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技術沖突和疲憊感的鏈式中介作用 *

閆景蕾 傅苗苗,2 黃 貝 連帥磊,3

(1 長江大學教育與體育學院，荊州 434023) (2 湖北省孝感市漢川市實驗中學，漢川 431600)(3 青少年網絡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暨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武漢 430079)

1 引言

主觀幸福感是指個體依據主觀標準對自身生活質量進行整體性評估而產生的體驗，主要包含三種成分，即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Diener,2000)。作為積極心理學的核心概念之一，研究發現家庭環境、同伴交往、人格特點、生活事件等因素對不同年齡群體的主觀幸福感均具有重要影響(黃婷婷 等,2016; 王煥貞 等,2017)。隨著社交媒介的普及，社交媒介使用與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及內在機制逐漸成為心理學、社會學以及計算機科學領域研究者面臨的核心問題。以往研究對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但結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發現，社交媒介使用能幫助個體獲取線上社會資本，有助于個體建立或維持人際關系，提升了個體的主觀幸福感(孔繁昌 等,2019; 周宗奎 等,2017)。另一些研究則表明，社交媒介使用給個體帶來了認知負載、技術沖突以及疲憊感，降低了個體的主觀幸福感(Verduyn et al.,2015)?；诖?，社交媒介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在探究社交媒介使用對個體心理社會適應(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時，以特定的社交媒介使用現象為基礎(如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更有利于揭示社交媒介使用與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及內在機制(Baker ＆ Algorta,2016)。因此，本研究擬探討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及內在機制，以期揭示社交媒介對個體心理社會適應的多重影響。

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是指個體過度卷入社交媒介的強迫性使用行為(Young et al.,2017)，以往研究發現，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會對個體的學習、工作、人際關系及主觀幸福感等產生消極影響，甚至導致抑郁(B?achnio et al.,2017)。數據顯示，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在大學生群體中的檢出率為2%～10%，且有17.8%的大學生存在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的風險(Marino et al.,2018)。因此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可能更容易對大學生的心理社會適應產生不良影響。具體而言，首先，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的學生在學業上分配的時間更少，其學業成就也更低，這可能會損害其學業自我效能感，從而使主觀幸福感下降(Li et al.,2014)。其次，有研究發現，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往往伴隨著長時間地沉浸于瀏覽社交媒介信息，不僅會導致技術-學業沖突，還可能誘發壓力體驗(Zheng ＆ Lee,2016)，這也可能會對個體的主觀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最后，Marino 等人提出，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還會導致個體長期處于高水平的認知負載和社交負載之中，個體疲于處理各種信息，也可能會引發主觀幸福感的降低。此外，研究還發現退出社交媒介會提升個體的幸福感(Tromholt,2016)。這一結論也表明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會對個體的主觀幸福感產生消極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能夠負向預測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技術沖突作為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對個體帶來的消極體驗，可能是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降低個體幸福感的重要橋梁。技術沖突是指個體由于使用某種技術(如社交媒介、智能手機等)而產生的技術-個人沖突和技術-學業沖突等沖突體驗，以及這種沖突體驗所誘發的生理不適癥狀(如腕管綜合癥、慢性睡眠剝奪等)、人際及情緒適應問題等(Zheng ＆ Lee,2016)。過度使用社交媒介是誘發技術沖突的重要原因，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往往伴隨著睡前長時間地瀏覽社交媒介，這會縮短個體的睡眠時間，降低睡眠質量(Wolniczak et al.,2013)。此外，社交媒介雖然有助于建立或維持人際關系(Ivcevic ＆ Ambady,2013)，但相關研究也表明過度依賴社交媒介進行缺乏社會線索的、低質量的人際互動會降低個體與他人進行面對面的、高質量的人際互動的頻率，進而對個體的人際關系產生消極影響(陳春宇 等,2018)。且有研究表明技術沖突所涵蓋的軀體不適、人際適應問題都會對個體的情緒及生活滿意度產生消極影響(B?achnio et al.,2017)。社會認知理論也指出個體、行為及環境是相互影響的，過度使用社交媒介會誘發個體的多種內在沖突體驗和外在沖突情景(Michielsen et al.,2003)，進而損害個體的幸福感并誘發抑郁焦慮等情緒適應問題。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技術沖突能夠在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疲憊感也可能是連接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之間關系的紐帶。Michielsen 等人(2003)提出疲憊感是指個體感知到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疲勞。研究發現，過度使用社交媒介是個體產生疲憊感的關鍵誘因(Bright et al.,2015)，長時間瀏覽社交媒介或習慣性查看社交消息會使個體暴露于過量的社交信息中，增加信息負載、社交負載及技術負載，從而使個體感到心理疲憊(Andreassen,2015)。而且，個體往往會在社交媒介中進行上行社會比較，這可能會引發情緒適應不良，使個體處于情緒資源耗竭的狀態，進一步誘發疲憊感(Cramer et al.,2016)。并且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所導致的睡眠時間不足、睡眠質量下降也可能是引發個體生理疲憊感的重要原因(Wolniczak et al.,2013)。此外，根據壓力的個人-環境匹配模型，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會導致個體社交能力與高負荷且復雜的社交環境之間的不匹配，會使個體陷入疲于應對過量社交消息的局面，進而產生疲憊體驗，而無論是生理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的疲憊感都會降低個體的主觀幸福感(Saleem ＆ Hawamdeh,2023)。陳春宇等人(2018)的研究也表明疲憊感能夠顯著正向預測抑郁情緒。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疲憊感能夠在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技術沖突作為移動互聯網時代個體的重要壓力源，也可能是誘發個體疲憊感的直接因素。根據壓力的個人-環境匹配模型(Saleem ＆Hawamdeh,2023)，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所誘發的技術沖突也可能是個體-環境不匹配的結果，這不僅會誘發個體的壓力體驗，而且會使個體疲于應對技術帶來的人際沖突、學業沖突等多重問題，并因此體驗到疲憊感。根據心理資源理論(Hobfoll,2002)，技術沖突等壓力體驗會嚴重消耗個體的心理資源，使個體陷入“疲于應對”的境地，并因此產生身心俱疲的疲憊感體驗。因此，技術沖突不僅能夠直接誘發個體的疲憊感，而且可能是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疲憊感之間關系的紐帶。并且有研究進一步指出疲憊感會導致個體自我控制能力降低(詹鋆,任俊,2012)，而自我控制能力的缺乏會影響個體對沖突事件的評估過程，從而誘發消極情緒，降低主觀幸福感(Andreassen,2015)。所以疲憊感也可能是技術沖突降低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途徑。綜上，本研究提出假設4：技術沖突和疲憊感可能在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起鏈式中介作用。

