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的周恩來

2024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出發90周年。長征最終能夠取得偉大勝利，離不開浴血奮戰和在各地堅持革命斗爭的紅軍指戰員，離不開各族人民特別是各革命根據地人民的支援，更離不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其中，周恩來起到了他人無法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

一次次歷盡艱難險阻，勇往直前；

一次次突破生死絕境，涅槃重生。

從弱小走向強大，從苦難走向輝煌——90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開始長征。兩年后，中國工農紅軍取得萬里長征的光輝勝利，譜寫了氣吞河山的壯麗史詩。

長征的勝利，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圖謀徹底失敗，宣告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肩負著民族希望，勝利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斗爭的新的偉大進軍。這一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

長征的勝利，離不開浴血奮戰和在各地堅持革命斗爭的紅軍指戰員，離不開各族人民特別是各革命根據地人民的支援，更離不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其中，周恩來起到了他人無法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

紅軍長征初期，周恩來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常委秘書長，他是黨和紅軍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中的一員。但由于“左”傾錯誤的推行者李德、博古的獨斷專行，周恩來與之存在分歧，只分工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施，處于從事實際工作的輔助地位。

長征前夕，周恩來以其過人的機敏，指導了與廣東軍閥陳濟棠的秘密談判，在圍堵的“鐵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使得紅軍長征初期能夠較順利地突破敵人前三道封鎖線。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湘江東岸的企圖，但紅軍自身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這是“左”傾錯誤路線自長征以來實行消極避戰、逃跑主義的嚴重惡果。

湘江戰役之后，面對紅軍遭受的嚴重損失，黨和紅軍中對“左”傾錯誤領導的不滿不斷滋長，要求改變錯誤領導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而博古“感到責任重大，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形勢的發展將周恩來推向處理危局的中心地位。

此后，周恩來同毛澤東等一起及時制定了正確的行軍路線和方針。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中央紅軍，對確立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后，周恩來又全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保證了黨和紅軍領導核心的穩固。中國革命的轉折由此開始。

周恩來為紅軍長征的勝利做了大量細致、具體的工作，表現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風范和崇高品德。這種精神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將永遠激勵我們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

下了三步關鍵的棋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1934年5月，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把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并將這一決定電報請示共產國際。6月底，共產國際回電同意中央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為了做準備工作，中央成立了由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但在占絕對優勢的敵軍重重包圍下，怎樣才能突圍成功是擺在紅軍面前的一大難題。在這個大難題面前，李德、博古心中無數。周恩來果斷下了三步關鍵的棋，使紅軍順利突圍成功。

第一步棋，是在1934年7月初派紅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前進。經此次探路，中央認為向閩浙贛邊突圍不合適，便立即改變了原定的突圍方向。第二步棋，是在1934年7月下旬，命令紅六軍團退出湘贛邊革命根據地，向湖南中部挺進。紅六軍團此次撤退，調動了國民黨軍隊，使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包圍圈中出現了一個缺口，紅軍利用這個空隙突圍出去。這兩步棋，用周恩來的話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钡谌狡?，是在包圍中央蘇區的敵軍內部打開缺口。當時，蘇區已經被國民黨軍隊四面包圍，無論從哪個方向突圍，都會遇到強敵。周恩來考慮，如果能夠爭取一部分包圍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不打紅軍，紅軍主力突圍的阻力就會小得多。周恩來把目光投放在廣東軍閥陳濟棠身上。陳濟棠與蔣介石素有利害沖突，他雖被蔣介石封為南路軍總司令，但對“進剿”紅軍并不積極，生怕蔣介石的中央軍乘虛入侵廣東，動搖他“南天王”的地位。9月，陳濟棠向紅軍遞交了一份秘密停戰聲明，電約紅軍代表舉行秘密軍事談判。周恩來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并很快確定了談判方案，選定了何長工、潘健行（潘漢年）作為紅軍參加談判的代表，且交換了通訊專用密碼以及聯絡地點和辦法。經三天三夜談判，雙方最后達成了五項協議：同盟停戰，取消敵對局面；解除封鎖，互相通商；互通情報，設有線電話（器材由粵方供給）；紅軍可以在粵北設后方醫院；可以互相借道，我軍進入陳防區可用陳部護照。這個秘密協定的簽訂，實現了南線暫時的穩定局勢，為中央紅軍的長征突圍創造了有利條件。后來，何長工在回憶錄中寫道：“事實證明，我們能夠如此順利、迅速地通過陳管區，是我們與陳濟棠的統戰工作分不開，所達成的五項協議起了作用的，使蔣介石的一、二、三道封鎖線落了空?！?/p>

