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共同富裕的政治經濟學解讀

黃 冠, 馬瑤瑤

(1.常州大學 瞿秋白政府管理學院,江蘇 常州 213164; 2.蘇州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6)

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1]當前,我們要深入研究黨的二十大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相關論述,全面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積極促進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12月8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明確界定了我國黨政系統近期展開工作的時代背景:“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2]并將“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表述為當前面臨的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的一個重要問題,[3]從而明確了共同富裕是評價當下和未來黨政工作的重要導向性標準。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4]納入到二〇三五年的國家發展的總體目標,明晰了共同富裕對我國整體發展的重要意義。2022年《奮斗》雜志發表的《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一文中,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一些財富不當聚集給經濟社會健康運行帶來了風險挑戰”,[2]這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并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2]這就引出了本文試圖解析的主題:“共同富裕的路,應當怎么走?”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學術界掀起了關于共同富裕的研究熱潮,學者們既有從共同富裕的實現周期、歷程和制度調整方面展開探究的,[5]也有對共同富裕的內涵作出界定并討論其可行的實踐路徑的,[6]還有將共同富裕作為研究背景,通過分析其引發的概念表述的變化,來討論它所反映的社會變遷和觀念轉變的。[7]目前,學術界關于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對共同富裕內涵界定和理論闡述的研究;對共同富裕施政方案和可行路徑的研究;由共同富裕引起的其他相關領域的專項研究?？紤]到本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對我國共同富裕的認知作出解讀,并探討其實施的正當性和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因此關于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和實踐方案這兩類研究成果,就成為我們分析和借鑒的重點。

一是關于共同富裕內涵界定和理論闡述方面的研究。如,任劍濤認為,共同富裕戰略的提出,標志著我國發展結構的變化。這意味著在我國的發展結構中,社會、市場和政府三者間的關系有了巨大調整,社會層面在對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的認知需要作出調整的同時,還要避免將“共富”簡單等同于“平均”;市場架構上既要認識到目前的分配體制中存在的問題,也要明確共同富裕是以“做大蛋糕”為前提基礎的。盡管學者們均認為,政府在介入分配時需要找準定位,但政府在其中是扮演公共服務和利益的提供者,還是專注分配制度的設計者,抑或二者兼顧,仍無明確的答案。[8]關于習近平總書記的共同富裕思想的研讀方面,裴廣一、葛晨認為,共同富裕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大同”理念的當代體現,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物質和精神雙重富裕的社會主義是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標。他們認為,共同富裕是一項囊括了戰略理念、施政思想和發展規劃以及價值標準的全面的整體戰略。[9]

二是關于共同富裕施政方案和可行路徑方面的研究。羅建文、吳小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我國要以推進“共同富?！睘槟繕藖斫⒅贫仍O計邏輯,通過制度改革為全面推動共同富裕打下基礎。[10]許永兵在將廣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論證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操作目標的同時,提出了以經濟增長為基礎,堅持就業優先,提高財產性收入,并加強再分配以及實施“精準擴中”配套施政方略等觀點。[11]在具體的政府執行層面,潘文軒提出以稅收制度調整為抓手,以推進共同富裕為目標,從便利經濟高質量發展,優化分配結構,保障公共服務供給,促進發展轉型,緩解發展不均衡等方面對現有的政策工具作出必要的調整和改革。[12]梁東亮、賴雄麟結合當前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狀況,建議通過配套制度設計,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共同富裕戰略的實現。[13]

總之,就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來看,學界對于共同富裕的探討有全面鋪開的勢頭,但是研究的體系化架構尚未成型,各個研究間的聯系也并不緊密,學者們多是在自己的領域中對共同富裕作出基于其學科背景的解讀,缺乏從時代背景出發對共同富裕實施必要性和正當性及其背后理論邏輯的探討,并且對共同富裕所涉及的經濟、社會與政府關系和整個分配體系的討論也亟待深入。正是出于補充上述不足的需要,本文通過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相關論斷和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相關表述來解讀共同富裕,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對共同富裕的內涵及相關內容作出闡釋。

二、實行共同富裕戰略的必要性

信息化時代,人類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人與人之間的依存和聯系也越來越緊密。與此同時,現代經濟模式也愈發地依托于一國或地區的社會整體發展。如近年來興起的互聯網商貿、共享經濟和虛擬貨幣等,這些新興的商業模式是建立在社會整體發展的基礎之上的。任何企業的成功都不再是單純地依靠單一企業掌控的資源,大量未計價的社會資源被企業無償使用。

