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社區：讓社區成為作品

王南溟

《上海文化》：近幾年來，您做了一系列“藝術社區”。那么，最初是什么推動您從學院、美術館走到了社區？這跟您以前作為藝術家、策展人和美術館館長的工作和理念有什么關聯？換言之，您的基本的藝術觀念是一以貫之的，還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王南溟：我集中精力做“藝術進社區”課題是從2018年開始的，之前我做美術館的時候也受到政府文化單位的邀請，希望能幫他們提升公共文化服務質量。我和那個系統的正式合作是從2012年就開始的，在浦東新區文化藝術指導中心策劃了“圖像與形式：當代繪畫展”，那個展覽還由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獻集，藝術家的作品都是偏筆觸語言的繪畫，這些繪畫也是我當時在重新討論“繪畫性”時候的一次集中展示，那本出版物拿到現在都不覺得過時。

隨著我們的當代美術館專業程度不斷地提高，在藝術體制上除了原有的群眾文化館、政府美術館外又增加了民營美術館，而平時所說的社區文化藝術主要是群文系統那條線的，后來改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再后來是希望打破專業與業余區別而稱市民文化體系。當時民營美術館與政府美術館的差異也很大，而與群眾文化館的差異就更大，這造成了當代美術館與社區之間的不對稱，而如何改變這樣的狀況，這就是我提出要有社區美術館的原因，也是新美術館學與藝術管理方面的新基礎設計。我在“社區樞紐站”中提出了“社區美術館化”，“美術館社區化”，其實這兩項工作都很難，盡管現在經過兩次的學術展，一次是2020年劉海粟美術館“藝術社區在上海：案例與論壇”展，一次是2022年中華藝術宮“風自海上：蝶變寶武與藝術社區場域”的展及論壇的影響力，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了藝術進社區的活動。但在2018年前后不是這樣的，他們一聽到“藝術進社區”的時候第一反應是這是業余的人在玩的地方，不少藝術家認為到社區會掉身價，當代藝術理論專家講起博伊斯來頭頭是道，但遇到我的“藝術進社區”就非常地對應不上。當然在當代藝術界還是有人敏感地發現了，“藝術進社區”比博依斯更往前走了，我也是這樣認為的。

用前衛藝術中打破藝術與生活的邊界，打破藝術與社會的邊界，打破藝術與非藝術的邊界的理論來發展自身的話，我們就需要思考如何從社會現場去推動這樣的實踐?！队^眾之后：藝術與批評》是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寫作的核心理論，出版于2006年，書中論述了“更前衛藝術”理論中的歷史線索與當下發展，所以從“藝術進社區”到“藝術社區”其實是在推進“當社區成為作品”的可能性，即“藝術社區”是當代藝術作品。這種藝術是用了“藝術動員”的方法論來共同參與的，這種參與包括專家志愿者、藝術家、居民，甚至是相關的企業，比如圖片制作公司和藝術品布展和運輸公司，還有聯動的博物館、美術館，等等。

當然“當社區成為作品”肯定是在前衛理論語境中才能理解的，20世紀60年代以來藝術在理論上的突破就是確立了現成品挪用、劇場化和美術館觀眾三方組成一件作品的方式，但發展到現在，如果這個觀眾還只是在美術館內，那就讓這樣的劇場化局限于美術館權力之中，所以現在有太多的新美術館學所討論的空間批判還是在美術館內部變個花樣而已，其實依然是對舊有體制的迷戀，從一個權力批判轉入自己的權力營造。而藝術社區將作品場域交給了不屬于自己權力范圍的社區，而用協商的方式進行藝術對話，它不只是無墻有墻這么簡單，而是倒置過來的美術館，即它是非美術館的和非美術館觀眾的美術館，非藝術的和非藝術家的藝術，所以它是把原有的“更前衛藝術”的介入性所強調的從藝術家創作到美術館呈現，讓美術館成為討論社會問題的場所發展到將藝術創作直接投放到社區，并且是在挪用社區中就地話語形成作品，這樣的行動方式才更能體現我的“更前衛藝術”理論的邏輯起點和邏輯框架，或者說，“當社區成為作品”是我自身理論的再次還原。

