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城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

孫詠梅 吳曉亮

人類社會大規模的“農民進城”現象始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跨越的16 世紀。以英國“圈地運動”為代表的農業向工業社會跨越式的變革，推動了大規模的“農民進城”潮流。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農民進城”，一方面是農民在土地上受剝奪程度加深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城市資本雇傭勞動的需要。農民進城后獲得了成為產業工人的機遇，較之前獲得了人格與法律上的平等。但是，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又帶來一系列新的不平等。對于“農民進城”中的不平等問題，以西尼爾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并不存在不平等，還有部分學者從經濟增長、歷史發展、稟賦差異、個體努力等角度為不平等進行辯解，認為不平等具有合理性和有益性。馬克思指出：“無償勞動的占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才是工業化帶來的不平等的根源，只有通過制度變革，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不平等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推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消除了封建社會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工業產業的發展為農民進城提供了進城發展的機遇。然而，受限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積貧積弱的農業基礎和工業化轉型過程中發展不足的制約，我國農民進城仍然面臨著諸如城鄉二元經濟差異、福利待遇城鄉不均等諸多新的問題。研究資本主義國家農民進城中的不平等問題，對我國解決好進城農民遇到的問題及推進進城農民不斷走向共同富裕，都有較好的借鑒意義。

一、“農民進城”的不平等與理論思辨

（一）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下“農民進城”的不平等及其根源

自16 世紀開始，資本主義工業的崛起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掃清了障礙。英國工業革命引領了當時歐洲社會的進步，促使農民不斷地離開土地加入城市化的進程，其身份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2〕。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剝削造成了農民進城必然面臨著深刻的不平等。

1.資本主義早期“農民進城”中的不平等及其表現

“農民進城”的不平等最早出現在歐洲由農業向工業社會跨越時期。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在14 世紀開始萌芽并逐漸發展，伴隨資本的原始積累，人口城市化也逐漸形成了規模。英國的人口城市化以“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為開端，盡管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掃除了封建制度的殘余，卻也以極其殘酷的手段剝奪了自耕農的土地，將大量的農民驅趕到城市“血汗工廠”。農民進入工業后，“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做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3〕。在12—19 世紀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圈地運動”中，少數“公有土地”被圈導致一般民眾不得使用私有田，被驅逐的農民被迫進城成為新的產業工人。

對于英國工業革命中農民進城后遭遇的不平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政治經濟學批判》等著作中指出，英國工業革命給農民帶來了進城勞動的機遇，但他們面臨著不平等待遇和深刻的絕對貧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新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造成兩極分化，并且工業化導致機器排擠工人，加深了勞動者的不平等?！霸诠鍪止I和手工業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廠中，是工人服侍機器?！薄?〕在英國城市化進程中，工人不但工作強度大，其生存環境更加惡劣，工人忍受高患病率和高死亡率，約翰·西蒙指出，這個死亡率被大大低估了?！?〕

根據19 世紀40 年代英國工人就業狀況的調查，英國的工人階級不同程度地忍受失業威脅，亨利·梅休認為，“一般行業的狀況是三分之一的人充分就業，三分之一部分就業，還有三分之一常年失業”〔6〕。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工人失業狀況的同時也使得工人階級日益貧困化。英國自由放任的管理方式使得“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愈來愈嚴重，危機日益加深，爭奪市場的斗爭愈來愈瘋狂，人民群眾的生活愈來愈沒有保障”〔7〕。

2.當代資本主義國家“農民進城”面臨兩種不平等困境

如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農民進城”面臨的不平等仍在持續。盡管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發展，卻始終無法消除勞動者工作的權利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權的對立關系，其農民進城遭遇不平等突出表現為以下兩種典型狀態：一種是農村土地私有化、規?；图谢潭燃由?，造成農民失地問題嚴重；另一種是資本主義“去工業化”、經濟虛擬化、過度金融化趨勢導致城市勞動密集型工業產業的缺失。前者大多是由于土地私有化改革失敗帶來的農民進城困境，往往造成規模性貧困，后者則是人口城市化失敗帶來的就業不平等。勞動者工作的權利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權始終是對立的，兩種不平等困境變得更加尖銳和突出。

