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之城”校園
——解讀愛爾蘭圣布倫丹社區學校

梁淑賢，殷實，肖毅強

2014 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的愛爾蘭展館主題為“愛爾蘭現代化之路”（Infra éireann–Making Ireland Modern）。標題中的“éireann”是本地語言蓋爾語中的愛爾蘭，“Infra”則是基礎設施。在這個宏大敘事的展覽中，策展人加里·博伊德（Gary A.Boyd）和約翰·麥克勞克林（John McLaughlin）挑選了1916-2016 年愛爾蘭本土內滄海遺珠式的十大基礎設施，將愛爾蘭建筑、技術與歷史演變過程帶到公眾視野中。6 年后，曾為此展覽研討會作主題演講的格拉夫頓（Grafton）建筑事務所榮獲普利茲克建筑獎，這是愛爾蘭本土建筑師首次獲此殊榮，使愛爾蘭建筑一度成為建筑界的焦點。自1921 年起愛爾蘭開始分治，至今已過百年。鮮有學者將1990 年代前的愛爾蘭放在世界現代建筑史中研究。愛爾蘭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與國家成立同步，一批優秀的建筑師將國際建筑思潮結合國情創作出獨具愛爾蘭本土特色的現代建筑，其背后的思想至今仍影響和啟發著當代建筑創作。

20 世紀初愛爾蘭新建公共建筑依舊延續著18 世紀便流行于英國的喬治亞風格1），設計風格和建造技術均滯后于世界。在工業化的沖擊下，20 年代末開始建設第一個大型公共工程項目——阿德納克拉沙（Ardnacrusha）水電站[1]，這座水電站的完成意味著在歷史上愛爾蘭建筑與傳統的“決裂”[2]，國有工廠和大型基礎工程項目也開始逐漸增多。邁克爾·斯科特（Michael Scott）作為國際公認的愛爾蘭20 世紀最重要的現代主義建筑師[3]，其設計的紐約世界博覽會愛爾蘭館等建筑徹底掀開了愛爾蘭本土建筑走向現代化的序幕。在建筑現代化進程中，愛爾蘭并沒有簡單地模仿歐洲大陸和美國等其他國家的主流風格，而是從典型而多樣的現代語匯中結合自身國情加入了強烈的地域性元素——信奉自然、追求多元、樸素雅致[4]。

二戰期間，愛爾蘭與其他國家一樣幾乎停止了所有建設活動，直到1960 年代后才逐步恢復。同時政府也開始大力促進國家教育水平，用以解決二戰后嬰兒潮帶來的基礎設施需求增量問題。1963 年，教育部提出1969 年需建成綜合型學校及區域技術學院（Regional Technical College，簡稱RTC）。1973 年，愛爾蘭加入歐共體2）后，經濟逐漸有了起色[5]。但好景不長，產業關系糾紛、兩次石油危機導致的通貨膨脹以及政府對經濟管理不善等因素，讓愛爾蘭在1970 年代又遭受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影響了該國基建、教育、文化的發展進程。正是在這段經濟艱難的時期，來自都柏林的彼得和瑪麗·道爾建筑事務所（Peter and Mary Doyle Architects）設計了圣布倫丹社區學校（St.Brendan's Community School）。圣布倫丹社區學校是愛爾蘭通過基礎設施和工業化建造技術定義自己的最具代表性的項目之一[6]，加里·博伊德更認為它是愛爾蘭史上與國家、文化、民主密切相關的一座重要建筑。學校曾獲RIAI3）1980-1982 年期間最佳建筑的金獎：沒有一個建筑可如此描述生動性，這是一種通過結構秩序和光的變奏而實現的生動性，建筑的每一處都恰如其分。其強適應性和高靈活性的系統設計理念和建構邏輯至今仍適用于當代的建筑創作[7]。

本文以圣布倫丹社區學校為引子，闡述1970 年代彼得和瑪麗·道爾建筑事務所在愛爾蘭共和國身處社會演變、功能主義城市反思浪潮以及經適型建造體系的大環境下所開展的建筑實踐。系統梳理其背后的社會、經濟、文化變革以及工業化建造體系，從生成邏輯、預制化構件、裝配式建造、空間布局等方面進行詳盡分析，對當代裝配式建筑、低密度校園空間設計以及應對學生激增的可生長性空間策略，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價值。

