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世相的書寫

賈若萱，1996年生于河北保定。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中國作家》《青年文學》《湘江文藝》《中華文學選刊》《長江文藝·好小說》等刊物。著有短篇小說集《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曾入選2017年度河北小說排行榜，獲第六屆西部文學獎、首屆《湘江文藝》雙年新人獎?，F為河北文學院簽約作家，晉中信息學院創意寫作教師。

顏歌的新作《平樂縣志》先在《收獲·長篇小說2023夏卷》刊登，隨后又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23年10月），繼上一本我喜愛的《平樂鎮傷心故事集》已經過去了八年。這些年，顏歌住在愛爾蘭和英國，用第二語言英文寫作，英文小說集《Elsewhere》也已順利問世。

我先讀的《Elsewhere》，然后再讀的《平樂縣志》，由于書寫語言不同，我無法總結兩本書的語言風格異同。但有意思的是，這兩本書在內容上有明顯的差異，甚至是兩種方向。我覺得《平樂縣志》是一本非?！爸袊钡男≌f，除去語言因素外，寫作手法和處理的問題都非?！爸袊?。我可以想象《Elsewhere》變成中文，被中國讀者閱讀，但很難想象《平樂縣志》變成英文被閱讀。里面的方言、人情世故、社會關系，甚至說書人的姿態，無一例外不是正統的中國。

為什么給我這樣的感覺？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也許牽涉語言學和社會學的范疇，我無法借助理論描述清楚，只能從我的閱讀經驗和寫作經驗出發，試著分析一下原因。

一年前，我在上寫作討論課時，有一節課的主題是小說中的世俗性，分析了十篇小說，通過比較，找出十篇中世俗性最強的一篇。那時我完全不理解什么是世俗性，不停地追問老師和同學們，想尋求一個清晰的答案，下課之后，我依然沒有理解?，F在想來，大概和我寫作以來的關注點有關，我關注人的內心、精神、關系、人生意義等等，無一例外都是向內的部分。而世俗性（現在的我終于又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即使依然困惑重重）是向外的，不太關乎具體的個人命運，或者說，這部分個人內在的部分融在了更大更寬廣的外部——集體、時代、江湖、人情世故……

很多中國小說包含著極強的世俗性，這也許和小說傳統有關。英文世界的小說源頭是《荷馬史詩》，中文世界的小說源頭是《史記》，這兩類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從寫作角度看，一類是戲劇式的沖突展示，一類是置于歷史大背景之下的編年體敘述。這里也會延伸出一個問題：那么在西方小說中，也會有世俗性嗎，和中國小說中的世俗性是否相同？

我們也必須重新理解世俗性這個概念。

閻連科老師在《發現小說》“世相真實”一節中提到：“庸俗現實主義追求的是特殊人群或階層認同的真實；世相現實主義，超越這一點，力求達到更為廣眾的世俗認同。沒有廣眾對世相真實的認同，就沒有世相現實主義的核心存在?！痹谶@里提到的世相現實主義，強調的也是廣眾，即更大的部分。庸俗現實主義也給我帶來了思考，如果庸俗意味著拒絕思考和深刻——那我突然之間理解了，從前我沒有關注世俗世相的部分，是因為我本能對小說傳遞出的思考和深刻更感興趣，從而忽略了對世俗世相的關注。

于是我想到，庸俗和世俗是有區別的。也許將“世俗”換成“對日常經驗的捕捉”會更容易理解。世俗是日常的那一部分，或者說是小說的底座，我們的故事、人物、情節來自這個底座，包含在這個底座中，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必須從這個底座里生發出精神性。而庸俗不是，庸俗是一個光禿禿的底座，除了對這個底座的津津樂道沒有其他東西了。從這一方面看，西方小說當然也有世俗性，和中國小說的世俗性并無太大區別，無非也是人類的日常生活。但受到哲學和宗教的影響，西方小說似乎更強調小說的精神性。

那么，如何將世俗性和精神性結合起來呢？這恐怕是所有作家都在思考的問題。依然是閻連科老師在《世俗世相：文學中精神萬物與真實生長的根本土壤》中提到：“凡是含金量——精神指數高的作品，他所寫的故事的場景、情節、細節又大抵都是非常世俗、庸常的細碎，非常的人間世相、炊煙裊裊?！?/p>

從前我總是把世俗性和精神性分開談，認為這兩者是完全對立的，卻忽略了一點，即越是從這種世俗土壤中成長起來的精神性才越動人。比如，當然可以寫一個哲學家的精神性，寫形而上，寫思辨，但是寫一個最普通人的精神部分，卻具有超越并震撼的力量。當然可以寫一個英雄的傳奇故事，但是寫一個小人物的掙扎與瑣碎，不也令人唏噓嗎？

契訶夫的小說，每個人物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在他思考之后，幾乎每篇小說提煉出的主題都和人類最本質的問題相關，或者可以說，日常之下的精神性大到可以蓋過一切。我欣賞這樣的寫作，不需要獵奇的故事，也不需要劇烈的情節，只用最世俗的部分：看病啊，買房啊，吃飯啊，聚會啊，看望朋友啊，出軌啊……就能提煉出一個具有反思性精神性的主題。是啊，一切的精神性都是帶有反思性的。

好吧，現在我終于可以回答一年以前在寫作討論課上的疑問：我不是不喜歡世俗性的小說，而是我無法容忍小說除世俗性之外再無其他值得反思的東西。

那么再回到顏歌的《平樂縣志》，這本書毫無疑問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書，顏歌的語言變得更加成熟老到，有一種經歷了第二語言又重新回歸母語的自信。這本書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平樂縣城的故事，女孩梅梅的家庭生活和愛情生活，丈夫的家庭生活和事業生活，公公的官場生活和精神生活。我會被里面的細節逗笑，比如牌友之間你來我往的對話、人情關系、縣城生態等等，這些都非常好讀好看，也展現著顏歌巨大的才華。還有很多類似《三言二拍》貼近古典敘述的說書人語言：“古語說：悲不悲，白發老翁駕白鶴，總有輪回。喜不喜，紅頭姑娘梳紅妝，也怕冤孽?！弊屝≌f有了一種回歸古典的意味。

不過整本書讀完，總覺得與小說中構建的生活隔著一層距離，我試圖找到這其中緣由。顏歌采用了幾乎全是敘述的語言，用白描的方式一幅一幅展現每個人物的生活，敘述距離拉得遠，無法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只能通過對話和行動判斷。缺少了人物的喃喃自語，自然也缺少了人的情感性，于是總有種人物變成了構建四川民俗生活的符號，而在這民俗生活或一整個時代之下，看不到更高的東西了。也許顏歌將重心放在了小說的結構上，章回體、地方志形式，以及從古典小說中汲取的用法?？聪聛?，寫作技巧高超，但在內容上并不豐滿，即使整本書都是滿滿的日常生活。我覺得這和作家的敘述姿態也有關系。

私以為，日常生活和廣眾經驗固然重要，但作家也應從這世俗生活中提煉一個更高的主題，如果一個主題不夠，就再推進一步，提煉另一個主題。思考是不能停下的。小說除了描摹生活之外，也應有意義感，這意義感應是作家深思熟慮的、不停追問的。有時也會有不可言說的那一部分，依靠作家的直覺產生，也是小說有趣和神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