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與特色：新編縣志的民生篇章
——以廣西第一輪和第二輪新編縣志為例

李秋洪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西 南寧 530022）

人民生活涉及領域覆蓋面廣，文化色彩豐富斑斕，堪為地方志富有地域特色和時代特色的內容。然而，要在地方志中記述好人民生活并不容易。本文以174部廣西新編縣志（其中第一輪87部、至2023年8月底止繳交至廣西方志館的第二輪縣志87部）為例，分析新編縣志在記錄人民生活方面的特點與得失。新編第一、第二輪縣志對城鄉居民生活的記述總體上可以評價為框架完備，資料比較系統充實，鮮明地體現了地方特色和時代特色，比較真實地記錄了人民生活，也是同時期全國社會發展的基層縮影。但部分縣志也存在篇目框架設計重視不夠、層級過低、歸屬不當、資料完整性和系統性不夠、重要資料缺失、客觀性和時代特點欠缺等缺憾。

一、民生篇章的框架和層級

民生或人民生活是地方志記載地方百科不可或缺的內容，除以記述人物或事物為主題的專門志（如名山志、名人志、名建筑志、名酒志等）以外，無論采取何種體裁（平目體、綱目體或篇章節體）、何種級別（省/通志、府志、州志、縣志乃至鄉鎮志）的新舊地方志書，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民生內容。但是，舊志很少設立專門的民生篇章，僅有少數例子如明萬歷《廣平縣志》設有“人民志”，記載人民的居住、生活及各種負擔等。此外還有民國24年（1935）的《陽原縣志》首創“生活門”。①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 編：《當代志書編纂教程》，方志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457頁。新編地方志在記載民生方面不僅繼承了歷代舊志的優秀傳統，更有諸多創新和開拓性努力，絕大多數志書不僅設置專門的篇章節來記述民生及其演變，而且將當代社會生活涉及民生的各個領域相關要素在有關篇章節中分別予以更具體詳細的記述。由此就有廣義的民生篇章和狹義的民生篇章之分。狹義上的民生篇章一般僅限于收入、消費、物價、家庭資產等各種跟民生關系最為直接和密切的要素；廣義的民生篇章則包括范圍大得多的領域，可以涵蓋跟人民生活有關的各種經濟要素和文化要素領域內容，包括收入與消費、物價、就業與工資、醫療保健、衣食住行、習俗、居住環境、婚姻家庭、教育條件和文化生活等。2022年出版的《浙江通志·人民生活志》正文就包含居民收入、居民支出、居民消費價格變動及資產、居民吃穿住用行、教育與文化、醫療與健康、生活保障與生活環境、婚姻習俗、人民生活統計調查等九章。這樣的框架設計保證了人民生活所涉及領域資料的系統性和完備性，令讀者不必查閱其他專志即可獲得人民生活有關方面的基礎資料，也是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者難得的資料寶庫。

但跟《浙江通志·人民生活志》這種專志不同的是，新編縣志屬綜合性志書，其各篇章無疑應盡量避免跟其他相關篇章出現過多的交叉重復，這一點跟需要適當交叉的省志系列中一部獨立成書的專志而言是不同的。因此，在設計縣志的民生篇章時，既要重點安排居民收入、支出、物價和資產等最密切的內容，同時也須考慮在城建、教育、文化、勞動人事和工資、環境保護、民俗等篇章中以恰當分量記述涉及民生的內容，做到在全志中既不遺漏重要的民生要素，又不過多重復相同或相近內容。為把握好這一點，要求主編/總纂能夠放眼整部志書全局，框架設計須周全安排部署相關篇章節，給予適當的層級。廣義上的民生篇章包括前述這些方面的內容，但是縣志在設計民生篇章時，出于避免交叉重復和閱讀方便，通常按狹義的民生內容即居民生活的收入、支出和衣食住行等消費活動來安排民生篇章的內容，其他相關內容則在有關篇章中記述。

