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型都市圈產業創新的現實基礎、制約因素與政策建議
——以廣東省珠西都市圈為例

薛美慧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都市圈是中國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高級空間組織形態，已經成為新時期中國參與國際競爭、引領國家發展的重要地域單元[1]。未來國家之間的競爭就是都市圈之間的競爭[2]。中國第一份以“都市圈”為主題的中央文件《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指出，培育發展一批現代化都市圈，形成區域競爭新優勢，標志都市圈時代正式來臨[3]。中國大部分都市圈產業發展速度遠高于其他地區，根據都市圈經濟規模、產業實力、科技創新以及圈內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帶動作用，中國學者按照發展階段將都市圈主要分為成熟型、發展型和起步型三大類[4-7]：

成熟型都市圈聚以科技創新、現代服務業為代表的高精尖產業，主導產業參與國際競爭能力較強、對外開放戰略地位突出，產業創新對促進經濟活躍、經濟規模領先的優勢明顯。其中，核心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產業鏈分工明確且互聯緊密、科技服務共建共享、創新資源高效流動、區域交通良好銜接，周邊城市能受益于中心城市科技創新輻射與制造業產業鏈的外溢。發展型都市圈經濟實力整體較強，主導產業優勢突出，擁有明顯的平穩或快速發展趨勢，與成熟型都市圈相比，存在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創新輻射功能不足、創新主體地位不突出、創新要素不足以及平臺基地布局不充分等短板。起步型都市圈整體經濟發展勢能較弱，產業創新指標也在大都市圈中排名相對靠后，產業和資源協調機制不健全，產業協作弱、無序競爭現象較為突出，難以集聚國內外優質要素資源和高端產業。同時，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帶動效應有限，經濟貢獻度、產業聯系強度、產業創新能級和同城化機制較弱。對比成熟型、發展型都市圈，起步型都市圈發展較為滯后。

中國都市圈發展正處于起步階段，成熟型都市圈占比極少，發展型都市圈是都市圈的數量主體（見表1）。成熟型都市圈通常具有更為顯著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動效應，受到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而發展型都市圈是中國都市圈的數量主體，其具備發展為成熟型都市圈的潛力，也應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表1 中國都市圈分類

產業創新是都市圈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力，已得到學者的充分肯定[8-10]。首先，高質量都市圈發展必然要求經濟不斷發展，產業創新能夠有效促進城市群經濟發展，為可持續創新形成經濟保障，是都市圈經濟增長的有力支撐。其次，都市圈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產業創新能力不斷提升，產業創新推動形成創新產業集群，抵御產業鏈供應鏈風險挑戰，是都市圈產業升級的重要保障。再次，都市圈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具備天藍地綠水清的生態宜居環境[11-12]，綠色生態能夠強化都市圈對創新人才的吸引，同時催生綠色環保產業，是支撐都市圈經濟效益增長的重要力量。

中國都市圈建設處于發展初期，需以產業創新為抓手，科學有序推動都市圈建設。廣東省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珠海市、中山市、江門市、陽江市）作為發展型都市圈的典型代表，地處環珠江口100 km“黃金內灣”，擔當珠江東岸科創資源向粵西、粵北輻射的門戶作用，且經濟實力較強、裝備制造產業基礎雄厚、生態環境宜居宜業，是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重要組成部分。本文以廣東省珠西都市圈為例，聚焦珠海、中山、江門三個核心城市，對發展型都市圈產業創新的現實基礎、制約因素進行探究，并提出政策建議。

1 珠西都市圈產業創新的現實基礎

1.1 國家頂層政策規劃引領，地方政府聯合推動

2018 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出臺。2019 年2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提出梯次培育發展一批現代化都市圈。為支撐國家重大區域戰略，2021 年廣東政府發布以都市圈為實施主體或實施范圍的相關政策文件《廣東省新型城鎮化規劃（2021—2035 年）》，將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珠海市、中山市、江門市、陽江市）（以下簡稱“珠西都市圈”）列為廣東省重點發展五大都市圈之一，并為其產業創新發展提供策略性、導向性要求發展思路與要求，提出以珠海為核心加快推動珠海、中山和江門三市協同發展、打造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裝備制造基地。2022 年8 月出臺的《廣東省都市圈國土空間規劃協調指引》，提出聚焦珠海、中山、江門三市全域，全力推動建設世界一流都市圈，進一步明確珠西都市圈功能定位，要求其打造大灣區（珠西）高端產業集聚發展區，并成為支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經濟增長極、產業承載區和生態宜居地。