以優步(Uber)和愛彼迎(Airbnb)為代表的共享交通和共享居住服務模式為例。一個治安良好、安定的社會環境是它們得以成功施行的基礎條件,但是優步(Uber)和愛彼迎(Airbnb)這類公司并未對這種高度安定的社會環境支付任何成本。又如,在虛擬貨幣這一新興業態中,從業者為獲取虛擬貨幣而給公共電網造成的巨大供電壓力也是當地居民無償均攤的。還如,互聯網商貿實際是建立在社會成員自行購買電子終端,并為學習使用這些網絡技術支付相應成本的基礎之上的。這就出現了成本社會化與收益私人化之間的矛盾。如果縱容這一矛盾的存在,不僅意味著這些能夠將成本社會化的企業,可以在經濟體中攫取高額“租金”,①也意味著整個經濟體效率無法得到充分發揮。這一矛盾的解決必然是以經濟體中各項資源價格基本回歸邊際均衡為結果,但是成本的社會化意味著屬于私人領域的市場難以在解決無償使用社會資源問題過程中發揮作用。這就需要公共的政府部門和融合了公私兩方的社會共同協作,向將成本社會化的企業征收等同于其無償使用的社會資源價值的稅款。然后,通過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渠道,將這些資金散布到整個社會中,以彌補公眾所負擔的經濟成本,從而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而其抵達的邏輯終點就是共同富裕,以及隨之形成的經濟與社會協同發展的良性循環。

如果我們摒除來自時代和經濟模式變化的影響,以普適的理論視角去考慮實施共同富裕戰略的必要性,最先要關注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那些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的經濟體,面臨未能有效解決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問題、又無力擴大內需激活國內消費市場且失去繼續維持經濟增長的能力的困境。雖然學界對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討論不少,但唯有從社會財富分配視角展開的探討,對該問題的解決才具啟發性和可操作性?！爸械仁杖胂葳濉钡慕鉀Q方案指向了共同富裕。[14]

共同富裕方案由政府提出和推行,實際上是經濟機能的局限性所決定的。經濟可以解決社會財富擴大再生產問題,但無法解決因存量財富的占有差距不斷拉大而造成的在增量財富分配中出現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從而破壞整個經濟體的消費力進而使產業升級乏力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存在不但會降低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健康程度,還會從根本上破壞經濟賴以存續的穩定的人群基礎。盡管人們規劃經濟時,會強調其流動性,但從根本上來說,所有的經濟計劃和發展方案的形成均可被解讀成不斷累積的一個個靜態均衡狀態,然而現實中的經濟流轉和發展并不會容納靜態均衡的出現。人類所掌握的經濟工具從本質上說,只能解決有限的靜態問題,而發展帶來的動態問題需要通過政治的介入來解決。

靜態均衡作為新古典經濟理論分析框架下的描述完全競爭的經濟系統運行理想狀態的核心假設,在動態的非完全靜止的現實經濟系統中是難以實現的。[15]新古典經濟學通過假設靜態均衡的存在,構建了以市場為基礎的整套經濟運行和調節系統,在包括生產、流通和分配等在內的各個子系統的運行中,理論上均存在所謂的靜態均衡狀態。如果從社會財富分配這一視角來觀察經濟系統的運行,會發現社會財富分配系統的運行中同樣存在著財富生產和使用的靜態均衡狀態,但由于這一狀態僅存在于理想化的假設之中,現實中的財富分配均衡狀態缺失的累積造成了收入差距的累積和貧富差距的拉大,進而引發市場在社會財富分配方面的失靈,在傷害國民消費能力的同時,造成經濟運行惡化,最終引發全面的市場失靈。正是由于這種市場失靈的存在,為我國共同富裕戰略的推出提供了理論和實踐層面的必要性。

圖1是從社會財富分配的視角對整個經濟體系運轉進行觀察的幾何模型示意圖。假設社會整體財富分配更側重消費的情況下,由曲線I0P0在代表社會財富總量的矩形中切出的淺色陰影部分I0mP0的面積,代表了在任何財富分配情況下恒定不變的直接用于再生產的社會財富份額。當以較低的標準I1將社會財富分配給較多的人口P1時,不規則圖形I0I1b的面積就等于全社會的財富結余(社會福利)。當分配標準被提高到相對較高的標準I2,受益人口被縮小到P2后,I0I2a相比I0I1b減少的面積就代表著社會福利的變化,這之中矩形I2acI1所代表的社會財富被分配給了部分民眾,但是深色陰影abc所代表的社會福利的減損卻未得到任何形式的轉換,這意味著相對不公平的社會財富分配將給社會經濟造成重大損失。也就是說,市場在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失靈,需要政府介入,但同時也會引發是否越平均的社會財富分配就能帶來越多的社會福利的疑問,這是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入探究的另一問題。為此,在將收入分配和財富消費合并考量,形成從分配到消費的新模型后,我們可以從社會財富使用角度對推行共同富裕戰略的必要性和力度進行更為全面的考量。