1 圣布倫丹社區學校

圣布倫丹社區學校建成于1979 年，是2014 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愛爾蘭展館中唯一入選的教育基礎設施（圖1）。43 年來，它是愛爾蘭民主化、社會公平化思考和“毯式建筑”（mat-building）概念在愛爾蘭的設計實踐，至今仍以明亮、開放、寬敞的空間每年容納900 多名學生在此學習。

1 2014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Infra éireann–Making Ireland Modern，引自參考文獻[2]

圣布倫丹社區學校坐落在愛爾蘭一個名為伯爾的傳統小鎮內4）（圖2a），該地區屬溫帶海洋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暑。1967 年愛爾蘭實行義務教育后，伯爾的學校無法容納突增的學生，于是在1970 年代初，當地決定將原有的3 所學校（布道兄弟學院、圣約翰中學和伯爾職業學校）合并為一所社區學校。1974 年RIAI 受教育部的委托，舉辦了一場向全社會開放的“社區學?！苯ㄖO計概念競賽。最終伯爾委員會決定采用道爾夫婦的作品，并由當地的邁克爾·勞格納內父子公司5）承包建設[8]，學校在1980 年1 月迎來第一批學生。如今，作為小鎮上唯一一所學校的圣布倫丹社區學校已與周邊居民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聯系。學校已經培育了來自奧法利郡南部和蒂珀雷里郡6）北部的數萬名學生（圖2b），時至今日依舊朝氣蓬勃、生機盎然的學校（圖2c）離不開道爾夫婦公平教育理念和獨特的設計思維。

2 圣布倫丹社區學?；靖艣r

2 “毯式建筑”與“無固定形式”

事務所創始人彼得·道爾（Peter Doyle）先后就讀于都柏林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和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IIT），并于1965 年獲得碩士學位[9]。畢業后，彼得分別在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事務所和邁克爾·斯科特事務所工作。彼得和瑪麗二人結為夫妻后，于1972 年一同創立事務所。此外，彼得還在都柏林大學和都柏林理工學院任教。在他們接受建筑學教育與實踐期間，恰好是國際建筑反思浪潮的高峰。

20 世紀中期，為反對和批判國際現代建筑協會CIAM 基于《雅典憲章》主張的功能性城市設計，“十次小組”（Team 10）應時而生，對此教條主義提出的挑戰正是“毯式建筑”雛形?！笆涡〗M”主要成員包括史密森夫婦（Alison &Peter Smithson）、喬治·坎迪里斯（George Candilis）和沙德拉赫·伍茲（Shadrach Woods）、凡·艾克（Aldo van Eyck）等一群建筑師代表[10]。1960 年代許多建筑師兼教師在尋求建筑新設計模式的同時，也在尋找教育領域中的新模式[11]。沙德拉赫·伍茲在《教育集市》（The Education Bazaar）一書中描述了對校園的理解和“學校即城市”的設計概念：學校應不設圍墻，使其融入城市，教育集市即為學校是一所實現教育功能的城市[12]。

“毯式建筑”是史密森夫婦基于“十次小組”建筑師們的核心理念和代表性設計方案（表1），于1974 年總結并正式提出的概念，認為“毯式”是一種優化的集群，城市與建筑之間不存在完全明確的界線，水平延展的建筑平面具有聚集、重復、可生長、靈活性、去中心化等特征[13]。如坎迪里斯-瓊斯-伍茲事務所設計的法蘭克福-羅默堡廣場方案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設計的威尼斯醫院方案，項目場地位于密度較高的城市中，二者的尺度及肌理構成均對原始城市網絡有所映襯和展示；還有經典教育建筑建成方案——凡·艾克的阿姆斯特丹孤兒院和坎迪里斯-瓊斯-伍茲事務所的柏林自由大學，它們與圣布倫丹社區學校一樣，建設基地位于城鎮一塊空地上，沒有特殊的周邊環境。凡·艾克在標準而重復的網格化單元上覆蓋尺寸幾近一致的穹頂，總圖形式具有強烈的“幾何性”（圖3a）[14]。柏林自由大學通過垂直疊加水平延展的網狀道路結構系統和稀疏多孔的功能體塊獲得從整體出發的總圖形式，表現出均質化特征（圖3b）。相比于考慮建筑與場地之間的關系，“毯式建筑”校園設計更多關注建筑本身如何營造尺度合宜的街巷空間，在建筑空間中構建城市交往的秩序。