1.2 產業創新經濟基礎扎實，主導產業優勢突出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重要次級區域，珠西都市圈已成功邁入萬億級都市圈行列，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11 049 億元，約占廣東全省的8.87%，具備發展為灣區“第三極”的潛力（見圖1），人均GDP 達到9.39 萬元/人，約為汕潮揭都市圈（4.69萬元/人）、湛茂都市圈（5.48萬元/人）的2倍，略低于廣州都市圈（12.33 萬元/人）、深圳都市圈（13.56 萬元/人）[13]。從反映區域創新活力的R＆D 強度角度看，珠西都市圈研發支出占GDP 比例達到2.41%，與廣州都市圈2.45%基本持平，遠高于汕揭都市圈（0.89%）和湛茂都市圈（0.43%）。

圖1 2021 年廣東省五大都市圈國內生產總值情況[13]

從產業角度看，珠西都市圈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新舊動能轉換加速。自2014 年廣東省政府啟動珠江西岸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帶布局后，珠西都市圈工業基礎日益雄厚，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和技術水平的制造業產業體系。從產業結構看，珠西都市圈產業結構已經呈現“三二一”格局，三次產業結構為3.99∶45.52∶50.49，正邁向高效益的綜合發展階段。同時技術密集型產業布局較早，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在珠西都市圈現代產業優勢突出，成為經濟穩步增長的壓艙石，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達到1 946.54 億元，約為汕潮揭都市圈、湛茂都市圈的3 ～4 倍；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達到749.67 億元，分別為潮汕揭、湛茂都市圈的6 倍、31 倍（見表2）。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啟動密集布局，珠西都市圈具備一定的基礎與實力，珠海的電子信息產業規模較大，2022 年實現增加值超過1 000 億元人民幣；江門市的機械裝備制造業規模較大，2022 年的增加值超過500 億元人民幣；中山新能源汽車產業快速發展，2022 年實現增加值超過200 億元人民幣[14-16]。

表2 2021 年廣東省五大都市圈現代產業增加值及比重[13]

1.3 工業區位優勢突出，產業升級空間廣闊

珠西都市圈地處“黃金內灣”，與廣州、深圳、香港、澳門（以下簡稱“廣深港澳”）地理相鄰、產業相連，在為廣深珠澳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驅動本土產業鏈升級。在地理空間互通方面，珠西都市圈核心城市借助深中隧道、港珠澳大橋等與深圳、香港、澳門相連，且向北連接廣州南沙，進而與珠江口東岸共同形成環珠江口的創新環狀條帶[17]；在產業互聯方面，由于區位的關系，珠西都市圈主要為香港、澳門及廣州、深圳進行產業配套，其中橫琴新區主要圍繞集成電路、中醫藥等產業與澳門融合發展；珠海主城區在生物科技、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等領域與香港創新資源對接；中山則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健康醫藥等領域與廣州、深圳探索科技成果孵化轉化與產業承接。

同時，珠西都市圈地域廣闊，能夠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大灣區核心城市土地開發強度高、增量土地供應有限，而珠西都市圈在土地成本等要素供給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18]，具備承接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轉移和分工協作的廣闊開發空間，能夠為重大項目騰挪連片用地，是疏解廣深港澳土地空間幾近飽和的重要突破口。