根據對兩輪縣志的統計，共有4部縣志設置了民生篇，144部設置民生章，設置民生節的有14部，另有12部未設置專門的民生章節。有4部縣志設置民生篇（第一輪隆安、欽州、百色和第二輪興安）。在設有專門的民生篇章節的縣志中，最小層級是第二輪的欽州港經濟開發區志，其在社會章人口節內設置居民生活目，其下設農村居民生活和城鎮居民生活兩個子目。該志的這種層級安排顯然過低，使得諸多重要的民生資料無法在促狹的篇幅里記述。參見表1。

表1 廣西第一輪和第二輪縣志民生篇章框架層級對比單位：部/%

通過對比兩輪縣志，可以發現，大多數縣志（144部，占82.76%）的編纂者傾向于設置民生章，而不是篇、節或目。這表明，以章為記述民生的框架層級是合適的且得到大多數縣志編纂者認同。在編纂第一輪縣志時，方志界對縣志的內容范圍和框架層級設計尚未形成較為一致的認識，故各地縣志的內容在覆蓋基本領域的同時也存在各種差異或遺漏，未設置專門的民生章節就是其一。第一輪縣志中有10部未設置民生章節，當然，這并不等于這些縣志完全沒有記述民生內容。這些縣志在其他篇章中對民生的有關內容如就業、工資、城建住房、教育、文化生活等仍作了記述，但未設置專門的民生章節來記述城鄉居民的收入、消費和資產等重要內容，畢竟是明顯的缺憾。至于第二輪縣志中仍有兩部（永新、上思）未設專門的民生篇章，當屬編纂和評審過程中不應有的主觀失誤。

二、民生資料的系統性和完備性

如前所述，囿于當時的認識和研究水平所限，部分第一輪縣志并未給予人民生活諸多領域以必要的記述，少數縣志甚至沒有設置專門的民生篇章，僅在其他篇章內容中涉及民生問題。事實上，除居民收入、居民支出等必需記述的關鍵內容外，居民的吃穿住用行、居民的教育與文化娛樂生活、醫療保健、生活保障和生活環境、婚姻習俗等也都是居民生活的重要方面。這些領域的數據資料具有重要的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價值，其中城鄉居民的收入和支出的歷年變化數據，就業情況，恩格爾系數等，對研究社會階層、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都是寶貴的實證資料。

新編縣志對民生的記述大體有三種分類，第一種是按社會階層分為城鎮居民生活和農村居民生活兩部分，有的縣志還將城鎮職工跟城鎮居民區分作為第三種群體記述；第二種是以時為序，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分為兩個時期記述；第三種則是按民生統計項目如收入、消費支出結構、消費水平（存款、食品、居住、衣著和日用品的品種和數量等）分別設節和目進行記述。在第一、第二輪地方志編修中，各地縣志的民生篇章對民生大多依社會階層，或不同社會群體而劃分為城鎮居民生活和農村居民生活兩大部分，或分為職工生活和農民生活兩部分來記述。①沈松平：《新方志編纂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130頁。據統計，兩輪廣西新編縣志民生篇章在設計結構時，也基本循如上兩大分類。具體而言，有5種分類，其中將民生章節按城鄉街道或就業地域等地域標準分設節或目的最多，共有131部；將民生內容設置為收入和消費兩節的有13部；按衣食住行等具體消費行為項目設節的有3部（均為第一輪縣志）；還有13部縣志將民生內容按收入、消費和其他項目內容混合設置節/目，這一類其中又有幾種較特殊的情形，如第二輪柳北、魚峰、灌陽、七星、疊彩等5部縣（區）志在民生章中設置了與時代背景有密切關系的“小康生活指標”節；第二輪鹿寨縣志將民生章分設為六節：“城鎮干部職工收入”“農民收入”“城鎮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食品”和“飾品用具”。疊彩區志也將民生章分設為“居民收入”“居民消費”“居住條件”“居民住房普查”“城鄉居民小康生活測評”“農村居民生活抽樣調查”等六節，這兩部志書對民生內容的分節是兩輪縣志中最多的。值得指出的是，將抽樣調查的第一手資料收入地方志，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改變了過去地方志只收錄第二手資料的狀況；秀峰區志則在“人居環境”“城市居民生活”“農村居民生活”三節之外特設“知青生活”節，記述1969—1980年秀峰區知青下鄉和回城安置情況，此節為廣西兩輪174部縣志民生篇章僅有的特例，為人們了解半個世紀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一特殊群體的生活提供了難得的實證資料。此外，柳城縣志勞動就業章設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節，記述了柳城縣的知識青年的來源、安置和回城等情況。還有兩部（第一輪的柳南、宜州）以時為序，將民生內容分別設為解放前和解放后兩節。參見表2。

