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氏家庭移民透視明代中葉陜西軍戶移民現象

摘? ? 要：家族移民史是中華民族遷移史的微觀基礎，明代武功縣宋家堡宋氏家庭移民的原因和時間的歷史溯源，對透視明代中葉陜西龐大的軍戶移民有一葉知秋的學術價值。研究采取歷史分析和統計分析等方法，試圖還原明代中葉宋氏家庭軍墾移民的歷史真相，繼而為了解明代陜西龐大軍戶的形成奠定微觀基礎。明代在陜西實施的軍屯移民戰略，可穩定國防、充實“寬鄉”、減輕賦役，形成明代特殊的移民方式，使陜西成為全國軍戶移民最多的省份。宋氏父子兩代人的血淚移民史，是明代陜西軍戶移民現象的縮影。

關鍵詞：明代中葉；宋氏家庭；軍屯制度；軍戶移民

中圖分類號：C92-09? ? ? ? ?文獻標志碼：A? ? ? ? ?文章編號：1009-5128（2024）01-0065-07

收稿日期：2023-05-24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人口結構調整理論中國化研究（17XJA790005）

作者簡介：宋元梁，男，陜西武功人，西安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西部地區人口與經濟發展研究。

贖馬村宋家，古稱宋家堡，坐落在關中西部、中華農都、蘇武故里——陜西省武功縣，自明代宋氏先祖——山西人宋肇晉移民建村于此，迄今繁衍21代人，越500余年，現有居民562戶，戶籍人口2 268人，其中，同宗宋姓人口占九成。

1963 年 4 月修訂的《宋氏族譜》序云：“余祖姓宋氏，前輩口傳，系山西大槐樹下之人。明代某年，遷居至此。遷來始祖，有子三人。二人又客居洋縣。其后子孫繁衍，已有今日宋家村之名稱?！鞔两?，五百有余載?！毙蜓怨?122 個字，所記載的信息非常有限。其中，宋氏先祖究竟因何來此？什么時間遷來定居？“前輩口傳”宋氏先祖系山西大槐樹下之人，移民來源地是否真實可靠？明代宋氏移民武功與陜西大量的軍屯移民有無關聯？

由于宋家堡微觀村史的研究資料缺乏，族譜所記載的信息有限。因此，研究借助明代相關史料進行同期歷史分析，依據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狀元康海（1475—1540）所著《武功縣志》（1519年刊?。┑姆街举Y料、數據進行背景描述和統計分析。同時，參照鄰村——伊家村的《伊氏族譜》信息，對《宋氏族譜》進行代際回溯，以確定宋氏先祖移民建村時間和移民原因，考察明代宋氏移民與陜西軍屯移民之間的關系，還原歷史真相，彌補微觀移民史特別是軍墾移民史研究的不足，為其他姓氏軍墾移民研究提供參考，為優秀家族文化傳承和鄉村振興提供文化支持。

一、引言

《大美百科全書》認為，人類的遷移是指個人或一群人穿越相當的距離而作的永久性移動。［1］61《辭?！穼⒁泼窠忉尀椤霸谝粐鴥炔?，較大數量的，有組織的人口遷移”［2］4010。葛劍雄等著的《簡明中國移民史》認為移民是“具有一定數量、一定距離在遷入地居住了一定時間的遷移人口”［3］1。

在古代國家，在希臘和羅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強迫移民是社會制度的一個固定環節。過剩人口對生產力的壓力，過剩人口就不得不進行那種為古代和現代歐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礎的、充滿危險的大遷徙。［4］619在每一個人均應占有若干畝土地的地方，人口的增長就給這樣做造成了障礙。要想消除這種障礙，就得實行移民。［5］494如果個別地方現有土地不能滿足當地全體居民需要時，過剩人口應遷往他處移民的組織和費用以及農具供應等概有國家負責。移民應按下列次序辦理：首先是自愿遷移的無地農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員、逃兵等，最后，才采取抽簽或協商的辦法。［6］239

文獻研究是中國移民史研究的主要手段，其來源包括官方史籍的記載、其他古籍中的記載、家譜、地方志等。［7］在中國歷史上，移民運動從北到南、從東向西，由平原向丘陵、山地，幾千年流動不息，其背后所反映的正是“人”與“地”之間的系統交流，移民運動的必然結果，就是導致人口和資源的重新組合。［8］

在中國移民史上人數最多的是兩類移民： 一類是統治者運用官方的權力和財力加以引導、組織或者強制推行的，以及在社會的或自然的外力壓迫下大規模爆發的；一類是下層民眾為了逃避天災人禍，維持生存，追求溫飽而自發進行的。［7］

