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作用機制和門檻效應

韓 剛 李潤琴

（安徽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蚌埠 233030）

引言

近年來，我國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發展迅猛。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勢頭依舊強勁，規模達到了50.2 萬億元，占GDP 比重高達41.5%。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數字經濟在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給予高度認可，明確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數字經濟已成為新發展階段下推進我國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數字經濟以其在民生、環境、經濟等領域所展現的新特征賦能地區高質量發展，優化城鄉資源配置，這與新型城鎮化的要求不謀而合。而新型城鎮化是“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的重要內容，是一個具有多維概念的綜合體系，以實現人口、經濟、社會、空間以及生態5 個維度的高質量發展為目標。那么，數字經濟是否會提升地區新型城鎮化水平？數字經濟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機制為何？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為解答上述疑問，本文梳理相關文獻，基于發展現狀從理論和實證層面分析數字經濟的新型城鎮化效應。

本文與數字經濟的影響效應、新型城鎮化的影響因素和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等三支文獻相關。（1）研究數字經濟影響效應的文獻較為豐富，主要聚焦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綠色發展等方面。數字經濟從微觀、中觀和宏觀3 個層面出發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微觀層面，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減少生產和運營成本；在中觀層面，變革傳統組織模式和產業結構，促進新興產業組織發展；在宏觀層面，優化資源配置的手段和方式，改善資源錯配［1］。此外，依托數字技術的數字經濟可以減少經濟對生態環境的影響［2］，助力綠色發展，使城市變得更加宜業宜居，這與新型城鎮化中生態城鎮化的要求相契合。謝云飛［3］實證檢驗數字經濟的碳減排效應，發現數字經濟憑借降低碳排放量和改善能源結構兩大機制驅動區域碳排放強度下降；（2）關于新型城鎮化的影響因素方面，現有文獻相對較少。新型城鎮化逐步由政府主導轉向市場引導，政府治理能為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有力支持，但通過市場機制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也是新型城鎮化的關鍵［4］。同時，以人為本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應該通過加大對教育的投資改善人力資本水平［5］。特別地，產城互動是城鎮化的重要抓手、創新是城鎮化的內在動力，應充分發揮產城融合和科技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驅動作用［6］；（3）數字經濟影響新型城鎮化的文獻較少，主要從非農就業、經濟、公共資源以及生態4 個角度間接提供了一些證據。楊瑞等［7］研究發現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驅動城鎮的創新動力，優化新型城鎮發展格局；宣燁和彭婕［8］認為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綠色創新水平的提高，實現生態城鎮化。在非農就業方面，數字經濟依據勞動力技能引導農村高、低技能勞動力分別流向契合的非農行業，實現農村勞動力有效的社會分工，有效提升非農就業水平，推動人口城鎮化［9］；在經濟方面，不少研究表明，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轉型助推我國的區域經濟增長［10］；在公共資源方面，數字經濟具有優化城市文化、交通和醫療三方面的資源配置的功能，從社會城鎮化角度助推城鎮發展［11］；在生態方面，前文已表明數字經濟的碳減排效應可以助推新型城鎮化的建設。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關于數字經濟賦能新型城鎮化的研究較少，且僅局限于線性研究，忽視了非線性關系研究；同時，對數字經濟通過何種機制影響新型城鎮化以及針對機制變量檢驗的實證研究較少?；诖?，本文將數字經濟引入新型城鎮化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中，從理論和實證層面評估數字經濟的城鎮化效應；從碳減排視角研究數字經濟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中的機制作用，探究其學術和現實價值；以產業結構為門檻變量分析數字經濟和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為促進新型城鎮化合理建設和有序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

1 研究假設

1.1 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直接影響

人口城鎮化是限制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關鍵因素，以人為本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也是有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數字經濟可以提高地區的宜居性和創新創業活力，從而提升地區流動人口的留居意愿。此外，數字經濟能改善就業結構和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其對高學歷、從事技術型崗位以及從事高技術行業流動人口吸引力更大。非農就業是人口城鎮化的關鍵，數字經濟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互聯網的發展拓寬了農村居民學習的渠道，進一步提升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增加農村創新創業機會［12］。在經濟城鎮化方面，數字經濟通過優化資源配置與改善舊有產業組織模式促進城鎮的經濟發展［13］，通過降低投融資門檻激發區域創新創業活力，進而推動地區經濟增長。在空間城鎮化方面，數字經濟有助于地區建設實現更為合理的規劃，其對地區交通空間、居住空間及配套服務空間均具有重大影響。在社會城鎮化方面，數字經濟以其數字化的特征為社會各界提供便捷化、普惠化、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共享經濟、智能軟件以及大數據平臺等都使服務更加便捷高效。在生態城鎮化方面，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能夠降低污染率和提高資源利用率，實現傳統落后產能的更新換代，從而提升生態環境承載能力［14］。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1：

