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短視頻對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影響機制

薛 可 倪煒倫

(1.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院,上海 200240;2.上海交通大學 媒體與傳播學院,上海 200240)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其傳播和發展越來越受到學界與業界的關注。數據顯示,快手短視頻平臺中,國家級非遺項目覆蓋率超過96%,琵琶、面人、昆曲等內容備受90、00后喜愛。曾經被視作“遙遠”“冷門”的非遺,與短視頻碰撞后產生了奇妙反應。青少年正處于三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是未來中國發展的重要后備力量。在青少年群體中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樹立強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那么,非遺短視頻對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影響機制如何?過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學歷背景、語言基礎、文化背景等內部因素對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影響,缺乏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的探索。筆者以非遺短視頻青少年用戶為研究對象,通過實證研究方法,重點探究非遺短視頻媒介豐富度對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影響機制。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媒介豐富度

媒介豐富度主要用于衡量媒體傳達信息的能力,也是不同媒體傳達信息能力的具體體現,通常是指媒體在一段時間內的信息傳遞量和信息質量兩方面。媒介豐富度理論提出了不同標準用于確定媒體傳達信息的能力,例如信息內容豐富度、表達方式豐富度、信息質量豐富度等。本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維度衡量非遺短視頻的媒介豐富度水平:第一,信息內容豐富度。即非遺短視頻中所提供的內容是否可以幫助用戶更好地提升對非遺的理解,或是幫助其減少對非遺的疑問。第二,表達方式豐富度。即在觀看非遺短視頻的過程中,非遺信息的表現方式是否是多樣的,是否能以不同的形式傳遞非遺內容,以幫助用戶更快捷、更直接地理解非遺文化。第三,信息質量豐富度。即用戶對非遺短視頻中所傳遞的非遺內容的信任程度和對其價值的認可程度。

過往研究已驗證了媒介豐富度對受眾心理圖式的影響,表明媒介豐富度高的傳播媒介影響更大[1]。薛可等通過實驗法探索了非遺數字信息對城市認同的影響[2]。短視頻作為傳播非遺的重要渠道,具有互動性、時效性和多樣性等特點,為非遺的宣傳推廣提供了便利條件,也為建立文化自信提供了基礎?；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非遺短視頻信息內容豐富度正向影響青少年文化自信。

H2:非遺短視頻表達方式豐富度正向影響青少年文化自信。

H3:非遺短視頻信息質量豐富度正向影響青少年文化自信。

(二)中華民族認同感與文化自信

中華民族認同感的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視角、領域和形式,對于中華民族認同感的界定目前主要有兩個代表傾向。一種傾向側重于強調對中國民族文化的心理認同過程,即內化過程。費孝通提出我國56個民族在漫長的發展歷史中相互依存,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在這個新的整體中,所有的歸屬要素都已經具備了高度的民族認同感。分享、團結、生存和榮辱與共的感覺是就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3]。佐斌等認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是由成員對自己民族的歸屬感和情感上的依賴關系決定的[4]。另一種傾向則更強調文化的自覺和行為認同,即定義為一種外化過程。詹小美認為中華民族認同感是承認民族身份的過程,是對民族文化的認可和贊譽,進而發展出一種歸屬感,最終達到文化自覺[5]。國外對于民族認同感內涵的研究,比較一致的采取Phinney教授的觀點,即民族認同感包括四個維度:民族歸屬感、民族自我認定、民族態度和民族卷入[6]。目前,國外學者的研究中已經轉向一些更復雜的概念,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民族身份是一個具有多角度的復雜的結構,不能被簡化為自我認同標簽。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有關民族認同感的結構大都強調了民族文化認知、民族文化情感、民族文化行為三個方面。筆者將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層次出發考察青少年對于中華民族認同感的情況,其中外部的中華民族認同感主要指民族探求,內部的中華民族認同感包括民族歸屬、民族情感。

在青少年文化自信研究方面,目前主要集中于青少年文化自信現狀、困境與對策研究。此外,基于中華傳統文化、新媒體技術的視角,對提升青少年文化自信提出了少量理論參考。在中華民族認同感與文化自信的關系方面,費孝通曾提出中華民族認同感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一種“自知”,了解其起源及其形成過程、特點和趨勢。正是這種意識產生了對民族身份及其自身民族文化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中華民族認同感和依戀[7]。非遺短視頻可以被視為一種喚起民族共同體的角色,而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形成可被視為對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結果?；诖?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H4:中華民族認同感在非遺短視頻信息內容豐富度與青少年文化自信之間起中介作用。