《上海文化》：做藝術社區的第一步，您如何選擇社區？您所選擇的社區需要滿足什么樣的基本條件？還有，您如何處理、平衡各方面的關系，從而保證您的設想能夠得到充分、完整的實現？

王南溟：其實我沒有在社區工作的經驗。2010年前后，我們開始了“藝術鄉建”行動，那時我才接觸了一些鄉村。當時藝術家都去很遠很偏的鄉村做“藝術鄉建”，我也把“藝術鄉建”的文獻作為美術館展覽對象。而與上海街鎮交往也是因為“藝術鄉建”形成了藝術家介入的經驗，當上海又提海派文化、創新文化的時候，我覺得應該回到江南一帶來“藝術鄉建”，包括我所生活的上海各處社區也一樣需要有藝術的介入。最初我們藝術家做我們的，與政府做的分得很開，但在文化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需要創新的時候，民間力量就有了創新合作的可能。比如最早進陸家嘴街道辦事處開會討論社區文化如何創新，也是浦東新區文化藝術指導中心聯合我們美術館的力量一起做的，一直到2018年“圖像與形式：當代繪畫社區展”在洋涇街道社區學校舉辦，其實是同一個工作方法的延續。當然我也發現了街鎮行政讓我們的“藝術進社區”會有難度，這個難度其實到現在還是面臨著，但我又知道“藝術進社區”是當代美術館的職責，它是社會學藝術的作品，又是對新美術館新圍墻的突破，所以2017年我籌備的“社區樞紐站”的運作模式，即將美術館教育部的工作范圍放大并結合美術館學術部、策展部、事業發展部各專項合成一個平臺開始“藝術進社區”的專業化實踐。2018年社區樞紐站的一個實踐內容差不多就是用測試的方式來看到底如何才能建立起“藝術進社區”的通道。

當時羅涇的“邊跑邊藝術”因為有藝術鄉建的經驗，而且是羅涇鎮已經有的“美麗鄉村徒步賽”項目讓藝術融入其中，這樣的項目由鎮里面直接主導就成。這是大多數藝術鄉建的方式，就是遇到哪個鄉鎮牽頭了就有機會“藝術鄉建”了，沒有鄉鎮牽頭或者鄉鎮的線斷了也就沒有了“藝術鄉建”。藝術鄉建與我們做“藝術社區”的方式還是不一樣的，就是如何讓村民自己動起來，可能不是我們這樣在城市居住的人所能動得起來的。社區樞紐站的工作更多地是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創新實踐，完全將有限的精力限定在文化非營利領域。曾經上海大學經濟學院啟動過社區商業體調研，社區樞紐站也被邀請參與提供思考，這個工作有待時機來從新的層面加以合作。

2018年通過測試確立了社區樞紐站“藝術進社區”的三個方面的上海實踐，而它們所遇到的問題一直在我們理論討論的過程中。其實，社區樞紐站后來進來不少的專家做學術志愿者，他們都有單位，但我們在做“藝術進社區”項目的過程中都不用單位的名義，而是用了個體志愿者的身份，我從2018年開始年初的時候就專門發微信朋友圈說這一年是“王南溟志愿者年”，本來計劃做一年，結果一做就做到了現在。我用志愿者這個個體身份好像比用美術館館長身份更容易進入居民區，也自然聯合了更多的個體志愿者在松散式或者或然性地認同中進行社區參與，這種工作不存在決定論的任何因素，一切都回到社區測試的地理學思考中，它也沒有什么宏大的框架，而是用零星社會改造工程的思維來介入到城鄉社區的某個點的。

《上海文化》：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您所做的工作，跟我們通常所見的小區美化改造很相似。那么，如何表明您所做的是“藝術社區”，是“社區里的美術館”，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小區美化？在自身的定位上，如何區別于其他的公共文化服務，包括社區文化活動或“群文館”組織的文藝活動？

