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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儀式與青少年自我控制的關系:親子依戀與生命意義感的鏈式中介作用 *

2024-01-31 00:01吳明證嚴夢瑤倪蘇杭王士祺尹金榮孫曉玲
心理與行為研究 2023年6期
關鍵詞:親子儀式問卷

吳明證 陳 迪 嚴夢瑤 倪蘇杭 王士祺 尹金榮 孫曉玲

(1 浙江大學心理與行為科學系,杭州 310058) (2 浙江大學公共體育與藝術部,杭州 310058)(3 杭州師范大學心理學系,杭州 311121)

1 引言

“克己復禮”出自《論語?顏淵》一章:“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克己復禮”作為儒家倫理的核心命題之一(張自慧,2011),其間蘊含著自我控制與儀式之間的豐富聯系。自我控制(self-control)作為自我的核心功能之一,表現為在沒有外界監督的情況下,個體按照理想、價值觀、道德、社會期望等標準對其認知、情緒、行為進行調節與控制并做出適當反應的能力(Baumeister et al.,2007)。以往研究表明,自我控制是人生成功與幸福的關鍵因素,具有良好自我控制的個體更可能擁有健康的身體和心理(Kim et al.,2022)、成功的事業(Choi et al.,2018)以及更高的主觀幸福感(Nielsen et al.,2019)。

青春期是自我控制能力發展的重要時期。一方面,在青春期,負責控制沖動的前額葉皮層在負責觸發沖動的中腦邊緣獎賞回路成熟后數年內才能達到成熟,兩種系統成熟的時間差使自控能力在青春期中期易受風險影響(Crone & Dahl,2012)。另一方面,青少年面臨著更多的學業壓力和情感問題,這對自我控制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表明,自控水平更高的青少年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Li et al.,2022),取得更好的學業表現(Duckworth et al.,2019),并經歷更少的情緒和行為問題(Vazsonyi & Belliston,2007)。

青少年的自控能力這一重要問題助推了對自我控制干預措施的研究。Tian 等人(2018)發現,在減肥者餐前加入隨機行為作為儀式可以減少卡路里的攝入和不健康飲食的選擇,表明儀式可以增進行為的自我控制。家庭儀式(family ritual)是發生在家庭環境中的儀式,以往研究發現其可以促進家庭成員對家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強家庭凝聚力(Fiese et al.,2006; Fiese et al.,2002),提高個體的幸福感(吳明證 等,2021)。在傳統儀式感不斷缺失的今天,隨著對個人權利和感受的日益注重,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將參與儀式的范圍局限在小范圍乃至個人生活之中,日?;募彝x式將成為人們產生儀式感的重要途徑。鑒于家庭儀式對家庭和個體具有雙重功能,家庭儀式對自我控制的影響可能超越了一般儀式的作用。目前鮮有研究基于家庭儀式的視角探討家庭環境對青少年自我控制發展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試圖考察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的關系,并通過構建鏈式中介模型,探討親子依戀與生命意義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儀式作為發生在家庭空間內由多個家庭成員參與的儀式性活動,相比于一般家庭日?;顒?,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家庭儀式包含一系列可重復的、正式的流程式動作;家庭儀式向參與者傳遞象征意義,與儀式相關的影響被參與者主觀地識別和解釋;儀式中的行為通常是非功能性的,與儀式的目的無直接關系(冉雅璇 等,2018; Fiese et al.,2002)。 家庭中的儀式廣泛而普遍,常見的家庭儀式可分為三類:家庭慶典(如成年儀式、節日慶典等)、家庭傳統(如生日、周年紀念和家庭團聚等)和模式化的家庭互動(如有規律的晚餐、兒童就寢時間和周末休閑活動等)(Wolin & Bennett,1984)。

家庭是影響青少年自我控制發展的關鍵因素(Vazsonyi & Belliston,2007),家庭儀式作為家庭文化的載體可能發揮著促進自我控制的作用。首先,根據具身認知的觀點,人們會通過觀察自己的行為來推斷自己的內在狀態。在儀式過程中,程序化行為的執行和對無關行為的抑制給予了參與者自律感,而這些自律感反過來會增強參與者對行為的自我控制(Tian et al.,2018)。其次,根據自我控制的能量理論,自我控制的能力類似于肌肉,人們會因自我控制而感到疲勞,而反復進行自我控制的練習可以鍛煉自我控制“肌肉”,帶來自我控制能力的提高(Baumeister et al.,2007),同時,過去的研究證明了自我控制訓練對于提升自我控制能力的有效性(Berkman et al.,2016)。在儀式過程中,參與者需要持續進行自我控制以完成儀式流程,隨著家庭儀式的長期舉行,自我控制能力有可能在反復消耗和恢復的鍛煉中得到提升。此外,家庭儀式有利于家庭穩定性(Israel & Roderick,2001),青少年在穩定的家庭環境中感受到安全和可預測性,從而為其練習和完善自我控制技能提供可能。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1: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呈顯著正相關。

