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與沖突:梁啟超新民思想的內在理路

杜 溯

(貴州開放大學 貴陽 550004)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是在中國社會面臨嚴重危機時為中國近代化改革鼓吹吶喊的“旗手”。戊戌變法遭封建頑固派反撲打壓后,梁啟超流亡日本,在此期間他對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進行比較,并對如何拯救、改造中國的問題進行了長期深入的思考。他認為,西方政治、科學、文明遠超中國,中國近代落后的根源是中國數千年封建文化對國民的影響。他在《新民說》提出“新國”必先“新民”的主張,認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根本保障在于塑造新國民,使之在價值觀層面獲得升華,以煥然一新的精神風貌直面時代革命,擁有與時代一道成長進步的能力。梁啟超同時就改造國民性的時代課題作出解答,新民思想由此誕生。新民思想包含對封建專制政治、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揭露了落后國民的諸多不良品性,總結了西方文化的進步性。新民思想是近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學習西方倡導民主獨立思潮的重要標志。

當前學術界關于梁啟超新民思想的研究以內容介紹、評述居多,近年來不少學者從思想誕生背景、理論淵源等方面對其思想作出論述點評,認為新民思想具有中西融合的特點,對其思想體系中的日本“東學”背景也有所關注,但未就其內在沖突性進行論述。文章從思想特征和內在邏輯兩個層面對梁啟超提出新民思想的時代背景和理論淵源作進一步的解讀思考,以更加客觀地審視新民思想的特征,更為深入地認識新民思想。

一、中學與西學:經世意識下的西學本土化

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甲午之戰的慘敗證明,試圖從器物層面實現近代化的洋務運動是行不通的,康、梁維新變法的征程僅持續了103天就宣告失敗,中國處于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之中。梁啟超深感變法失敗的根源在于民眾對變法革新漠然以視,欠缺愛國心。他認為,中國富強的關鍵在于培養民眾的愛國精神與國民性。此時,西方人、日本人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促使中國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對國民劣根性進行了剖析,在中國形成了一股關于國民性的反思浪潮,梁啟超為此發聲:“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西方列強)相埒”[1]5,其所著的《新民說》諸篇連載于1902年《新民叢報》的創刊號上,倡導“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2]272。這是近代中國思想界首次系統提出人的近代化理論,標志著他的新民思想正式形成。

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受儒家文化影響,充分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正向因素。早年的傳統儒學教育對梁啟超思想產生的深刻影響是其文化理念形成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最直觀的表達即是中國傳統“新民”之學的框架、價值取向得到繼承延續?！靶旅瘛币辉~源自于“四書”之一的《大學》,梁啟超引用“新民”的概念,旨在闡述其改造傳統社會的政治理念,也側面證實其政治思想受到儒家道德觀的浸潤影響[3]?！洞髮W》有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表明了“新民”的內容和途徑,即“明明德”,要達到的最高境界是“至善”,以此奠定了中國傳統“新民”之學的理論框架與價值取向。梁啟超在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同時,也重新定義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新民”概念,將儒家理論中“修、齊、治、平”的教義引入國民自我反省、自我改造的理論觀點中,他主張的儒家修身養性同樣利于“新民”人格的塑造。他還延伸闡述了“公羊三世說”,認為這一學說符合人類進化的社會規律,改良派同樣持上述理論觀點,且主張人類政治進化的理想歸宿在于“民為政”和“民主”。

明朝滅亡極大地刺激了漢民族知識分子,明朝遺民由此提出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反對君主專制的民主主義等早期啟蒙思想,如王夫之的民族愛國主義、顧炎武關于亡國亡家的辨析討論、黃宗羲批駁君主專制的論述,這些思想對梁啟超的政治思想產生了重要啟發?！懊裰鳌弊鳛橄到y的政治思想和政治體制,源自于西方文化思潮的啟示[4]。但自古以來,中國思想領域同樣有“愛民”“重民”“民為貴”“國以民為天”等諸多政治思想的表述及實踐,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就對其政治思想形成起到了很大影響。梁啟超關于“新民”素質養成的觀點,其理論淵源還涵蓋有王陽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學說。

梁啟超新民思想的形成與他流亡日本時受到日本啟蒙思想和西方近代學說的影響也有很大關系。戊戌維新時期,他潛心研讀嚴復翻譯的西方政治學著作,流亡海外時更大量接觸到日本書籍、日譯西學著作等,尤其推崇福澤諭吉、中江兆明等日本學者的政治觀點與思想,這也是其新民思想烙有日本思想文化特征的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新民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1]4-5。