王南溟：從表面上來講，我們做的工作與社區微更新、文化家門口的方向沒有區別，但我們運作方法是有區別的，更不是簡單的商業公司接設計業務和社會組織接提供第三方服務的業務，就我們經常聽到和看到的某些設計公司文化公司做的所謂的本質主義社區藝術，就是他們拿點認為對得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的東西來樂一樂的做法都不在社區樞紐站的工作范圍中，即使非遺項目我們也會做成“未來非遺”。就從微更新甚至綜合整新的工作來說，我們都會在“硬微更新”“軟微更新”和“再微更新”的總體中加以規劃，如我們參與陸家嘴街道乳山五村綜合整新規劃就是這樣。乳山五村的實踐是“植物之語”社區項目，社區樞紐站又邀請了大自然保護協會的專家和志愿者來做科學支持，自然科學專家也在我們的藝術社區實踐中給予了指導。所以我們不但做了當代美術館的內容和視覺系統，而且帶動學科建設，就是現在講的新文科發展。我們之前常在美術館做跨學科研討，當時我們覺得在美術館來跨學科還是不夠，然后就和大學合作，2016年還結合我們美術館的展覽將研討會“山水社會，一般理論及其相關話題”從上海辦到了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參加演講的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教授，與我們的藝術家、批評家、策展人共同討論“山水社會”議題。

在社區樞紐站的工作方法上，我們是通過一邊實踐一邊提出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的改革方案，到了從“藝術進社區”到“藝術社區”形態的形成，更是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彼此割裂的行政關系架上了通道，其實無論從星夢停車棚的“三星堆圖片展”“龍門石窟圖片展”到“巖彩繪畫展”和東昌大樓樓道美術館“瞭望塔上下”展，東園三村“露天美術館”劉毅社區展，市新小區“海派繪畫史”電梯美術館展，可以見到的是它已經打破了博物館、美術館和群文館的三分而形成了互為功能上的整合與創新。這些工作案例說明，居民參與和社區治理、個體與社會、藝術與管理等抽象的理論由于進入了實踐的沖撞而顯得很真實，我們可以說有了藝術社區才讓學術真正回到了實在情境中了。從“藝術進社區”到“藝術社區”，陸家嘴老舊小區的蹲點實踐，猶如將社區作為一個社會實驗室，對小區樣本進行臨床分析，多少證明了社區樞紐站的方法是可以有成效的，如信任網絡、社會資本、韌性社會等因為有了藝術社區而使這些關鍵詞充實了起來。

《上海文化》：您的工作如何跟社區之間建立聯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讓社區居民接受您的作品，乃至參與您的工作？

王南溟：用自己的假設介入社區，發現社區資源帶動社會共建，而不是用提供第三方服務的業務做法，這是社區樞紐站與其他微更新設計和文化公司美化環境的最大的區別，當然我們還帶著美術館公共教育的創新訴求，而使其成為藝術作品和美術館公共價值的方向。原來社區樞紐站對可能出現的失敗有思想準備，結果雖然沒有做成的固然很多，但做成的案例都還蠻有個性的。特別我們從不同的小區去尋找它的特定的資源和話題，比如東昌新村的星夢停車棚，后又在東昌大樓的樓道美術館，然后還將一堵矮墻做成百米墻繪，將東園三村做成露天美術館，將市新小區做成電梯美術館?，F在進行的是將梅園三村居民樓一層改造出一個少兒美術館以增加兒童友好的藝術情感，乳山五村做藝術小區的規劃，包括微更新和綠植科普與藝術家項目的結合，使社區植物話題跨越一般的植物范圍。當然我們做的每一步都會根據現有的條件來轉換，總體上根據現有條件植入藝術，點亮不起眼的區域，并且在視覺系統上用美術館形態，這個就是社區美術館化和美術館社區化的實踐。陸家嘴現在進行的6個小區，最根本的是它做的個案不重復，每個小區做不同的點，現在還有多少小區能被我的靈感所發現，或者在其他街道還有什么小區能夠營造出不同的小區，像是在挑戰我的極限，看我在不重復以往的過程中是如何走向盡頭的。