親子關系是個體所面對的第一種關系,既是家庭生活的核心部分,也是家庭教育得以實施和實現的重要載體。親子依戀(parent-child attachment) 是子女和父母之間持久的情感聯結(Groh et al.,2017),對于青少年心理健康與自我發展有著重要影響。青少年與父母的關系往往因缺少相處時間而逐漸疏遠,而家庭儀式的重復性為父母與孩子的高度互動提供了機會,親子之間持續的接觸和溝通使雙方的距離慢慢拉近。同時,根據互動儀式鏈理論(Collins,2004),儀式的參與者因高度的互動符號和共享情感而相聚,通過現場聚集和共同關注形成群體內身份符號。通過家庭儀式,父母的價值觀和家庭傳統在子女中傳遞,共同慶祝節日、面對生命的重要時刻、平凡生活的點滴形成了家人間獨特而共有的專屬回憶。隨著共同身份的建立,家庭成員對于家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強,從而形成親子間深刻而強烈的情感紐帶。

依戀理論(Bowlby,1969)指出,個體與依戀對象的互動會以心理表征的形式存儲在記憶中,并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個體與他人和自我的工作模型,進而影響個體后續的情緒和行為,其中包括了自我控制的發展(Nie et al.,2016)。安全型親子依戀的孩子通過與照顧者的反復互動,在依戀關系中內化了有效的情緒調節策略,并能成功地將其應用于依戀關系之外(Brumariu,2015),從而提高了對情緒的自我控制能力。此外,根據社會控制理論(Hirschi,2002),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依戀程度越高,意味著青少年與父母的溝通越好,并且越會認同和模仿父母的價值觀和言行舉止,將外在的社會觀念和價值標準內化為內在心理或人格特質的一部分,進而減少越軌行為發生的可能。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2:親子依戀在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之間起中介作用。

生命的意義在于賦予,當儀式賦予平淡的日常生活以特殊的意義和不平凡的感受時,生命便充滿了意義感。生命意義感(meaning in life)是個體對于自身存在和存在本質的意義的體驗和感知(Steger et al.,2006),“當生命被認為具有了目的、超越混亂的連貫性或超越瑣碎或短暫的重要性時,它將被體驗為是有意義的”(King et al.,2006)。家庭儀式不僅因其結構化和可預測性為參與者的生活提供了可理解性以增強對意義感的體驗,同時作為生活的節點,將個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串聯起來,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從而促進了對生命連貫性的感知(King & Hicks,2021)。

生命意義感被認為具有促進自我調節的功能(Damon et al.,2003)。擁有生命意義感為建立長期目標奠定了基礎(MacKenzie & Baumeister,2014),在意義的引導下,個體為實現目標而超越一時的沖動和本能的欲望,從而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行為。先前研究發現,在青少年和成人樣本中,擁有生命意義感均與自我控制呈正相關(Li,Salcuni,&Delvecchio,2019)。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3:生命意義感在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之間起中介作用。

家庭關系作為生命意義感的最主要的來源之一(Lambert et al.,2010),親子依戀對于發展和維持生命意義感起著重要作用。安全型依戀的個體傾向于認為世界總體上是安全的,在自己需要時他人會伸出援手,同時自身作為獨特的存在是有價值的。依戀帶來的安全感使個體更容易與他人建立健康的人際關系,更主動地探索人生可能,為選擇的目標堅定不移地奮斗,這為生命意義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Mikulincer & Shaver,2013)。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4:親子依戀和生命意義感在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的關系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此外,大量研究發現,情感溫暖的父母教養方式和健全的家庭功能對青少年自我控制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Holmes et al.,2019; Kim et al.,2022)。采用情感溫暖教養方式的父母和具有健全家庭功能的家庭更有可能開展家庭儀式。鑒于此,有必要將父母情感溫暖和家庭功能作為控制變量,以探討家庭儀式對青少年自我控制發展的獨特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方便取樣, 選取來自浙江、安徽、吉林三個省份的1452 名高中生參加本研究。對這些高中生進行問卷調查,剔除無效問卷72 份,得到有效問卷1380 份。其中,男性668 人(48.4%),女性712 人(51.6%);高一學生825 人(59.8%),高二學生555 人(40.2%);年齡在 14~17 歲之間(M=16.40歲,SD=0.41 歲)。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儀式