1.4 生態環境宜居宜業，生態支撐產業創新能力持續提升

人才生態環境是吸引和留住科技創新人才的根基，創新人才是帶動技術突破和產品創新的必要條件[19]。珠西都市圈長期堅持“生態優先”發展理念，具有豐富的綠色資產，在綠色驅動發展方面走在廣東省前列。在人均公園綠地面積方面，珠海（22.04 平方米）、江門（20.16 平方米）分別位列珠三角地區的第2 位、第3 位，中山（14.22 平方米）略低于廣東省平均值（18.13 平方米）；在森林覆蓋率方面，江門、珠海、中山分別位列全省第3 位、第7 位、第8 位，處于廣東省中上游水平[20]。為筑牢大灣區生態屏障，珠西都市圈需以生態修復與治理技術等為依托，進一步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加強生產源頭防治污染，提高綠色發展水平。

2 珠西都市圈產業創新制約因素

2.1 高校洼地問題顯著，高等教育水平有待提升

由于先天基礎薄弱，珠西都市圈高校院所數量少、學科體系不完善、科研能級有待提升，同粵港澳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廣深港澳差距明顯。在高?？偭糠矫?，珠西都市圈僅有17 所本科、?？圃盒?，數量僅為大灣區總數的1/10[21]①珠海市有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珠?？萍紝W院、北京師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4 所本科院校，珠海城市職業技術學院、珠海藝術職業學院、珠海格力職業學院3 所?？圃盒?；中山市有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廣東藥學院2 所本科院校，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中山職業技術學院、廣東理工職業學院（中山校區）3 所?？圃盒?；江門市有五邑大學1 所本科院校、江門職業技術學院、廣東南方職業學院、廣東江門中醫藥職業學院以及廣東江門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4 所?？圃盒?，粵港澳大灣區分布181 所高校。以上資料根據互聯網資料整理。。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方面，廣深港澳均有高校入選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發布的《2022 年世界大學排名》，珠江口西岸主要城市并未有高校入選（見表3）。高等教育是培養創新型人才、提升城市綜合實力的重要途徑，珠西都市圈的高校數量較少，影響了該地區的整體競爭力。

表3 《2022 年世界大學排名》中粵港澳大灣區上榜高校

2.2 科創研基地平臺集聚不足，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較弱

高水平科研機構、研發平臺數量較少，研發力量不成體系，研發活動的持續性與規模效益不高。經過多年發展，珠西都市圈省級以上高端創新平臺建設依舊滯后，且與廣州、深圳差距顯著，但各有側重，其中珠海比較側重前端研發，是珠西都市圈唯一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4 家澳門分中心）、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城市；江門的平臺建設更加側重產業端，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在創新平臺中占比最高（見表4）。

表4 珠西都市圈主要城市及廣深基地平臺建設情況單位：個

2.3 人才引留能力不強，創新人才瓶頸較大

珠西都市圈高水平人才不滿足發展現狀，各城市分別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才短缺。早在2016 年，珠西都市圈創新人才呈現短缺現象，新增引進碩士與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主要城市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見表5）。2020 年珠西都市圈人才瓶頸仍未突破，R＆D 活動人員僅為11.6 萬人，為廣州都市圈的31%、深圳都市圈的18%。根據《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珠海、中山、江門人才吸引力指數分別僅為37.1、34.1、23.0，遠低于深圳都市圈核心城市中的深圳（87.1）與東莞（45.4），與惠州（31.9）接近，同時遠低于廣州都市圈中的廣州（81.5）、佛山（52.9）[22]。近年，珠西都市圈已開展了以城市為主要載體的綜合人才競爭模式，其中珠海的人才狀況改善明顯，人才的吸附能力和留存能力明顯增強，2020 年末人才凈流入率位居珠三角城市首位，約為6.1%；柔性引進了近30 名院士；高端人才近6 萬人；高端人才數量位居廣東省地級市前列[23]。而中山、江門受到地緣政治和產業積累等影響，對人才的吸附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