保存了一批重要干部

長征出發前，在研究留人名單時，軍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來的意見，而其他方面只告訴他一個數字。但周恩來從保存革命干部的大局出發，根據工作需要和每個人的具體情況，盡自己的職權和能力做好這項工作。

在毛澤東去留的問題上中央有爭論。當時毛澤東已經被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只出任中華蘇維埃主席一職。由于博古、李德不準備讓毛澤東參加長征，1934年9月將毛澤東安排到于都去調查研究。周恩來和朱德出于維護黨的團結、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在毛澤東去留問題上據理力爭。周恩來強調毛澤東在紅軍與政府的地位與影響，從維護黨的利益全局出發，堅持讓毛澤東參加長征。

時任紅1師師長的李聚奎后來回憶說：“中央決定紅軍轉移時，開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澤東隨軍行動，還是周恩來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堅持，說毛澤東同志既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又是中央紅軍的主要創建者，應該隨軍出發。在這種情況下，他才被允許一起長征。應該說這是周恩來和朱德同志為我黨立下的一大功勛?！?/p>

為了保證參加長征的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等老同志和一批女同志及傷病員的安全，周恩來不同意把這些同志分散到各野戰部隊中去的主張，指出他們不僅難以跟上戰斗部隊的行軍，甚至還會貽誤部隊的戰斗行動。最后決定將他們編成休養連，隨中央縱隊一起行軍，他還親自指派何長工兼任連長（后由侯政出任）。在周恩來的關心和照顧下，休養連絕大部分同志都勝利到達了陜北。

一次決定紅軍命運的行軍部署

紅軍長征后，在很短的時間內連續突破了兩道敵軍封鎖線，但是當紅軍到達韶關北面的樂昌地區時，卻遭遇險情。這次險情，也是周恩來及時預見并解決的。

樂昌多山，紅軍行軍主要走的是十分狹窄的山區小道，行軍速度緩慢。蔣介石通過飛機偵察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命令湘軍和粵軍從兩側夾擊紅軍，同時命令他的嫡系部隊加快行軍速度，從后面追擊紅軍。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只有搶先一步，在敵軍形成合圍之勢前搶占白石渡，才能順利通過粵漢鐵路，向湘西進軍。因此，搶占白石渡成為決定紅軍命運的關鍵。周恩來找到李德，向他講述了紅軍面臨的處境和解脫困境的關鍵。李德聳聳肩，沒有表示否定。周恩來立即下令，紅一軍團的紅1師派一個團，務必于11月11日搶占白石渡，掩護全軍通過粵漢線。周恩來在命令中特別強調：“這個團的行動關系到全體紅軍的命運，動作一定要快，不能延誤?！敝芏鱽頂傞_一張地圖，指著地圖上畫好的箭頭，告訴李聚奎應從哪里前進，在前進中哪里要放一個排，哪里要放一個連，以擔負兩側的警戒，并囑咐說：“一定要保證全軍安全通過?！?/p>

李聚奎有些顧慮：擔心部隊撤下太多，戰線拉得太長，最后難以收攏這些部隊。周恩來看出來了，笑著向他解釋：“你不用擔心，后續部隊一上來，就會接替你們，你們就可以把部隊收攏起來，繼續前進了！”

交代完任務，周恩來仍不放心，他披了一件舊黃布雨衣、穿著草鞋，于11月8日趕到擔任前衛的第1師第3團。在急行軍中，他很少騎他那匹黃騾子，經常將騾子給有病的戰士騎或馱武器。每逢行軍小休和防空時間，他總是找機會同戰士拉家常，講戰史。每當宿營時，他就到連隊了解情況，關心戰士的思想、生活。來到團部，他總不忘告誡指戰員及時查看地形，研究敵情，規定緊急集合場，調查行軍路線。在跟3團行動期間，他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雙眼布滿血絲。當紅3團按照預定計劃圓滿完成了任務，紅軍大部隊已經順利通過粵漢鐵路時，周恩來才回到軍委。