綜上，基于社會認知理論和壓力的個人-環境匹配模型，本研究構建了一個鏈式中介模型(見圖1)，在探討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關系的基礎上，通過考察技術沖突和疲憊感在二者關系中的中介作用，對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如何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內在機制問題做出回應。

圖1 假設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方便抽樣法從武漢、杭州、荊州、南充的四所普通高校選取1200 名大學生為被試，獲得有效問卷1073 份(有效率89.42%)。被試的平均年齡為19.66±1.19 歲，年齡范圍在16～24 歲(僅3 人為16 歲)。其中，男生466 人(43.43%)，女生607 人(56.57%)；大一年級317 人(29.54%)，大二年級399 人(37.19%)，大三年級357 人(33.27%)。

2.2 研究工具

2.2.1 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量表

采用Koc 和Gulyagci(2013)編制、陳春宇等人(2018)修訂的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量表。該量表共包含8 個題目，均采用五級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的程度越強。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7。

2.2.2 技術沖突問卷

采用Zheng 和Lee(2016) 編制的技術沖突問卷。該量表包含技術個人沖突(3 題)、技術學業沖突(3 題)及技術家庭沖突(2 題)三個維度。由于大學生大多數時間在學校，技術家庭沖突并不突出。因此本次調查僅選用技術個人沖突和技術學業沖突兩個維度。所有題目均采用七級評分，所有題目得分加總后求平均，得分越高表明個體體驗到的技術沖突越多。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1。

2.2.3 疲憊感量表

采用Michielsen 等人(2003)編制、陳春宇等人(2019)修訂的疲憊感量表。該量表共包含10 個題目，均采用五級評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體驗到的疲憊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4。

2.2.4 主觀幸福感量表

采用生活滿意度問卷、積極/消極情緒量表對被試的主觀幸福感水平進行評估。其中，生活滿意度問卷由Diener(2000)編制，共包含5 個題目，均采用七級評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對生活越滿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9。積極/消極情緒量表由邱林等人(2008)修訂，該問卷共18 個題目，其中，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各包含9 個題目，均采用五級計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試的情感體驗越積極或越消極。本研究中兩個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2、0.92。將分別標準化后的生活滿意度得分、積極情緒得分相加，減去標準化后的消極情緒得分即為被試的主觀幸福感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主觀幸福感水平越高。