困境一：農民因在土地上受剝奪程度加深而被擠出土地——巴西“農民進城”的教訓

在當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國家，土地完全歸私人所有。土地自由買賣、規模上市和土地所有權向少數莊園主集中的趨勢不斷上升，使得農民土地所有權受剝奪程度近年來持續加深，失地農民人數不斷遞增。土地向農業資本家過度集中一方面加深了農民受剝奪程度，另一方面農民被擠出土地被迫進城——這個問題在巴西有最為突出的表現。

其一，依靠“增長極”帶動區域增長來擺脫不平等問題卻導致貧困更加惡化。在“高增長”經濟發展戰略的宏觀背景下，1960—1980 年，巴西GDP 年均增長率為7.1%，其中在1968—1974年，更是取得了10.1%的高速增長的“巴西經濟奇跡”〔8〕。另一方面，為了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戰略目標，巴西舉借了大量外債，在20 世紀80 年代初期，巴西深陷由債務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之中，這加劇了社會矛盾，使原本就招致巴西人民不滿的軍政府的統治地位更加岌岌可危。

其二，農村土地改革失敗導致失地農民搶地運動頻繁發生。巴西自20 世紀60—80 年代實行農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政策的多次搖擺加劇了土地向莊園主的集中程度——1%的土地所有者擁有全國46%的土地。①參見〔巴西〕韋洛索、〔巴西〕佩雷拉、〔中國〕鄭秉文主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經驗教訓》，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3年，第168-175，168-175頁。失地農民被擠出農耕業被迫流向大城市，聚集在城市邊緣，形成城市貧民部落。盡管在數十年的時間內，巴西農民數量由1960 年的70%下降到現在的20%左右。但是，2000 年的巴西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巴西的城鄉中間地帶的貧民窟數量已由1991年的3188個增加到2000年的3905個，并由大城市向中等城市蔓延。②參見〔巴西〕韋洛索、〔巴西〕佩雷拉、〔中國〕鄭秉文主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經驗教訓》，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3年，第168-175，168-175頁。為了重新獲得土地，一方面因失地而進城的農民不斷向政府表達重新獲得土地的訴求，另一方面進城農民貧困化現象嚴重，失地農民搶地事件時常發生。例如，1996 年在巴拉那州爆發了上萬人參加的大規模占領土地運動。

其三，由“增長極”向福利主義轉型失敗對進城農民的擠壓。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后，巴西政府認識到涓滴效應的想法并不切實際，于是向福利主義靠攏，如卡多佐政府時期的全國最低收入保障計劃、羅塞夫政府時期的持續收益計劃等。這些過度的社會福利卻加重了政府債務負擔。為了彌補赤字，巴西中央銀行增發貨幣，擴大信貸規模，這樣反而加劇了通脹。1987 年巴西的通脹率為365.9%，1988 年通脹率更是高達981.0%?！?〕高通脹一方面降低了進城農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致使時任巴西總統的科內爾不得不采取緊縮性經濟政策，結果導致巴西經濟下滑，失業率高企。同時，在“華盛頓共識”的影響下，巴西進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如實施國企私有化、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加劇了兩極分化，貧困發生率從1986 年的23.7%回升至1993年的30.4%（見圖1）?！?0〕

圖1 民主轉型時期（1980—1995年）巴西主要貧困與經濟指標

困境二：工業缺失使得進城農民缺少就業載體——印度“農民進城”的教訓

城市工業產業缺失或經濟虛擬化是農民進城所遭遇的另一個困境。資本主義國家缺少宏觀調控與統一的產業規劃布局，“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災難叢生的根源”〔11〕。