H5:中華民族認同感在非遺短視頻表達方式豐富度與青少年文化自信之間起中介作用。

H6:中華民族認同感在非遺短視頻信息質量豐富度與青少年文化自信之間起中介作用。

(三)文化智力的調節作用

文化智力通常被定義為個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理解、適應和互動的能力。文化智力常被看做在個體面對不同文化線索和文化環境時,整合文化信息的一種能力。文化智力對民族身份認同、文化認同的影響已被諸多國外研究證明。Soldatova等通過研究歐洲和北美的多語言概念,提出文化智力是實現“本地”民族文化認同和全球認同的工具[8]?；诖?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H7:文化智力正向調節非遺短視頻信息內容豐富度對中華民族認同感的影響。

H8:文化智力正向調節非遺短視頻表達方式豐富度對中華民族認同感的影響。

H9:文化智力正向調節非遺短視頻信息質量豐富度對中華民族認同感的影響。

(四)父母學歷水平的調節作用

家庭文化背景作為動態的有機體,對個體產生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前人研究已驗證了父母學歷水平對青少年民族認同感的影響。Phinney等構建了移民家庭青少年民族認同感影響模型,發現父母文化水平顯著增強青少年民族認同感[7]?；诖?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H10:父母學歷水平正向調節青少年中華民族認同感對文化自信的影響。

綜上所述,筆者構建了以非遺短視頻“信息內容豐富度”“表達方式豐富度”和“信息質量豐富度”為自變量,以“文化自信”為因變量,以“中華民族認同感”為中介變量的研究模型。同時,引入“文化智力”、“父母學歷水平”作為調節變量,分別調節中介效應的前段和后段。

二、研究方法

(一)變量測量與問卷設計

媒介豐富度的測量方面,本研究參考了Carlson &Zmud[9]設計的量表,共包含9個題項。中華民族認同感的測量方面,本研究在Ang[10]、Taylor[11]提出的民族認同量表的基礎上,結合專家訪談和用戶訪談意見形成了本研究的量表,包含民族探求、民族歸屬和民族情感3個維度,共13個題項。文化自信的測量方面,本研究對周欣彤[12]提出的文化自信量表進行了修改,共包含9個題項。文化智力的測量方面,本研究主要借鑒了Ang[10]、王琦琪[13]開發的量表,由元認知、認知、動機和行為智力4個維度構成,共包含12個題項。

問卷題目均采取李克特5級量表,分別賦予“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確定”“同意”“非常同意”1至5分。為幫助受訪者快速、準確理解“非遺短視頻”的概念,在問卷中以視頻形式展示了具有代表性的非遺短視頻,并設置了篩選題項。初始問卷形成后,發放了75份問卷進行預調研,根據數據結果對量表進行了修訂,形成正式問卷。

(二)抽樣與問卷發放

結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青少年的定義,并參考我國《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本研究將研究對象的年齡范圍界定為16至25歲。由于受抽樣框難以精確界定和數據搜集難度的影響,選擇在“快手”和“抖音”兩個國內代表性短視頻平臺進行問卷發放。抽樣方法為立意抽樣,抽樣總體為年齡在16至25歲之間、曾觀看/瀏覽過非遺短視頻的青少年用戶。共發放正式問卷780份,根據問卷填寫時間、年齡要求、篩選題項作答情況等條件,篩選出有效問卷51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66.3%。