與毛澤東的一次特殊會面

起初，紅軍到達湘江邊上時，形勢對紅軍較有利。由于國民黨軍隊內部的矛盾，當紅軍到達廣西境內時，桂系軍閥白崇禧害怕紅軍深入廣西腹地，將防守廣西北部全州、興安一線湘江兩岸的桂軍撤防，湖南軍閥何鍵也害怕紅軍深入湖南境內，不愿意派軍隊去湘江接防，這使敵湘江防線出現了一個大缺口。這本是紅軍迅速行動的極好機會。但中央紅軍在博古、李德的指揮下，行進在南嶺山區的崎嶇小路上，隊伍之中，挑著各種物資的擔架隊、馱著輜重的騾馬隊，由數人抬著的笨重機器、躺在擔架上的傷病員、幾十名婦女組成的特殊連隊，首尾相銜，十分擁擠，冗贅不堪。披掛齊整的紅軍戰士，夾護著龐大隊伍的兩翼，形成甬道，亦拉不開前進的步幅。行軍十分艱難，有時一天只能走10到15公里。周恩來十分焦慮，他和朱德一面令部隊減少不必要的擔子加快行進速度，一面命令前衛部隊堅守通路上的要點，保障大部隊安全通過。

11月27日晚，紅軍先頭部隊順利渡過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腳山鋪之間的渡河點，后續部隊卻無法及時跟進過江。湘、桂兩省國民黨軍隊紛紛向紅軍渡江地段撲來，在飛機配合下發動猛烈攻擊，企圖奪回渡河點，把紅軍圍殲在湘江兩岸，情況十分危急。在這種險惡的處境下，李德一籌莫展，而周恩來、朱德臨危不亂，指揮各戰斗部隊頑強抗擊敵軍，掩護中央、軍委縱隊渡江。周恩來說：“情勢萬分危急，我們已沒有猶豫和選擇的余地，必須甩掉壇壇罐罐，爭取分分秒秒，保證中央紅軍和紅軍主力盡快渡過湘江！”李德無可奈何，不知說什么好。周恩來咬了咬牙，手臂一揮，大聲說：“下命令，把所有重擔丟掉，輕裝前進！一切后果由我承擔！”

盡管渡江隊伍加速了，也有序些了，但敵機的轟炸、掃射更加密集。經過四天四夜血戰，紅軍終于渡過湘江，但部隊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余人。面對紅軍的慘重損失，博古、李德灰心喪氣，一籌莫展。這時，部隊的指揮實際上由周恩來擔當了起來，他奮力支撐著困難的局面。

在這次戰役中，周恩來一直堅守在湘江東岸渡口，邊指揮戰斗，邊指揮部隊搶渡湘江。他特別打聽毛澤東渡江沒有，當他得知毛澤東還沒有渡江時，心中十分焦急。周恩來讓通信兵傳令后面部隊一定要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保護毛澤東迅速過江。周恩來還親自到后面去察看，盼望毛澤東早點到達江邊。當他看到毛澤東邁著從容的腳步來到湘江邊上時，心中一塊石頭才落了地。他趕上前去與毛澤東會面，毛澤東對周恩來說：“再不能這樣走下去，也再不能這樣打下去了！”周恩來握著毛澤東的手，堅定地點了點頭。此時，他心中已經認定，毛澤東的主張是對的，他決心改變由李德、博古二人說了算的局面。

在湘江邊上周恩來同毛澤東的會面，是一次特殊的會面。由于戰斗異常激烈，二人會面時只簡短地說了幾句話，但從這幾句話中，周恩來更加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指揮方面的才能，感到毛澤東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

與毛澤東想到了一起

1934年12月11日，紅軍再入湖南境內，攻占通道縣城。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主力將由這里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但這時國民黨軍隊已了解紅軍的意圖，預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當于紅軍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張開口袋等候紅軍鉆入。