明代山東省是國內最大的移民接納區之一，移民來自山西、河南、江蘇、河北、東北等多個地區。［9］豫北地區移民在明代移民史上具有重要位置。移民類型及其來源，主要有政府組織的移民、地方招撫的移民、軍戶、藩封移民以及任官、謀生、工商等其他自主移民類型，這些移民既有來自山西，也有來自山東、陜西、南北直隸等周邊省份。［10］

軍衛人口遷入，是人口遷移的重要表現形式。明初政府從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向外遷民，加上出于國防需要在戰略要地設置衛所進行的移民屯墾。［11］3明代山西都司和行都司是抵御舊元的前沿陣地，明廷在此設立衛所數量較多，終明一代在山西行都司下設立的衛所共有28衛、3護衛和11個千戶所。［12］

明代的軍戶在全國戶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山西、陜西、北直隸往往是兩三戶中就有一家軍戶，更大者是軍民戶各占一半，或者是軍多于民。［13］軍丁赴衛，必須攜妻子同行，以防逃跑。明代的衛所制度，在宣德之后逐漸衰弱，于是，明政府便在正統二年（1437）六月開始在陜西招募民兵，加強邊防的軍事實力。明代中期，民兵在北邊的防御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尤以陜西的民兵戰斗力最強。［13］

早在宣德年間，北方的流民隊伍已逐漸形成。弘治十五年（1502）馬廣升奏說：“竊照漢中府地方廣闊，延裹千里，人民數少，出產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并陜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目今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以上?！保?4］

中外有關古代移民、特別是明代移民的研究成果眾多，但明代軍衛移民作為一支龐大的歷史存在，卻著述很少，明代關中地區有關軍戶移民的微觀研究則更為鮮見。

明代陜西作為西北邊防重地，地廣人稀，衛所及其駐軍眾多，軍隊給養供應十分困難。為此，政府鼓勵部分駐軍就地為農成為墾殖軍戶，因而，軍衛墾殖及其就地落戶構成了陜西乃至全國一支特殊的移民大軍。初步考據，軍衛移民從明代初期一直持續到明代中期，宋氏先祖正是以軍衛移民的方式于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墾殖定居于武功縣的。

二、明代初期山西移民的主要分布

明代建國初期，因推翻元朝奪權的持續戰爭，傷亡人口眾多，人口分布畸形，主要集中在江南、晉南等地區，導致人地失衡，北方耕地大量荒蕪，直接影響國家賦稅收入和國防安全，于是，明初政府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全國大移民。

（一）明初全國掀起移民潮

經過元末戰亂，山東、河南竟“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從開封到河北，“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洪武實錄》卷二十九）。因此，明代建國初年，面對全國人口與土地嚴重失衡狀態，隨之掀起了大規模、長時間的移民遷徙浪潮。據《簡明中國移民史》記載，明代初年，長江流域移民700萬，華北地區移民490萬，西北、東北和西南邊疆也有150萬，合計1 340萬，移民人口占到當時全國總人口的19％。［3］391

（二）明初山西移民的主要去向

元末明初，山西南部因山河險阻聚集大量人口，自然成為明政府遷出移民的重地。文獻記載的洪洞“大槐樹”移民共有18次，自洪武六年（1373）起，至永樂十五年（1417）止，外遷人口達100萬之多［15］48–50，向全國移民持續時間長，覆蓋范圍廣，形成歷史上著名的“洪洞大槐樹移民”現象，“洪洞大槐樹”似乎代表了全國移民的符號。

從官方史料看，是否存在山西移民于關中的現象？明初官方記錄的山西移民去向主要有：

洪武四年三月，徙山后民萬七千戶屯北平。洪武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產者田鳳陽。洪武二十一年，后屢徙……山西民于……北平。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澤、潞民無業者墾河南、河北田，賜鈔，備農具。洪武二十二年十月，時上以山西地涸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于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山西無田民實北平，賜之鈔，復五年。明成祖二年九月，徙山西萬戶民實北京。明成祖三年九月，徙山西萬戶民實北京。

可見，明初山西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河南、河北、北京、鳳陽、山東等地。［16］362–363

（三）明初陜西移民的官方記錄

明政府詔令與陜西移民相關的記錄有：

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下令：“遷山西汾、平、澤、潞之民于河西，任土墾田，世業其家?！保ㄇ　督椀轮葜彪`州志》卷三）此次山西移民主要被安置在今陜北一帶。