三、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一)樣本數據特征

在性別方面,男性占比43.3%,女性占比56.7%,受訪對象基本符合國內主流短視頻平臺中用戶性別分布情況。在年齡方面,16-18歲的受訪者占比為32.9%,19-22歲的受訪者占比為40.4%,受訪者主要以95后和00后的青少年為主。在教育水平和職業方面,學歷為高中和本科的受訪者人數較多,分別占比37.1%、39.3%。在地域和城市方面,華東地區受訪者最多,占比為47.3%。一線城市用戶占比最高,表明非遺短視頻更受一線城市青少年群體的喜愛。在短視頻APP使用經驗方面,絕大多數受訪者具有1-2年甚至更長的短視頻平臺使用經驗。表明95后、00后受訪者作為第一代互聯網原住民,短視頻平臺的使用習慣已經養成。青少年受訪者表現出來的興趣、社交、互動等特點非常符合非遺短視頻的產品形態,成為非遺短視頻受到關注的重要因素。在非遺短視頻瀏覽頻率方面,偶爾瀏覽的受訪者人數最多,占比為68.1%,表明在短視頻平臺豐富的內容體系中,非遺短視頻內容被發現與瀏覽的頻次相對較低。

(二)信效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信息內容豐富度、表達方式豐富度、信息質量豐富度、中華民族認同感、文化自信、文化智力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6、0.83、0.80、0.88、0.92、0.93。各維度Cronbach’s α測量值均大于0.80,表明量表的信度質量較高。在效度方面,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各測量題項標準化因子載荷分布在0.611-0.849之間,均大于0.60。各潛變量CR值介于0.82-0.92之間,均大于0.80;AVE值介于0.51-0.64之間,均大于0.50,表明問卷量表具有較好的收斂效度。同時,各潛變量AVE值的平方根都大于該變量與其他變量的相關系數,說明量表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

(三)模型適配度檢驗

采用最大似然法對研究模型擬合程度進行估計。結果顯示,除χ2顯著性外(p=0.000),模型的適配度基本達到理想標準值(χ2=742.18,χ2/df=1.99,GFI=0.95,NFI=0.95,CFI=0.96,RMSEA=0.044)。由于χ2顯著性對樣本容量十分敏感,大樣本量往往會導致該值呈顯著性,需要結合其他指標綜合判斷模型擬合程度[14]。因此,總體上本研究理論模型擬合程度較好。此外,“中華民族認同感”中介變量R2為0.30,因變量R2為0.65,表明此模型具有較高解釋力。

(四)直接路徑檢驗

運用AMOS 26.0構建結構方程模型,結果如表1所示。在非遺短視頻信息內容豐富度、表達方式豐富度、信息質量豐富度對中華民族認同感的影響方面,各觀測變量的標準化系數分別為0.450、0.527、0.162,且都在0.001水平上顯著。在非遺短視頻媒介豐富度對文化自信的影響方面,表達方式豐富度的標準化系數為0.373,且在0.001水平上顯著。在中華民族認同感對文化自信的影響方面,標準化系數為0.748,且在0.001水平上顯著。因此,假設H2、H5成立。

表1 路徑相關系數

(五)中介效應檢驗

由于存在完全中介的可能性,導致路徑系數不顯著。因此,為了進一步驗證假設H1、H3、H4、H6,使用MacKinnon等人提出的Booststrap置信區間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在控制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和城市的情況下,對中華民族認同感在信息內容豐富度與文化自信之間關系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直接效應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為[-0.06,0.06],包含0。但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為[0.03,0.13],不包含0。表明信息內容豐富度不能直接預測文化自信,但是能通過中華民族認同感的中介作用預測文化自信。因此,假設H1不成立,H4成立。

在控制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和城市的情況下,對中華民族認同感在信息質量豐富度與文化自信之間關系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的Bootstrap95%置信區間分別為[0.05,0.08]、[0.07,0.18],兩個區間均不包含0。表明信息質量豐富度主要通過中華民族認同感預測文化自信,中介效應占比為85.7%,直接效應占比為14.3%。因此,假設H3、H6成立。