表1 “十次小組”代表方案（來源：根據參考文獻[15]整理）

3 “毯式建筑”思潮下的校園建筑總圖肌理及尺度對比

“無固定形式”（no fixed form）是道爾夫婦受求學工作經歷和時代影響所提出的概念，吸納了當時流行于國際的“毯式建筑”理念，旨在利用扁平的、幾何的、有序的開放式網格向各個方向延伸，直至無起點無終點無中心的無限[2]。伍茲在1963 年發表柏林自由大學設計想法時曾表達：“學校的統一性在于與城市的融合過程、靈活的空間和可變的思維”[11]，伍茲對教育空間的理解，無疑從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十次小組”，進而也影響了道爾夫婦。道爾夫婦認為“毯式”是一種可以吸收變化的彈性矩陣，它既是一種結構性的策略，也是一種社會性的[16]。因此道爾夫婦結合本土實況對校園提出“無固定形式”的設計理念，用加法組合拼接不同尺寸的體塊單元，形成可根據需求無限拓展延伸的平面秩序（圖3c）。這種從局部出發的拼貼式生成邏輯，削弱了“毯式建筑”一以貫之的高度重復性，生成了“無固定形式”的獨特肌理。道爾夫婦成功將“毯式建筑”概念在愛爾蘭國土上進行了實踐和應用，他們設計的強可變性、可拓展性活構架學校，真切地體現出“毯式建筑”核心特征——建筑是一個整體，內部可以是城市與社群，城市環境、建筑空間和使用者之間相互依存，共同成長。

3 工業化發展下的裝配式校園

1960 年代，在國家經濟緊縮和學生人數激增的雙重壓力下，愛爾蘭教育部對RTC 提出建設要求：標準化、空間靈活、成本節省[17]。1965 年，負責專項設計和建造的建筑設計協會（Building Design Association，簡稱BDA）部分成員決定前往歐洲，在對高等技術院校進行考察后，他們認識到可拓展可生長的設計策略必將是RTC 的亮點[18]。同一年代下，德國經濟低迷、高等教育發展、學生數量激增、教學空間匱乏等因素，導致教育制度急需改革，高等校園建筑急需推陳出新，于是坎迪里斯-瓊斯-伍茲事務所回應時代背景，提出了具有生長特性的柏林自由大學設計方案[19]?？梢?，二戰后世界正處于經濟復蘇時期，這種具有時代意義的建筑便應運而生。

1960 年代，BDA 應愛爾蘭教育部要求在國土上推出了一個易于復制、拓展、施工的 “T”型單元教學區域（圖4a），“T”型單元7）可根據教學和生活需求進行自由配置。這與普魯維為柏林自由大學設計的“板凳”結構體系相似（圖4b）：每個單元可以擁有一套獨立系統，實現預制和量產；運用鋼結構作為主體結構，圍護系統和結構系統可以進行全拆卸和重復利用，建造過程高度實現工業化[19]。BDA 為追求更快的施工速度，設計了為管線鋪設預留孔洞的標準化預制鋼筋混凝土梁構件，“T”型單元中每張“桌子”以2.44m 等間距搭接，構成三縱三橫的井字梁結構形式，實現承重構件與輔助設備的一體化集成建造（圖5）。預制混凝土構件在工廠內統一生產后，直接運送至場地進行吊裝組配即可完成主體結構，建構方法的簡化無疑完美回應了當時愛爾蘭經濟社會背景對校園設計提出的要求，也為圣布倫丹社區學校的裝配式校園建設提供了較為完善成熟的工業基礎。

4 校園建筑單元模塊及結構體系

5 RTC預制裝配式校園建造，引自參考文獻[17]

在模數設計與模塊選擇和考慮上，各建筑方案不盡相同——阿姆斯特丹孤兒院設計主張主體結構標準化，采用模數為3.36m×3.36m 平面網格；柏林自由大學設計主要控制空間尺度，將步行時間1min 路程即65.63m 作為總平面網格模數；威尼斯醫院設計旨在討論合適醫護及患者的尺度，將4 個平面尺寸為3m×3m“護理單元”組合成一個基本建筑模塊[20]。圣布倫丹社區學校則從建造構件標準化出發，以900mm 用作平、剖面的基本模數，功能空間及建造模數便形成參差不一的模塊單元。3 種不同高度的柱子和分別為5400/6300/7200/9000/10800mm 跨度的預制梁架交錯組合，構建出錯落有致、尺度豐富的社區校園（圖6）。

6 社區學校以900mm為基本模數的剖面，引自參考文獻[1]