（2）模擬地層條件下的稠化性能測試顯示：調節緩凝劑CA加量能夠實現稠化時間時間可控，且緩凝劑CA抗鹽性能良好。

有一個很套路的說法是社區藝術要像社區，同樣的一種很套路的說法是鄉村藝術一定要像鄉村，這是我與這種立論的最大分歧，也就是我說為什么我們是美術館的方法，而他們還是群文系統的方法。我說過了如果是用他們的方法，那我們（以前的我，現在是我們了）就沒有必要做“從藝術進社區”到“藝術社區”了，也沒有必要去做“社區美術館化”和“美術館社區化”了，我們還不如自己做自己的當代藝術創作，盡管我（現在也是我們了）認為僅僅像以前這樣做當代藝術已經不前衛了，而做藝術社區才是更前衛的。在上海的這些藝術進社區工作中，其實有一個重要的過程也是我以前沒有足夠預計到的，就是原本是我個體的行動，結果會帶來共鳴。之前盡管我建了社區樞紐站平臺，但還是我個人在起作用，然而寶山區文旅局在2019年把我的社區樞紐站的工作方向寫進了他們這一年的工作計劃并作了發布，如流動美術館、社區美術館在寶山，而且還具體實施了區級的在村小空間計劃，即“寶山眾文空間”，它們在羅涇鎮的塘灣村、月浦鎮的月獅村，那些小空間雖小但卻是寶山區級的，小空間選了兩個村頭小糧倉，一個沒有排污系統的小廁所和一個商業體綠地的角落搭建的兩個小集裝箱式的小屋。寶山文旅局委托我們將當代美術館的藝術植入到這些地方，并且“寶山市民美育大課堂”開啟了現代藝術史的講座，第一講就在由塘灣村頭的小糧倉改造成的寶山眾文空間，我的講座是從巴比松畫派到莫奈《日出》。如果要從區級公共行政創新來說，寶山區文旅局的這個市民美育大課堂和寶山眾文空間顯然是超前的，而且與我在推動社區樞紐站的工作方向是一致的（相比較浦東新區文化藝術指導中心的“圖像與形式”進社區，雖是委托項目但具體落地社區由我自己找，結果發現了社區的問題，而寶山是直接到他們指定的地點并且安排好了對接人來配合而成，當然也是只做一次而無法深入到居民區）。

從2018年開始甚至更早時期，我們的“藝術進社區”的愿望是要通過公共教育做市民還看不懂但又很想看懂的美術館展覽，所以像空降法的“藝術社區”（如社區樞紐站所做的）顯然不是社區藝術（如提供第三方服務的項目）那樣，其運作機制其實也不是從群文館、區級文化館、街鎮社區文化服務中心到居民活動室這樣的行政關系。寶山區文旅局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從2019年開始做了一個創新型政府所做的事，就是在固有的群文系統外開辟試驗田，讓專業藝術進到家門口。它還不同于社區學校，社區學校還是街道的，寶山眾文空間直接下到最底層；它也不同于“滿天星藝術項目”，因為社區商業體還是資本化的，而寶山眾文空間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創新，但又是當代美術館化的。當然，當代美術館的最大發展就是公共教育，現在我們看到評估美術館都是將公共教育放在了首位，本來我們做當代美術館就是基于能看懂當代藝術的人太少，想用美術館空間來定期地傳播，所以從一開始這樣的專業美術館就沒有少做公共教育實踐，發展到美術館的公共教育成了展覽二度創造，與專業藝術家和策展人的展覽是并行的，甚至哪怕是專業展覽的策展人同時也要將公共教育放到展覽之中成為展覽的組成部分。這樣的實踐我稱之為“美術館教育學”，它是通過“零門檻”“可參與”來帶動市民文化，有的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家的創作方法，比如“參與式藝術”；有的是一種工作坊，并且還會結合不同的展覽設計內容；有的工作坊從展覽元素中提煉話題，有的干脆做成公共教育對話展，甚至直接做成“大家的美術館”，市民與藝術家的工作坊的作品同展于美術館，甚至在大師的作品展區放置市民的征集作品展如“七夕影展”征集作品在瓦爾特博薩特攝影作品的展區。而“參與式藝術”作為當代藝術創作方法本身就打破了藝術家的自足系統，讓觀眾參與進來協助藝術家完成作品的方式進入社區后當然也可以讓居民完成作品，而且社區的元素被藝術創作所挪用，不但保留了社區特有的物和環境，而且還將這些物與環境轉換到新的解釋系統中作新的呈現。如星夢停車棚的自行車、助動車在簡陋的居民停車棚里經藝術展的進入，這些原來的物都成了“美術新空間”的原配，而因為它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地方，所以這個美術館又像他們自己的家那樣，他們自己出來做導覽做維護，小區居民主動報名做志愿者（目前已發展到18位）。本來停車棚也就是個停車的功能，但因為有了展覽也就有了外來參觀考察的觀眾和街鎮組織的學習、院校學生實踐課程等活動，所以這里從原來并不太具備社會公地的區域一下子就變成了有激情的社會公地，彼此交流的人不但有老年人，還有中年人、青年學生和小學生們。這些案例都能證明與小區無關的藝術卻讓小區產生治理機制的可靠性，并且由于小區志愿者的感召更好地帶動社會資本和機構合作。