次日，周恩來在城外山坡上的恭城書院主持召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及紅軍總部負責人緊急碰頭會議，討論紅軍的行動路線問題。周恩來首先說：“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我們原定的行軍路線上，蔣軍已布下重兵……”李德不等周恩來把話講完，就搶著說：“我們一路來，蔣軍不是也布下了重兵？他們布他們的重兵，我們走我們的路?！?/p>

一直沉思的毛澤東這時按捺不住了，大聲說：“李德先生，不能走原定計劃的路了！我們應該進入貴州，那里的敵人兵力相對比較薄弱?！崩畹吕淅湟恍?，說：“我們到貴州去干什么？你們別忘了，我們的原定計劃是要到湘西去，與二、六軍團會合后，在那里建立蘇區。這個計劃是得到共產國際批準的！”

毛澤東也冷冷一笑，說：“我知道原定計劃是得到共產國際批準的，但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批準！”周恩來與毛澤東想到了一起，他贊成毛澤東的主張，講道：現在如果仍然向湘鄂西進軍，紅軍就會陷入敵軍重圍，有全軍覆滅的危險。紅軍必須改變原定的進軍方向，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這樣既能出敵不意，擺脫敵軍圍阻，又能尋找更有利于紅軍發展的地方。會上，大多數同志支持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主張，只有李德和博古堅持原定方案。最后，周恩來說：“現在必須按照大多數人的意見執行?！本瓦@樣，會議最后決定紅軍向貴州前進，相機進占黎平。

12月15日，紅軍打下黎平。通道會議沒有采納李德、博古的意見，二人并不服氣，他們仍然堅持紅軍原定的方案，干擾紅軍改向貴州方向進軍的決策，還在給紅二、六軍團的電報中稱：“紅軍將繼續西進，轉入北上?！痹谶@種情況下，周恩來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正式會議，商討決定紅軍的最終進軍方向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詳細闡述了紅軍改變進軍方向，向貴州進軍的道理。他指出，紅軍只有到川黔邊去，建立川黔邊革命根據地，才有發展的余地。李德、博古仍固執己見。當他們的意見遭到會議多數人反對時，李德又提出紅軍折入黔東。但這個提議會讓紅軍陷入敵軍的包圍圈。雙方再次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作為會議主持人的周恩來作了關鍵性的、帶有決策性的發言。他說：“我們應該采納毛澤東同志的意見，紅軍應該向川黔方向發展，西進烏江北上?！敝芏鱽戆l言后，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都支持他的意見，博古不作聲了。李德見狀大怒，大喊大叫起來，但沒有一個人理會他。黎平會議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過去在湘鄂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

黎平會議意義非常重大，它促使了“三人團”的進一步分化，“開啟了中央紅軍擺脫嚴重危機、實現歷史性轉折的通道”，使中央紅軍從極端危險的境地走了出來。

與李德的一次激烈爭吵

紅軍長征初期，李德在紅軍中的“太上皇”地位仍然沒有動搖，沒有幾個人敢正面頂撞他。正是在關鍵時刻，周恩來正面斥責李德，才打掉了他“太上皇”的權威，使很多中央高級干部和紅軍高級將領在李德面前敢直言不諱。

黎平會議后，周恩來把整理出來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的譯文拿給李德看。李德見決定否定了他的意見，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便大發雷霆和周恩來吵了起來。目睹紅軍長征以來在李德的錯誤指揮下遭受的重大損失，又見到李德如此專橫，周恩來據理力爭，毫不退讓。當時“兩人用英語對話，吵得很厲害”，在李德印象中，“往?？偸呛苕偠ㄗ匀簟钡闹芏鱽?，這次“顯得有些激動”，他“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周恩來對李德“拍桌子”的舉動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在會議上說：“總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轉過來了?！?/p>

周恩來痛斥李德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實際，主觀片面，把國外過去戰爭的經驗硬搬到中國來，不珍惜紅軍戰士的生命，不顧紅軍的前途命運，只顧自己的虛榮心。周恩來說：“如果照你這樣指揮下去，黨中央和紅軍就會被你毀滅?！?/p>