農民進城后，受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影響，城市缺少工業產業體系提供就業崗位，失業的進城農民不斷貧困化，在城鄉接合部逐漸形成城市貧民窟。城市管理的碎片化、效率低下、公共服務遞送不足、腐敗嚴重等問題使得農民進城后遭遇的困境雪上加霜。印度城鎮化失敗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以人多地少為特征的印度農業無法為農業人口提供足夠的土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長不斷推動農民進城。印度農民規模性進城始于20 世紀60 年代，1961 年城市人口的比重僅為17.97%，到1991 年則上升到25.71%，2011 年又上升為31.16%〔12〕，城市化呈勻速爬坡狀態。經過數十年的積累，進城農民不斷增加，而城市人口承載能力極為有限，這些農村轉移人口因缺少相應的工作機會和勞動載體，變為流動于城鄉之間的特殊群體，形成了大城市發展與城市貧困并存的“集中性貧困”現象。

聯合國發布的《印度城市貧困報告2009》的數據顯示，印度處于貧困狀態的城鎮人口超過8000 萬，4000 多萬人口居住在城市貧民窟?！?3〕相較于城鎮化前從事農村種植業的收益，城鎮化帶來的是集中的貧困。在印度經濟發展過程中，因為資本積累不足，加上農業貴族在政府決策中的勢力，一部分資本被抽走，工業發展因為缺乏資金而速度減慢，導致容納勞動力能力較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舉步維艱。從城鎮化規模來看，印度的城鎮以發展孟買、新德里等大城市為主，中等城市發展停滯，小城鎮則數目很少。由于大城市中工業容納勞動力能力有限，大量的農民缺少正常就業渠道，進而成為城市新增失業人員，使得城郊貧民窟累積矛盾增多，造成諸多社會問題。

（二）如何理解“農民進城”中的不平等：一個長期存在的理論爭議

對于“農民進城”中的不平等問題，長期以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西方自由主義流派產生分歧的一個焦點。在某些自由主義流派的學者看來，自由往往是高于甚至凌駕于平等之上的，平等應該附屬于自由。馬克思主義平等觀認為，實現人類社會的公平與公正是社會發展的高級形態，只有建立社會主義才能徹底實現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平等。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研究為我們比較分析中國“農民進城”現象提供了理論啟示。

1.工業化崛起過程中的“農民進城”是否存在不平等

對于由工業文明的崛起帶來勞動者的不平等問題，西方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以西尼爾、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工業化崛起過程中要素配置遵循的是效率規則，因為“無形的手”會使資源配置趨于平衡并呈現出效率目標下的合理性，勞動力作為經濟運行的要素，符合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原則。因此，一些理論家們關注的不平等問題并不存在，無需思考如何解決不平等。

對此，西尼爾進一步解釋了工業化崛起過程中為什么不存在不平等問題：資本家致富是出于省吃儉用，即“節欲”的結果。對資本的存在說來，它的協助是必要的，它對利潤的關系就和勞動對工資的關系一樣?！?4〕亞當·斯密指出，以要素貢獻為規則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工人因工業化崛起獲得更大的好處，而非獲得不平等，“社會處于進步狀態并日益富裕的時候，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樂”〔15〕。哈耶克強調，平等是從自由派生出來的，“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一樣”〔16〕。

馬克思批判了不平等合理性的觀點，對工業化崛起過程中的不平等進行了全面的分析，發現伴隨資本主義財富的不斷積累，工人階級面臨失業以及貧困化的趨勢，這種根源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不平等是極不合理的。

2.工業化崛起過程中存在不平等，但它是否具有合理性、有益性

為了給不平等辯護，一些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者認為，工業化崛起過程中存在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經濟發展所伴生的自然現象，具有其合理性甚至是有益性。馬爾薩斯、劉易斯等人認為，工業化崛起過程中存在的不平等來自勞動者個體稟賦的差異，這種不平等無需給予過多關注。進一步地，更多學者認為不平等不但對經濟增長沒有害處反而是有益的。