洪武十三年（1380），詔陜西、河南、山東、北平、鳳陽、淮安、揚州、廬州，許民盡力開墾，有司無得起科（明《續通考》）。這條詔令說明，明初陜西也屬于寬鄉，地廣人稀，是吸納移民墾殖的省份之一，但為何沒有山西大槐樹移民關中的官方記錄？可能的解釋是：一河之隔的關中地區與“狹鄉”晉南地區的生產、生活、語言及風俗習慣基本一致，明初洪洞大槐樹周邊的農民，自發組織移民于關中“寬鄉”的民間力量大、數量多；再者，關中地區不是明政府移民優惠政策光顧的重點區域。

永樂元年（1403），令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陜西、河南及直隸等府無田糧并有田糧不及五石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順天府籍，復免差役五年（《明會典》）。洪武十三年陜西尚屬于寬鄉，怎么時隔二十年就變成向北京移民的狹鄉？這其實是明政府令陜西及多地殷實大戶實畿輔政策的延續。

明宣德二年（1427），宣宗“命陜西、四川流徙遷徙罪囚，發漢中沔縣為民”（《明宣德實錄》卷二十六）。沔縣即今陜西勉縣。這一批遷入的人口，全部為陜西及四川各地的罪犯，人數不會太多。

明初移民主要集中在洪武、永樂兩朝的近50年間。在明代，關中地區主要是人口遷出地區，而陜南、陜北則是重要的人口遷入地區。［17］“太祖時徙民最多?！勺婧颂?、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鮮矣?！保ā睹魇贰な池浿尽罚?/p>

據《宋氏族譜》和代際推算，宋氏先祖是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落戶武功縣的，與明初山西大槐樹移民相差半個多世紀，明初政府的移民政策早已結束，即使想私自移入武功這類土地肥沃的平原縣，是無法獲得耕地的，何以安身立命？！因此，宋氏先祖系明初山西大槐樹移民之說不能成立。

三、明代正德年武功縣軍屯移民分析

明初實施的軍屯制度，就是通過政府向駐守衛所的部分軍士及其軍屬無償提供土地、種子、耕牛、農具和資金等，鼓勵軍士就地墾殖落戶，亦兵亦農，成為當地軍戶，廣泛耕種土地，擴大糧草等戰略物資供給，滿足軍需民用，緩解龐大駐軍的糧草需求危機。

（一）明初以降陜西軍屯移民的特殊性

明代陜西布政司和都司、行都司管轄著今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廣袤地區，統8府21屬州95屬縣，是防御西北地區外族入侵中原的前沿。為防范邊外韃靼族和北部俺答汗蒙古族侵擾中原，明政府沿長城一線設9邊鎮，駐軍把守，其中4鎮在陜西，駐兵20多萬人（含馬匹10萬多），所需軍餉糧草主要依靠陜西傳輸。［18］2

由于龐大的駐軍糧草消耗數量大，而陜西及西北地區人煙稀少，地曠路遙，糧草、布等戰略物資的供應和運輸，僅靠陜西境內有限的人力和賦稅，是無法滿足駐軍龐大需求的。于是，明太祖果斷采取了軍屯、民屯和商屯（“食鹽開中”） 等政策相互配合，陜西實行的主要是軍屯［19］149，很快便解決了糧草供給問題，穩定了陜西邊防和新生政權。

明初以來，陜西進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屯田，其中以軍屯規模最大。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下令在陜西開展軍屯，規定陜西屯軍五丁抽一去搞屯種，稅糧照田例，又規定屯軍種田500畝者，歲僅納糧50石（明《續文獻統考》）。洪武二十六年（1393），陜西都司及所屬衛所的屯田面積共有29 444頃（《明史·食貨志》）；到嘉靖初年（1522），陜西共有軍衛屯田150 554戶，352 000余人，屯地122 305頃，收屯糧96 632石，屯草859 000余束［19］149，軍屯面積全國第一，屯田遍及關中和陜南、陜北各軍衛所在府州，對解決明政府的軍需民食，起了很大作用。洪武十九年（1386），陜西都司轄24衛，其中在今陜西境內就有10衛，僅西安府就下轄左、右、前、后4衛；在陜西屯田的衛所士兵有不少來自本境，但也有相當部分來自外省。［17］102 武功縣當時歸西安府管轄，駐軍當屬左衛。