《上海文化》：最初讀到《橫渡鄉村：藝術社區和社會學藝術節》時，我就有一個疑問：這些活動固然做得有聲有色，但是，在你們撤出之后，你們留下的這些東西還能繼續在當地發揮影響力嗎？同樣的，在你們撤離藝術社區之后，如何維持？從長遠來說，你們的工作會對社區帶來什么樣的變化？

王南溟：你提的問題很有針對性，確實會有這樣的問題，不但是離我們遠的地方，就是近在上海都會有這樣的問題，比如最近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的研究生“藝術社區”課程中有一次去羅涇鎮海星村考察2018年“邊跑邊藝術”時的藝術家大型固定裝置作品《長江蟹》。這次學生提出來的考察內容之一是，盡可能地找到當時與藝術家老羊一起給《長江蟹》編稻草繩包裹鋼筋結構的村民們作一些交流，但因為羅涇鎮原來的那套班子成員或離開或退休，我直接與村書記聯系，村書記回答我說這個需要我先聯系鎮里面領導，由鎮領導再通知到村里后他才可以接待。這個讓我很發愁。想到我在做講座的時候，學生提問中比較多的是問我的項目如何可持續性發展，其實這個問題與其問我個人還不如轉而問公共管理部門，就是有什么行政配套能保證它可持續性，如果將這樣的工作下放到藝術家身上，那是一個認識誤區。

2021年橫渡鄉村通過“社會學藝術節”確實是帶動了村民和鄉村小學，“邊跑邊藝術在橫渡”就是為在浙江三門縣橫渡鎮唯一的一個小學做的藝術公共教育，針對那邊的留守兒童，我們有當代折紙，藝術家和那些小學生共畫《白溪長卷》，也有藝術家一起畫彩石畫，還有駐地紀錄片攝影師帶小學生一起在草場進行無人機攝影。2022年這些作品和文獻在中華藝術宮“風自海上：蝶變寶武與藝術社區場域”展中也展出過。這些活動都是橫渡鎮小學校長親自帶隊的，或者我們去小學教室上課，或者校長學生來到橫渡美術館活動。當時參與到藝術家駐地創作的村民也不少，后來就是一個70歲的村民主動向我提出來要做橫渡美術館的志愿者，他管理美術館的日常事務一直到現在，今年還將他自己種植的黃桃寄到上海送給我們品嘗，而在中華藝術宮展出的當時小學生與藝術家一起畫的彩石畫也是他負責重新找出來清點好（是61塊）交給運輸公司運到上海的。這就是一個藝術鄉建帶動一個村民志愿者的故事，也是鄉村社區重要的一環。當時“社會學藝術節”結束后，有些年輕一點的在外打過工的村民特地來找我，希望我們能繼續來他們鄉村，有一個村民還說，他有一個朋友想投資這個地方，但要問藝術家在不在，說如果藝術家不在那他就不來投資了。盡管我們后面確實沒有按照計劃去橫渡，但有幾件大型的藝術家作品留在了那里，我稱它為鄉村文化財富。盡管橫渡前任書記和縣委書記等我們完成“橫渡鄉村社會學藝術節”后就升遷了，這個行政關系就中斷而無人后續，這個是常態不難理解，但我想村民到現在還在做著志愿者，還一直在跟我講他那里的情況，這一定是對“社會學藝術節”有感情的，盡管他們看不懂但也不排斥當代藝術。就像陸家嘴街道市新小區的電梯美術館中的虛谷作品，居民也說看不懂，但結果到我在居民活動室做講座的時候，老居民坐滿了，還希望我們有更多的藝術作品進入他們小區。所以一時看不懂是不怕的，美術館的公共教育其實就是專門從事這項普及工作的。