3 結果

3.1 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見表1)，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技術沖突、疲憊感、消極情緒均呈顯著正相關，與積極情緒、生活滿意度及主觀幸福感均呈顯著負相關；技術沖突與疲憊感、消極情緒均呈顯著正相關，與積極情緒、生活滿意度及主觀幸福感呈顯著負相關；疲憊感與積極情緒、生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均呈顯著負相關，與消極情緒呈顯著正相關。

表1 描述性統計結果和變量間的相關分析結果

3.2 技術沖突和疲憊感的中介效應檢驗

首先，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對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對主觀幸福感預測的總效應進行檢驗，結果顯示(見表2)，在控制性別、年齡、年級的條件下，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對主觀幸福感預測的總效應顯著(β=-0.28,p＜0.001)。

表2 模型中變量關系的回歸分析

其次，在總效應顯著的基礎上，根據方杰等人(2012)推薦的中介效應分析的偏差校正的百分位法，對技術沖突與疲憊感在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具體而言，采用Hayes(2013)編制的SPSS 宏(http://www afhayes.com)中的模型6，以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為自變量，主觀幸福感為因變量，技術沖突和疲憊感為中介變量，對鏈式中介效應模型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將技術沖突與疲憊感作為中介變量納入回歸方程后，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對主觀幸福感的預測作用變得不顯著(β=0.03,p>0.05)。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能夠顯著正向預測技術沖突(β=0.67,p＜0.001)及疲憊感(β=0.21,p＜0.001)。技術沖突不僅能顯著正向預測疲憊感(β=0.34,p＜0.001)，而且能顯著負向預測主觀幸福感(β=-0.24,p＜0.001)。疲憊感能夠顯著負向預測主觀幸福感(β=-0.34,p＜0.001)。

最后，中介效應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見表3和圖2)，技術沖突和疲憊感在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0.30。具體而言，中介效應由三條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組成：通過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技術沖突→主觀幸福感的途徑產生的間接效應1(-0.16)；通過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技術沖突→疲憊感→主觀幸福感的途徑產生的間接效應2(-0.08)；通過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疲憊感→主觀幸福感的途徑產生的間接效應3(-0.07)。表3 的數據顯示，三個間接效應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 值，且依次占總效應的56.89%、27.25%、25.83%。三個間接效應的兩兩比較結果表明，間接效應1 和間接效應2 差值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不包含0 值，表明間接效應1 顯著大于間接效應2；間接效應1 和間接效應3 差值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不包含0 值，表明間接效應1 顯著大于間接效應3。間接效應2和間接效應3 差值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包含0 值，表明間接效應2 與間接效應3 不存在顯著差異。

表3 技術沖突、疲憊感的中介效應分析

4 討論

4.1 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對主觀幸福感的直接預測作用

本研究在社會認知模型、壓力的個人-環境匹配模型及相關實證研究的基礎上，以大學生為被試，探討了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發現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顯著負向預測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假設1 得到了驗證。以往研究發現恰當的社交媒介使用的確有助于個體獲取積極反饋，進而提升其人際關系質量和生活滿意度(Faelens et al.,2019)。然而，社交媒介的便利性等特點也增加了個體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的風險(Lian et al.,2020)，并因此造就了社交媒介這把“雙刃劍”。本研究發現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能夠顯著負向預測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這一結果表明社交媒介作為大學生建立或維持人際關系的重要工具，對大學生心理適應的積極意義可能因大學生過度使用社交媒介而喪失，甚至會對大學生情緒適應及生活滿意度產生消極影響(Marttila et al.,2021)。本研究結果也印證了以往研究的觀點，Lian 等人提出的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具備行為成癮的六個典型特征(突顯性、戒斷癥狀、沖突性、復發性與恢復性、耐受性和情緒改變)。這些成癮癥狀會使個體陷入情緒適應問題、人際適應問題等多種心理行為適應不良之中(Ryan et al.,2014)，從而導致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降低。