表2 廣西第一輪和第二輪縣志民生篇章的內容劃分單位：部/%

縣志對民生內容記述的系統性和完備性，首先是資料時間上的連續性。在174部縣志中，追溯最早的是第一輪靖西縣志，其記述了從宋代以來的民生資料。由于歷史資料的搜集較困難，因此，絕大多數縣志只上溯到清末民初，有少數上溯至明代、民國時期不等。作為通志（而非斷代志）體例的一部縣志，如果僅收錄近幾十年的民生資料，顯然是很不完備的。據對174部兩輪縣（區）志的統計，記述和未記述1949年以前民生資料的縣志各占一半，分別有87部。未記述1949年以前民生資料的縣志中，第一輪有15部（賓陽、武鳴、新城、橫縣、融水、三江、柳江、岑溪、藤縣、海城、靈山、桂平、河池、東蘭、來賓），第二輪則有72部。大多數第二輪縣志未記述是因為它們多為斷代志，其記述時限基本為1990—2005年，沒有記述超出時限之外資料的必要。而且87部第二輪縣志中也有21部首修/創修的縣志（均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行政區劃調整撤銷或成立的縣或區所修，如南寧市江南區、城北區，桂林市疊彩區、象山區，梧州市萬秀區，防城港市港口區，欽州市欽北區和欽南區，玉林市興業縣，河池市大化瑤族自治縣，等等），這些縣志大多上溯到1949年以前的民生資料。但作為首修或創修的第一輪縣志有15部未記述1949年以前的民生資料，只能視為重要的資料缺失。

其次，民生資料的系統性還體現在是否連續記述關鍵年份的資料。在這方面第二輪縣志比第一輪好，大多數第二輪縣志都收錄了關鍵年份的主要民生指標數據，如開始改革開放的1979年或1980年、1990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2000年、志書記述下限的2005年，人口普查（“四普”“五普”等）或各種專項經濟普查的年份，等等。這跟第二輪縣志編纂時期各地已經逐步重視檔案建設和地方志資料收集整理有關。相比之下，較多第一輪縣志的資料則缺乏連續性，往往只有極少年份的資料數據，甚至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資料也是只有一兩個年份，如此讀者無法進行對比考證，難以根據寥寥史料對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民生變遷走勢或轉折做出判斷，從而影響了縣志的資政和研究使用價值。

民生習俗本質上是在群體歷史中積淀下來的衣食住行娛等生活消費習慣行為模式。因而，記述民生習俗也是民生資料的連續性和完備性的體現。167部縣志記述了當地民生習俗，7部未記述。未記述的縣志中第一輪有4部（賓陽、新城、柳北和海城），第二輪有3部（永新、江南和寧明）?？梢?，沒有記述民俗的縣志（7部）少于未設置專門民生篇章的縣志（12部），也可以說，絕大多數編纂者對民生習俗的重視程度要高于對民生經濟指標完整性的重視；其次，從兩輪縣志的編纂和評審實踐看，城區志編纂者對當地民俗文化的起源和演變的重視程度往往不如縣志編纂者，上述未記述民生習俗的7部縣志中就有5部是城區志，占比超過71%，可見城區志編纂的這一弱點是明顯的。參見表3。