圖1 推行共同富裕戰略的必要性

盡管新古典經濟學以帕累托最優狀態來描述經濟系統從生產到分配的最優狀態,但通過擺脫單純以貨幣收益來衡量分配結果,并將社會福利效用引入分配體系,在理論和實踐中我們均發現,財富再分配具有在不傷害任何階層社會福利效用的情況下,改善其他階層社會福利效用,進而提高整體社會福利的功能。[16]以此為依據,圖2展示了社會財富分配的理想狀態和實際運行中可能出現的偏離狀態,既明晰了作為推行共同富裕戰略前提的市場失靈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也提示過度平均主義的社會財富分配可能帶來的損失,為共同富裕戰略所引導的社會財富分配均衡程度限定了理論區間。在圖2中可以看到,當一定量的財富以相對較高的標準Ih分配給較少的人口Ph時,相較于以標準Is分配給人口Ps的均衡分配狀態,損失了相當于陰影部分的三角形shn面積的社會福利。這一市場失靈的存在,客觀上要求政府部門介入社會財富分配系統中,通過再分配方式使社會財富分配趨近理論均衡狀態。另外,當社會財富分配在平均主義影響下,跨過均衡狀態,以較低的標準In將社會財富分配給相對較多的Pn人口時,引發的社會財富的過度消耗將對整個經濟再生產造成破壞,其給社會福利效用帶來的損失等同于陰影部分的三角形sde的面積,這就提醒有關部門在實施共同富裕戰略時,需要注意再分配的規模,把握好財富分配的區間。

圖2 不同社會財富分配情況的社會福利效用損益

三、以共同富裕為線索的社會經濟循環解讀

《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一文在具體的工作層面上指出,要實現共同富裕,形成從生產到財富分配,再從消費升級拉動產業升級的社會經濟良性循環,就“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確處理增長和分配關系,把‘蛋糕’切好分好”,[2]其整體的社會經濟循環邏輯如圖3所示?！耙谕苿痈哔|量發展中強化就業優先導向”,[2]著重強調了勞動收入在社會財富分配中的作用,并將就業定位為民生之本,更明確了初次分配在實現共同富裕中的基礎地位?！耙岣呓洕鲩L的就業帶動力,不斷促進就業量的擴大和質的提升”,意味著就業獲得了與社會財富積累同等的重視?！耙С种行∥⑵髽I發展,發揮其就業主渠道作用”,中小微企業因其具有就業主渠道的功能,成為被特意強調的重點支持和發展對象。[2]

圖3 共同富裕的社會經濟循環圖

作為以共同富裕為導向的收入分配系統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零次分配”被設計為在不同行業和地域間進行新增社會財富的調配對象,從而在財富生產和收入分配兩個階段之間發揮縮小地域和行業間可分配財富差距的功效?？紤]到前述新經濟業態攫取“租金”的能力,唯有在收入分配開始前就對新增社會財富進行跨地域和跨行業的調配,才能抵消掉新業態和高新技術行業所攫取的“租金”。對跨地域和跨行業的社會新增財富進行“零次分配”,不僅可以養護落后地區和行業的發展潛力,避免新業態和新技術行業對它們造成過度破壞,而且對新業態和新技術行業通過無償使用各種社會資源而攫取的“租金”進行了提前征繳,在收入分配開始前,就使新增社會財富在地域和行業間的分布達到了靜態均衡狀態,這樣就為爭取達到收入分配的均衡狀態作了必要的前期準備。

《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一文闡明了財富分配體系的架構:“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盵2]這一基本方針為初次分配、再分配及第三次分配之間的協調和互補設立了制度性框架。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也提出了明確規范要求,指出必須“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4]強調通過強化稅收、社會保險和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的功效來提高財富分配的精確性和公平性,從而促進社會整體的和諧與共同富裕戰略的實現。

至此,一個以三次分配體系為基礎,整合各種再分配政策工具,輔以跨地域和跨行業“零次分配”的共同富裕分配系統被清晰構架成型。在此基礎上,通過共同富裕來解決財富分配中的市場失靈問題,推動居民消費水平上升,擴大內需,拉動產業升級,從而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阻礙經濟持續發展的障礙,同時實現跨地域的產業重新布局,進一步推動創新創業和社會財富的生產和積累,形成真正的社會經濟良性循環。

四、共同富裕戰略推動社會經濟良性循環發展的施政關節點

圖3在呈現共同富裕系統架構的同時,也展示了本文從已有文獻中解讀和引申出的實現共同富裕所需著力的施政關節點。

首先,在共同富裕方案的整體規劃中,除了要強調通過三次分配在社會財富分配體系構架中解決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外,還要處理好社會財富生產層面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即解決社會財富如何在不同產業間分配的問題。這就引出了本文主張的“零次分配”環節。為進一步明晰“零次分配”的必要性,需要結合前述對于新經濟模式變化的分析,明確“零次分配”是能有效對抗新經濟模式下成本社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的關鍵手段。要發揮“零次分配”的功能和效果,我們就要發揮其在不同產業和地區間調配新增社會財富的能力,以期實現生產階段的靜態均衡,從而降低后續分配階段實現靜態均衡的難度,為產業和地域間的“共富”打下基礎。為此,需要從“成本社會化”的角度對不同產業間的關系進行重新認知。