表2 信息內容豐富度×中華民族認同感的中介效應分解表

表3 信息質量豐富度×中華民族認同感的中介效應分解表

(六)調節效應檢驗

使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模型1對文化智力和父母學歷水平的調節效應進行驗證。通過Bootstrap法對樣本進行重復抽樣,建立95%偏差校正的置信區間,僅當置信區間的上限、下限不包括零時,該檢驗的調節效應才顯著,反之,則表示不存在調節效應。以中華民族認同感為結果變量的回歸分析顯示,信息內容豐富度和文化智力顯著正向預測中華民族認同感(B=0.08,p<0.05;B=0.19,p<0.001);信息內容豐富度和文化智力的交互項也顯著正向預測中華民族認同感(B=0.06,p<0.05)。表達方式豐富度和文化智力顯著正向預測中華民族認同感(B=0.13,p<0.05;B=0.12,p<0.05);表達方式豐富度和文化智力的交互項也顯著正向預測中華民族認同感(B=0.01,p<0.05)。信息質量豐富度和文化智力顯著正向預測中華民族認同感(B=0.07,p<0.05;B=0.11,p<0.001);信息質量豐富度和文化智力的交互項也顯著正向預測中華民族認同感(B=0.02,p<0.001)。因此,假設H7、H8、H9成立。以文化自信為結果變量的回歸分析顯示,中華民族認同感和父母學歷水平顯著正向預測文化自信(B=0.16,p<0.05;B=0.91,p<0.001);中華民族認同感和父母學歷水平的交互項也顯著正向預測文化自信(B=0.15,p<0.001),假設H10成立。

由于本研究主要關注中介模型,所以對存在顯著中介作用的調節效應進一步開展簡單斜率分析。當調節變量為文化智力時,隨著文化智力的提升,信息內容豐富度、表達方式豐富度和信息質量豐富度對中華民族認同感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增強。當調節變量為父母學歷水平時,隨著父母學歷水平的提升,中華民族認同感對文化自信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增強。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非遺短視頻媒介內容豐富度正向影響青少年文化自信,其中表達方式豐富度影響最為顯著。在表達方式豐富度方面,短視頻有“熱”和“冷”兩種形式,非遺是與文化根源密不可分的集體記憶、地方知識、民族想象和審美樂趣,是典型的“冷娛樂”內容。當下短視頻主要采用的豎屏形式、超短時限和滑屏切換等設計,也讓“熱娛樂”特色得到充分體現,有效提高了青少年群體對非遺內容的理解與記憶。在信息質量豐富度方面,過往研究表明在短視頻平臺內容體系中,信息質量對用戶的影響最大[15],但本研究結果與之存在差異,呈現這一結果主要是因為非遺的特殊文化屬性。通過實證數據分析和用戶訪談發現,對于非遺而言,易于理解最為重要,其次才是個性化和優質化。由于非遺中存在大量信息性內容,例如地域風俗、傳說故事等,重點在于提升非遺信息內容與傳播形式之間的適配度。

2.中華民族認同感是非遺短視頻媒介豐富度對青少年文化自信產生影響的重要中介。首先,從中華民族認同感的文化維度看,文化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形成的一種精神積累,它深深植根于人們的內心,并以一種潛意識的方式指引著人們的行為和態度。民族文化既是民族存在的現實載體,也包含了民族情感因素[16],以非遺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是中華民族認同感的能量來源和深層基礎,象征性或話語性的非遺符號會觸發人們的集體民族記憶和民族情感。通過與非遺短視頻的互動,個人可以快速啟動個人文化屬性,進而強化個人中華民族認同感。其次,歷史文化內容既能突出民族文化屬性,又能喚醒民族歷史記憶。非遺內容是基于中華民族的歷史傳說、生產技藝等產生的,可以激發強烈的民族自信以及民族責任感和使命感。將非遺短視頻植根于青少年群體的日?；ヂ摼W體驗中,既是青少年群體構建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手段,更是青少年群體形成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場域。對于非遺短視頻而言,這種新穎的傳播方式開辟了提升中華民族認同感的新途徑,成為了構建中華民族認同感的新方式。

3.文化智力水平正向調節非遺短視頻媒介豐富度對中華民族認同感的影響。文化智力高的個體對原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適應性都比較強[10],本研究也驗證了這一結論。在非遺短視頻傳播的語境中,當青少年個體面對非遺視頻中富含的許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內容時,文化智力更高的青少年個體,更容易理解這種文化差異,更快速接受新的文化線索,從而形成更高層次的民族身份認同。為幫助青少年群體理解和認識不同地域的非遺文化,需要著重培育提升青少年文化智力水平,如此才能讓青少年群體從獨特的非遺文化內涵中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不凡魅力。