H1：整體而言，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1.2 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間接影響

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具有促進作用。（1）數字經濟能夠緩解企業資金問題。技術創新活動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數字金融特有的普惠性可以解決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問題；得益于信息通信技術的蓬勃發展，企業既能通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降低研發成本［15］，又能基于大數據的群體信息有針對性地進行創新，從而降低成本；（2）數字經濟有助于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ヂ摼W不僅可以直接改善創新效率，而且能通過加速人力資本積累、金融發展和產業升級等路徑間接提升創新效率［16］；（3）創新活動與現實需求的匹配效率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有所提高，即數字經濟有助于降低創新風險［17］。而技術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的驅動作用也是顯著存在的。新一代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提高了城市治理和服務水平［18］，更進一步提升了城市的宜居性和基礎設施配套的完善性，有助于人口流入和生態環境的改善，對人口城鎮化和生態城鎮化產生正向影響；同時，技術創新通過提高生產要素質量和優化要素配置方式［19］，實現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雙提升，并進一步加速產業結構升級，最終促進非農產業就業、提高生產增加值，從而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

數字經濟賦能低碳發展。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為碳減排提供了新路徑，數字經濟通過降低地區碳排放強度實現降碳效應［3］。（1）數字化的應用賦予基礎設施數字化、綠色化、智能化等特性，推動生產和生活方式綠色轉型進而實現“雙碳”目標［20］；（2）通過產業結構升級的兩條路徑——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實現碳排放量減少［3］，產業數字化有效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數字產業化優化地區產業結構，兩條路徑并行推動碳排放水平下降；（3）數字經濟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促使碳排放水平下降。碳排放減少對新型城鎮化的建設也有推動效應。碳排放的減少有利于傳統產業綠色轉型，改善人居環境和優化產業結構，進而實現生態、人口和經濟3 個維度的城鎮化。（1）碳減排會推動地區生活、生產和生態環境3個系統的綠色轉型，使區域變得更為環保、清潔高效和綠色宜居［21］，建設生態城鎮；（2）碳排放的減少有效改善新型城鎮化發展中的人居環境，提升農村勞動流動人口的就業意向和留居意愿，對人口城鎮化產生影響；（3）碳減排與低碳技術、低碳產業不可分割，低碳技術具有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功能，大力發展低碳產業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方向躍遷，進而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推動新型城鎮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2a、H2b：

H2a：數字經濟通過提高技術創新水平推進地區新型城鎮化建設。

H2b：數字經濟通過減少碳排放量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

圖1 數字經濟促進新型城鎮化的機制

2 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2.1 模型構建

立足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構建基準回歸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直接賦能效應，具體模型如下：

式（1）中，nurit、digit、controlit、εit分別代表第i個?。▍^、市）在t時期的新型城鎮化水平、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控制變量集和隨機誤差項，δi與μt分別表示地區和年份固定效應。

進一步地，為了考察技術創新和碳減排在數字經濟促進新型城鎮化水平提升中的機制作用，本文借鑒江艇（2022）［22］的“兩步法”構建計量模型，第一步，做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基準回歸；第二步，做數字經濟對機制變量的回歸；如果第二步回歸的核心解釋變量顯著，則結合已有文獻進行理論分析驗證該傳導路徑。模型如下：

其中，innoit和carit為衡量技術創新和碳排放量的機制變量。在α1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前提下，如果式（2）或式（3）中，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則表明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或碳減排來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

2.2 變量測度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新型城鎮化水平（nur）。本文借鑒楊瑞等（2023）［7］的做法，從人口、經濟、空間、社會、生態5 個維度出發，選取15 個指標構建新型城鎮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對數據進行降維處理。

（2）核心解釋變量。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本文借鑒柏培文和張云［23］、于良春和宮園園［24］的測度方法，從數字基礎、數字應用和數字服務3 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在標準化后采用熵值法對各項指標進行計算。

（3）中介變量。本文的中介變量為技術創新（inno）和碳排放強度（car）。參考蔣為等［25］的研究，采用各?。▍^、市）發明專利申請授權數作為技術創新的代理指標，即各?。▍^、市）發明專利申請授權數，單位為十萬項。借鑒杜立民［26］的方法，核算各?。▍^、市）能源消費和水泥生產排放的CO2總量，以此表示各?。▍^、市）碳排放強度，單位為億噸。