圣布倫丹社區學校的建筑主體采用預制混凝土門式剛架結構系統。系統由柱子和剛架斜梁相互搭接形成門架形式，門架與門架之間采用檁條連接，進而形成功能單元。高度預制的構件決定了社區學校的裝配過程（圖7）：地基定位，特定跨度的剛架斜梁搭接在特定高度的柱子上，形成一榀榀的門架后，于垂直方向鋪設屋面檁條，以及將檐溝預制構件嵌入斜梁構件所預留的凹糟中，覆蓋瓦楞形屋頂，進而完成建筑主體，最后再砌筑山墻和玻璃幕墻完成圍護結構。道爾夫婦對社區學校的結構形式和裝配式建造策略的選擇較于RTC 的“T”型單元有所應用且適當簡化，使其更具操作性和經濟性，也反映出建筑師在建筑設計全過程中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社區學校不再一味地像“毯式建筑”追求單一、網格化、重復的建筑單元，而是將可復制性、可預制化的構件按空間需要的模數改變尺寸，這種高度預制的門式剛架結構體系和裝配式建造方式為校園帶來了自由彈性的室內空間，也為校園未來有序的改擴建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

7 圣布倫丹社區學校裝配過程

4 校園即“城中之城”

在靈活的建造策略基礎上，校園的空間布局充滿了可變性。學校如同一座小型城鎮，甚至被譽為“城中之城”（A Town Within A Town）[16]。其靈活的結構形式營造出尺度多樣的空間，分別承擔著不同的功能。較為低矮的建筑體量用作教室，更為高大、寬敞、明亮的體量作為連接教學區的公共交往空間。

圣布倫丹社區學校的流線組織及功能布局印證了其受到“毯式建筑”多個設計作品的影響（圖8），相互垂直的道路系統有別于柏林自由大學（圖8c）和威尼斯醫院（圖8d）規則網狀交通的強形式，與阿姆斯特丹孤兒院（圖8b）的內部道路有較高相似性。凡·艾克認為建筑師應消解建筑元素間的對立，通過豐富建筑形式和結構，容納生活復雜性進而增加空間體驗，加強建筑和城市的聯系[21]。在阿姆斯特丹孤兒院的空間設計中，連接不同單元的室內外空間均為幼兒活動提供了街道，模糊了建筑與城市的概念，尺寸和節點韻律依據空間布局進行調整，形成生動的交通空間，以激發幼兒多樣的行為。不過二者的功能空間布局有著各自的特征，凡·艾克的孤兒院設計采用建造元素高度標準化的手段，將多個同尺寸的教學單元（室內活動空間及室外庭院）均質排列于西南及東南方向（圖8b）。道爾夫婦出于對社區學校功能性需求的考慮，在平面上變換了功能房間的排布方式（圖8a）。教學區布置緊湊，建筑群被有秩序地劃分為6個“街區”（Block）小組團，街區中編織著縱橫交錯的室內街道、巷子，6 個小組團平等地擁有廣場和庭院，學生或教職工可以在這些庭院休憩，甚至體會種植、蓄養的農莊樂趣。教室被布置在校園建筑群的四周，以確保主要的教學功能空間都擁有對外的視野和天然采光。而“街區”的開放空間均具有“向心性”，開放的公共活動“廣場”成為連接教室及庭院的媒介，庭院位于整個校園的中部，恰好為圍合內聚的建筑群提供采光和自然景色。建筑、街巷、街區、廣場集成了城市中的基本要素，是一座毋容置疑的“城中之城”。

8 “毯式建筑”代表作品平面（深灰色-功能空間；淺灰色-交通空間；綠色-庭院；紅色-流線組織）

與“毯式建筑”的定義相似，道爾夫婦的設計理念讓圣布倫丹社區學校擁有開放共享、多組團無中心、水平延展等特征（圖9）。受“毯式建筑”影響的建筑，似乎都離不開一個核心詞匯——“街道”，在建筑與城市不應該形成割裂狀態的觀點上，道爾夫婦和凡·艾克有著不可忽視的相似性。在1989 年的RIAI 金獎頒獎展覽中，道爾夫婦闡述道：“街道是必不可少的社會公共空間，人們在街區中進行交往，無疑將學校學生和鎮上的居民團結在一起”，同時也表達了對圣布倫丹社區學校最初的設想：“我們想要高大而流通的公共空間，希望將興奮的、嘈雜的城市生活帶入室內，學生在這里可以步行、交往”[22]?！敖值馈笔沁B接功能空間的通道，是提供公共活動的場所，是室內與室外相互對話的中介，也是人與城市建立場景聯想的空間。圣布倫丹社區學校亮堂而開闊的“街道”空間讓使用者仿佛置身于城市中，社區學校的規模雖不及阿姆斯特丹孤兒院和柏林自由大學，但因不僅將“街區”與“街道”相結合，還將建筑構件尺寸與空間使用者行為特征關聯設計，讓圣布倫丹社區學校既保留了“毯式建筑”思想的平面特征，又減弱了“毯式建筑”中的均質、單一、乏味的問題，從而形成了非對稱性以及具有高辨識度的空間（圖10）。