據伊家村《伊氏族譜》記載，其先祖伊哲，是來自直隸鳳陽駐守武功縣鳳陽坡軍營的一名參事，于洪武十年（1377）響應政府號召，就地墾殖落戶為農，成為關中地區軍衛移民的典型。伊哲所落戶的伊家村，南距宋家村、北距鳳陽坡駐軍營地均不到兩千米?，F在的武功縣貞元鎮鳳陽坡村，就是因明初鳳陽軍隊駐守當地而得名的。

陜西落實軍屯制度產生了積極效果。第一，大大減輕了當地農民的稅糧負擔，保持明朝新生政權的穩定。第二，減少了糧草長途運輸成本與耗損，減輕了徭役和政府支出負擔。第三，通過軍衛移民充實了當地人口，實現了人地平衡和經濟增長。第四，外來軍戶與當地住戶的交融共生，實現了文化融合與社會繁榮。明代的軍屯制度，其實就是戰國以來農戰制度和西漢邊疆軍屯制度的延續，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是如此，平時為農，戰時為兵，兵民結合，穩固邊防。

（二）至明代中葉武功縣軍屯移民比重大

明代沿襲元代戶籍管理制度，將人戶分為民戶、軍戶、匠戶三等。匠籍、軍籍比一般民戶地位低，不得應試，并要世代承襲。根據康?！段涔h志》第2卷第4篇《田賦志》記載：“正德七年（1512 ）武功縣有田地1 862頃34畝5分7厘；總戶數1 978戶，總人口27 431人；其中，民戶977戶，軍戶919戶，匠戶33戶，名尉力士戶5戶，廚戶1戶，打捕、陰陽、醫戶各2戶，樂戶9戶?！保?0］47

康?！段涔h志》撰寫和刊印年代（1519），與宋氏先祖落戶和生產、生活于武功縣宋家村的時間大體重合，因而，根據縣志所計算的相關數據，可以直觀靜態地反映包括宋家村在內的武功縣農村基本的經濟社會狀況。

武功縣戶均人口14人。封建時代人口以傳統大家庭形式存在，便于家庭內部分工和生產協作，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但根據縣志所計算出的戶均人口數，明顯偏高。根據《陜西糧食史志資料匯編》 數據計算，嘉靖初年（1522），陜西軍戶戶均2.34人，即不足3人。［19］149

武功縣戶均田地0.94頃，即94畝，人均6.71畝。根據《陜西糧食史志資料匯編》數據計算，嘉靖初年（1522），陜西軍戶戶均屯田0.81頃（即81畝），軍戶人均9畝。［19］148–149

武功縣住戶結構以務農為主。務農為業的民戶、軍戶占縣域總戶數的絕對優勢，占比高達 95.85%，而其他非農行業戶僅占4.15%，屬于典型的傳統農業社會。

武功縣軍戶比重高。軍戶占全縣總戶數的 46.46%，幾乎與民戶相當，表明從明代初期實施軍屯制度至明代中葉正德七年（1512），軍衛在武功縣轉為軍屯墾殖定居的戶數大幅增加，產生了軍屯墾殖新的移民方式，實現了移民安邦充實邊防地區的國家戰略，與明政府的邊防重地軍屯墾殖詔令落實完全相符。

軍戶兵役負擔沉重。明初編制的軍戶仍未廢除，到明中葉，軍戶依然照舊出軍丁赴衛所服役，實際上在農村中就形成了雙重的兵役，既要出軍丁，又要征調民兵。嘉靖（1522—1566）中期以后，雖實行了民兵納銀制，而一些沿邊及交通要沖地區，仍要僉派民兵，輪流戍守府、州、縣的城防，像這樣的地方，可以說推行的是三重兵役制，既出軍丁，又要征派民兵，還要負擔民兵銀兩。［13］

宋氏先祖于明弘治十六年以軍衛或軍籍繼承人的身份在武功縣扎根，成為眾多墾殖軍戶中的成員和宋家立戶建村第一人。但宋氏先祖家庭作為軍戶，社會地位低于民戶，耕種官田的賦稅高于民田，還要承受繁重的兵役之苦。

四、宋氏先祖移民成因再考

關于明代宋氏先祖移民的成因，由于《宋氏族譜》中缺少詳細的文字記錄，坊間流行多種說法。

（一）宋氏先祖移民武功縣的因由再考

第一，明初山西大槐樹移民說。元末明初的封建政權更替，長期戰亂使關中人口大量死亡或逃亡，肥沃土地缺少農民耕種，明政府便從人口富集的晉南洪洞大槐樹處辦理移民陜西事宜，宋氏先祖便成為移民關中的成員，似乎與族譜記載一致。