（4）控制變量。為減少遺漏變量偏差，本文選取表3 所示的4 個變量為控制變量。

2.3 數據說明和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我國30 個?。▍^、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不包含西藏及港、澳、臺地區）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區間設定為2013 ～2022年，得到300 個?。▍^、市）年度樣本觀測值，本文的數據主要來自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信息產業年鑒》、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指數報告及CNRDS 數據庫。對于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補齊。表3 為描述性統計結果。新型城鎮化水平的均值為2.300，標準差為1.012，說明不同?。▍^、市）之間的新型城鎮化水平存在差異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為0.164，標準差為0.125，說明?。▍^、市）間的數字技術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逐步添加控制變量進行基準回歸，結果見表4。在列（1）中，僅控制了時間效應和地區效應，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在列（2）～（5）中，依次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建設存在積極賦能效應，且主要解釋變量回歸系數具有一定的穩健性。假設H1得到證明。在列（5）中，外商直接投資和居民消費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在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過程中，外資引進越多、居民消費越高，越有利于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政府干預的估計系數為正數但并不顯著，表明地方政府對新型城鎮化的支持力度有待進一步強化；金融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現有的金融發展水平阻礙了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可能的原因是大量資金“脫實向虛”及資本配置效率低下，使金融發展產生抑制效應。

3.2 地區異質性

（1）新型城鎮化水平異質性。鑒于不同地區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存在差距，數字經濟的賦能效應也可能存在差異。故依據新型城鎮化水平的中位數將總樣本劃分為高低兩組，分別進行回歸，實證檢驗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是否因新型城鎮化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異。表5 列（1）、（2）分別匯報高、低兩組的回歸結果，高、低兩組的數字經濟估計系數分別為0.894 和3.086，分別在10%和1%的水平下顯著，系數數值和顯著性水平都有所提高，這說明高、低兩組都能從數字經濟發展中受益，提高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但低組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更明顯。究其原因，新型城鎮化較低的地區其新型城鎮建設可能處于起步階段，一經數字經濟的驅動或賦能，其推動效果可能更佳。

（2）區域異質性?？紤]到不同區域在經濟狀況、資源稟賦特征和數字技術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數字經濟的賦能效應可能存在異質性。為此，根據地理分區將總樣本劃分為東、中和西部3 組，檢驗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是否存在區域異質性。表5 列（3）～（5）為檢驗結果。東、中、西部三大地區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分別為1.852、4.510、1.358，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無論是東、西還是中部，數字經濟都能賦能新型城鎮化建設。具體來看，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按中、東、西部依次遞減，表明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數字經濟的新型城鎮化激勵效應會出現中部最大、東部次之、西部最小的現象。原因可能為：①相較于中、西部，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時間更早、發展水平更高，數字經濟的紅利已經提前釋放；②西部在產業基礎、數字基礎設施、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均滯后于東、中部地區，數字技術應用和創新水平相對滯后，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積極賦能效應無法充分發揮。③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與運用，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的后發優勢較為明顯，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促進作用遠大于東部和中部。

3.3 機制檢驗

表6 列（1）、（2）為技術創新的機制檢驗結果。在列（1）中，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能改善技術創新的基礎發展環境，促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在列（2）中，本文進一步考慮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的時滯作用，將數字經濟滯后1 期進行回歸，估計系數下降但仍在1%的水平下顯著，即考慮時滯后，數字經濟對技術進步仍存在積賦效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技術創新對傳統產業組織模式變革的促進作用，均能顯著的促進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即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這一傳導機制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假設H2a 得證。

列（3）、（4）為碳排放的機制檢驗結果，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數字經濟通過碳減排這一傳導機制助推低碳發展。在列（4）中，也考慮了數字經濟時滯作用，回歸結果依舊顯著。碳減排可以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人居環境及提升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等助推新型城鎮化進程。即碳減排是數字經濟助推新型城鎮化進程的主要路徑。假設H2b 得證。

3.4 穩健性檢驗

（1）工具變量法。為了避免潛在的內生性問題使結果出現偏差，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內生性檢驗。①構建交互項。參考趙濤等［27］的研究，采用1984年各?。▍^、市）固定電話數量與滯后1 期的全國互聯網用戶數的交乘項作為工具變量。因為歷史上的電信基礎設施建設情況對后期數字經濟的發展影響較大，滿足相關性要求，且固定電話數量是歷史數據，與新型城鎮化無直接聯系，具有外生性；②滯后1 期的數字經濟。借鑒李亞波和崔潔［28］的研究，選擇滯后1 期的數字經濟作為工具變量。滯后1 期的數字經濟與當期數字經濟密切相關，即該工具變量與數字經濟存在相關性；滯后1 期的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無直接影響，且與擾動項和其他控制變量無關，具有外生性。表7 為兩階段最小二乘法（IV－2SLS）的回歸結果，兩個工具變量都滿足與數字經濟正相關的要求，同時均不存在弱識別問題。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數字經濟發展對新型城鎮化建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進一步驗證了假設1 的可靠性。