博古得知周恩來與李德的爭論后，也不贊成李德的態度，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崩畹庐敃r是代表共產國際到中國來工作的，他的地位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內最高領導地位。誰敢反對李德，就會被扣上反對共產國際的帽子。周恩來敢于痛斥李德，是冒了很大政治風險的，但一切從黨的最高利益出發的周恩來顧不了那么多。他對李德的痛斥帶了一個好頭，使黨中央許多高級干部和紅軍高級指揮員認識到，對李德的錯誤也應該批評。這就為后來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遵義會議上起了關鍵作用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王稼祥在和毛澤東商量后，由王稼祥出面提議召開的。王稼祥在提議之前，征求了周恩來的意見，周恩來堅決支持開這個會議，并且向王稼祥談了自己的意見。周恩來確定了會議的主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與紅軍進行戰略大轉移中軍事指揮的經驗與教訓。

這次會議上，博古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根據當時形勢，對軍事上的錯誤作了一定的檢討，但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危害缺乏認識，對長征以來軍事指揮的嚴重錯誤缺乏認識。他過分強調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完全不反思自己，不承擔領導責任，為自己的錯誤作辯護和解釋。周恩來則在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軍事指揮和軍事路線，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這與博古截然不同，連李德都感覺到了，他說：“博古把重點放在客觀因素上，周恩來則放在主觀因素上，而且他已經明顯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劃清了界限?！?/p>

周恩來的報告扭轉了會議方向，由博古的強調客觀原因，轉到了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上來。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的高風亮節，讓與會者感動。他發言后，會議的氣氛變了。張聞天緊接著作了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之后，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評，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明了今后紅軍發展的方向。

周恩來十分贊成毛澤東的發言。李德氣惱又無奈地認為這是周恩來“公開地倒向了毛澤東”。周恩來鮮明的態度和觀點在會上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以負直接責任的身份表明的態度顯然是有很大感染力和說服力的，促使不少同志對“左”傾錯誤有新的認識，一致贊成毛澤東的主張，開始了軍事路線的重大轉變。周恩來還在會議上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今后的軍事行動。會議最后作出決定：毛澤東增選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人。

遵義會議以勝利的重要會議載入史冊，成為中共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開端，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形成的起點，中國革命也因此開始了新的轉折。這次會議的勝利是黨和紅軍領導人對革命事業的卓越貢獻，其中特別是周恩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不久，特別肯定了周恩來對遵義會議的貢獻，他對紅1師領導同志說：“最近黨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這個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p>

主動當毛澤東的助手

遵義會議后，由于戰爭需要，1935年3月中央決定成立一個新的三人團：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這是紅軍的最高統帥部。毛澤東進入這個統帥部，為其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奠定了基礎。

當時，周恩來既是中央主要領導人，又是新三人團的團長。周恩來認定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只有按照毛澤東的主張辦，黨和紅軍才能走出困境取得新的勝利，應該而且必須把毛澤東推舉到中共實際上的領導核心的地位。從這一想法出發，周恩來主動當毛澤東的助手。因此，之后紅軍的一切重大軍事行動、戰略決策，實際上是由毛澤東作出最后的決策。四渡赤水、兵臨貴陽、直逼昆明、巧渡金沙、都是在毛澤東指揮下的結果。周恩來則負責戰役的實施和部署。當時的紅軍第九軍團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回憶道：

長征時我們打仗，都是靠的毛主席的戰略方針，但每次戰役部署，是靠周恩來，他指揮作戰，一貫重視“知己知彼”，作戰前，他總是首先研究敵我雙方的軍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個部隊，哪個到哪里，后方應做什么，到三四點才去睡覺。他了解紅軍每個部隊有多少人、多少槍、多少子彈，也了解敵軍哪個是嫡系，哪個是雜牌軍。

當時，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并未立即被大家完全接受，甚至大家一度對他產生過懷疑和不理解，也產生抱怨。周恩來進行耐心的解釋、說服工作，有時也批評錯誤意見，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也維護了毛澤東的威望和領導地位。集中反映在兩件事上：

1935年3月，就打鼓新場要不要打的問題開會討論時，毛澤東經分析主張不打，但大多數人同意打，毛澤東的意見被否決。毛澤東以大局為重，半夜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認真思考后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后來敵情通報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使紅軍避免了一次重大損失和危險。

