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二聚體與C反應蛋白對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動脈瘤患者術后遠期預后的預測價值

屈 冰 張 楠 化召輝 李 震

作者單位：450000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動脈瘤(aortic dissection aneurysm,ADA)是一種較為兇險的心血管疾病,起病急驟,病情復雜,易危及患者生命安全[1-2]。Stanford A型ADA的發病機制較為復雜,是因動脈內膜撕裂,致使主動脈血流通過內膜撕裂部位進入到主動脈壁形成血腫,而血腫擴大將會形成ADA[3]。Stanford A型ADA發生后會引起呼吸困難、胸腹部、背部等部位的撕裂樣疼痛,如若未及時施行有效的治療,將會導致昏厥、心力衰竭等嚴重情況,致死風險較高。針對Stanford A型ADA患者,臨床主要采用外科手術進行治療,然而仍有較高的病死率,故探尋一快速有效的方法于早期及時診斷目前病情及疾病嚴重程度,從而指導臨床制定更具針對性、規范化的治療措施,對降低患者病死率意義重大。D-二聚體(D-D)是預測血栓性疾病發生風險的可靠指標[4]。C反應蛋白(CRP)為炎性因子,可反映心血管疾病患者機體炎癥反應程度[5]。但臨床關于D-D、CRR預測Stanford A型ADA患者遠期預后的相關報道較為少見,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诖?本研究分析D-D、CRR在預測Stanford A型ADA患者遠期預后的臨床價值,信息示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本院收治的76例胸痛患者為研究對象,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均行心臟超聲或主動脈CT血管成像檢查,將45例Stanford A型ADA患者納入觀察組,均行手術治療;非Stanford A型ADA的31例患者納入對照組。納入標準:觀察組經心臟超聲或主動脈CT血管成像證實為Stanford A型ADA;觀察組符合手術指征,無手術相關禁忌證;患者病歷有關資料齊全;患者納入遵從自愿原則,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伴有嚴重凝血功能障礙者;存有精神、智力、認知、語言溝通障礙,難以配合研究者;存在全身性感染者;存在酒精、藥物依賴史者;存在惡性腫瘤者;合并血液系統疾病者。對照組男性16例,女性15例;年齡44～72歲,平均年齡(60.59±5.38)歲;體重指數(BMI)19.6～27.4 kg/m2,平均BMI(24.53±1.48)kg/m2。觀察組男性23例,女性22例;年齡46～71歲,平均年齡(60.26±5.29)歲;BMI 19.5～27.3 kg/m2,平均BMI(24.49±1.40)kg/m2。比較2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方法

標本采集:所有患者于入組后第2天清晨,采集5 ml空腹靜脈血于無菌試管內,以3000 r/min的速率行10 min的離心處理,離心半徑10 cm,獲取上層血清后,于-80 ℃環境下保存,待檢。檢測方法:采用免疫比濁法檢測患者的D-D水平,以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患者的CRP水平,所有檢測操作均嚴格依據試劑盒操作說明書操作,以確保檢測結果的可信度。隨訪與遠期預后評估:術后對45例Stanford A型ADA患者定期電話或門診進行隨訪,隨訪3年,根據患者是否發生全因死亡分成死亡組(n=10)與存活組(n=35)。

1.3 觀察指標

(1)對照組與觀察組的D-D、CRP水平。(2)Stanford A型ADA患者存活組與死亡組的D-D、CRP水平。(3)繪制受試者工作曲線(ROC),分析D-D、CRP單獨或聯合預測Stanford A型ADA患者遠期預后的臨床價值。

1.4 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 對照組與觀察組的D-D、CRP對比

觀察組的D-D與CRP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對照組與觀察組的D-D、CRP對比

2.2 Stanford A型ADA患者存活組與死亡組的D-D、CRP對比

死亡組的D-D與CRP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存活組與死亡組的D-D、CRP對比

2.3 D-D、CRP單獨與聯合預測Stanford A型ADA患者遠期預后的臨床價值

ROC結果顯示,D-D與CRP聯合預測Stanford A型ADA患者遠期預后的AUC[0.909(95%CI:0.823～0.994)]高于D-D與CRP單獨預測[0.806(95%CI:0.680～0.931)、0.840(95%CI:0.727～0.953)]。見表3、圖1。

圖1 D-D、CRP單獨與聯合預測Stanford A型ADA患者遠期預后的ROC圖

表3 D-D、CRP單獨與聯合預測Stanford A型ADA患者遠期預后的臨床價值

3 討論

ADA為臨床常見的心血管危重癥,發生原因比較復雜,可分為Stanford A型與Stanford B型,其中前者較為多見[6-7]。近年隨著生活壓力的增加及飲食習慣的變化,該病的發生率呈逐年升高趨勢,對廣大居民身心安全構成較多威脅。Stanford A型ADA患者病情進展較快,若未在早期明確確診,并及時治療,則每小時病死率可達到1%～2%,發病1周病死率甚至可達70%[8-9]。因此,盡早明確Stanford A型ADA患者病情,并行針對性的治療,對于提高患者生存率尤為重要。

既往臨床常采用磁共振、CT、超聲等檢查進行Stanford A型ADA早期診斷,然而在急診情況下,此類檢查較難完成,加之CT檢查亦存在一定的輻射危害,故無法滿足臨床所需,臨床需探尋更為快速、簡便、創傷小的檢查手段。D-D為交聯纖維蛋白原的降解產物,可對人體內的凝血功能與纖溶活性進行反映,是評估血液高凝狀態及纖溶亢進情況、預測微血栓形成風險的重要參考指標[10-11]。Stanford A型ADA患者在發病1h內即可在外周血內檢測到血清D-D水平的上升,發作24 h內顯著升高,D-D的高水平狀態可持續數天[12-13]。其原因為Stanford A型ADA發病后,患者的主動脈內膜受到損傷,內膜中層或中外層撕裂,內膜膠原纖維蛋白暴露,從而激活凝血與纖溶系統,最終造成血清D-D水平升高。CRP為急性炎性因子,參與心血管疾病的炎性反應,是預測心血管事件的可靠指標[14-15]。而在Stanford A型ADA發作時,受疾病損傷影響,或誘發局部或全身炎性反應,促使CRP水平升高,在5 d內可抵達高峰。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的D-D[(1.31±0.35)mg/L]與CRP[(16.59±2.34)mg/L]水平高于對照組[(0.68±0.13)mg/L、(7.53±1.26)mg/L],提示D-D與CRP水平的上升與Stanford A型ADA的發生有關,可考慮作為診斷此類患者的生化標志物。本研究結果顯示,死亡組的D-D[(1.78±0.49)mg/L]與CRP[(30.46±4.77)mg/L]水平高于對照組[(1.03±0.26)mg/L、(13.59±2.36)mg/L],由此表明D-D與CRP水平升高會增加Stanford A型ADA患者死亡的風險,治療期間需密切監測患者的D-D與CRP水平。本研究ROC結果顯示,D-D與CRP聯合檢測預測Stanford A型ADA患者遠期預后的AUC[0.909(95%CI:0.823～0.994)]高于D-D與CRP單獨預測[0.806(95%CI:0.680～0.931)、0.840(95%CI:0.727～0.953)],提示兩項指標聯合檢測可有效預測Stanford A型ADA患者的遠期預后,從而為臨床施行針對性、個體化治療提供可靠的指導,以盡早控制病情,改善患者遠期預后。

綜上所述,D-D、CRP在Stanford A型ADA患者中表達水平較高,且表達水平越高,患者預后越差,兩項指標聯合檢測可有效預測患者預后,值得大力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