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評價及影響因素研究

李金鎧,董婷婷,魏 偉

(1.鄭州大學 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2.黃河流域資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河南 鄭州 450001;3.河南省碳中和研究院,河南 鄭州 450001)

0 引言

推進高質量發展是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的根本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未來要以城市群為依托,加快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布局。中原城市群作為中國七大國家級城市群之一,覆蓋河南、安徽、山東、山西、河北5省30市,是落實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區域。中原城市群依托自身的文化與區位優勢,將旅游產業發展成了區域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重要引擎。然而,與人們慣常認知的“綠色產業”有所不同,旅游業快速發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已不容忽視。據測算,2000—2017年中國旅游業碳排放總量從4 120.70萬t增加至20 365.59萬t[1];同時,還因粗放化、超速化、過度商業化等問題加劇了資源與環境的消耗和破壞[2];這無疑會阻礙中原城市群的綠色崛起與高質量發展進程?！丁笆奈濉蔽幕吐糜螛I發展規劃》明確指出高質量發展是我國旅游業發展的主線,其中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條要求?！丁笆奈濉甭糜螛I發展規劃》同樣強調,要堅持生態優先,加快推動旅游業綠色發展。綠色發展理念被認為是第二代可持續發展觀[3],它是美麗中國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也是實現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和提質增效的重要途徑。因此,系統闡釋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內涵,繼而科學把握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水平與狀態、時空演化規律與影響因素,對中原城市群的綠色崛起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推進與綠色發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日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其內涵從簡單的親自然旅游,發展到如今追求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的協調均衡[4]。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是強調“質量”與“效率”的高質量發展[5],反映的是旅游經濟—旅游社會—旅游生態三維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6]。近年來,學者們多圍繞旅游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問題,形成了兩種研究趨向:一是將旅游業碳排放[7]、旅游能源效率[8]、旅游生態效率[9]、旅游綠色發展效率[6,10]、旅游業綠色生產率[11]等作為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替代指標進行測算,這類單一指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衡量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成效,但是狹義的效率測算難以反映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多維性。另一種則是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測度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學者們從旅游景區[12]、省域[13]及國家[14]等多種空間尺度構建了旅游經濟綠色增長[15]的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選擇多側重于經濟增長、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難以體現出新時代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多方面內涵。研究方法選擇上,多利用熵權法、層次分析法、TOPSIS法進行指標體系賦權;進而采用面板Tobit、空間自回歸、VAR等模型揭示旅行距離、交通方式[16]、產業結構、城鎮化、創新投入[17]、環境治理[18]等因素是否影響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或者利用障礙度模型、地理探測器模型[19,20]去探究哪些因素嚴重制約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以期為旅游產業綠色轉型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論借鑒。

綜上可見,已有關于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研究成果雖較為豐富,但少有學者從系統視角出發,構建多維旅游產業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在研究空間上忽略了市域等微觀角度,對城市群的關注度不足。鑒于此,本文以中原城市群30個地市的旅游產業為研究對象,引入綠色發展“三圈模型”,結合旅游產業的特征,構建兼顧質量、效率與協調的旅游產業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借助熵權法、空間相關分析法、耦合協調度模型等方法來刻畫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時空演化特征,并運用地理探測器識別影響因素,以期為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決策參考。

1 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1.1 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內涵

綠色發展是一項貫穿經濟、社會、生產、生活等方面的系統工程,不僅強調發展速度,更強調發展質量、效率、協調與均衡[21];可持續發展是綠色發展應有之義,高質量發展是綠色發展最終目的。綠色發展以增強經濟活力、增進社會福祉、增益生態財富為目標,強調經濟、社會與生態3個系統的協調共生與多元發展[22],實現不以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為代價的經濟增長[23]。而旅游業是典型的資源環境依賴型產業,且具有綜合性、經濟性、文化性、生態效應、幸福價值效應等特征與功能[24],與經濟、社會、生態、政治、文化息息相關,涉及政府、企業、旅游者、居民等利益相關者。因此,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綠色發展理論和人地和諧共生論,引入綠色發展“三圈模型”,結合旅游產業的特征,構建了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內涵框架(圖1)。