從不平等對經濟增長有益的角度看，加勒等、福爾貝斯等通過研究認為，收入不平等能夠帶來較高的總儲蓄和投資率，從而增強銀行的放貸能力，促進投資活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7〕阿瑟·劉易斯通過建立兩部門模型，提出收入不平等能夠讓財富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加快資本積累，實現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轉型?！?8〕圣保羅等通過研究發現，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政府加大對公共教育的投入越多，越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經濟增長?！?9〕加勒等認為高技能工人集聚在技術進步部門，不平等的存在有利于他們提高技術進步率和經濟增長率?！?0〕

從不平等是否合乎歷史發展邏輯角度看，有學者認為農業向工業化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平等具有其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無需探尋解決方案。例如，斯蒂格利茨指出，“上層群體的收入是當之無愧的，制止不平等和再分配的成本是更大的”〔21〕。阿馬蒂亞·森認為同樣的平等訴求下不平等具有動態性，因為“在某些特殊情形下，那些認為社會制度設計的中心任務應是使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個人自由權項（liberties）的自由至上主義者未必會反對收入平等，但如果條件發生了變化，這些自由至上主義者仍會主張自由權（liberty）的平等而不是某些條件下的收入平等”〔22〕。

從不平等的來源及不平等的承擔者角度看，有學者認為，盡管工業化過程中存在著不平等，但不平等來自個體能力的差異。馬爾薩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將此歸結為人口法則的作用，工資差別是人的能力和人種的體現。 羅默認為，收入不平等除了社會制度等因素外，還有個人能力、努力程度等個人主觀因素?！?3〕卡佩倫等將個體因為努力的差異而產生的收入差異界定為“公平的不平等”〔24〕。阿馬蒂亞·森認為不平等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包括先天條件如稟賦、代際傳遞以及后天條件如教育?！?5〕

馬克思通過研究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民進城后存在著極度不合理的不平等待遇，其根源直指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存在著深刻的矛盾，這種矛盾決定著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必然滅亡的趨勢。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才能解決工人的不平等問題。

（三）解決“農民進城”中不平等問題的理論思辨

對于農民進城中的不平等問題，盡管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可其合理性或必然性，但在現實中卻常常引起貧富分化和社會腐化，甚至引發經濟危機。近幾十年來，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開始對此進行反思和探索，其中包括通過經濟自身的加速增長、分配領域的平衡作用以及給弱勢群體賦權等。然而這些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改良主義觀點并未觸及不平等的實質。馬克思站在了資產階級的對立面，他提出要變革資本主義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

1.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或改良主義對不平等問題的三類解決方案

近年來，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改良派經濟學家們為資本主義國家“農民進城”遭遇的不平等做了大量的辯解，并在理論上探索了“農民進城”中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大體上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通過經濟增長本身來自動消減進城農民的不平等。西方涓滴效應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具有自動消減不平等的能力，重點是要加速經濟增長，新創造的財富會如水滴一樣自動流向在工廠的勞動者手里。庫茲涅茨認為經濟的發展與不平等程度的發展呈現出倒U 型曲線，“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迅速擴大，爾后是短暫的穩定，然后在增長的后期階段逐漸縮小”〔26〕。然而，諸如巴西等“增長極”減少不平等策略的失敗，為第一類不平等解決方案提供了有力的來自現實的反擊。

第二類是動用“有形的手”通過分配領域來解決農民的不平等。弗里德曼提出“負所得稅”，即通過政府確定一個收入標準線，收入高于此線的人付稅，低于此線的人得到轉移支付?？柖嗾J為國民收入分配朝著有利于資本家的方向發展，需要調整勞資收入分配關系，穩定經濟增長，實行收入分配均等化?！?7〕斯蒂格利茨則主張健全稅收制度，消除其存在的漏洞，“應確保上層群體所納的稅占其收入的比例至少要與較低收入者的一樣大”〔28〕。皮凱蒂更是希望征收全球累進資本稅，因為它“是通過民主手段控制財富爆炸性自我膨脹的唯一途徑”〔29〕。然而，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導致國家經濟不景氣，也在事實上對第二類不平等解決方案給予了有力的否定。

