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區”的起源、移植與影響
——以洛陽澗西工業區的住區為例

吳俊賢，虞剛

0 引言

“小區”在今天已經成為人們對居住區的一種習慣性稱謂，但從其發展歷程來看，“小區”并非是單純的技術術語，其背后包含了一種改造社會的愿景以及隨之形成的社會空間關系。作為來自蘇聯的住區規劃模式，“小區”的影響力不僅局限在蘇聯內部，也涉及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相關的城市研究中，“小區”甚至被視為社會主義城市的重要景觀特征[1]。

新中國成立之初，多數城市仍然保持著前現代的狀態。在之后開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中，蘇聯的城市與建筑思想對我國的相關領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當中也包括了住區規劃與住宅設計。在技術層面外，這些思想也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城市空間的重構、民眾生活的轉變以及新社會關系的形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選取洛陽澗西工業區作為實際案例，是由于洛陽在工業城市建設的早期階段采用了“避開舊城建新城”的城市發展模式，工業區的規劃建設未受到原有城區的干擾，其住區發展脈絡比較清晰。此外，洛陽作為建國初期8 個重點規劃的城市1）之一，對當時全國的城市規劃活動具有示范性作用[2]，這使洛陽的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許能夠為理解我國其他城市的住區發展與城市空間塑造提供幫助。

1 起源：“小區”概念的由來

Mikrorajón（英文：microdistrict，中文譯作“小區”）是一個始于1950 年代的蘇聯住區規劃概念?！靶^”由公寓式住宅和相關配套設施所構成，服務人數在5000～15,000 人[1]。這種住區規劃模式與采用了標準化設計及預制裝配技術建造的住宅相結合，使其在二戰后住房短缺的蘇聯被迅速推廣，并成為蘇聯城市的基本組成單位。實際上，“小區”這種住宅結合配套設施的住區絕非蘇聯所獨有，其規劃甚至與誕生自1920 年代的鄰里單位（Neighbourhood unit）相類似。但若從它們所依托的意識形態和發展路徑來看，就能發現它們之間存在的差異。

要更好地解釋“小區”的起源，或許需要對“小區”出現以前的蘇聯住區發展進行簡要回顧。從歷史來看，蘇聯對于工人住區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至1920 年代。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成立之初就將改善工人階級的居住條件視為其發展的一項核心任務。圍繞著這一任務，蘇聯早期的城市規劃和住區設計是頗具百家爭鳴色彩的實踐。不僅有諸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恩斯特·梅（Ernst May）等西方世界建筑師的參與2）[3]。也有蘇聯本土建筑師社團的探索，如發生在1920 年代末的“城市主義”（Urbanism）與“反城市主義”（Disurbanism）雙方圍繞社會主義城市形態及居住模式產生的激烈論戰3）[4]。

隨著斯大林在1930 年代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的號召，蘇聯內部對于社會主義城市以及居住形式的各種討論被終止，許多產生自1920 年代獨立建筑師社團中的實驗性想法被叫停[5]，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具有西方古典主義精神的城市規劃思想，這種新豪斯曼式的城市規劃追求城市軸線、注重城市景觀并大量采用新古典主義的建筑風格，迥異于現代建筑運動所提倡的城市美學。

為配合這種“斯大林主義城市”（Stalinist city），蘇聯創造了“大街坊”（kvartal）的住區形式，在與西方鄰里單位思想抗衡的同時[6]，“大街坊”也成為控制城市形態和密度的主要指導方針之一[7]。大街坊中的住宅采用周邊式布局以及新古典主義的樣式以保證城市界面的統一（圖1、2），被建筑圍合的地塊內部形成了可以布置公共設施或用作居民活動空間的綠地。但這種住區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經濟性較差，立面的裝飾提高了建筑造價，周邊式的布局降低了土地利用率，這導致了這種住區模式多存在于大城市中，難以被當作應對住房短缺問題的方案推廣。另一方面是大街坊未能處理好住區與城市道路的關系，增加了居民穿越街道的危險。更重要的是，這些新建的住宅未能真正惠及工人階級，反而加劇了精英階層與工人階級的隔離。[8]