圖1 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內涵框架

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強調以旅游目的地的綜合發展代替片面的旅游經濟發展[25],注重旅游產業發展的質量、效率與協調。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是在政府、企業、旅游者與當地居民的共同參與下,以旅游綠色增長為手段,實現旅游綠色財富累積與旅游綠色福利提升的高質量綠色發展[5,22],也是三者協調發展程度的體現[6]。在旅游產業綠色發展“三圈模型”中,旅游綠色增長的內涵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旅游經濟活動的低能耗、低排放特征;二是旅游經濟活動的“高素質”,即以創新驅動、產業升級、效率提升為手段,逐步推動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實現“脫鉤”[22]。旅游綠色財富主要體現在旅游賴以生存的基本物質環境,除了自然環境狀態與人工環境建設外,綠色增長管理也是綠色財富的重要體現。旅游綠色增長管理是通過制度創新等手段(如政府規制)實現旅游綠色生產,以降低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的負面影響。旅游綠色福利的本質是利益相關者生命質量與生活品質的提升,主要體現在游客體驗性福利與居民生活性福利兩大方面[26]。旅游經濟系統的綠色增長是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動力,是旅游綠色財富累積和綠色福利提升的必要條件,旅游生態系統的綠色財富是基礎與載體,旅游社會系統的綠色福利是最終發展目標。

1.2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依據系統性、科學性、可操作性等指標體系構建原則,借鑒近年來旅游業綠色發展相關評價研究成果,并參考國家發改委印發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構建的中國(城市尺度)綠色發展評價體系[27];圍繞“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影響因素”對相關文獻資料中的內外部因素進行篩選與整理,綜合運用文獻研究、頻度統計和交叉分析等方法初步篩選得到42個高頻指標,囊括旅游資源稟賦、綠色產業規模、綠色產業結構、綠色政策支持、綠色投資要素、綠色富民惠民等多個一級指標。依據前述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內涵框架,從旅游綠色增長、綠色財富和綠色福利3個方面選取指標,綜合考慮評價的主要目的、數據的可獲取性及中原城市群的具體現狀,復核后保留26個指標,得到最終的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表1)。

表1 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系統中存在旅游綠色增長、旅游綠色財富和旅游綠色福利三大子系統。旅游綠色增長水平通過綠色生產、產業結構和經濟績效三大準則來衡量。旅游綠色生產具體通過旅游業廢氣、廢水排放量與能源消耗量來表征,需借助旅游總收入占GDP總量的比值進行換算[20,28]。產業結構升級主要體現在國際化水平、高級化水平與創新化水平的提升;具體地,國際化水平,即入境旅游市場份額,選取“入境旅游收入占旅游總收入比重”這一指標來測算;高級化水平,即人均旅游消費支出;創新化水平,即旅游業R&D經費,同樣借助旅游總收入占GDP總量比重來折算[29]。旅游經濟績效主要包括旅游產業貢獻率、旅游總收入增長率、資本與勞動的生產效率;旅游勞動生產率以旅游總收入與旅游就業人數的比值來表示,旅游資本生產率以旅游總收入與旅游業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值來表示,旅游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借鑒賀臘梅[8]的計算方式,以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四大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表征。

旅游綠色財富主要體現在各地市的自然環境和人工環境狀態及綠色增長管理,分別對應環境質量與環境治理。環境質量具體通過人均水資源量、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和空氣質量達標天數比率來衡量;環境治理主要通過污水處理率、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和節能環保投入力度來衡量。旅游綠色福利反映了旅游業發展對居民生活福利和游客體驗福利的影響;居民旅游恩格爾系數、旅游帶動就業人數分別體現居民休閑福利與就業福利,其中,居民旅游恩格爾系數用以正向反映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消費的增加,借鑒孫根年等的研究[30],通過計算交通通信及服務、教育文化娛樂與醫療保健的消費總和與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值獲得。游客體驗性福利,即旅游目的地基礎設施與配套設施的建設情況,具體通過公共圖書館、文化館與博物館總數、星級飯店數、A級景區數、每萬人擁有公共廁所數及公共交通車輛等指標來衡量。

1.3 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選取中原城市群30個地市作為研究對象,采用的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2016—2021年的統計年鑒與2015—2020年的統計公報,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等生態環境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水資源總量來源于水資源公報,污染物排放、空氣質量等數據來源于環境狀況公報;矢量數據來自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部分缺失數據通過平均法加以補全。