第二，關中大地震后移民說。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關中大地震，死亡83萬人，致使關中地區人煙稀少，大量土地閑置，直接影響明政府征糧和財政收入。于是，明政府鼓勵山西、河南等鄰省移民入關中。

第三，水土饒益吸引說。關中平原水多田肥，沃野千里，號稱陸海，天府之國，秦漢至明清，關中平原一直擁有全國最肥沃土壤的美譽，土地產量高，自然吸引著宋氏先祖由晉入陜。

第四，流民逃難說。宋氏先祖移居武功，可能與山西原籍少地、失地或無地、受災或賦役繁重等因素有關，便流落到武功縣宋家村落戶、繁衍。

第五，親朋示范說。元末明初移民關中的山西籍人士已有良好的生產、生活狀況以及親朋好友引薦，也可能是宋氏先祖遷移來陜的重要誘因。

第六，軍衛軍屯說。明代陜西的軍屯移民持續時間長，宋氏先祖就是明弘治年駐守在武功縣衛所的一名軍衛，或者是一名山西籍的軍籍繼承人，響應政府號召，就地軍屯墾殖定居下來，類似于伊家先祖定居模式。

六種說法似乎各有道理，但歷史不能選擇，只存在唯一性。伊家村的《伊氏族譜》清晰記錄，為厘清宋氏先祖移民成因和定居時間提供了重要參照。

根據 2019年新修訂的《伊氏族譜》可知，自伊氏先祖伊哲于明洪武十年（1377）就地軍墾落戶以來，迄今共有26代人，建村600多年，現有居民330戶，1 255人，其中，伊氏同宗人口占八成。1963年重修的《宋氏族譜》記載，自宋氏先祖宋肇晉移民落戶武功縣宋家村500余年，共18代人。至今過去了60年，應加上3代人，現（實際）有21代人，與伊家26代人比相差5代人。由此證明，伊家建村早于宋家建村五代人約125年（每代人按25年左右計算）。據此推算，伊氏先祖伊哲定居伊家是洪武十年（1377）以后，加125年，則宋氏先祖宋肇晉移民定居的時間大約為明弘治十六年（1503），距明初洪武、永樂年間的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晚了半個多世紀。因此，宋氏先祖系明初山西大槐樹移民之說不能成立。

然而，仍有三個困惑問題值得討論。

第一，大地震后的移民困惑。華縣大地震同樣嚴重波及離震中很近的晉南地區，該地區人口同樣大減，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再次移民關中，理論上和事實上都不合邏輯。若此，宋氏先祖移民定居武功縣宋家村所述的第二條途徑不可能，第三至第五條亦可以排除，只有第六條途徑——軍衛屯墾移民的可信度最高。

第二，宋氏先祖三個兒子誕生地困惑。是宋肇晉從山西帶過來的軍墾軍屬，還是在陜山西籍軍衛落戶宋家村以后所生？兩種可能性均存在。若是軍戶，為何族譜載宋氏先祖來自山西大槐樹？若是祖籍來自山西大槐樹附近地區的軍人或者軍籍繼承人，則能完全解釋清楚。

第三，宋氏先祖兩個兒子冒險再遷困惑。農業社會父（母）子骨肉分離是最痛苦的一件事，那么，為何宋氏家庭落戶武功縣大約二十年光景，其兩個兒子又要遷往陜南洋縣，是地少不夠種，還是家庭糾紛或對外糾紛所致？

（二）宋氏家庭兩個兒子被迫遷移的原因分析

據《宋氏族譜》記載，宋氏先祖宋肇晉定居于武功縣宋家村，時過不久，其兩個兒子又遷移去了陜南洋縣，骨肉分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細讀康?！段涔h志》田賦志和《陜西糧食史志資料匯編》等資料，兩兄弟遷往洋縣定居的原因豁然開朗。

武功縣當時的田賦、丁賦太高。根據《武功縣志》數據計算，宋氏家庭在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間，每年全家需要繳納的賦稅，包括糧食1 306斤；棉布2.72丈；絲錦重1兩2錢，折收商稅4.75貫；丁賦包括食鹽鈔39.06貫。［20］47–50按照明律，軍戶耕種官田的賦稅高于一般民田，加之地方胥吏、豪民等巧避賦稅，落在宋氏等軍戶家庭的賦稅負擔更甚。