1 采用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街坊”，來源：https://fortexgroup.ru/bc/lomonosovskiy-14/gallery/

2 “大街坊”的周邊式布局

二戰后，蘇聯有接近2500 萬人流離失所，大量的城市亟待重建，但斯大林維持了先前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策略，住宅建設方面的投資依舊受到限制，住房短缺的問題日益嚴重[9]。1953 年，赫魯曉夫上臺后提出了一系列住房建設計劃試圖改善民眾的居住環境，這使得蘇聯在建筑設計和住區規劃方面出現了一些新趨向。1956 年，蘇聯建筑師訪華代表團團長沙絡諾夫所著的《蘇聯建筑的新趨向》一文被翻譯并發表在《建筑學報》上，其中展現了一種不同于之前的建筑設計和住區規劃思想：

“1954 年在克里姆林宮里（舉）行的全蘇建筑工作人員會議上，赫魯曉夫同志揭露了某些蘇聯建筑師對建筑中的過分裝飾和浪費的、錯誤的、對實踐有害的傾向，揭露了只是片面地醉心于審美的建筑藝術，脫離人民需要和建設要求的危害性”[10]。

“在現代城市中，由于機械化交通的發展，愈來愈迫切要求將生活居住區劃分成面積為40～60hm2，人口為1～1.5 萬居民的巨大居住建筑群。以便在這些建筑群中布置只需步行且不必穿過有城市交通的街道就可以到達的小學校、幼兒園、商店、電影院、生活福利機關和其他滿足居民日常生活要求的設施……我們要堅決地打破街道藝術的概念。為我們所習慣了的、走廊式的街道面貌一定要被摒棄。我們要力求采用最經濟的自由的修建街坊的手法……”[10]。

從這些文字中不難看出蘇聯內部對先前注重裝飾、關注街道藝術的城市思想的批判，這些趨向預示了一種不同的城市住區模式即將到來，為“小區”概念的提出和應用打下了基礎。

“小區”概念出現于1950 年代中后期[11]，最先在莫斯科西南的新稠李（Novye Cheryomushki）地區得以實踐，并在之后的10 年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12]。1957 年，赫魯曉夫進一步提出了要在10 年內解決住房問題。在1958 年開始的第七個五年計劃中，赫魯曉夫提出要基于一個家庭一套住房（one family,one flat）的原則，快速、經濟和較好地在城市中新建1500 萬套住宅[12]。同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建筑師聯盟會議上，與會代表通過了“住房建設必須基于‘小區’原則”，“小區”從此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住區建設的基本模式[7]。在實際需求的推動和相應政策的引導下，自1950 年代末起，大量的小區在城市周圍以及一些新興的工業城鎮中被建設，使這一住區模式逐漸成為蘇聯城市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4]。

從“大街坊”到“小區”的變化體現了西方現代主義城市思想在蘇聯的再現。從布局來看，小區采用更加靈活的住區空間組織方式，不再以營造如畫的城市景象為目的 （圖3）。從設計來看，小區中的住宅放棄了此前大街坊中新古典主義的設計語言，轉而追求簡潔的立面（圖4），在套型上運用“最小住宅”（minimum dwelling）的思想，通過進一步壓縮家庭生活的空間來提升經濟性。在技術方面，小區內的住宅大量采用標準化設計和預制裝配式技術以滿足快速建造的需求（圖5）。上述這些特質，使“小區”相比“大街坊”更具有被大規模生產和建造的潛力。因此，“小區”概念的運用范圍超出了蘇聯，在我國、朝鮮以及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可以見到這種住區模式的影子。