4.2 技術沖突與疲憊感的單獨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技術沖突和疲憊感在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設2 和假設3 得到了驗證。即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會增加技術沖突從而降低主觀幸福感，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不僅會導致個體的睡眠時間不足，睡眠質量降低，從而引發技術-個人沖突(Yu ＆Zhang,2023)，同時，頻繁使用線上社交媒介還會降低現實中面對面人際交往的質量，引發技術-人際沖突(Dredge ＆ Schreurs,2020)，并且沉迷于社交媒介還會對學業成績產生消極影響，引發技術-學業沖突(Ho,2021)。這些沖突都會威脅到個體的主觀幸福感。此外，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還能夠通過誘發個體生理或心理層面的疲憊感，進而對個體主觀幸福感產生消極影響，社交媒介作為一個鼓勵用戶進行信息分享、人際溝通的平臺，過度使用社交媒介實質上是個體長時間暴露于海量的社交信息、卷入高強度的社交互動的過程，Andreassen(2015)認為這會使個體體驗到較多的信息及社交負載，并因此產生心理疲憊感，且Marino 等人(2018)的研究發現過度使用社交媒介所誘發的多種消極情緒，如抑郁、焦慮、壓力等，均會消耗個體的心理資源，并進一步加劇個體的心理疲憊感，并且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會導致個體強迫性地瀏覽網站信息，進而引發手腕和肩頸等部位產生生理疲憊感，生理和心理的雙重疲憊，會顯著降低個體的主觀幸福感(連帥磊 等,2021)。因此，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不僅會誘發個體的技術沖突，還會誘發個體的疲憊感，進而對主觀幸福感產生消極影響。

4.3 技術沖突和疲憊感的鏈式中介作用

此外，本研究還發現“技術沖突-疲憊感”構成的鏈式中介也是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重要途徑，假設4 得到了驗證。以往研究發現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一方面會促使個體長時間沉迷其中，引發技術與人際、情緒和行為等多方面的沖突，另一方面，社交媒介中的海量信息還會增加個體的認知負載，過度使用社交媒介會顯著增加個體的疲憊感(Andreassen,2015;Ivcevic ＆ Ambady,2013)。因此，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能夠通過技術沖突-疲憊感的鏈式中介，從而對個體的主觀幸福感產生消極影響。本研究在社會認知模型及個人-環境匹配模型的基礎上深化了以往研究，表明過度社交媒介使用所誘發的沖突體驗以及生理或心理層面的疲憊感，不僅能夠獨立影響個體的心理社會適應，而且能夠在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個體心理社會適應的關系中發揮鏈式中介作用。這一結果也印證了陳春宇等人(2018)研究的結論，即非適應性社交媒介使用會通過由多種途徑所構成的復雜機制對個體心理社會適應產生影響。

4.4 研究價值與局限

為了揭示移動社交時代，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個體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及作用機制，本研究根據社會認知模型及壓力的個人-環境匹配模型引入技術沖突和疲憊感作為中介變量，構建了一個鏈式中介效應模型。研究結果顯示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雖然不會直接影響個體的主觀幸福感，但會通過技術沖突和疲憊感的單獨中介作用以及技術沖突-疲憊感的鏈式中介作用對個體的主觀幸福感產生消極影響。這表明問題行為(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對個體情緒適應的消極影響是通過個體內在體驗(技術沖突和疲憊感)起作用的。本研究深化了以往研究對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之間關系及其內在作用機制的認識，為回答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如何損害個體的主觀幸福感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本研究對引導大學生合理使用社交媒介，避免問題性社交媒介對其主觀幸福感產生消極影響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首先，社交媒介是數字化時代大學生進行社會交往的重要媒介，大學生應有目的地利用該媒介為其人際關系的建立與維持服務，避免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以此降低其產生技術沖突和疲憊感的可能性，進而促進其良好的情緒適應。其次，社交媒介具有較高的用戶黏性，個體不免會過度使用或沉迷其中。當個體產生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并體驗到較高的技術沖突和疲憊感時，個體應通過放松訓練等多種方式緩解自身的消極體驗，進而降低個體幸福感受損的可能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加以完善。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橫斷研究設計，研究結果不能以因果推論，未來研究應采用縱向設計或實驗研究，通過操縱自變量及中介變量來探討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因果關系。其次，本研究的研究樣本較為單一，未涉及其他年齡段的群體，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擴大被試群體。最后，本研究采用自我報告問卷，可能存在自我報告偏差，未來可發掘更可靠的測量工具。

5 結論

(1)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技術沖突、疲憊感兩兩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三者與主觀幸福感均呈顯著負相關；(2)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能夠顯著負向預測主觀幸福感；(3)技術沖突和疲憊感分別在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起單獨中介作用，并且問題性社交媒介使用還能通過技術沖突-疲憊感的鏈式中介作用影響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