另一件事是遵義會議后四渡赤水時，紅軍隊伍中和紅軍領導人中的思想波動。四渡赤水是在云貴川邊界地區機動作戰，與數倍于己的優勢敵人周旋，東西馳騁千里，南北往返數次，聲東擊西，調動敵人，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渡過金沙江，奪取了戰略上的主動權。但由于數月連續行軍作戰，迂回穿插，部隊很疲勞，加上行軍多，打仗少，于是有人抱怨，有人不理解，林彪甚至否定毛澤東的指揮。為了統一作戰指導思想，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會理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周恩來贊揚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支持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批評了林彪的錯誤思想，維護了毛澤東的地位和威望，也維護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團結和鞏固。

讓出紅軍總政委的重要職務

1935年6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洛甫（張聞天）、博古等冒著滂沱大雨來到懋功以北的兩河口，歡迎從雜谷腦（今理縣縣城）前來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等。當天，舉行了簡短的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大會。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了為期三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定了紅軍北上川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6月29日，周恩來根據這一戰略方針代表中革軍委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張國燾口頭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針，暗中卻處處作梗，仍醞釀南下四川、西康的計劃。他自恃紅四方面軍有8萬之眾，沒有把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的紅一方面軍放在眼里，遲遲不指揮紅四方面軍北上。為了把紅軍的指揮權抓到手里，張國燾首先瞄準了朱德的職位。7月6日，當中共中央派劉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等人組成的中央慰問團到紅四方面軍進行慰問時，張國燾讓中共川康省委出面，要求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由張國燾任軍委主席，不然就“無法順利滅敵”。

紅軍總部在7月10日到達蘆花后，張國燾又迫不及待致電中央“宜速決統一組織的指揮問題”，再次公開伸手向黨要權。見紅四方面軍還沒有跟上來，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立刻致電張國燾，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則”把部隊“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為了顧全大局，維護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接受周恩來的提議，將周恩來原任的紅軍總政委職務改由張國燾擔任，朱德仍然為中央軍委主席兼總司令。

張國燾當上總政委后，立即積極攫取權力。為了達到“獨斷專行”的目的，他設法控制紅一方面軍的部隊，收繳了各軍團之間互通電報的密電本以及各軍團與軍委通報的密電本。從此以后，紅一方面軍只能與前敵總指揮通報而與中央隔絕了，各軍團之間也不能橫向聯系了。對于攻打松潘的命令張國燾卻繼續推三阻四，拖延執行。他對于擔任總政委一職仍不滿足，覺得大權尚未獨攬，戰略問題還要報軍委和中央政治局核準，而他在政治局又是孤掌難鳴，處于絕對少數，因此又要求增加紅四方面軍的9人進入政治局。由于這一無理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張國燾便借口組織問題未圓滿解決，不執行軍委計劃，并將進攻松潘的命令擅自改為佯攻松潘，后來干脆下令停止進攻松潘。

7月21日至22日，為增強黨和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統一部隊的組織與指揮，中共中央召開了蘆花政治局會議，回顧紅四方面軍的歷史，總結其經驗與教訓。會上，許多同志要求追究張國燾的責任。周恩來在發言中肯定了紅四方面軍取得的成績，同時也誠懇嚴肅地對張國燾的錯誤提出了批評，督促張國燾在總結經驗教訓中認識中央的正確主張，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但并未追究張國燾的責任。會后，張國燾勉強率紅四方面軍北上。

7月底，紅軍總部、中央機關到達毛兒蓋地區。這時，由于張國燾的再三阻撓，攻占松潘的戰機已經過去了。軍委決定放棄原來的松潘戰役計劃，改取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北上。8月4日起，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以南40里的沙窩召開會議，重申北上川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指出，我們的最高原則是作戰勝利，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致，所以要將問題盡量提高到最高原則上來解決。針對張國燾的錯誤，周恩來強調，從今以后全黨全軍要有一致的行動，堅決維護和執行黨中央的戰略方針。周恩來本人則模范地維護和執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