3 “小區”自由式的布局方式

4 1960年代小區中的住宅樓立面簡潔，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赫魯曉夫樓

5 1961年采用裝配式建造的住宅樓，來源：https://atelierparallellives.wordpress.com/2017/10/26/thekremlins-khrushchyovkas/

在技術指標之外，小區創造了一種平等的生活氛圍?；凇吧鐣髁x對于每個人的關懷應當是接近的”[13]這一原則，“小區”提出了更為清晰的指標，明確了住區中所要配備的各類文化生活服務和公共福利設施及其服務半徑。小區中的住宅也有著相似的外觀、相同的人均標準，確保了一種平等的生活水準。作為一種大規模的保障性住區，小區能夠服務更廣大的群體，有效地縮小了工人階級與精英階層之間的差異。而小區所具有的喚起“新生活方式”的作用，可使人們回想起誕生自1920 年代后期“社會凝結器”（social condenser）理論4）[14]?？偟膩碚f，“小區”是現代建筑思想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結合的產物，其背后所關聯的一套社會福利系統使其區別于“鄰里單位”，而蘇聯從“大街坊”到“小區”的轉變，也不失為現代主義建筑思想的一次勝利。

2 移植：我國工業城市建設與“小區”概念的運用

建國初期，我國曾短暫地在城市規劃和住區建設方面保持開放態度，廣泛借鑒國外的先進理論。但之后隨著我國在經濟建設領域全面參考、借鑒蘇聯模式，住區規劃思想也全面倒向蘇聯。因此，蘇聯在1950 年代從“大街坊”到“小區”的突然轉變同樣直觀地反應在我國的住區建設的實踐中。

在建國初期的城市建設中，“大街坊”的住區形式得到了較為普遍的運用，如1955 年建成的北京百萬莊住宅區，1956 年建成的長春一汽住宅區。與蘇聯的情況相類似，我國的“大街坊”住區保留了其在城市景觀營造方面的作用——服務于一種帶有歐洲韻味的城市規劃方式，但是亦在建筑層面結合我國的情況做出了一些適應性的調整，如運用“大屋頂”的建筑造型以及在細部中采用帶有中國傳統的裝飾紋樣以強調“民族形式”。建筑師華攬洪（Léon Hoa）5）在其《重建中國——城市規劃30 年（1949-1979）》一書中較為明確地說明了蘇聯援華專家在住區設計方面的要求：“蘇聯顧問不僅要求主干道整齊劃一，連次要道路也須如此。為了得到這種效果，他們認為住宅區的新建房屋應該盡量沿街排列，仿照歐洲老城市和租界的建筑樣式”[15]。

到了1950 年代中后期，蘇聯在城市與建筑領域出現的新趨向很快傳到了我國。這種突然的轉向使我國的住區規劃產生了相應變化，先前對“行列式”布局“資本主義建筑片面性”的批判開始發生松動[16]。之后“小區”概念被全面引入，這種更為經濟實用的住區形式很快得到了推廣。

就“小區”和“大街坊”之間的關系，程世撫等人于1962 年發表在《建筑學報》的《關于居住區規劃設計幾個問題的探討》一文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規劃的居住區大都按街坊的布置進行規劃，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學習了蘇聯經驗，許多地方采用了居住小區的布置方式……小區和街坊都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根據合理組織居民生活的需要而提出來的一種布局形式。小區和街坊，從本質上看是相同的，都要全面考慮居住生活和公共活動……街坊和小區的區別在于，一般小區的規模比較大，小區在街坊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了城市交通、福利設施和工程經濟的合理布置”[17]。

1981 年發表在 《城市規劃研究》 的 《居住區發展概述》 一文中，作者較為直接地闡述了“街坊”和“小區”的經驗均來源于蘇聯經驗，指出了我國搞小區是由于“形勢發展的需要”：“解放初期，在英美規劃思想的影響下，曾搞過幾個鄰里單位……但是不久就掀起了全面學習蘇聯的高潮，把鄰里單位批了一通，說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回頭來卻把蘇聯當時那套早已落后的周邊式小街坊搬了過來，這其實是一種倒退。由于形勢發展的需要，后來不久，又不得不開始搞小區。我國搞小區也是學習蘇聯經驗，這在當時是一種比較先進的居民區規劃方式”[18]。