日本著作、日譯西書對“新民”思想的影響尤為明顯。他主持《清議報》時先后撰稿《國民十大元氣論》《文野三界之別》等文,借鑒引用了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勸學篇》的觀點。福澤諭吉希望日本國民培養自由、平等、獨立的精神——西洋文明之精神,第一步“先謀一身之獨立”,第二步則可“致一國之富強”,以此實現“個人獨立則一家獨立,一家獨立則一國獨立,天下獨立”[5]。此命題是梁啟超由“新民”而“新國”主張的一個來源,他在《新民說·論自尊》中說的“夫國家本非有體也,藉人民以成體。故欲求國之自尊,必先自國民人人自尊始”即表現了這一點[1]70。中村正直在日本思想界享有聲譽,他的《西國立志編》在明治維新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梁啟超所撰《新民說》一文著眼于國民的道德教育,建立新道德的愿望是受到其影響的。新民思想還吸收了中江兆民的自由觀,梁啟超所謂的“真自由”或“思想的自由”即來源于中江兆民的“我之精神心思絕不受他物之束縛”“古人所謂配義與道,浩然一氣”的“心思之自由”。

新民學說本質上是以西方近代學說為理論依據的,其思想核心借鑒了盧梭、達爾文、斯賓塞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論觀點。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大量接觸了西方文化思想,其提出的新民學說理論淵源包括盧梭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學說和天賦人權理論。梁啟超援引天賦人權說,主張人與生俱來就擁有平等、自由、財產等權利,這些權利是神圣不可剝奪的,認為“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6]。但先秦以來歷代封建君主和政治體制都“以奴隸視吾民”,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嚴重禁錮了中國人的思想,才使得“民之自視亦如奴隸焉”,梁啟超將此視作近代中國落后于世界的根源。其《新民說》對國民公德意識作出專門論述,倡導塑造國民新品質新道德,以進取冒險、尚武、獨立人格、權利義務等取代奴隸劣性?？梢哉f,正是得益于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啟發,尤其是對國家學說、天賦人權理論的探討思考,使得梁啟超的新民思想漸趨萌芽發展,他對西學的學習和理解,實際上完成了從倫理國家觀到契約國家觀的轉變。梁啟超強調,當今世界如同大爭之世,民族、國家的競爭尤其劇烈,西方國民牢固樹立競爭意識,民族生存空間不斷擴張。中華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關鍵的就是提高公民素質,增強競爭意識與民族競爭力。

新民思想的另一理論淵源即是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梁啟超最早接觸斯賓塞理論源自嚴復的譯著。在與嚴復的交流討論中,他愈發清晰深刻地了解了社會有機體論的核心觀點?！缎旅裾f》著重論述了群與一、整體與個體的內在關聯,把后者對前者的決定作用更加絕對化,并從更高維度、更廣闊視角闡述了國家、政府與人民的關系。他將國民與國家的關系喻作四肢與身體,國由民積,人民是決定國家面貌的關鍵因素,清朝政府腐朽無能,與中國人“患陋、怯弱、渙散、混濁”不無關系?？傊?近代中國的衰敗和飽受列強欺凌,梁啟超都將其歸結為國民素質低下,并未真正觸及清政府封建腐朽的統治,也未主張“科罪于當局”,僅局限在要求國民自責、自省、自覺,以新國民姿態建設近代中國。

梁啟超新民理論強調“愛國”主線的重要理論依據,主要受伯倫知理“愛國主義”的思想影響。國家主義民族理論將國家定義為一個具備意志和行為的有機體,國家主權凌駕于所有權力之上。國民與國家具有同一性特征,國家的成立,基礎前提在于民族性的形成。民族擁有“立國之心”,才有立國的可能,且因為國與民的同一關系,致使問題的根源又回歸到“新民”,沒有“新民”,就不存在“新民族”“新國家”,更沒有獨立的國家主權。

綜上所述,可將梁啟超新民思想歸納為:造好國民是建好政府、好國家的首要前提?！捌堄行旅?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他認為,當所有民眾成長進步為新民,實現個體自強,革新成果積淀足夠豐厚,自然能夠造就民族覺醒、國家富強的變革任務。因此,改造、振興中國,最根本的途徑就是提高國民素質,基于人的現代化要求,造就新人。

新民思想是梁啟超在經世致用思潮的影響下,為尋求救國之道,從日本吸收西方近代學說而構建的以改造國民性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對西方社會政治理論的本土化改造。在思想淵源和理論依據上形成了“既與康章相近又與他們相別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學術思想”[7],體現了其新民思想的融合性特點。但是,他的新民思想在理論體系上并不和諧,甚至存在內在的沖突。

二、衡量新舊:中庸傳統下融合道德與政治的嘗試

梁啟超強調道德修養對于塑造新國民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國家振興的希望所在,但這引發了新民邏輯與現實救亡間的悖論關系。在邏輯上,主要繼承了王陽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學說以及修養方法,此學說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道德修養論。