采用Fiese 和Kline(1993) 編制,吳明證等人(2021) 修訂的家庭儀式問卷。問卷包含49 個題項,測量了個體參與7 種典型家庭儀式(如晚餐儀式、周末活動、年度慶典等)的7 種特征(如發生頻率、情感投入、參與度等)。采用Likert 5 點計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家庭儀式參與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5。

2.2.2 親子依戀

采用李董平等人(2015)編制的父母和同伴依戀問卷的親子依戀分問卷。問卷包含13 個題項,分別從親子信任、親子溝通、親子疏離(反向計分)三個維度測量親子依戀的安全性。采用Likert 5 點計分,1 代表“沒有”,5 代表“總是”,得分越高表示親子依戀的安全性越高。在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3。

2.2.3 生命意義感

采用Steger 等人(2006)編制,劉思斯和甘怡群(2010)修訂的生命意義感問卷。問卷包含10 個題項,包括生命意義體驗與生命意義尋求兩個維度。采用Likert 7 點計分,1 代表“完全不同意”,7 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生命意義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5。

2.2.4 自我控制

采用Morean 等人(2014) 編制、羅濤等人(2021) 翻譯修訂的簡式自我控制量表。量表包含7 個題項,采用Likert 5 點計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控制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69。

2.2.5 父母情感溫暖

采用蔣獎等人(2010)修訂的父母教養方式問卷的父母情感溫暖維度。問卷包含14 個題項,父母各7 題,采用4 級計分,得分越高代表父母情感溫暖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3。

2.2.6 家庭功能

采用Epstein 等人(1983)編制的家庭功能評定量表的一般功能分量表。量表包括12 個題項,采用4 級評分,得分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健康。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2。

2.3 數據處理

采用SPSS26.0 進行相關分析,采用PROCESS插件(Hayes,2013)進行Bootstrap 路徑效應量分析。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對所有的原始題目進行因素分析,析出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共16 個,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5.73%,小于40%的臨界標準,說明本研究的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統計分析和相關分析

描述性統計分析和零階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家庭儀式、親子依戀和生命意義感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同時與自我控制均呈顯著正相關,支持了假設H1。

表1 描述性統計分析和零階相關分析結果

3.3 中介效應分析

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提出的基于結構方程的中介分析的檢驗程序檢驗中介效應,并采用SPSS26.0 及PROCESS 插件整理、分析數據。以家庭儀式為自變量,以自我控制為因變量,以親子依戀和生命意義感為鏈式中介變量,在控制性別、年齡、父母教養方式和家庭功能的基礎上進行序列中介分析。分析結果及路徑圖見表2 和圖1。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對各系數的置信區間進行估計?;貧w方程顯著,R2=0.08,F(4,1380)=32.47,p<0.001。用Bootstrap 抽樣的方法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家庭儀式對青少年自我控制的正向關系是由親子依戀和生命意義感的鏈式關系所介導的。中介效應由三條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構成:家庭儀式→親子依戀→自我控制形成間接效應1,支持了假設H2;家庭儀式→生命意義感→自我控制形成間接效應2,支持了假設H3;家庭儀式→親子依戀→生命意義感→自我控制形成間接效應3,支持了假設H4。

圖1 親子依戀與生命意義感的鏈式中介作用

表2 中介效應分析

4 討論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家庭儀式與青少年自我控制的關系,及親子依戀與生命意義感在其間的中介作用。結果發現,家庭儀式、親子依戀、生命意義感和自我控制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親子依戀和生命意義感在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的關系中起鏈式中介作用。

研究發現,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存在正向關系,這與以往關于儀式可以促進自我控制的研究發現相一致(Tian et al.,2018)。青少年在參與包含了程序固定行為和高度共享的情緒體驗的家庭儀式時,自我控制資源持續增加,自我控制能力得以提升,反過來還能促進家庭儀式更好地展開。該發現拓展了家庭教育在青少年自我控制發展中作用的探討,也為從家庭角度出發提升青少年的自控能力提供了新思路。傳統對自我控制的干預措施涉及認知訓練、運動訓練、正念療法和以家庭或學校為基礎的綜合干預措施等(胡倩 等,2022)。由于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存在,這些方法可能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而家庭儀式可以在潛移默化中對青少年發展帶來長期影響。同時,相比于實施門檻較高的專項訓練或治療,家庭儀式便于實施且過程可控。因此,家庭儀式作為可以提升青少年自控能力的有效方法,應得到教育部門和一般家庭的重視。