此后，周恩來因病未能出席毛兒蓋會議，但他堅決執行了黨中央的決定，按中央要求率領右路軍北上占領了包座，打開了向甘南進軍的門戶，為創建川陜甘根據地打下了基礎。當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北上戰略方針而一意南下時，周恩來堅決與之斗爭，他同毛澤東等人討論后聯名電告張國燾，“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極端不利”。由于周恩來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堅決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被中央委以指揮右路軍的責任，又在俄界會議上被一致推舉為負責軍事領導的中央五人團成員之一。當張國燾公然分裂黨和紅軍時，周恩來同中央領導人一起采取果斷的措施，及時的行動使紅軍脫離了危險。此后在周恩來及黨中央領導人的多次挽救和積極爭取下，張國燾終于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使兩支主力紅軍保持了團結和統一。

得了一場大病

長征路上，周恩來不但承擔重要領導工作，還對紅軍長征的許多具體問題，如行軍路線、部隊調動、作戰計劃、后勤工作，婦女干部長征的問題，少年、兒童紅軍長征的問題等，都事必躬親，認真解決。行軍途中，他還找機會做干部、戰士的思想工作，別人休息時，他仍忙碌著。親歷長征并且和周恩來一起行軍過的楊尚昆回憶：

長征中，軍委的主要責任都落在周恩來的身上，每到駐地，他就叫人架起電線，接收各軍團的電報，同時掛起地圖，以便觀察和抉擇行軍、作戰路線，然后才坐在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報來齊后，經過分析研究，他和毛澤東共同商量后，就起草作戰命令、下達行軍路線，直到向各軍團的電報都發出后，他才睡覺，經常是才睡下，又被叫起來處理緊急情況，睡不到一會兒，就已經快到黎明了，新的一天的戰斗生活又開始了。劉伯承是總參謀長，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便，周恩來就主動承擔起起草作戰命令的工作。

因為晚上睡眠不足，周恩來在長征途中騎馬經常打瞌睡，容易摔下來，他就堅持步行，一到駐地，又忙開了。在許多情況下，他整夜不睡，實在支撐不住，就伏在桌子上瞇一會兒。一次，有個參謀有重要軍情請示周恩來，周恩來在睡夢中嗯了一聲，參謀以為他同意了就辦理了，第二天周恩來卻對這事毫無印象。此后周恩來規定，以后他睡著時，一定要把他喊得坐起來，才算叫醒。日夜操勞，使周恩來體力過度透支，加上營養不良，中央沙窩會議之后他就病倒了。

周恩來這次得病，來得很猛且急。他發高燒，連續幾天不退，后來檢查發現肝部腫大，皮膚發黃，確診為肝炎，已經變成阿米巴膿腸，急需排膿。但紅軍行軍中，沒有條件可以開刀。這時，周恩來已經昏迷不醒，組織上把鄧穎超叫來照顧他。醫生讓衛士從高山上取來冰塊，放在周恩來肝區上緣冷敷，冷敷了七個多小時，周恩來終于排出了膿來，高燒才慢慢消退。周恩來一醒過來，就面臨張國燾搞分裂和敵軍進逼、紅軍危在旦夕的嚴重局面。周恩來躺在木板上，和毛澤東一起商量同張國燾斗爭和紅軍的作戰計劃。

8月21日，紅軍開始過草地北上。由于周恩來仍處于重病之中，身體極度虛弱，無法起來。彭德懷焦急之中斷然決定：“抬！”他囑咐紅三軍團參謀長蕭勁光：“你具體負責，立即組織擔架隊；實在不行的話，寧可把裝備丟掉一些，也要把恩來等領導同志抬出草地！”經過六天六夜的艱難行軍，周恩來等人終于走出了草地，他的病也逐漸好轉。此時，他已經與毛澤東一起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確定了紅軍在陜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方針，并且與毛澤東一起指揮打勝了紅軍到達陜北后的幾場大戰役，為紅軍立足陜北奠定了基礎。10月19日，周恩來隨北上紅軍到達吳起鎮，受到陜甘根據地軍民的熱烈歡迎，勝利地結束了他的長征……

（責編/黃夢怡 責校/陳小婷 來源/《周恩來的長征路》，陳立旭/文，《世紀風采》2018年第1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