第三類是賦予窮人更多的權利以實現機會平等。阿馬蒂亞·森認為，不平等的根源是個人權利的缺失。他在《貧困與饑荒》一書中認為饑荒的原因是缺少糧食的所有權，其中社會、制度、國家等是主要影響因素。對此，他提出在法律上給窮人賦權，以解決社會對窮人的不公待遇。艾德勒認為，只有權利平等才有公正，“只有人在他們所提出的有關條件的平等或結果的不平等問題上，才有正義與不正義”〔30〕。羅爾斯則把平等當作正義原則的基本規定，“所有的社會基本善都應平等分配，除非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在這里，“基本善”是指“自由和平等的人（如這種政治觀念所闡明的那樣）作為公民所需要的那些東西”〔31〕。德沃金認為實現平等的根本途徑是資源平等，“資源平等就是在個人私有的無論什么資源方面的平等”〔32〕。盡管阿馬蒂亞·森等經濟學家的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樣高的榮譽，但在他們長期從事調查研究的非洲地區的窮人至今仍苦苦掙扎在不平等的泥潭。

綜上，盡管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改良派經濟學家們為農民進城遭遇的不平等問題作了大量的思考和辯解，同時，為解決不平等問題作了一系列的理論探索，卻被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不平等的現實徹底地否定了。

2.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不平等問題的思辨及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路徑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不平等導致了勞資階級間的收入和權力不平等。如前所述，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不平等來源于窮人擁有更少的權利，但是“不僅要關注所有權模式和交換權利，還要關注隱藏在它們背后的因素”〔33〕。然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并沒有要改變私有制，而是站在改良的視角，把法律上的平等等同于全部的平等，這種偏激的平等觀注定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首先，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制造工人不平等的根源。馬克思主張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用勞動主權替代資本主權，實現社會的公平、公正。馬克思在提出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提出“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34〕。

其次，馬克思認為，制度變革的根本動力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物質生產從根本上決定了整個社會及其制度的發展?！半S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薄?5〕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重要的反作用，并服務于社會經濟基礎，“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36〕?！吧鐣贫戎械娜魏巫兓?，所有制關系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產生了同舊的所有制關系不再相適應的新的生產力的必然結果?！薄?7〕

再次，推動制度變革的階級力量只能是無產階級。馬克思所說的人是社會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8〕。因此，馬克思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認為有意義的并非個人利益，而是階級利益。階級社會制度變革的主體是階級，并且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階級方，即無產階級。階級之間的斗爭直接導致了制度變革，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表現。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是對抗性的，必須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決。對于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39〕。

二、中國解決“農民進城”不平等問題的實踐探索與努力

英國“圈地運動”產生的不平等問題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并未消除，資本主義國家農民進城面臨的不平等困境較之以往更為典型和集中。那些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改良派經濟學家開出的“藥方”并不能根治不平等痼疾。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一直為消除不平等進行著不懈的努力，一方面以實現耕者有其田為特征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立，從制度層面切斷了不平等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城市工業產業的崛起，造就了中國進城農民城鄉雙向無障礙流動的獨特性特征。當然，受限于中國城鄉二元經濟差異及產業發展非均衡的制約，我國進城農民也會面臨諸如福利保障不平等的問題，因此，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這些矛盾和問題，對我國農民走新型城鎮化道路及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具有較大的啟示。