從上述這些觀點來看，我們似乎能夠發現中文語境中“街坊”和“小區”的關系較為含混，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我國住區從“大街坊”到“小區”的轉變與蘇聯的差異。對于我國而言，不論是“大街坊”還是“小區”都是舶來品，它們均位于城市之中，提供了一種符合現代生活要求和城市發展的居住形式，并為之后城市的居住空間模式奠定了基礎。同時，我國也結合城市發展和社會管理的現實情況，對“小區”做出了適應性的調整。

我國從“大街坊”到“小區”的轉變或許更為直觀地體現在住區與城市藝術的外部關系以及住區內的布局、住宅套型方面?！靶^”更多地代表著一種現代主義的住區和城市思想，和“大街坊”背后帶有的對歐洲城市的懷舊感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套型方面，“小區”中的住宅減少了大戶型的占比，增加了能滿足獨戶家庭生活需要的一室戶、兩室戶所占的比重，提升了住宅的實用性和經濟性，這種住宅樓也被人們稱為“赫魯曉夫樓”6）。

從澗西工業區的住區建設來看，自1954 年洛陽被確立為重點建設城市以來，在“避開舊城建新城”的“洛陽模式”下，澗西工業區成為洛陽城市建設的重點[2]。1954-1957 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澗西區先后建設了5 個國有大型工礦企業。作為工礦企業必要的生活配套設施，職工住區占據了相當可觀的面積。

當時洛陽的城市規劃是在我國和蘇聯專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澗西工業區的布置更是按照“線型城市”的理論展開的，在空間細節的處理上運用了放射型的道路，并突出了廣場、街角的重點建筑（圖6）。這一階段的住區建設也采用了“大街坊”的住區形式，周邊式的布局保證了街道界面的完整，像歐洲城市那樣，具有裝飾細節的正立面朝向街道，而這些建筑多為3～4層并采用了“大屋頂”以體現民族特色（圖7、8）。據《洛陽建筑志》記載，“一五”計劃期間，“在澗西區中州路以南建成了36 個街坊的生活居住新區，共有425 幢新樓房，使17,152 戶職工搬進了新居”[19]。

6 1954年澗西工業區規劃（局部）

7 澗西工人住宅區及城市干道，來源：www.sgss8.com/tpdq/24740620/

8 1950年代澗西工業區建設的工人住區

1960 年前后（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澗西工業區的住區建設發生了轉向。一些建設時間較晚的工礦企業住區以及科研院所的配套住區已經在形式上出現變化。時值蘇聯“小區”規劃的思想進入我國并開始對我國的住區建設產生廣泛影響之際。相比之下，這些新建的住區均采用“行列式”的布局，其四角也不再做特殊的藝術處理，直接容許東西方向的山墻外露（圖9）。這種做法顯然符合小區采用“自由布局”打破“街道藝術”摒棄“走廊式的街道面貌”的要求，同時裝飾與細部的簡化、套型的調整也符合大眾住房（Mass Housing）對理性、經濟與效率的追求。

9 1960年后澗西工業區建設的工人住區，來源：洛陽市圖書館地方特色文獻數據庫http://221.13.137.120:8091/index.html

實際上，早在“大街坊”被作為洛陽住區建設的基本形式時，就有人提出了這種周邊式布局存在的問題。1956 年選登在《建筑學報》上的清華大學的學生設計作業便是以洛陽為基地，設計者常友石在文本中指出：

“周邊式布置方案不能完全滿足實用、經濟、可能條件下美觀的原則所提出的要求，東西方向的建筑物使街道立面美觀，并使得院子成為比較完整的空間，但是對生活卻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洛陽的天氣很熱，朝西的房間在夏天是不夠舒適的，所以這樣的街坊規劃沒有完全做到對人的關懷”[20]。