而近代中國社會的主題在于救亡,目標在于挽救民族危機,反映在新民思想上就是梁啟超的民族國家理論。且同是其道德觀的公德和私德總擺脫不了“公羊三世說”和“天下大同”觀念的影響,這種道德觀和民族主義的政治觀相沖突。為了調和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中西文明結婚論為核心的文明調化主義理論”[8],但這只是外在形式上的,內在的沖突性仍未調和,表現在梁啟超的思想演進和革命實踐上就是保守、動搖和不徹底性的特點。

梁啟超“天下大同”的道德觀本質上和其民族政治觀相沖突,但仍在新民思想中并存,主要由于其中貫徹了傳統士大夫的中庸之道。他希望能在各種道路中找到一條阻力最小,最易實現的道路,這就使得他不自覺地在繼承各種思想時也對其進行改造,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觀點在梁氏道德觀中就有諸多反映。梁啟超主張道德修養的自省調適必須尊重良心,強調主體采取的善惡行為,與其道德觀以及道德情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他把良知說成先天就有,盡人皆同,是沒有具體內容的東西,這雖然開啟了地方紳智的變革取向,但實質上是他“借助于傳統‘心學’之類的道德悟證,這類頗具禪意的道德決定論的方式與洋務知識群體崇尚的經世學說相抵觸”[9],這也說明了其思想的沖突性特點。他尤為推崇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認為對于修身立德極具效用。在王陽明“以知代行”說的基礎上,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又對其做了新的解釋。他認為,所謂“知”就是認識自己固有“良知”,以“知”指導行為行動就是“行”;“知”能夠防止“良知”被遮蔽,“行”包含依照“良知”采取的一切救世安民的行動,這一解釋使他改造國民性“致良知”的思想具有了實踐意義,使道德與“救亡”有了融合的理論基礎。

此外,《新民說》提出的公德和私德的劃分,也好似梁啟超為了調和其道德觀和政治觀的內在沖突而設計的。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偏于講私德而忽略公德,重在潔身自好而少關心國家興亡,他在《新民叢報》的發刊詞中指出:“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2]272。他有意識地論述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援引進化論觀點,認為適應物競天擇的環境是個體生存進步和求取獨立自由的前置條件,因此必須合群而居,應有合群之德,否則猶如“土雞瓦狗”。梁主張個體與群體有“小我”“大我”之分,“小我”應該服從“大我”,利“群”才能利“己”。 但此觀念在其論述“新國”和“新民”的關系中卻不適用,他提出先“新民”才能“新國”,而不認為國家獨立是“人的革新”的前提和保障,這也是其內在沖突的一個表現。

梁啟超對新舊倫理的辨別依據在于重公德還是重私德,認為資產階級的“公德”表現為對個人、國家以及民族的責任義務,傳統“私德”反映為社會個體間的道德倫理關系,并不包含個人對群體、社會或國家的責任義務。他將公德意識和民族國家觀念結合起來,認為公德心可以使一個民族更有凝聚力,從而實現富強和獨立。培養好個人修養的私德,才能更好地造就資產階級的“公德”,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要件,其目的是為了公德的實現。這種公德理想的形成和譚嗣同的“仁”學世界觀以及康有為的“天下大同觀”有著相同之處,此道德觀與近代以來救亡主題之間的對接使得梁啟超極力在新民思想的邏輯體系中營造平和的道路。他以新民為途徑實現新國的政治主張是其改良主張的延續,所不同的是關注重點開始由政治制度轉向道德與文化,是一種道德救國的方案,這與其真正“入世”受挫后“出世”的背景有關,逃亡中的梁啟超雖然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仍有士大夫一般的情結。

梁啟超試圖調和倫理國家與契約國家,但根本來講,這是由兩種不同的國家觀導致的?；谫Y本主義的契約國家注重公私分明,基于傳統中國的倫理國家觀,道德占據主要地位,公私不甚分明,這種“公”和契約觀里的“公”內在含義是不同的,梁啟超試圖調和二者,必然產生內部的不兼容,或者錯誤的兼容。

三、新國與新民:因果邏輯中的“悖論”

梁啟超新民思想提出了“新國必先新民”的主張,認為改造國民性是民族振興的重要前提,這與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出的只有先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改造國民性的主張在因果邏輯上正好相反?！靶聡迸c“新民”的關系是否是因果邏輯上的一個悖論?基于此,對梁啟超新民思想的理論依據和理論淵源進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為梁啟超的新民思想提供了重要啟示,這一社會學理論尤其關注社會成員素質,對近代中國人國民素質的現代化起到了積極影響。但其理論缺陷在于將人這一復雜的社會有機體等同于生物有機體,忽略了對人類社會本質規律的揭示與探討,直接以生物規律來闡釋社會活動的動機,采取非科學手段解構剖析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和“救國之道”,勢必難以得出科學的結論。同時,他的“一之性決定群之性”的觀點,使梁啟超在“新國”與“新民”的關系上陷入矛盾之中。正如學者在論述近代思想家關于“群之義”的爭議時所說的,梁啟超“亦論群義之原始,雖不免傅會牽強,卻深自篤信,而歸趨于以群系存亡關鍵”[10]。