（一）解除中國農民進城的后顧之憂，讓農民成為真正的土地主人

新中國的土地改革使得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截至1952年冬，在建設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進程中，全國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3 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4600 萬公頃土地和大批的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消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350億公斤糧食地租的重負?！?0〕從1949 年到1952 年，糧食產量增長了44.79%，農業產值增長了49.00%?！?1〕由于當時生產力的局限性，土地改革盡管并未消除貧困問題，但是廣大貧苦農民因為土地改革而獲得了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翻身。

新中國進城農民改變了其身份與地位。在20世紀50 年代初期，我國開始了以“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進程，為新中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基礎。通過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建立了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城鎮化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伴隨我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我國城鎮化過程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起步階段（1949—1965 年）、停滯階段（1966—1977 年）、穩步發展階段（1978—1994 年）、快速推進階段（1995 年至今）。農民在這四個階段進入城市并成為新增產業工人。

自20 世紀50 年代開始，中國農民開始由農業向工業產業轉移。在1960年前的城鎮化進步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和人口遷徙是自由的，沒有實施嚴格的戶籍制度，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迎來了一個較積極的發展期。我國城鎮化率由1949 年的10.64%增長到1960 年的19.75%。農民進城獲得了市民身份，有效緩解了農業生產力不足給農民帶來的困擾。20 世紀70 年代前后，受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以及城市資源短缺的影響，我國實行了嚴格的戶籍制度，農民進城增幅大大下降，城鎮化處于停滯階段。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加快，對農民勞動力的需求不斷上升，尤其是1995年后，中國逐步成為制造業大國，對勞動力需求的急劇增加極大地吸引了農民進城（見圖2）。

圖2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經歷了一個先由農民變成農民工，再由農民工變為市民的過程，在這一階段中，農民不斷實現由擺脫貧困向共同富裕目標的跨越?！?2〕截至2021 年底，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9251 萬人，比上年增加691 萬人，增長2.4%。其中，外出農民工17172 萬人，比上年增加213萬人，增長1.3%。2021 年末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13309 萬人，比上年增加208 萬人，增長1.6%（見圖3）。

圖3 中國農民工總數增加情況

近年來，中國進城農民生活狀況和收入大幅度提升，一方面得益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使農民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國工業化的發展為進城農民提供了足夠多的就業崗位。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工業產業鏈條完整的國家，農民進城后，有健全的工業產業體系為其提供就業崗位，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工業產業為其提供了良好的就業保障。

（二）加速中國工業現代化，為進城農民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消費資料工業在制造業中占統治地位；第二階段為生產資料工業增長高于消費資料工業增長；第三階段為消費資料工業所占比重與資本資料工業比重相同；第四階段為資本資料工業所占比重大于消費資料工業。我國基本上已經跨過了前兩個階段，進入到了工業化的中后期。隨著農業向工業的轉移過程中速度與質量的共同提升，將會有更多的農民不斷進入城市，成為新增產業工人。

解決我國農民進城中的不平等問題，首先要通過工業產業的優化與升級，刺激產生有效的“做蛋糕”效應，為進城農民“分蛋糕”，提供充足的物質基礎。其中，通過發展高科技、人工智能，優化工業產業結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層次的就業崗位。

其次，通過科技創新提升工業產業增長質量，提升進城農民工資收入水平，增加進城農民的生活和工作福利，通過發展科學技術為工業產業質量的提升注入新的驅動力，培育和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推動農民工的可持續就業。

最后，印度和巴西城鎮化模式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工業化的發展與農村的發展有密切聯系，城鄉融合與聯動對解決進城農民的不平等問題具有良好的推進作用。一方面，工業化的發展為進城農民提供了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工業化為提高農業生產力、推進農村規模經營發展提供了技術條件。因此，必須科學處理城鎮化進程中工業化與農村發展的關系，才能更好地解決具有雙向城鄉流動特征的進城農民遇到的不平等問題。