4.父母學歷水平正向調節青少年中華民族認同感對文化自信的影響。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學歷水平對青少年發展的文化信念有重要的直接和間接影響[17]。父母的信念文化系統是“過濾文化元素的紐帶”[18],為解釋青少年行為提供了參考框架。中國傳統的育兒實踐中極為強調親子關系,即把孩子作為父母主要的中心和關注點。在對青少年的訪談中也發現,家長的模范作用對青少年文化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父母的身份認同和文化信念主要通過文化規范傳遞給下一代,為青少年中華民族認同感和文化自信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建議

1.打造“UGC+PGC+PUGC”內容生產模式,構建以“非遺”為優質內容的良性競爭格局。大量年輕的非遺傳承人和愛好者以更接近青少年的傳播形式對非遺內容進行二次解讀和創作,為平臺打造“UGC+PGC+PUGC”內容生產模式提供了參考。抖音、快手、火山小視頻等移動短視頻平臺也都開始了非遺文化的傳播與推廣,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非遺短視頻傳播體系。當下,短視頻平臺間的無序競爭正向內容主導轉變。根據商業規則整合主流創作力量,推動以非遺等優質內容為創作核心的良性競爭是必然趨勢。打造屬于短視頻平臺的文化標簽和基因,或許是一種“人有我優”的發展策略。

2.以MCN機構為主體,深度挖掘“非遺”隱藏價值,促進非遺與主流文化的融合互鑒。本研究通過訪談發現,部分非遺短視頻內容風格單一,導致用戶對非遺短視頻信息內容豐富度評分較低。目前,在非遺短視頻創作的創意質量、上傳速度等方面,非遺傳承人往往無法跟上短視頻平臺的發展,直接導致短視頻在視覺語言、畫質等專業水平上的不足。針對此問題,可以嘗試以下四條路徑實現非遺內容的創新迭代。第一,深度挖掘“非遺傳承人”的豐富價值,注重激活非遺傳承人的使命感與自豪感。作為傳承的主體,傳承人受到尊重和認可將極大地鼓勵非遺傳承人更加熱情地展示自己的技能和智慧。第二,展現非遺技藝的“藝術”與“智慧”,構建中華民族認同感的心理基礎。當下,非遺的物化產品已經從過去的實用功能演變為兼具實用性與觀賞性、裝飾性與審美性的功能定位,這為非遺的內容創作提供了諸多資源與視角。第三,構建由MCN機構領導的生產社區,釋放非遺內容生產力。由MCN機構提供各種非遺內容挖掘的動態創作方式,將在多個層面釋放內容生產力、建立非遺的品牌,為平臺和社區最大程度地創造價值。第四,借鑒“養成”思路,持續輸出非遺短視頻內容。在2021年上半年高點贊、高播放量的非遺短視頻中可以發現,“四川非遺”“中國戲曲學院”等非遺類賬號的高點贊、高評論短視頻都是以“兒童非遺技藝學習”為主,可見非遺短視頻的持續性輸出可以嘗試從“養成”的思路中得到啟發。

3.聯合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提升青少年文化智力,助力非遺文化的社會傳承?！岸桃曨l+非遺”催生了優秀傳統文化傳播新形態,推動了“短視頻+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深度融合。首先,要著眼于優秀非遺內容的垂直化和精細化布局。打造“短視頻+非遺”垂直視頻號,提升青少年用戶體驗。其次,通過聲音、圖像的視覺傳遞,實現優秀非遺資源的共創與共享,主要包括非遺故事的情境化、非遺知識的大眾化、復雜內容的通俗化。最后,搭建“短視頻+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平臺,深化與港澳地區的教育聯系。嘗試將“短視頻+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納入兩岸三地青少年成長評估體系,進一步提升非遺短視頻對青少年的涵化作用。從家庭教育的角度來看,家教是終身教育,在性格、思想道德、三觀等方面的形成中起著無可替代的基礎作用。父母需擁有一定的關于優秀傳統文化和非遺知識的積累,對待優秀傳統文化擁有內在的文化認同和外在的傳承模式,才能在實際生活中發揚親子教育的優勢。

從現有的模型來看,除了媒介豐富度以外,平臺瀏覽體驗、個人文化信念等其他諸多因素都可能對青少年文化自信造成影響。因此,未來研究中應對這一部分進行更加細化、全面地討論,并結合大數據技術獲取更多樣本,增加研究的普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