表5 2016 年大灣區粵九市人才分布單位：人

2.4 企業創新意愿不強，企業盈利能力有待提升

企業創新投入不高，但創新績效整體偏低、創新活躍度不足。從企業研發投入角度看，珠西都市圈企業研發投入總量為252.3 億元，遠低于深圳都市圈（1 852.2 億元）和廣州都市圈（781.9 億元）（見圖2）；同時，珠西都市圈僅56 家A 股上市公司有研發投入，而廣州都市圈有同類公司161 家、深圳都市圈有同類公司377 家[24]。從創新增效的角度看，珠西都市圈的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提升也不明顯，企業對新產品開發不夠重視，開發項目數量、研發經費支出和銷售收入均與深圳、廣州差距明顯（見表6）。從企業創新活躍程度角度看，粵港澳大灣區內已擁有超50 家獨角獸企業，而珠西都市圈僅珠海擁有2 家獨角獸企業（見表7）。

圖2 2020 年五大都市圈企業研發經費對比[13]

表6 2021 年珠西都市圈及廣州、深圳的工業新產品開發項目數與開發經費、銷售收入的對比[13]

表7 大灣區粵九市企業競爭力對比數量單位：個

2.5 交通線路單一，交通基礎設施亟待完善

珠西都市圈產業創新及與珠江東岸的融合創新，都需要現代化、高質量、綜合立體的交通網絡支撐，然而目前珠西都市圈缺乏與城市發展相匹配的交通體系。一方面，珠西都市圈內部尚未形成便捷高效的一體化交通網絡，城市交通運行效率低，根據普華永道發布的《機遇之城2023》報告，對中國51 個重要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的交通進行指標分析[25]，中山、江門排在評級中后端，道路資源、通行效率呈現出不同程度短板，尤其在公交出行、軌道交通等方面，位于評級末端位置。另一方面，珠西都市圈缺乏直接連接深圳等珠江口東岸地區的高效通道，公眾出行體驗欠佳。例如，已開通運營的客運路線僅為2 條，而廣州都市圈與深圳都市圈分別為9 條和5 條，日客流峰值達到53.1 萬人次[26]。

3 國際典型都市圈產業經驗借鑒

自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在20 世紀50 年代首次提出都市圈的概念，迄今為止全球已形成了多個著名國際都市圈。在以往的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都市圈均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競爭力，通過對頂層規劃、區域協作和交通網路等的不斷完善[27]，逐漸崛起并成為各國提升經濟實力、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平臺。中國都市圈發展剛剛起步，總結國際典型都市圈經驗，能夠為中國都市圈創新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3.1 制定頂層設計規劃，強化對產業創新前瞻性、動態性引導

建立上層協調平臺、出臺一系列指導文件并根據都市圈的發展狀況和產業結構實時進行調整，是都市圈高效發展的制度保障。

東京都市圈以日本首都圈整備委員會為主導，根據國際背景變化、國內戰略要求和東京歷史使命的變遷，先后制定五次首都圈規劃[28]，在持續推動人口、資源、資金和技術等創新要素不斷向中心城市集聚后，依靠科學規劃、強力推進、政策保障和資源支撐，進行區域內錯位協調發展，以科技創新帶動產業升級。

前瞻性、法規性、科學性和靈活性規劃對紐約都市圈的產業創新發展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紐約都市圈針對自身不同發展階段及面臨的問題，對都市圈的產業發展做出多輪重大調整，強化產業分工，經過百余年的發展演變，紐約都市圈由曾經的工業和制造業中心逐漸發展為以金融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高地[29]。

3.2 構建都市圈創新共同體，促進創新成果產業化

構建都市圈創新共同體，對形成高效穩定對接機制、加速科技成果跨區產業化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是都市圈走向成熟的重要條件。

大曼徹斯特都市圈通過引導產學研合作，建設科技園、孵化器和創新轉化支持機構等，健全產學研成果對接機制，完善科技創新配套支持，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30-31]。紐約都市圈通過組建區域產業共同體，依托次中心城市差異化優勢（如波士頓的高新科技產業和教育產業，費城的國防、航空、電子產業，巴爾的摩的礦產業和航運業）[32]，推動高科技產業在都市圈內部形成了分工合理、層次分明和布局緊密的產業格局[33]。