此外,旅游就業人數和旅游業能源消費量需要在公開獲取的統計數據的基礎上通過計算與整理后得到。具體如下:①旅游就業人數?？紤]到數據的可獲取性,借鑒石培華對旅游就業范圍的界定[31],本研究以旅游直接相關行業的就業人數代替旅游就業人數;其中,旅游直接相關行業包括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居民服務、修理與其他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以及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七大行業。②旅游業能源消費量。在能源統計年鑒中,與旅游業密切相關的產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8],借鑒姚丹等的做法[32],利用行業系數將各地市的旅游相關行業能源消費量從全省第三產業能源終端消費量中剝離出來,繼而利用旅游發展系數將旅游業能源消費量從各地市涉及旅游業的第三產業能源消費量中提取出來。計算公式為:

(1)

式中:i表示行業部門,即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與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Ec為各地市的旅游業能源消費量;Rc為各地市的旅游發展系數,即旅游總收入占第三產業生產總值的比重;Ei為全省分行業能源消費量;Pic為各地市i行業系數,即各地市i行業產值占全省i行業產值的比值。

1.4 研究方法

考慮時間變量的熵權法。熵權法是一種利用信息熵來確定權重的客觀賦權法,能夠規避主觀因素對權重確定的干擾,較為客觀地反映各指標在綜合評價中的重要程度。本文旨在測度2015—2020年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將時間變量納入傳統熵值法計算過程中,具體操作步驟參考相關文獻[33]。

耦合協調度模型。參考周成等研究成果[35],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來評價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增長、旅游綠色財富與旅游綠色福利的協調發展程度,計算公式為:

(2)

(3)

式中:C表示耦合度,取值在0—1之間,其值越接近于1,表明耦合性越好;T1、T2、T3分別表示旅游綠色增長、綠色財富與綠色福利的綜合水平測度值;T為三大系統的綜合協調指數,且T=αT1+βT2+γT3,α、β、γ為待定系數,考慮到旅游經濟、旅游社會、旅游生態3個子系統同等重要,因此將待定系數定為α=β=γ=1/3 ;D為耦合協調度,取值在0—1之間,其值越接近于1,耦合協調度越好。

地理探測器:地理探測器是用于探測空間分異性并揭示其背后驅動力的有力工具,可以綜合分析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空間分異的影響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即因子探測器與交互探測器。使用該工具時所需數據處理步驟如下:首先需借助ArcGIS10.2軟件對自變量X進行離散化和類型化處理,將其由數值量轉化為類型量,其次對中原城市群30個地市進行格點化處理,而后將每個格點所在位置的自變量Y和自變量X的信息提取出來作為輸入數據。具體計算方法和步驟參見相關文獻[36]。

2 結果與分析

2.1 時空演變特征

2.1.1 時間演變特征

由圖2可知,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在2015—2020年整體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并于2019年達到峰值,年均增長率達2.84%。旅游綠色增長、旅游綠色財富與旅游綠色福利等維度表現出一定的協同演進態勢。2015—2019年,旅游綠色財富水平與綠色福利水平、綠色增長水平雖存在較大的差距,但綠色發展狀態持續向好;2020年,因旅游經濟受新冠疫情沖擊較為嚴重,旅游綠色增長水平降至0.074 1,而旅游綠色財富呈快速增長趨勢,從2019年的0.040 2增至2020年的0.051 3,由此,三者之間的差距有所縮小。這表明未來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應更加注重提升旅游產業的經濟韌性、發展質量與效率,以提升旅游綠色增長水平。

圖2 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演變趨勢

2.1.2 空間演變分析特征

由圖3可知,2015—2020年中原城市群各地市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差異顯著。從區域角度來看,鄭州都市圈的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最高,年均值為0.276 0,其次是西部轉型創新發展示范區(后稱為西部示范區),年平均值為0.273 1,接著是南部高效生態經濟示范區(后稱為南部示范區),年均水平達到0.244 0,略高于除鄭州都市圈外的其他核心發展區,可見核心發展區的發展動力主要來自于鄭州都市圈。東部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后稱為東部示范區)與北部跨區域協同發展示范區(后稱為北部示范區)均落后于城市群的整體水平。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大致形成了“西部>中部>東部”的空間分布特征。從地市角度來看,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形成了以鄭州、洛陽、晉城為主力,其他城市齊頭并進的發展格局。由于鄭州、洛陽的旅游發展基礎較好,具有較大的經濟動力,其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一直遠超城市群平均水平,發展優勢明顯;晉城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較高,且表現出較高的增速,于2018年躍入高水平之列。濮陽、菏澤、商丘、周口、阜陽、宿州等地市處于低水平之列,在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各方面,尤其是旅游綠色增長水平表現較差。