我國從“大街坊”到“小區”的突然轉變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蘇聯的跟隨，但也的確是一個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選擇。自1960 年代之后，澗西工業區新建的住區已經不再采用“大街坊”的住區形式，“小區”成為城市空間形態的主導，一種具有強烈的現代主義色彩的住區規劃方式開始在我國的城市中推廣開來。

3 影響：“小區”的意義與轉變

“小區”有別于“鄰里單位”更多是因為它所展現出的一種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帶有福利性質的住房、平均的標準以及均等的服務所彰顯出的一種平等的社會氛圍。在我國，這種“社會主義對人的關懷”同樣得到了傳承，并與“企業辦社會”的模式進行了有機結合，使其在創造出一種新的城市空間的同時也塑造了一種新的社會關系。

1949 年3 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主席提出“要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指示[2]。新中國成立后，城市建設主要是服務于工業生產，因此“小區”自一開始就是一個與生產緊密相關的概念，是確保生產的重要因素。

在這個背景下，我國發展出了“單位”這種獨特的社會組織模式。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中的個人都有著明確的歸屬——“單位”[21]?！皢挝弧辈粌H組織生產，同時也具有社會管理的責任，是職工及其家屬各項福利的提供者。在外文研究資料中，往往將這一時期的我國的住區形式寫作“單位”（work unit 或Danwei），但這種稱謂顯然造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語義不精確。就洛陽澗西工業區的情況而言，“小區”是主要的住區形式，只不過是它結合了“單位”并作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也使得“小區”在作為城市形態基本要素的同時，也成為了一個社會管理的基本單元。

從城市形態層面來看，小區改變了我國長期以來由合院式住宅所構成的“里弄”“胡同”式的居住形態，創造了新的城市景觀（圖10、11）。澗西工業區按照線型城市思想所進行的規劃有效地拉近了生活區和生產區的距離，縮短了員工通勤距離，并在“單位”的社會模式下形成了群島般的城市結構?！皢挝弧备鶕毠的康亩嗌賮泶_定“小區”的規模和相關配套設施的數量，這些帶有福利性質的設施主要面向單位內部的職工，如職工醫院、職工俱樂部和子弟小學，這使“小區”帶有一定的內向性——這種內向性并非由物理層面的封閉導致，更多的是因管理方式所導致的。這樣一來，每個“單位”可以視作能夠獨立運行的“島嶼”，城市則是由多個規模不同的“島嶼”所組成的“群島”，這種城市空間組織模式或許可被視作工業化背景下我國城市的一個特征（圖12）。

10 2022年洛陽老城的城市肌理，古代的城市格局依稀可見

11 2022年澗西工業區的城市肌理，呈現了從“大街坊”到“小區”的變化

12 澗西工業區的城市空間構成圖解，作為“島嶼”的工礦企業構成了“群島”般的城市

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看，在“單位”模式下，企業與職工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職工的生活保障源于企業，他們需要積極生產、遵守紀律，相應的企業也會在生活中給予他們相應的保障，“小區”是提供職工生活保障的場所——“小區”中的各項福利設施均在“單位”資助及管理下運作。如位于澗西區的洛陽耐火材料廠的廠志中記載了相關的細節：“到1984 年止，共建33 幢職工和職工家屬宿舍樓”，這些房子對職工按需分配，僅收取較少的租金。同時，耐火廠還在小區中建設了食堂、中學、小學、醫院以及俱樂部等配套服務設施（圖13）[22]。相應的，“小區”也成為單位對職工社會管理的延伸，小區中的居民多為企業中的職工及其家屬，他們彼此之間能夠形成一種相互監督的關系，使職工在生產生活中都保持謹慎并注重自我行為，進而保證了生活、工作環境的公平與公正。