（2）其他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8 所示。①控制遺漏變量。引入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環境規制程度，上述變量能夠反映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和地方政府對生態的重視度，與新型城鎮化水平息息相關；②剔除直轄市?？紤]到直轄市在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及行政權限等方面與其他?。▍^、市）存在較大差異，會對本文的實證結果造成干擾，因此，剔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重慶市后重新進行回歸分析；③縮尾處理。為了避免極端值對本文的回歸結果造成偏誤，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的分位上進行縮尾處理。以上3 種檢驗結果均顯示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基準回歸具有穩健性。

4 產業結構的門檻效應分析

結合上文可以發現，產業結構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關鍵。數字經濟具有改造傳統產業和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作用，可以改善資源配置、提高技術水平，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29］，助力新型城鎮化。但已有研究表明，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可能會經歷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發展不協調，以及城鎮化發展失衡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可能使得過度城鎮化或滯后城鎮化現象出現，導致城市“貧民窟”和農村“空心化”等問題越發嚴重，阻礙新型城鎮化的發展［30］?；诖?，本文借鑒Hansen［31］的方法，建立以產業結構為門檻變量的面板門限模型，探究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非線性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γ是待估門限值，I（·）為示性函數，根據檢驗結果可推廣至多重門檻模型。indit為產業結構水平，借鑒蔡海亞和徐盈之［32］的研究，采用產業結構層次系數來衡量地區產業結構水平，計算公式如下：

表9 展示了門檻效應顯著性檢驗結果。產業結構未通過雙重門檻檢驗，但在單一門檻檢驗中，門檻值為2.590 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產業結構在數字經濟影響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以此為基礎，本文以產業結構為門檻變量設定單一門檻回歸模型，表10 為回歸結果?？梢钥闯?，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因產業結構水平的不同而呈現階段性特征。當產業結構低于門檻值時，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當產業結構高于門檻值時，數字經濟阻礙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這可能是因為，產業結構升級可以拓展城鎮產業發展空間，不僅有助于人口向城鎮轉移，還能提高非農產業生產值和資源利用效率，促進經濟增長，改善數字經濟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基礎發展的條件。但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應與新型城鎮化的進程相一致。產業結構升級往往伴隨著就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25］，目前我國技能型勞動者與高智力勞動者相對較少，過快地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進程會導致結構性失業和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問題，進而阻礙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此外，產業結構高度的優化升級可能會導致“鮑莫爾成本病”現象，對城鎮化產生抑制效應。

表1 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標體系

表2 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

表3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表5 異質性分析回歸結果

表6 機制檢驗回歸結果

表7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表8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表9 門檻效應顯著性檢驗結果

表10 門檻效應回歸結果

5 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為探究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本文從技術創新和碳減排視角闡釋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新型城鎮化的理論機制，并基于我國2013 ～2022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異質性分析、“兩步法”和門檻效應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研究發現：（1）數字經濟發展可以賦能新型城鎮化建設，該結論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2）技術創新水平提升和減少碳排放量是數字經濟影響新型城鎮化的有效渠道；（3）數字經濟的城鎮化效應存在異質性，新型城鎮化水平較低的地區和我國中部地區具有更大的“數字紅利”；（4）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作用存在以產業結構為門檻變量的非線性影響，呈現出先正后負的階段性特征。

5.2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有如下政策啟示：（1）因地制宜，制定靈活的數字經濟戰略。東部和中部地區繼續發揮數字經濟比較優勢并爭取獲得更大的邊際收益，使數字經濟驅動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效果更顯著。同時，加大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彌合數字鴻溝；（2）適度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使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推動效果更佳。通過多種融資渠道的綜合運用，實現投融資體系的多元化，為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進一步完善數字建設，從而推動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加強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促進作用；（3）支持關鍵技術研發創新，鼓勵數字經濟與碳減排的深度融合。重視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加大科技資金投入，不斷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增強自主創新的能力；在“雙碳”目標下，將能源革命與數字技術相結合，優化能源結構，減少碳排放量；（4）協調推進產業結構升級與新型城鎮化建設，推動產城融合發展。通過引進技術和培養人才扶持高科技產業，充分利用新型工業化激發地區發展活力，提升城鎮化中地區經濟的吸引能力；以推動地區服務業發展為著力點，提高區域人力資源結構與服務業的匹配度，發揮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提升城鎮化中地區就業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