目睹了若干不潔的性事，這也撩撥到她最為隱秘的心事。在這種無聲的刺激中，何玉琴進而升華為一種捍衛道德的意識，對她個人而言，這是一種解脫，但遭到了旅館老板朱慧蓮以及亂性之人的反感。在迷惑與不解中，她又遭遇到丈夫劉栓柱不忍病痛折磨以及連累妻子所帶來的痛苦而自殺。

作者從何玉琴的視角轉到了劉栓柱的身上，這種轉換已經不再是一種外在身體的視角，而是生命主體的轉換。不可謂不是作者的一種高明之舉。潛在的人性之美也就明明白白地完美呈現出來了。

曹多勇的中篇小說《結塵緣》（第4期），以國企陶瓷廠職工宗平和蘇亞的全部生活作為時代縮影，記錄并刻畫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人的雞零狗碎。雖然以虛構的手法，卻達到了非虛構的藝術效果。之所以能夠獲得這樣的效果，在于作者刻意放棄了宏大敘事。因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能有這樣的不聲不響，也算是一種奇跡。

反過來說，也只有在這樣一種不顯山不露水的環境中，或者說就是在一種平靜的生活中，才能飽有這樣安靜的生活。屬于個人的，帶著個性的生活。貌似平淡，實則是全部生活的軸心所在。

而這種生活模式和記錄手段在當時是落后的，保守的，也是不受人待見，甚至是被批判的。然而，如果不是這種安靜，就沒有宗平能夠調動到文聯，專門從事寫作。在這層意義上，小說貌似在寫個人的雞零狗碎，實則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觀照社會與人構成的另一層聯接的關系。我們不僅都在其中，而且相互作用著。

三、以細微的筆觸揭示當代人情感生活的荒誕不經，引發人們對人性困境的關注。文學的存在本來就是人類精神生活二律背反的反映，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相容相生。因此，關注當代人的情感生活也是文學得以生成、生長的必然。小說作為反映時代，體現精神生活的容器，無處不在地起到一種積極的表現功能，以及作為一種反饋機制而存在。

姜貽斌的中篇小說《盯梢記》（第1期），寫了一個物極必反的情感故事。李麗平與張曉平本是一對夫妻，丈夫張曉平極端、畸形的情感方式讓妻子李麗平感到極度不適，張曉平不但不修正自己，反而變本加厲起來，竟然發展到盯梢和跟蹤李麗平，這使得李麗平變得更加反感與厭惡，進而發展到出軌大學教授劉石橋。

李麗平與張曉平離婚后，本想與劉石橋結婚，可是等待她的卻是劉石橋的不辭而別，整個故事并不復雜，甚至有些俗套。但是，其中所揭示的人生真相卻是極其嚴肅而不含糊的。在為李麗平情感出軌和身體出軌提供合理性的同時，也引發了另一種可能的危機——任何一種逃避都有可能為下一場危機的出現制造新的空間。這也迫使我們正面迎接情感危機，決不為下一場危機提供借口和理由。

陳鵬的中篇小說《房子那么大的卡巴金》（第2期），以通俗故事的模式，擬真性講述了一個執迷不悟的現代烏托邦徐老五迷戀馬甸美女齊文雅的故事?？ò徒鹗且环N良種馬，這個徐老五自從患上深夜狂想癥之后，就把研發卡巴金與追求齊文雅聯系在一起。故事不乏具有一種現代主義意味，既有魔幻現實，也有一種浪漫主義風格雜糅其中。但就整體而言，全篇故事發生在一個封閉的時代，同樣也是一個封閉的空間里。

反過來說，小說所要揭示的正是對這種封閉的疆域進行無情的批判，這樣的疆域中誕生這樣的狂想癥患者是正常不過的，因此，小說的諷刺色彩也就直接對應著現實生活?？梢哉f，這也是一種“別現代”的現代模式。因為，在一種科學的名義之下，萬能的科學恰恰誤導了徐老五這樣的執念者，他們以為科學是無所不能的，有因必有果的功利主義觀念驅使著他們自己也無所不能。事實上，當將這種無所不能發揮到極致時，恰恰把人又推到另一個深坑當中去。

這樣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因此，在這層意義上說，小說的批判性已經不言而喻。

陳武的中篇小說《戀戀的草原》（第2期），以民營出版業在作者與出版社三者之間的夾縫中的生存狀態作為背景，以第一人稱“我”暗戀設計師龐小朵作為主線，出其不意地將生態圈中的超強物種——國有出版社的資本大鱷，以及有著強勢話語權的專家代表白老師的本相一層一層的抽絲剝繭式解剖。

由于資源的不均等以及由此造成的行業門閥制依然成為制約行業發展的痛點，甚至也是造成行業生態發展之所以枯竭的根源所在。小說頗具象征意義。

張學東的中篇小說《阿斯巴甜》（第4期），則是一篇反思小說?！拔摇迸c從事小學教育的妻子佟欣離婚后，情感一直游離不定。在佟欣因學生不按規則參賽遭到舉報上門求助時，居然動了男性身體沖動的邪念；與同事黃鶯又有著一種非是卻是的曖昧；與開銷售店的老方，既是對門鄰居又是勾引自己妹妹顧樂的色鬼。在這三種復雜的關系中，最終選擇了外調，以換取內心的平衡，并在這其中反思自己的種種“不徹底”。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設定，在生活、情感與親情的網絡中，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這也是人生的又一種真相。

縱觀2023年《清明》中短篇小說，既有結構性的對照，也有題材多樣性的特征，在藝術創新上同樣體現出豐富多彩和風格各異的融合。當然，最具亮點的還屬于對時代主題的快速反應，也對急遽演變的社會生活和個體情感細微觀照的強烈干預，既體現了文學的時代晴雨表功能，同時也努力起到溫暖人心和潤物無聲的治愈功能。一句話，批判的背后終究有陽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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