圖3 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格局

2.2 空間集聚特征

利用ArcGIS軟件計算得到2015—2020年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全局空間自相關指數。其中Moran′sI指數均為正值,且大部分年份通過0.0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原城市群各地市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存在空間正相關關系,即存在明顯的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特征。

利用ArcGIS10.2軟件的熱點分析工具計算并繪制得到2015年、2018年、2020年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冷熱點分布圖(圖4)。由圖4可知,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呈現出西部地區高值集聚和東部地區低值集聚的兩極分化格局。2015—2020年間,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冷熱點空間分布格局并未發生明顯變化。熱點區域主要分布在鄭州及其西部區域,其中洛陽、焦作兩市的高值集聚效應最為顯著。鄭州、洛陽、三門峽、運城等西部地區城市旅游發展力度較大、基礎設施健全,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較高,但鄭州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效應還有待提升。冷點區域主要分布在中原城市群東部地區,從單核(菏澤)分布逐漸發展至雙核(菏澤與商丘)分布,且在研究期間表現出進一步擴大的特征。中原城市群東部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旅游配套設施不健全,環保投入力度不足,導致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較低。整體來看,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仍處于小范圍的集聚發展階段,且具有穩定固化的特征,空間溢出效應不明顯。

圖4 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冷熱點空間分布

2.3 耦合協調分析

為探究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內部的協調發展狀態,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了各地市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系統的耦合協調水平,根據廖重斌提出的協調度等級[37]劃分為10類,同時采用自然間斷點法將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分為高、中、低三類(表2)。

表2 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及耦合協調水平

由表2可知,中高水平的地市大多處于協調狀態,而中水平之列的焦作、長治整體來看仍處于瀕臨失調狀態。究其原因在于,焦作的旅游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旅游綠色增長水平與旅游綠色福利水平隨之攀升,但受環境治理壓力制約,旅游生態系統發展相對滯后;長治的旅游綠色增長水平相對較高,但人工環境建設不完善、富民福利難落實,表現為旅游社會發展滯后。低水平城市均處于失調狀態,發展類型為旅游生態滯后與旅游生態—經濟滯后,失調的原因主要在于環境治理效果差而導致的旅游綠色財富水平較低,或者是經濟發展質效不高而造成的旅游綠色增長與綠色財富水平均偏低。

綜合來看,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平均水平為中等水平,旅游綠色增長、綠色財富與綠色福利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態整體表現為瀕臨失調?？梢园l現,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內部耦合協調水平與其綜合發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這表明由旅游綠色增長、綠色財富與綠色福利共同構成的評價指標體系對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2.4 影響因素

從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內涵視角出發,在指標體系中挑選包含旅游綠色生產、產業結構升級、旅游經濟績效、目的地環境質量、目的地環境治理、旅游綠色富民、居民休閑福利、旅游就業福利、游客體驗性福利在內的9個要素指標,利用地理探測器來揭示其對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作用強度(表3)。2015年、2020年及平均年份探測因子均通過5%水平的置信度檢驗,說明上述因子對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時空分異均有顯著影響。從各因子影響程度的平均值來看,排在前四位的影響因子依次是旅游綠色生產、產業結構升級、旅游經濟績效、游客體驗性福利,q值均大于0.5,可歸為主導因子,其他因素的影響程度相對較低,歸為一般因子。

表3 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影響因素的探測結果

旅游綠色生產是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根本性因素,代表著低能耗、低排放的旅游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升級是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拉動性因素,是關鍵的內在動力。旅游綠色生產、產業結構升級對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均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且作用程度愈加明顯,說明利用技術創新等手段實現旅游產業的綠色低碳生產,提升產業高級化、國際化、創新化水平仍是未來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工作中的重點。2020年,旅游經濟績效正向影響著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且解釋力較強(平均q值為0.548),呈波動變化趨勢。這主要是由于2020年旅游經濟受到較大沖擊,導致各地市的旅游經濟增速與貢獻率大幅下滑。因此,未來如何提高旅游經濟的韌性也非常值得重視,尤其是鄭州、洛陽等具有一定經濟發展優勢的地區。游客體驗性福利是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保障性因素,對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空間分異性具有顯著影響。公共廁所、星級飯店、A級景區等旅游配套設施是旅游產業發展的基礎,大多地市已具備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與服務,但未來仍需加強旅游配套服務的持續建設。