如果我們將生產的私人成本社會化能力作為衡量一個產業強勢程度的核心指標,并以此視角來重新認識三大產業,那么可以發現:第一產業是弱勢產業,其生產成本幾乎全部由生產者負擔,在現代工業化生產模式和化肥等物料出現之前,完全沒有將生產成本社會化的能力;相比第一產業,與社會交互頻度顯著提升的第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將生產成本社會化的能力更高,在這兩大產業中,不同行業所依托的技術和模式差異也會顯著影響其從業者將生產成本社會化的程度。這就要求我們依據具體行業的生產成本社會化程度,對該行業的稅負水平作出調整,保證其為無償使用的社會資源支付相應費用,并以此補貼無力將生產成本社會化且負擔了大量社會成本的其他行業。

據此,可將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新分配體系表述為:初次分配是指民眾通過參與生產活動取得的收入分配,再分配是基于民眾社會身份進行的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民眾間自愿進行的慈善捐助,而“零次分配”則是聚焦不同地域、產業和行業間的社會新增財富調配。其中,作為個人核心收入來源的初次分配可以依靠市場經濟進行調控;收入再分配可以依靠私人組織和公共機構來達成財富在不同行業間和不同收入階層間的再分配;慈善捐助可以通過營造有利的公共制度和社會環境,由私人組織來實現全社會范圍內的財富配置;發生在社會財富生產環節和分配環節之間的“零次分配”則要求通過制度性安排,讓消耗社會資源相對較多的產業和行業在進行初次分配前,先為其無償使用的社會資源付費,并通過制度設計,將這些費用轉移給其他弱勢產業。這意味著我國提出的“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可以被重新解讀為:經濟生產兌現“先富”,社會分配實現“共富”。

其次,共同富裕的實現將為我國打造內外雙循環的健康經濟模式提供內生性的持續動力?；谖覀儗ω敻坏倪呺H效益遞減和恩格爾系數的理解,向低收入群體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全社會的富裕程度,將會有效且顯著地提高整體消費水平和經濟活力。在做好跨階層的收入再分配的同時,中西部省份也應做好制度建設和配套工作,為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提供基礎。這不僅有利于解決中西部人口外流問題,促進中西部地方經濟發展,同時也為東部沿海地區服務業升級騰出空間。服務業不但可以吸納成本上漲的人力資源,還有利于提高從業人員的收入,進一步提高社會整體富裕水平。

最后,共同富裕的推進在帶來整體產業升級的同時,還能為我國的創新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創新創業作為具有顯著外部社會收益的高風險性私人行為,私人未能徹底享有的外部收益除了應該得到社會一定程度的積極反饋外,政府還應營造有利于創新創業的社會環境,而共同富裕的社會環境是最有益于鼓舞私人自擔成本和風險進行創新創業的。

至此,我們可以確定,推進共同富裕既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的新的闡釋,[15]更是我國實現產業升級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決方案。共同富裕的實現不僅將帶來我國產業結構和布局的更為合理化的調整,也將為我國的創新發展提供持續動力,促進整個國家形成完整且良性的社會經濟循環。

結 論

綜上所述,基于中國式現代化視域,本文對共同富裕作出如下解讀:首先,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相關論斷和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相關表述,指出共同富裕戰略集中體現了我國增長與分配之間的關系,并強調了以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從而鞏固按勞分配在我國社會財富分配系統中的基礎性地位。其次,在明晰我國現有的由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組成的財富分配體系架構的同時,結合時代背景和經濟業態變化,論證了跨產業和跨地域的“零次分配”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并主張以此來推動經濟與社會的協同發展。通過分析可知,唯有實現共同富裕才能避免貧富差距拉大、消費力不足和“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我國共同富裕戰略的提出,實際上是政府有意識地修補市場經濟缺陷的必由之路,有著天然的正當性。最后,我們發現,共同富裕實際上是一個囊括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多方面內容的整體性戰略規劃,集中體現了我國對政治經濟一體化關系的理解,是實現經濟社會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

注釋：

①這里的“租金”(rent)并不是指我們通常意義上租賃房產或者設備時支付的費用,而是經濟學中的一個概念——“經濟租金”。經濟學中的“租金”泛指超出資源在其次佳用途中所能賺取的回報的收入,是一種超額利潤。具體來說,經濟租金是資源所有者在不影響資源供給的情況下可以獲取的收入,因為它超出了保留資源供給所必需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