研究發現,親子依戀在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青春期是親子沖突的高發期,青少年由于自我意識的增強,希望擺脫成人的監護,親子關系和溝通頻率往往不再如童年時那樣親密和頻繁(Li,Willems,et al.,2019)。家庭儀式為親子互動搭建了橋梁,并且通過共同身份的建立和維持提高了家庭認同感和凝聚力,強化了青少年和父母的情感聯結。而積極的親子依戀使家長能更好地為青少年提供引導,有助于其自控能力的發展,親子依戀和自我控制的正向關系也驗證了依戀理論和社會控制理論關于親子依戀對個體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觀點。

研究還發現,生命意義感在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關系中起中介作用。青春期是生命意義形成的重要時期。家庭儀式的結構化和可預測性使其在生活中建立起穩定的秩序感和連貫性,使青少年從中得到世界是可理解的,以及生命是有意義的體驗。擁有生命意義感的青少年將能樹立并著眼于長遠的人生目標,面對青春期出現的各種誘惑時能更好地實現自我控制。生命意義感的中介作用的發現也拓展了儀式影響自我控制的可能路徑。以往研究發現,儀式可以通過使參與者產生自律感實現自控能力的即時提升(Tian et al.,2018),而生活中的儀式往往具有長期性和規律性,經歷多次儀式而形成的生命意義感可以為自控能力的發展帶來長期影響。

本研究揭示了親子依戀與生命意義感在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發展關系中的鏈式中介作用,但中介效應相對較弱??赡艿脑蛟谟?,一方面,對親子依戀與生命意義感的鏈式中介作用分析時控制了父母情感溫暖和家庭功能對自我控制的影響,由此削弱了該鏈式中介效應。以往研究表明,父母情感溫暖和家庭功能與親子依戀均呈顯著正相關,都能使人們感受到社會支持和歸屬感,從而更好地尋求并體驗生命意義感(Goodman et al.,2023),因此,對父母情感溫暖和家庭功能的控制削弱了親子依戀與生命意義感的鏈式中介效應。另一方面,這一較弱效應可能與高中生的發展特點有關。高中生在心理和行為上表現出強烈的自主性,他們開始逐漸離開家庭、脫離父母,學業是其生活的核心,社會關系以師生、同伴關系為主,學業成就、師生關系、同伴關系更可能影響其生命意義感的形成與體驗。因此,與初小學生相比,親子依戀對高中生生命意義感的影響可能相對較弱。未來研究有必要以初小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家庭儀式經由親子關系和生命意義感影響自我控制發展的關鍵時期。

本研究還發現了性別與家庭儀式的相關性,表現為女生更多地參與和投入到家庭儀式中。其原因可能在于,相比于男生,女生在青春期階段更愿意與父母保持聯系,對父母的回避程度較低,同時也會花更多的時間待在家里(Ruhl et al.,2015),這為更頻繁地參與家庭儀式提供了可能。本研究揭示了青春期男生在參與家庭儀式上相對于女生的不足,這可能會限制男生從家庭儀式中獲得的社會支持和成長收益,未來研究有必要探討參與家庭儀式的性別差異,以及如何促進男生更多地參與家庭儀式。

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采用自我報告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使其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方法偏差。盡管經檢驗,共同方法偏差并不嚴重。其次,作為橫向研究,本研究并不能從嚴格意義上明確各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未來可對家庭儀式、親子依戀、生命意義感及自我控制開展縱向研究以考察其發展變化,明確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及作用路徑。

未來研究還可從以下兩方面展開。第一,探討家庭儀式與其他家庭變量如何交互影響自我控制和社會適應。青少年自我控制的發展受到家庭結構(Holmes et al.,2019)、家庭社會經濟地位(Vazsonyi & Belliston,2007)、父母教養方式(Li,Willems,et al.,2019)等影響,探討這些因素與家庭儀式的交互作用有助于界定家庭儀式正向促進青少年自我控制發展的限定條件。第二,探討家庭儀式不同類型與自我控制的關系。家庭儀式可分為三種類型:家庭慶典是那些在整個文化中被廣泛實踐的節日和場合,其間蘊涵著社會文化和規范的傳遞;家庭傳統具有鮮明的家族烙印,每個家庭都有屬于自己的傳統,這形成家庭內部獨特的共同身份;模式化的家庭互動最不經意但又最常實施,內嵌于日常生活中并成為生命意義感的重要來源(Wolin & Bennett,1984)。三種儀式形式各異,與自我控制的關系可能不盡相同,對其分別探討有助于揭示家庭儀式對生命意義感、親子依戀的影響及其在自我控制中的作用,并對家庭儀式在青少年發展教育中的實踐起到指導作用。

5 結論

(1)家庭儀式、親子依戀、生命意義感與自我控制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2)親子依戀和生命意義感在家庭儀式與自我控制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該中介作用包括三條作用路徑:親子依戀的中介作用,生命意義感的中介作用以及親子依戀-生命意義感的鏈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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