9 “城中之城”校園平面，引自參考文獻[17]

10 圣布倫丹社區學校實景

網狀規則的幾何秩序和快速建造的建筑通常意味著空間的單一和乏味，預制裝配代表先進的工業技術發展方向，理想的工藝和建筑意識形態的結合十分不易[23]，就如史密森夫婦一生推崇的“毯式建筑”，在發現跟不上時代變化的步伐后，他們開始反思和批判無盡重復的平面。道爾夫婦具有預見性地將城市元素帶入校園，營造出一座充滿活力的“城”，容納著多樣化的公共交往，提供了復合的教學需求。

5 不加修飾的“拖拉機棚”

社區學校外露的門式剛架支撐系統主導著整個建筑的造型，波紋屋面、大面積玻璃幕墻、幕墻框架、磚砌山墻等，裸露的結構和表露走向的管線都在彰顯1960-1970 年代的工業化特征和建造技術水平。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報道過彼得的一段受訪記錄：“人們不需要通過外形來辨認建筑類型，建筑的唯一性就是不要向公眾發出膚淺的信號”[6]，正好辯駁了曾有一位教師將學校形容為“拖拉機棚”的觀點。曾求學于IIT 且師從密斯的彼得，在設計社區學校造型時結合了多方影響，其一是IIT 克朗樓（圖11a），其二為代表史密森夫婦新粗野主義的第一個作品——亨斯坦頓中學（圖11b）。中學的結構形式部分繼承了密斯IIT 克朗樓結構外露的設計手法，但亨斯坦頓中學在結構與材料之間的構造節點表達上更為直白、真實、粗獷[24]?，旣愒f：“建筑不應該是固定的形式對應固定的功能，現代建筑需要有普遍應用性，應該對結構和空間進行概括”。所以原生、不加修飾、直接是道爾夫婦對社區學校建筑造型的理解、闡釋與表達（圖11c）。

11 外立面形式對比

2019 年，蓋蒂基金會8）的“保持現代性”（Keeping It Modern）項目9）授予社區學校一筆修復資金。約翰·麥克勞林建筑事務所10）遵循原始的設計概念更新維護建筑時，他們采用為保溫性能較差的庭院玻璃幕墻增加性能更好的第二層玻璃替代全部更換的做法，并將曾破壞了全局秩序的屋頂垂掛構件替換成標準預制化配件安裝于天花板，使電燈、電路管道等垂直于門架方向，與屋頂裸露的檁條形成同一整體，這些系統性的考慮很好地體現了改造方對道爾夫婦設計的尊重（圖12）。在多階段更新改造下，建筑隔熱保溫性能、照明電力系統、能源供暖系統等方面都得到了響應當下需求的更新，圣布倫丹社區學校將繼續容納著更多的學子。

12 圣布倫丹社區學校更新前后效果對比，引自參考文獻[17]

6 結語

圣布倫丹社區學校是愛爾蘭具有標志性的“毯式建筑”實踐，是愛爾蘭教育建筑走向現代化的開創性項目之一。道爾夫婦對“無固定形式”結構框架和可生長高辨識校園空間的整體把控，將建造技術與空間特征巧妙地結合，進而成功建設出一座“城中之城”。裝配門式框架屬愛爾蘭1970 年代工業美學的體現，其模數化預制構件中蘊含的內在適應性和經濟性仍對于當代工業化國家新興建設具備參考價值及研究意義。