三、更加注重機會公平：我國未來進城農民共同富裕之路探索

中共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促進機會公平，凸顯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平等性原則。解決進城農民起點、過程與終點的不平等，正是未來實現機會公平的重要體現。當前，我國已經開啟了以實現農業現代化推進農業強國的新階段，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更加注重機會公平，“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的發展理念更是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將勞動者放在了更為重要位置的特點。當前，中國進城農民總數已經高達三億人，他們正成為新的現代化建設中產業大軍的重要成員，更加注重其機會公平是解決進城農民權益不平等的重要保障。

（一）“以人民為中心”“注重機會公平”是解決進城農民不平等問題的根本保障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人民”是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到“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再到“讓現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深刻的民生情懷與為民初心?！耙匀嗣駷橹行摹薄案幼⒅貦C會公平”的理念是解決中國進城農民不平等問題的根本保障。

在我國進城農民中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實現機會公平，首先，要解決好起點公平，尤其是要解決好農民農閑時進城“就業難”問題，政策導向應該更加注重為農民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其次，要落實進城農民勞動過程中的公平，鼓勵承載進城農民工就業的工業產業不斷做大做強，通過產業優化升級和增加職業技能培訓等，為進城農民提供更多的增加收入和選擇工作的機會。最后，要以工業現代化促進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使進城農民在進城打工以及中途返鄉中實現城鄉之間無障礙流動，為城鄉雙向流動的農民帶來城鄉雙重收益和工農業雙重收益?？傊?，解決進城農民起點、過程與終點的不平等，正是我國推進機會公平的重要體現。

（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破除我國進城農民權益不平等的障礙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使我國農民掌握了土地等生產資料，解決了私有制條件下的權利的不平等。然而，受制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不足及財富創造的有限性，我國仍然具有顯著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進城農民也面臨著權益不平等的障礙。盡管我國在2020 年底已經徹底消除了絕對貧困，但進城農民還存在著相對貧困，諸如能力貧困、精神貧困、福利貧困等都需要建立扶貧的長效機制來解決。我國農民進城的不平等，是來自城鄉二元經濟分割帶來的城鄉保障權益的不平等。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并不徹底，出現了“半城鎮化”現象，即農業轉移勞動力既不能享受城市市民待遇，又不能阻斷同鄉村落后性的聯系。近年來，我國進城農民遇到了新的保障權益不平等的障礙，尤其是進城農民“求職難”與企業“招工難”的矛盾突出，導致農民工就業極不穩定，非正規就業現象突出，隨時面臨找不到工作返回家鄉的風險。

對此，要發揮出社會主義制度解決農民進城不平等的制度優勢。資本主義私有制無法克服勞資對立矛盾，而我國不平等更多來自生產力不發達的“分蛋糕”效應，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來消除。

（三）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土地集體所有、農民互助合作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提出解決進城農民不平等問題的根本路徑。關于在社會主義階段農村土地如何經營生產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提出了集體勞動的組織形式，農業實行國營農場和合作社經營。對于改造小農的立場和原則，恩格斯還提出，不能強行剝奪農民財產，加入合作社應采取自愿原則，國家要給予合作社以經濟幫助。

長期以來，農村集體所有制貫穿著我國農村土地改革全程，是黨和國家結合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狀況所探索出的土地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從根本上保護了廣大農民的土地權益，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當然，我國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在實踐中存在集體的主體不明晰等問題，缺乏科學的頂層設計，導致集體所有制被錯誤地解讀，進城農民合法權益無法得到落實，這嚴重影響了進城農民自身的復位。

馬克思的不平等理論對我國農民進城的道路選擇提供了重要的啟示。盡管馬克思的理論主要關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對立和經濟不平等，但其基本分析框架和思考方式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農民進城的動力和挑戰。在中國，農民進城是一個從農村農民向市民轉變的復雜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個方面的變化，在進城過程中出現的不平等問題會影響進城后的生活和發展機會。對此，政府應該關注農民工的權益和福利，采取措施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同時，應該努力縮小城鄉二元差距，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推動進城農民走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