梁啟超擁有強烈愛國情懷與民族主義情感,堅決駁斥中國人是劣等民族的謬論,數度指出,近代國人素質參差不齊的主因在于綿延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清朝的愚民政策。本來據此可以得出中國革命就是要推翻封建帝制的結論,但這卻與社會有機體論的觀點相矛盾,還與梁啟超的改良主義傾向有關。他始終認為強國必先強民,救國之急在于“新民”,應持續提升國民素質以強健國家的細胞。在梁啟超的演講中,均表現出他對新國民憧憬和素質培養的關切[11]。

由于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誕生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先天不足,力量極為弱小,梁啟超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言人,無從獲得堅強支持,因此其在新民思想中強調精神力量的作用,認為民德、民智是政治、學術、藝術的大源,是建立新國的關鍵,標明他是站在改良主義立場上的。正是由于這兩個原因,他以新民思想為基礎的救國邏輯必然是通過宣傳“新民”思想而“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在精神層面培育國民“元氣”,進而塑造具備近代文明素質的“新民”,建立新政治體制和新國家。反之,首先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而后培養“新民”,有悖于邏輯關系。新民思想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規劃未能考慮到這一時期的社會基本矛盾,脫離社會變革尤其是經濟結構變革來達到培養“新民”的目的,使其變革思想呈現出主觀唯心主義的傾向。

梁啟超對清政府的落后腐敗雖有清醒認識,但始終在理論和現實中搖擺著。他的《新民說》要求人民自新,卻不言政治革命。梁啟超身在日本,痛感清廷“創痍既復,故態旋萌,耳目相接,皆增憤慨”[12],認為革命已成為匡救時局的唯一途徑,因此高喊“破壞主義”口號,自此以后“專欲鼓吹革命”,但革命之急務首重政治改革而非“新民”。理論與現實間的強烈沖突,導致梁啟超的政治態度發生劇烈變化,這在其思想上出現了“倡‘新民說’時的梁啟超,以及以‘破壞主義’相標榜”的矛盾現象[13],這種矛盾是理想中的救國方案無法與危機重重的現實相對接造成的。正如有學者言:“梁啟超的改造中國國民性,其實質是要以近代資產階級公民取代封建臣民。要實現這一改造目標,必須徹底摧毀延續兩千余年的小農經濟,推動社會制度、社會生產方式完完全全地接受資本主義改革。離開發達的社會物質基礎,無論國民性改造怎樣科學、合理,都不可能實現,只能成為無本之木,乃至限于空談”[14]。

梁啟超提出的“新民”途徑主要有“內新”和“外煉”兩種,這兩種途徑在動蕩的社會現實中均不可能實現。清末以后政局動蕩,國人但求自保生存,已無心無暇實現思想、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對政治的關注度愈發淡薄。作為學跨東西的社會精英代表,梁啟超對封建專制崩潰導致的精神陣痛已有清晰體驗,因此極力在西方文化中找尋治國良藥。他在改良主義思想背景下提出的《新民說》由于以社會有機體論為理論依據,未能充分研究當時的社會現實,因此有一定的空想性。

同時其思想存在的矛盾與沖突未能充分調和,呈現出保守和動搖的雙重特點。因此,梁啟超在“新民”和“新國”關系的認識上出現了因果邏輯的倒置,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西方列強環伺中國的社會背景下,由“新民”到“新國”的主張是難以實現的。但新民思想對中國文化傳統進行了反省反思,準確把握到社會改革的核心要旨。梁啟超所主張的一系列變革思想,是中國近代先進知識分子群體探求民族救亡、尋求擺脫專制束縛以及倡導民主獨立的真實寫照,表現出封建專制社會崩解和民主社會萌芽發展的時代特征,在近代思想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四、結語

梁啟超的新民思想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借鑒了日本啟蒙思想和西方近代學說的觀點,對西方思想文化進行了本土化的轉換與改造,呈現出中西融合、古今匯通的思想特色。其提出了國民性改造、人的近代化問題和民族國家理論,設計了要“新國”必先“新民”的救國方案。由于時代的局限和對西方科學理論的誤讀使其思想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近代社會的救亡主題難以對接,使新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流于空談。但新民思想對中國近代化經驗教訓的總結思考,以及提出的人的近代化主張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此進步意義確立了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