在空間設計上，社區學校建筑的布局與建造中的模數或模塊之間不再割裂，而是相互配合，直至構成平衡。道爾夫婦在城鎮郊區中選用結構穩固、材料耐久的預制混凝土梁柱裝配系統，用以構建門式剛架結構體系，具備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既遵循了當地建造工藝基礎，又充分利用了當時較成熟的裝配式建造技術，采用構造節點一致、尺寸不一致的建筑配件，再結合“毯式建筑”概念的影響，提出“無固定形式”設計理念，形成獨特且靈活的校園空間聚落。圣布倫丹社區學校是道爾夫婦將建筑構件產業化技術與空間協同的研究實踐，也是對當時經濟狀態和教育政策實況挑戰做出的應用型設計。正因如此，社區學校才能40 年如一地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和日新月異的學生需求，扎根在當地并產生持續的影響力。

道爾夫婦在主持項目的整個過程中，充分發揮著不同專業間的協同效應。隨著社會和建筑行業的不斷發展，建筑師在建筑實踐中融合不同專業、不同層級要求的能力也成為核心競爭力，圣布倫丹社區學校為建筑師、設計師和相關從業人員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啟示。社區學校作為愛爾蘭現代建筑發展的一次成功探索，在規?；a、標準化設計等方面提高了生產效率和質量，為當代工業化國家的新興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和借鑒。學校的結構經濟性、空間靈活性、活動多樣性、建設可持續性可為當下的低密度校園設計提供參考和啟發，一定程度上將促進建筑行業向更加高效、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注釋

1）喬治亞風格（Georgia Style）是大約在1714-1811年期間，流行于歐洲，特別是英國的一種建筑風格。這是集大成的一種風格特征，它有巴洛克的曲線形態，又有洛可可的裝飾要素，秉承了古典主義的對稱與和諧的原則，在18世紀時流行于各個英國殖民國家，也是對美國最有影響的風格之一。

2）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是歐洲共同體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共同組成歐洲共同體。歐共體是西歐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由政府出面組成的一個經濟和政治集團，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聯盟。

3）愛爾蘭皇家建筑師學會（Royal Institute of the Architects of Ireland，簡稱RIAI）成立于1839年，是愛爾蘭共和國的建筑師主管機構和建筑專業機構。RIAI的宗旨是“維護建筑的最高標準，并在影響建筑師，建筑環境和社會的問題上提供公正，權威的建議和信息”。

4）伯爾（Birr），是愛爾蘭島中部奧法利郡（County Offaly）的一個小鎮，因其擁有進行保存的格魯吉亞建筑遺產所以被指定為愛爾蘭文化遺產城鎮。小鎮上擁有3所小學：圣布倫丹男童學校、梅西小學和示范小學（愛爾蘭教會），一所中學：圣布倫丹社區學校。

5）邁克爾·勞格納內父子公司（Michael Loughnane and Sons Limited）于1968年5月14日成立，部分辦公地址位于奧法利郡，業務范圍為建筑與土木工程。

6）蒂珀雷里郡（County Tipperary）是愛爾蘭一個與奧法利郡接壤并位于其南邊的郡。

7）每個“T” 型單元由7張預制混凝土框架結構的“桌子”組成，每張“桌子”的尺寸約為7.3m×7.3m（24inch×24inch），得出面積約53.3m2的正方形作為教室，6張“桌子”拼在一起可形成一個擁有三間教室和公共空間的教學區域，剩下凸出來的一張“桌子”用作教學后勤服務空間。

8）蓋蒂基金會（Getty Foundation）最初被稱為蓋蒂贈款計劃，成立于1984年。蓋蒂信托是一個國際文化組織，包括蓋蒂保護研究所、蓋蒂基金會、蓋蒂研究所和J.保羅蓋蒂博物館。蓋蒂基金會通過支持個人和機構致力于增進對洛杉磯和全世界的視覺藝術的理解和保護，履行蓋蒂信托基金的慈善使命。

9）保持現代性（Keeping It Modern）是一項贈款倡議，重點支持保護現代建筑的示范性項目。2018年其授予的增款清單建筑包括：路易斯·康的薩爾克生物研究所、埃羅·沙里寧的圣路易斯弧形拱門、奧斯卡·尼邁耶的拉希德·卡拉米國際博覽會等。倡議項目授予了圣布倫丹社區學校一筆高達124,000歐元的修復資金。

10）約翰·麥克勞林建筑事務所（John McLaughlin Architects）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專注于設計的工作室，總部位于愛爾蘭都柏林。他們專注于對細節的研究，致力于考慮環境與建筑的協調性，習慣對每個項目的文化、社會和環境背景進行調查。他們的設計習慣于從歷年優秀的愛爾蘭現代建筑師和設計師中獲得靈感，這種方法讓他們獲得了許多獎項，如2015年的RIAI最佳新興實踐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