在社區樞紐站的實踐中是有例子能證明居民特別希望了解我們美術館的藝術的。2018年我在浦東洋涇街道社區學校做“圖像與形式：當代繪畫社區展”項目時，藝術家柴文濤做抽象畫工作坊，我做專題講座《我們怎樣欣賞抽象畫》。第二天社區學校校長打電話來說，社區老年人也提出來要我給他們做講座，我又去講了一次《我們怎樣欣賞抽象畫》，他們聽得很認真，還做筆記。等到浦東美術館開館以后，這些老居民自豪地和其他社區的老年人說，你們看不懂這類藝術吧，但我們看得懂的，王南溟之前專門來為我們做講座和導覽的，這個是當時負責幫我統籌的社區學校校長告訴我的。所以政府如何用好這樣的藝術家的資源來激活村民和居民的激情，這是社區樞紐站一直在提示的。如果村民要動而政府不動，居民要動而政府不動，那要改革的是政府的行政和政策。寶山的眾文空間是通過區級政府主導的，但同樣涉及到與鎮的銜接問題，如果銜接出了問題，那就是一次性的，我們在寶山當時做的就是一次性活動而沒有后續，不過這也很正常，這么大的上海我們這幾個人不可能去守著不同的地方。

2019年社區樞紐站再次以陸家嘴藝術社區的方法來做的項目，就是我策劃的“藝術動員：當社區成為作品”，其實是一個蹲點項目。我們直接進入小區與居民開聽證會，問他們要不要我們的藝術進小區。到了這個時候，以前的上級單位就沒有了，有的只是我們作為志愿者的藝術家與居民的平等交流與合作，我稱這樣的方式為“藝術動員”，讓居民成為我們工作團隊的一部分。陸家嘴藝術社區都是小區老居民自己管理的，我每次去他們都很高興的樣子，說有了藝術他們越活越年輕了。最初在居民代表討論展陳方案會上，有一個居民主動提出來要做講解員來感謝我們的工作，承諾所有的具體的工作由小區自己負責，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陳國興，他在2023年國際博物館日還獲得了一個“上海市博物館榮譽市民”的證書。

王南溟：我也說過社區樞紐站的工作目標，“有社區就有藝術”，但我這里指的藝術是不可復制的藝術，我做的不同第三方提供服務，也不是接商業工程，我們在2019年開始了“社工策展人工作坊”，它是一個藝術策展與社工合而為一的項目，然后社區樞紐站與陸家嘴社區公益基金會合作設社工策展人崗位來打通這兩個專業的隔閡，一直到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開設研究生課程，“藝術社區”就更讓這樣的學科化有了可能，學生可以參與到社區考察與實踐中來。我之前也建議過，社區和居委會要盡可能有社工策展人，如果有了社工策展人他們可以知道怎么和藝術家合作，而且我也建議過，文化發展基金會應該有一項資助藝術家進社區進鄉村的駐留資助，既然有了“兩新”人員政策，那完全可以嘗試由文聯牽頭對進社區進鄉村的藝術家作定向的資助。藝術家愿意做志愿者是一回事，但志愿者的榮譽還是不能少的，比如之前做的“藝術社區”實踐很有效，但學院績效考核不算成果，因為社區的級別太低了，如果做居民小區，那級別更低了，做一個樓道美術館那級別低到什么程度就無法說了。所以我也寫文章提出，文化沒有行政級別。有的時候我會接到單位提供的嘉賓信息表，在藝術家需要填寫的欄目中也有什么行政職務、職稱，我有時會建議把這個欄目去掉，藝術家就是藝術家，不需要填這么多的內容，藝術家雖然不要報酬做社會美育，但社會要回報以對藝術家的尊重。

我們現在看到，鄉村振興促進法有促進鄉村文化，但真到你要去做鄉村文化建設的時候，對方就會問你如何帶動鄉村旅游經濟，這個意思就是明確了沒有經濟效益的事就不做，但公共文化本身是公共財政并不是經營資金，怎么一問鄉村文化建設馬上就問到經濟效益呢，而且一說地方上應該建當代美術館，相同的提問又來了，問的最多的也是美術館怎么營利？文化地產商喜歡問這樣的問題也算了，連政府文化官員也喜歡問這個問題就奇怪了。其實美術館應該是講每年給多少財政補貼，在上海市美術館管理辦法中也講了藝術進社區，進鄉村，但也沒有促進法條款來實際支持這樣的公益。這些都是以后的藝術管理專業要探討的，盡管藝術管理做了這么多年，還是沒有達到專業思考的程度。