從因子交互探測結果來看(圖5),因子交互的作用強度均高于單因子自身作用強度,交互作用的類型為非線性增強和雙因子增強,交互作用值均達到0.9以上,可見各因子對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空間分異的影響并非孤立作用。2015年,游客體驗性福利與旅游低碳生產、產業結構優化、旅游就業福利,旅游低碳生產與產業結構優化,旅游發展效率與旅游就業福利的交互作用均達到0.9以上。2020年,游客體驗性福利與旅游低碳生產、旅游發展效率、目的地環境治理,旅游發展效率與旅游就業福利,旅游低碳生產與產業結構優化的交互作用增至0.94以上。這說明經濟發展績效、產業結構升級、綠色低碳生產、目的地環境治理、旅游就業福利以及游客體驗福利等因素共同推動旅游產業綠色轉型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旅游低碳生產與居民休閑福利的交互影響力從2015年的0.692增至2020年的0.935,可見旅游產業綠色發展不再片面地關注經濟發展,對旅游社會福利的重視程度不斷增加。

圖5 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影響因素交互探測結果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本文引入綠色發展“三圈模型”,從整體發展目標和系統內部發展狀態的視角出發,對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內涵進行界定,綜合構建了兼顧質量、效率與協調的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理論框架,從市域尺度對中原城市群2015—2020年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研究。主要結論如下:①時序演變方面,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在2015—2020年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并于2019年達到峰值;三大子系統表現出協同演進態勢,但綜合發展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②空間分布方面,區域層面呈現出“西部>中部>東部”的空間分布,地市層面大體形成了以鄭州、洛陽、晉城為主力,其他城市齊頭并進的發展格局。③空間集聚方面,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整體呈現出西部地區高值集聚和東部地區低值集聚的兩極分化格局,且處于小范圍的集聚發展階段,空間溢出效應不明顯。④內部協調發展方面,各地市旅游產業綠色發展內部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態與其綜合發展水平基本吻合,中高水平的地市大多處于協調狀態,低水平城市均處于失調狀態。⑤影響因素方面,因子交互的作用強度均高于單因子自身作用強度,說明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空間分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經濟發展績效、產業結構升級、綠色低碳生產、目的地環境治理、旅游就業福利以及游客體驗福利共同推動旅游產業綠色轉型發展。

3.2 建議

目前,中原城市群旅游產業綠色發展水平普遍不高,區域差異明顯,普遍存在經濟好—生態差、生態好—經濟弱的發展困境?；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①促進產業升級轉型,實現旅游提質增效。首先,打好基礎。注重加大旅游基礎設施投入,加快菏澤、商丘、周口等地區的星級飯店建設,提升旅游配套服務質量。其次,推動產業轉型。加強旅游信息化建設,研究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在旅游領域的深度應用,提升旅游景區等場所的智慧化水平;同時,積極引入AR、VR、元宇宙等數字技術與場景技術,發揮旅游科技創新優勢,以此降低經濟增長過程中對資源環境的消耗與破壞,推動產業創新轉型。強化對外渠道建設與國際營銷,拓展國外客源市場,持續鞏固國內客源市場,提升國際化水平。整合跨區域旅游資源,鼓勵各地區依托自身資源稟賦推進全域旅游,同時強化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的聯動發展,有效延長旅游產業鏈,降低旅游企業的生產成本,提升旅游全要素生產率。②實施全方位綠色增長管理,實現旅游經濟發展的低能耗、低排放。一方面,政府要用好制度創新等手段,積極發揮環境規制作用,支持和引導企業進行綠色創新,加強旅游資源管理和保護;另一方面,旅游企業要用好技術創新等手段,積極應用清潔能源并采取節能減排措施;旅游目的地要借力綠水青山與文化資源稟賦,發展綠色旅游,以此降低旅游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資源消耗與污染排放。③打破地域壁壘,強化輻射效應。首先,要加強各地市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一方面,充分發揮鄭州、洛陽等高水平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通過建立旅游友好關系帶動東部示范區發展;另一方面,鼓勵各地區依托自身資源優勢,探索縱向或橫向一體化發展,加強跨省旅游風景道建設與文化帶建設,帶動區域協同高質量發展。其次,還要針對不同地區實施差異化戰略,根據各地區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實施差異化管理,提高管理與決策的精準性、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