旱疫饑荒加劇了人口遷移。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陜西大饑，武功民王瑾殺宿客而食之；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陜西諸郡大旱疫［19］50，此時間節點與宋氏家庭兩個兒子外遷陜南洋縣的時間高度契合。

陜南地廣人稀適于生產生活。漢中盆地的氣候溫潤、雨多水沛，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優越。秦巴山地遼闊，“其地肥美，不須加糞，往往種一收百”［21］16。況且，在此耕種“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13］。

軍戶的兵役負擔沉重。宋氏家庭作為軍戶，按政府規定，既要出軍丁、又要征派民兵，還要負擔民兵銀兩。隨著長子宋英、次子宋廉兩個兄弟陸續長大成丁，家庭的兵役、丁賦負擔勢必加重，兩個兒子外逃異鄉似乎已在冥冥之中。

宋氏家庭兩個兒子與鄉鄰軍戶子弟結伴外逃。嚴重的賦稅、兵役之苦，不僅殘酷地折磨著宋氏一個軍戶家庭，而且同樣危害著武功縣及其他地方眾多軍戶家庭。于是，大量軍戶家庭的丁口被迫結伙外逃遷徙，成為流民。武功縣到洋縣，五百多華里，沿著儻駱古道，跋山涉水，結伴前行，可以共同抵御路途風險和移居風險。

明朝政府因懼怕流民進山造反難以剿滅，一直采取禁止流民進入秦巴山區墾殖的政策。如洪武詔令“禁隔山場，民不許入”，“凡竊取者，以律問罪，乃枷號三月以示眾”（《明憲宗成化實錄》卷五十）。明中期以來，由于服役繁重、自然災害頻繁，陜西的流民數量日益增多，關中地區人口紛紛流入陜南。［17］100

于是，兩難的家庭會議最終決定讓已成丁的長子宋英、次子宋廉兩兄弟冒險離開賦稅兵役過重和旱疫肆虐的武功縣，過渭河，翻秦嶺，最終定居耕耘于漢中洋縣，但卻承受著骨肉分離的痛苦。由此推定，宋氏先祖的兩個兒子遷居漢中洋縣的時間大約在宋氏先祖定居武功后的 20 年左右，即關中大旱疫的1521年前后。因當時三兒子宋興尚小，未成年（?。?，不具備在外闖蕩的能力，只好留在父母身邊；再者，若無特殊情況，傳統農民家庭的父母是不會讓長子外出闖蕩的。

五、結語

明代中葉，宋肇晉作為駐守武功縣境內的軍士，后墾殖定居于宋家村。宋氏軍戶家庭父子兩代人的血淚移民史，是當時關中眾多軍戶家庭移民史的一個時代縮影。綜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明代陜西作為西北邊防重地，軍衛移民持續的時間長、規模大，形成一支特殊的軍屯移民方式。陜西的軍屯移民數量眾多，正德七年（1512）關中地區武功縣的軍戶占比高達46.46%。第二，宋氏先祖是山西籍駐守武功縣軍營的一名軍士。宋氏先祖宋肇晉，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響應政府軍墾號召，就地在武功縣定居務農，成為墾殖軍戶，也成為宋家村立戶建村第一人。第三，明代中葉陜西軍戶的賦稅和兵役負擔沉重不堪。宋氏家庭作為軍戶，隨著兩個兒子陸續成丁，兵役、丁賦勢必加重，加之陜西諸郡大旱疫肆虐，宋氏兩兄弟被迫遷居陜南洋縣。第四，明代陜西的軍戶移民現象研究值得重視?？疾烀鞔问舷茸嬉泼衽c陜西軍屯移民之間的關系，還原歷史真相，彌補明代軍墾移民史研究的不足，為關中其他姓氏明代軍墾移民的研究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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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馬? ?俊】

A Perspective on the Phenomenon of Military Family Emigration in Shaanxi from the Case of Song Family Emigration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SONG Yuan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The history of family emigration is the micro-foundation of 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emigration of the Song family in Songjiapu， Wugong County in Ming Dynasty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uge military emigration in Shaanxi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rying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e Song family military settlement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and then lays a micro-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military migration strategy implemented in Shaanxi in Ming Dynasty stabilized the national defense， enriched the “pacification of countryside”， reduced the taxes and corvée， formed a special immigration mode in Ming Dynasty， and made Shaanxi the province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military immigrants. The bloody and tearful immigration history of Song family of two generations is the epitome of the phenomenon of military family immigration in Shaanx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middle Ming Dynasty； Song family； military settlement system； military e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