《上海文化》：您最近完成的一個工作是徐匯區康健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安寧療護病房改造。這個項目比藝術社區更加凸顯了藝術的應用功能。這跟通常所說的藝術的“非功利性”有矛盾嗎？另外，從較為開放的空間到相對封閉的空間，而且是相當特殊的環境，您如何調整和確立設計思路？

王南溟：“生命空間：社區醫院藝術營造展”其實也是社區樞紐站項目的重心，從藝術的角度來說，既然要讓藝術進社區，當然也包括社區醫院，而且我們一直有改變社區醫院的愿望，無論從人文的角度還是從衛生服務的角度。我在做康健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考察之前都沒有進過社區醫院，只是認為家門口的醫院其實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也是因為我們社區樞紐站在實踐中有了社會學教授耿敬，而社工系有醫務社工的專業方向，而且有同是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的程明明為學科帶頭人在做試點教學，所以用社區這樣的關鍵詞就更容易連接藝術與醫院之間的關系。

藝術進社區醫院的建議是從2019年就開始了，耿敬教授當時問我“臨終關懷”能否與藝術結合，后來我才知道中國的專業術語叫“安寧療護”，我提出來要先去醫院考察，因為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樣的醫院現場。2021年3月先由程明明教授帶著進了徐匯區康健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安寧療護病區考察，并在會議室聽了一場安寧療護病區主任唐躍中醫生作的醫學方面“安寧療護”專題介紹，程明明作了“安寧療護”中的醫務社工的介紹，并指出應該加入藝術家的組合，這樣自然就將如此難的工作安排到了藝術家的身上了。當然藝術家擅于迎接這樣的挑戰，而熱愛思考死亡話題，所以2021年直接由藝術家老羊和程明明教授策劃在創意園區做起了第一屆“安寧的藝術”展覽和研討會，藝術界和醫務界，人類學、民俗學和社工專業一起連續舉辦了4次論壇，這個規模還是很大的，我在這4次活動中，每次都坐在其中聽各種演講，便于了解非我所長的專業背景。而我的演講依然是前衛藝術理論中的藝術方向，當時在場的醫生發現我所講的藝術已經不是他們原來所想的藝術了。

當然能在康健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做“生命空間”還是因為竺瓊主任的堅持，她每次見到我都要問什么時候將藝術做進醫院，而我總是覺得有難度而不知如何啟動，因為室內已有的裝潢和擺設很難將藝術作品鑲嵌進去，而且就藝術內容而言，我們當代藝術家做的都不是主題創作，我們無法做到僅僅是醫務宣傳。到了2021年，我們再次在康健社區醫院討論的時候，我建議用“生命空間”將這樣的安寧療護病區藝術化。因為我們都認為懂藝術了就會懂生命了，我們要做成像美術館的藝術那樣讓醫院環境中的人都在藝術環境中進入安寧療護的醫務程序，這不但是對病人，而且也是對醫務人員和陪同的家屬的尊重。正如在藝術社區讓我們知道了藝術治理，而在這樣的醫院美術館，我們知道了進一步的生命治理。

因為有了安寧療護這樣的語境，藝術家都非常支持，深感自己的作品比在美術館空間中更有意義。當然這樣的項目做起來不容易，特別這幾年在醫院做起來更難，不過也遇到醫院的綜合整新，像是一次轉機。藝術家劉玥和孫晨竹早就開始有進入醫院的作品構思，都與植物生態有關，這時也是趁著醫院重新裝修而進一步深化了方案。其實，藝術家與裝修公司和商業設計肯定很難合在一起的，盡管人們會認為是一次與裝潢設計有關的項目，但事實上不是。裝潢設計和施工原本都不會這樣做，從一開始藝術家和設計施工單位就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像現在這樣的施工結果，其實是給他們增加了不見利潤而且還花時間動腦的成本。藝術家是將它當作作品來做的，說是公益和慈善，但商業機構和施工方是不會認同這樣的做法的，所以前后多次磨合，可能是被我們所感動，他們也愿意如藝術家那樣“玩”一下。藝術家對細微的變化要求當然很高，而且個性化的風格讓協助方都得花去更多的時間，但是后來，藝術家看到了施工方的笑容，從一開始聽不懂，到做起來嫌煩，到配合度很高，在“生命空間”的社區醫院藝術營造的同時，其實也建立起了各方信任和藝術認知，所以我說這樣的作品是大家的作品了。