3.3 建立跨邊界產業合作區，探索行政壁壘突破路徑

合作區、產業園和創新走廊等載體，能夠有效強化都市圈產業協作、消除行政壁壘、引導產業梯度轉移、促進跨行政區創新要素對接。巴塞爾都市圈依托跨德國、法國、瑞典三國交界的萊茵邊境合作區，通過企業牽頭提議、政府協商發起設立萊茵邊境合作區，探索出開放行政邊界的產業共治模式，實現科技創新要素由發達地區向發展中地區“傳幫帶”，并打造出先進化工產業帶、世界知名生物谷。創新走廊是都市圈內各地市創新資源對接的又一主要通道，硅谷城市群的101 公路科技走廊、倫敦都市圈M4 科技走廊、波士頓都市圈的128 公路等科創走廊，串聯起都市圈各城市的科技產業聚集區，暢通了科技創新要素跨行政區流動渠道[34]。

3.4 主動對接國家重大區域戰略，推動都市圈能級不斷提升

對接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能夠有效利用發達都市圈的創新資源，形成先發優勢，是發展型都市圈壯大的突破口。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日本將科學技術提升到國家級戰略地位，名古屋都市圈主動對接東海道城市群發展需求，以技術革新為基礎，加強東海道城市群產業承接，搶占了研發機構與先進制造業遷移的先機，不僅是日本科研機構增長較快的地區之一，也是先進工業材料、機械加工、機器人制造等先進制造業聚集地[35]。

3.5 優化優質交通供給，引導都市圈創新資源有效流動

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加強都市圈內各城市的聯系，是都市圈創新資源有效流動的關鍵因素。東京都市圈主要依靠政府規劃，建立了世界最密集的城市交通網絡體系，并持續優化了城市交通網絡，拓展了都市圈內外的聯絡，推動了工業發展。例如，厚木雖然距離東京中心位置較遠，但憑借高速十字形交通路網，使得產業招商能夠落地，吸引了一批科技型龍頭企業與研發機構落戶，收獲了大量精密制造商，成為東京都市圈西部的科創高地[36]。近年來，東京都市圈加快完善公共空間網絡環境以及云服務等相關通信技術的研發和應用，除進一步推廣5G 技術外，東日本旅客鐵道（East Japan Railway Company）還提供了基于手機APP“JR 東日本”（JR 東日本アプリ）的運行列車和車站擁擠程度的信息可視化服務，進一步便利旅客選擇適宜的交通工具出行[37]。

3.6 加強生態一體化規劃建設，強化對高端創新人才吸引

綠帶理念在國際都市圈發展過程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增強了區域自然生態功能，加強了都市圈對人的吸引力，為科技創新者提供了宜居、宜業、宜創新的自然風光，同時促進綠色產業蓬勃發展，提升都市圈可持續濟發展潛力，是都市圈一體化協同發展的重要一環。倫敦都市圈以城市“綠楔”融入產業走廊為抓手，形成電子科技、生物醫藥和尖端制造等企業聚集帶，實現傳統加工業向先進制造、知識服務業轉型，被世界許多城市效仿[38]。大阪都市圈通過對琵琶湖流域的整體治理，不僅形成綠色宜居生態，同時還在高標準的污水處理要求下，圍繞環境謀產業、謀發展，催生出了強大的化工材料、環境技術等產業，帶動本地形成綠色低碳型經濟發展模式[39]。

4 發展型都市圈產業創新的政策建議

（1）加強頂層規劃與協調機制，促進產業協同創新有序化。

科學評估都市圈發展階段，滾動編制都市圈重點發展任務，加強都市圈內各城市間協同，是新一輪都市圈規劃編制創新的關鍵。一是采用數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對都市圈發展階段進行科學量化評估，識別都市圈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因地、因時制宜建立規劃框架、設置規劃內容。二是成立協調發展的實體機構，實施聯席會議制，落實產業轉型、優化升級等工作清單，加大發展型都市圈創新發展的政策協同力度。三是開展以政府主導的跨行政區合作，加強發展型都市圈要素市場一體化建設，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加速技術創新、促進產業鏈協同發展、推動人才流動和培育創新生態破除產業創新要素壁壘，形成構建發展型都市圈內部各城市之間的產業轉移和利益共享體系。