表3 廣西第一輪和第二輪縣志民生篇章資料的完備性單位：部/%

三、時代特色

地方志是一個時代社會變遷的記錄，每部志書的內容也必然帶有時代的印記，但并不是每部志書在體現時代特色方面都能夠恰如其分、詳略得當，例如對民俗的記述就有這方面的表現。部分新編縣志在體現地方特色方面存在兩種傾向，一是片面理解“詳今略古”的要求，只注重各種民俗的當代表現，而忽略了民俗的起源和演變，令人讀后不知其所以然，不清楚其歷史來龍去脈，缺乏歷史的厚重感；另一種傾向則過于偏重舊志古籍資料，對當代民俗記述不全，只記述民俗起源和過去的表現內容，而忽略了在當代各種民俗的變化，尤其是民俗的物質和精神內容的變化，比如同一飲食文化或婚俗在古代和現代所表現的物質內容和精神追求差異，等等，更不注意記述新民俗的產生和社會功能，這種記述偏向易使讀者對該地民俗產生誤解。

在記述當地民俗時，不但要記述它們的起源和過去的表現（如婚姻習俗、節慶習俗），還應記述它們的演變過程，且進一步記述新民俗的產生和發展，恰如其分地體現民俗在城鄉人民生活中的社會凝聚、教化功能及其變化。據對民俗章節內容的分析，多數縣志對衣食住行習俗、婚姻習俗、節慶習俗、喪葬習俗的民俗文化演變都有較為具體的記述，例如結婚所送彩禮，在舊時代和當今時代雖然都是物質性的，但是其種類、價值和用途相去甚遠，多數縣志詳略不等地記述了當地婚禮、彩禮的這些變化，為了解地方經濟、民俗文化和人們精神生活追求的演變留下了具體實證。這樣的記述可為社會學和民俗學提供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資料。對郵電服務、廣播電視和群眾體育（包括身體素質、平均壽命等）的記述也是如此，從而使民俗部分的內容既有歷史的深度，又有鮮明的時代感，能夠使人讀后對當地民生涉及到的衣食住行、郵電服務、廣播電視和群眾體育等民生構成元素的源頭和現狀有比較清晰的把握，掌握有關民俗的變化脈絡。

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不僅取決于收入和支出水平與構成，還與社會保障水平密切相關?？h志民生篇章的時代感不僅體現在它應記述衣食住行、起居和文化生活等物質及精神層面的民生內容，還應注意記述勞動保障、養老和醫療保障、失業救濟、職工福利等這些有時代特色的民生保障制度層面的內容。這些內容是舊時代大多缺乏而且歷代舊志也極少記載反映的，因此能夠使人更全面地了解各個時代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更利于讀者全面地了解各個時代的民生并通過與各地乃至各國生活水平的對比，得出相應的生活變遷判斷。部分縣志特別是第二輪縣志在記述城鄉居民生活保障時，不僅記述住宿、餐飲、理發、洗浴、照相、洗染、日用百貨和家政等方面的服務網點的歷史變化，還延續記述至21世紀的迭代新變化，如超市、連鎖集團、專賣店和社區服務等新的商業業態出現給居民生活帶來的影響，從而使這些縣志的民生篇章富于時代色彩。

在記述民生的變化時，使用具有時代感的新指標，可以更準確地反映民生的時代變遷，也有利于跟其他地區或國家進行發展對比。例如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費支出中占比）在國際上是經濟統計普遍使用的一個民生數據，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的統計指標體系沒有這個指標或概念，因而第一輪縣志在記述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時，往往依據百戶抽樣調查結果，列舉出若干年份的城鄉居民家庭收入，消費品（包括主要食品）的銷售量，每百戶擁有家電數、摩托車和家用小汽車擁有量，日用品種類和數量增減，等等。只有34部縣志程度不同地記載了居民消費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這一直接反映生活水平貧富的指標，而且沒有一部提到恩格爾系數；到第二輪縣志編纂時，編纂者對民生問題的認識水平已有所提高，不論是記述食品支出在消費支出中占比抑或使用恩格爾系數的縣志比例都明顯增加。例如，第一輪臨桂縣志在記述居民食品消費時，只是選擇了5個年份的糧食總產、人均產糧數和人均消費豬肉數量等指標，而第二輪臨桂縣志則詳細列表給出了2001—2012年臨桂農民歷年的消費支出，包括食品消費支出，以及2012年的人均總支出、生產經營支出、生活消費支出，以及在生活消費支出中八項支出的詳細數據，對比2001年的增長數，最后還給出2012年的恩格爾系數為46.97%，使讀者對臨桂農民生活的貧富程度及其變化獲得具體的量化評價。參見表4。