這是一次通過藝術家共建設計和綜合整新結合起來的營造，我們不是商業服務方，我們只是“藝術進社區”的志愿者。只是通過藝術來達到“生命空間”的體驗，用我的話來說：當我們越是沉浸在藝術的深處，就越能浮起生命的哲學。這樣的環境哪怕是設計也會是對設計的軟化。我們說非物質設計，不是指虛擬性的那種設計，而是指理念性的精神性的設計?！吧臻g”雖然帶有功能性的作品，比如《護士站》和《云朵沙發》，但由于是藝術在先，它雖然是某物，但其實有非物質的精神在生命空間中，它們是藝術家的觀念作品，然后才是功能使用。

《上海文化》：從美術館到藝術社區，再到安寧療護病房，在此過程中，您讓我們看到，藝術與生活、與生命的關聯越來越緊密，能否談談您的體會，給予藝術創作者、普通人和業余愛好者一些啟示？

王南溟：其實原來我們在美術館做展覽，來的觀眾和交流的對象始終沒有什么居民區的市民，而熱愛藝術的市民其實很多的，因為我這些年一直到社區考察，有的時候走到某個小區的時候，會被居民認出來，說你來我們小區啦，太好了，我們在電視節目中看到過你的，你做的小區藝術很好。我還會碰到電網公司排線的工作人員，他們會說我在其他小區見到過你的，你是做藝術的。有一次我們進一個老舊小區隨意走走，老舊小區有些一樓的居民平時喜歡坐在家門口，那次就是有一個居民見到我們就趕緊走過來說：你們能不能幫我把前面的地方設計得好一點？我說你怎么知道我們來做考察的，居民很自信地說：我看得出來的。這就給公共文化服務提出了課題：到底什么樣的文化產品才是能提升家門口文化服務水準的？群文系統需要轉型。

美術館的作品當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看懂，但居民想了解這類藝術確是事實，這也是通過這些年社區樞紐站的實踐而得出的實證結論。所以我們也有社會學方式的問卷調查法。當最初社會學院的學生問市新小區居民，對藝術電梯是否有需求的時候，居民反應平淡；當等到藝術電梯開啟后，居委會說居民反映看不懂，我說沒有關系，我會來做講座的。等到我去小區居民活動室做了《中西繪畫比較中的虛谷》講座，居民活動室坐滿了老居民，居民們提問題的熱情，一下子與之前不知何物而沒有反應的情況相反，幾個老居民提出了要在小區看到更多的藝術的建議。所以，從社區樞紐站2018年創立開始，從藝術進社區到工作目標“有社區就有藝術”的主張，經過實踐證明這是有市民基礎的，我們不是做社區藝術，而是做“藝術社區”，就好比我們的藝術“空降”到不同的小區，但很快就和小區融為一體。包括前面說的“生命空間”，將前廳和病房走道改造成美術館的白盒子，其實是與醫院構成了一個兼融空間，從臨終關懷到安寧療護的提法改變到如何將這樣的安寧療護通過藝術來更深入到生命的意識中。最初醫務人員和設計施工單位不知我們想干什么，但等到大致呈現出來以后才覺得確實不一樣，連這個病區的保潔阿姨都一邊清掃一邊說到這地方來心情舒暢。當然，我也看到，有關安寧療護的宣傳話題進社區很難，盡管它是在我們的社區醫院層面上展開試點并且要全面推廣的。與其這樣宣傳還不如讓更多的市民從了解藝術、喜愛藝術到懂藝術，包括安寧療護病區的醫務人員也需要藝術來調節自己和調節環境，所以“生命空間”可以是安寧療護病區的另一說法，我們可以將“去康健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安寧療護病區”換一種說法，即“去康健街道社區衛生中心的‘生命空間’”。事實上也是這樣，藝術家對生命的理解與一般的人確實不一樣，“生命空間”的藝術帶來了對環境醫學的新認識，特別是當它與人文學科的結合更加緊密，藝術成為了它的常態后，其價值就更會明顯。

（本文由朱生堅訪談、整理，經王南溟老師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