（2）強化創新共同體，形成都市圈內產業創新合力。

發展型都市圈較成熟型都市圈創新資源較為薄弱，需強化創新聯合體聯動、提升創新聯合體開展產業創新效率，減輕創新資源不足的桎梏，提升發展型都市圈產業創新水平。一是強化創新聯合體高效穩定性，構建聯合框架，聚焦科技創新重點與關鍵領域，整合創新資源，優化合作平臺建設，推動聯合科技攻關，對聯合研發加強補貼。二是加強知識轉移與技術轉化的區域聯動，針對共性技術需求，建設一批行業共性技術平臺，大力發展現代產業迫切所需的高新技術、專業性技術領域的中介服務機構。三是明確界定發展型都市圈內各地市產業分工，支持科技創新領軍企業加大在核心價值模塊上的研發投入力度、跨地市組建創新投資基金，促進發展型都市圈內部產業鏈、創新鏈協同發展。

（3）融入國家重大區域戰略，與成熟型都市圈進行產業創新合作。

主動融入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與成熟型都市圈“融圈”發展，是發展型都市圈進行產業創新的關鍵步驟，將為發展型都市圈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一是全面、持續的與成熟型都市圈建立產業創新戰略合作，共享技術創新成果、共同打造產業鏈和拓展內需市場等，提升產業創新合作的聯系密度和深度，實現優勢互補，加快產業創新的步伐。二是充分運用點（核心城）、廊（科創走廊）和園（高新區、產業園）等載體，深度融入成熟型都市圈，使沿線地區更好地整合資源、配置要素，增強互補協同，推動創新要素由成熟型都市圈向發展型都市圈梯級流動，增強產業創新所需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三是加強科技基礎設施、科學儀器設備、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科技資源載體建設，支持有條件的發展型都市圈建立研究型大學或成立國際、國內一流大學的分校，提高發展型都市圈技術密集型產業布局能力，發揮重大項目、重大工程和高校院所對創新人才“引育用留”的作用。

（4）打造高效多元交通體系，形成高效聯通的融合路網。

交通便捷性有助于促進產業協同創新、提高人才流動效率、加強供應鏈效率以及引進外部創新資源，從而推動整個都市圈產業創新水平的提升。發展型都市圈軌道交通發展通常滯后于成熟型都市圈，完善區域交通出行網絡體系是發展型都市圈各區域板塊融為一體的關鍵所在。一是有序推動多層次軌道交通系統建設，特別是加快發展型都市圈核心區交通樞紐建設，優先發展聯系中心城區和次級中心的換乘樞紐建設，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和網聯技術等技術手段，提高都市圈內部的交通便捷性和效率。二是全面摸排都市圈內各類通行設施存在的問題，促進快速公交與社區巴士、共享單車等整合銜接，深化核心區與外圍城市的內部聯系，提升都市圈路網聯通，打通一小時通勤圈“最后一公里”。三是順應都市圈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進程，提高發展型都市圈物流效率，建設高效的物流網絡，優化物流配送系統，促進產業的協調互動。

（5）深入推進生態協同治理，促進生態協同與產業創新相互促進。

除部分東部沿海、長江經濟帶城市以外，發展型都市圈普遍存在能源消費密度高、工業和生活廢棄物排放多、綠色發展指數普遍低等情況，需要加強生態協同治理，深入推進與產業創新相互促進。一是加強發展型都市圈各城市之間的聯防聯治合作，優化生態空間結構，合理規劃和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共同應對環境污染和生態問題。二是探索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的有效途徑，打造若干綠色生態廊道，爭創綠色生態示范城區，為市民提供高品質的生活環境和共享空間，借助宜居宜業的生態環境提升對創新人才的吸引力。三是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推動先進、適用、高端和低碳制造業，通過技術創新和節能減排，發展資源高效利用、環境友好型產業，提升發展型都市圈產業競爭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