表4 廣西第一輪和第二輪縣志民生資料的時代指標單位：部/%

可以肯定的認為，部分縣志的民生篇章，結合各種統計資料，以多種方式和體例記載民生，不僅有“生活貧困”“衣食無著”或“逐漸富?！钡榷ㄐ悦枋?，還有可資比較的定量數據；不僅有普查數據，也有抽樣調查數據；不但有定期年報數據，也有不定期調查統計數據；不但有文字描述，還結合圖表、照片反映本地民生的變遷，從而使縣志的民生篇章內容有亮點，有重點，有特色，時代特點和地方特色都比較鮮明，從而提高了縣志的教育、資政和學術研究的史料價值和可讀性。

四、地方特色

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豐富史料，是一部縣志的亮點。地方志之所以為“一方之志”，就在于它是全面系統地記述一個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和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區別于其他地域的資料文獻，因此地方特色是地方志的應有之義。如前所述，民生習俗本質上是在群體歷史中積淀下來的衣食住行娛等生活消費習慣行為模式。因而，記述民生習俗不僅是民生資料的連續性和完備性的體現，也是凸顯縣志地方特色的標志。地方志的特色主要體現在其篇目框架和資料選取上。就民生內容而言，一是有專設的民生章節，其層級合理且篇幅適當，有必要的篇幅來記述當地的民生民俗和消費特色；二是對當地民生消費習俗有準確客觀且精當的記述，這兩個方面是縣志地方特色的重要體現?？h志比省志（通志）和市（州）志這種較大地域的方志更適合收錄記述許多知名度不高，但又具有地方特色的衣食住行和風俗的細節資料，如當地的各種主糧品種、蔬菜品種栽培和引進的時間和范圍、風味小吃、民族服飾、民居建筑構造、節慶和婚喪嫁娶習俗等等。

根據前述對兩輪縣志的統計，兩輪縣志中有167部記述了當地衣食住行等民生習俗，7部未記述。未記述民生習俗的縣志（7部）甚至少于未設置專門民生篇章的縣志（12部），由此可判斷，絕大多數編纂者對民生習俗的重視程度甚至要高于對民生經濟指標完整性的重視。盡管不能因此推論民生習俗比民生經濟指標更重要，但是民生習俗比側重于數量排序作用的經濟指標更能突顯地方特色，更有地方文化韻味當屬無疑。因此，不應忽視民生習俗資料的搜集和記述。有的縣志對民生習俗的記述過于簡略，只有寥寥數十字，甚至完全不記述，因而不能全面地反映當地民生風俗和消費行為的整體面貌和文化內涵。這一不足亦是今后第三輪地方志編修過程中應當注意改進之處。

五、記述的客觀性

一地的民生狀況包括其發展水平和變遷曲折經歷。新編地方志不僅要記述當地民生如何隨著經濟社會變遷而展現多方面的嬗變歷史，體現新時代民生呈現的新面貌、人民生活的新水平，對于歷史上民生水平的曲折發展或坎坷也應有準確適度的記述。大多數縣志都比較客觀地記述了當地民生水平、民生環境和民生風俗等方面的發展，同時也記載了歷史上包括明清和民國時期民生的特點、停滯和困苦，即使是對1949年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民生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民生發展相對水平不高的史實也給予了實事求是的客觀記述。對眾所周知的20世紀60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的民生問題的記述，就是體現縣志的客觀性和存史價值實例之一。當時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導致全國經濟形勢嚴峻，各行業和民生都遇到極大困難和障礙，各種基本生活物資特別是糧油和蔬菜、副食品嚴重短缺，農村居民人均口糧下降，各地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出現嚴重的浮腫病和其他相關疾病，很多地方甚至出現非正常死亡。由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等原因，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對于這段慘痛歷史，《中國統計年鑒（1983）》《新中國統計資料匯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和《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等重要權威著述都有記載。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563頁。廣西第一輪87部縣志和第二輪首修的21部縣志（其記述時限涵蓋“三年困難時期”）中，詳細記載了涵蓋“三年困難時期”的歷年人口數量變動的有75部，其中第二輪縣志1部（興業）。這些縣志的人口數據反映了當時大多數縣人口都出現異常下降的情況；兩輪縣志中明確提及“三年困難時期”發生非正常死亡或餓死人情況的有20部，其中第二輪縣志4部（疊彩、雁山、港口和欽南），第一輪隆安、靈川和西林等縣志還記載了非正常死亡人數。此外，第一輪三部縣志（橫縣、平樂和荔浦）的大事記收錄了1956年因上年糧食減產且強購農民口糧，致使三縣農村出現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橫縣志和荔浦縣志還有死亡人數）；記載了“三年困難時期”當地民生（特別是農村居民生活）困苦情況的共59部，其中第二輪首修縣志13部（江南、雁山、港口和欽南等）。但同時也有部分縣志對“三年困難時期”的民生情況不置一詞，或只記載部分年份人口數據，避開了這三年的民生情況和人口數據。歷史重要資料的欠缺無疑會影響讀者對志書記述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的評價。廣西新編縣志對“三年困難時期”的民生和人口情況記載的不同做法有政治、資料、編纂素質等多方面的原因，可另文分析，但已足以為后人了解那段沉痛歷史的基本情況，為此后執政施政實踐汲取深刻的經驗教訓，理解新時代以人為本、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提供發人深省的啟示資料。由此也啟迪地方志編纂者，民生資料的客觀性和真實性依然是今后縣志編纂中需要重視的方面。

六、資料的引證和可靠性

一部志書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其資料的權威性和可靠性，這正是包括政府官員、研究者、歷史愛好者等社會各界應用者愿意參考和引據地方志資料的基本原因。歷代方志所使用的資料大多數并非編纂者直接獲得的調查資料，而屬于轉引或摘錄的二手資料。同時，歷代方志體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資料大多不注明出處。如果說，歷代舊志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有時還有具體的數據，相比之下，它們對民生指標的記載往往更為粗略，常以模糊口徑描述，缺少量化數據。即便有統計數據，也大多不連續或不完整，且統計口徑不一致的現象也很常見，更遑論說明數據來源。讀者無從對照比較，其來源的可靠性常令習慣現代西方學術文獻格式的讀者困惑。這就給研究過去時代的民生造成很大不便，同時也使得諸多研究結論難以進行精確的量化比較?，F代經濟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強調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對民生問題的研究也是如此，這就需要地方志和年鑒這類地方資料文獻搜集記述系統完備、詳實可靠的數據資料。從兩輪縣志的內容看，各類資料的引述，特別是人口統計、部分宏觀經濟指標和民生指標大多能夠在行文中說明依據某項普查、抽樣調查或歷史文獻等來源，有的縣志對使用的照片插圖也注明出處，如南寧市永新區志等將卷首圖片的來源出處逐一注明，有的照片還注明拍攝者或提供者，方便讀者了解其來源。但從兩輪縣志的總體情況看，部分縣志在引述相關調查統計資料時，不注明實施調查的主體，讀者不知調查者是何人或機構。須知在讀者看來，調查者的權威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資料的權威性和可靠性。還有部分指標未注明資料原載出處，這樣志書的使用者也無從判斷數據的可靠性和權威性。這是今后地方志書編纂值得注意改進之處。提供權威可靠的民生史料對于理解當地乃至全國在幾十年里從短缺、貧困到溫飽，再到全面小康的巨大歷史性變遷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