13 1980年代洛陽耐火材料廠小區中各項設施的分布示意

在城市形態和社會管理之外，小區預示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現，它不同于以往家庭“多代共居”的生活方式，創造一種新的個人與群體間的關系。作為承載職工日常生活的主體和相關社交活動發生的主要場所，“小區”促進了一種新的關系網絡的形成。工礦企業的集中建設吸引了大批來自五湖四海的“工業移民”，根據相關檔案記載，規模較大的第一拖拉機制造廠的職工人數從1953 年籌備建設時的314 人，發展到1966 年的23,060 人。洛陽耐火材料廠的人數也從1958 年在北京籌備時的117 人，發展到1960 年的5198 人[23]。這些快速增長的職工數目背后是無數個工業生產背景下出現的小家庭，他們是“單位”中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工業城市中出現的市民階層。在生產方式變革的背景下，這些職工之間漸漸形成了一種有別于傳統社會信任機制的“對普遍而抽象的制度的信任”[23]，預示了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的產生。

相關的變化發生在改革開放后[24]。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小區”所依賴的單位體制發生了變化。在“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切實減輕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的各項相關措施出臺后，單位與職工間的關系發生了改變，小區的福利性質不斷減弱。一方面，“小區”中住房的權屬發生了改變，從“福利分房”逐漸轉向“集資建房”，再到商品住宅的普及。另一方面，小區中的配套設施逐漸被剝離，如工礦企業所有的“子弟學?！焙汀奥毠めt院”被移交地方政府管理，而早期的職工俱樂部、浴室等配套設施甚至也被拆除以滿足新建更多住宅的需求。

在這個過程中，“小區”的意義發生了轉變。盡管在1993年頒布的 《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規范》中進一步明確了“組團—小區—居住區”這一居住區規模分級形式，但這里的“小區”更多地作為一種規劃指標而出現，已經由承載社會活動的功能混合體轉變為單一的居住空間，進而成為今日語境下人們對居住區的代稱，或許這種轉變也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4 結語

“小區”的概念建立在蘇聯早期對社會主義居住形式的探索及對“大街坊”的批判之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將其與“鄰里單位”區分開來。但若拋開意識形態及相應的社會運作模式，蘇聯的“小區”與西方的“鄰里單位”十分相似，它們同屬現代的住區形式。蘇聯從“大街坊”到“小區”的轉變存在著必然性，這兩種住區形式的背后分別代表了“懷舊情感”和“現代需求”，而工業社會對功能、理性的追求總使其偏愛更具有實用性的現代形式，這或許能夠解釋蘇聯與西方世界在大眾住房領域的“殊途同歸”。在蘇聯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中，住區建設受到政府調控，這使“小區”這種符合現代需求的住區模式能夠在1950 年代后在蘇聯內部迅速推廣。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以蘇為師”的背景下，“大街坊”和“小區”的住區建設模式被先后引入我國。包括洛陽在內的許多早期的工業城市中都能看到“大街坊”的痕跡,以及“小區”推廣后所發生的變化。不論這種變化是來自于對蘇聯思想的跟隨，還是對我國住區建設實踐的反思，其結果是導致了一種現代住區形式在我國的應用，并推動了城市與社會空間的重構。

改革開放后，隨著單位體制的瓦解，“小區”背后的福利屬性漸漸消失，社會管理的功能亦大大減弱。但這種居住空間組織模式的影響依舊在持續，這不僅體現在居住區規范的制定中，同樣也持續地反映在城市形態中。在“小區”原始概念的背后，我們依舊能夠看到它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載體，在引導生活方式、體現時代精神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對“小區”概念的回顧，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小區”背后的深刻含義以及今日城市形態的成因，這或許將給建筑和城市設計實踐帶來一定的幫助。

注釋

1）八大重點城市：1954年，為配合156工程的落地，國家建筑工程部在召開全國第一次城市建設會議時將全國除首都北京以外的城市分為4類。第一類為包括洛陽在內的8個“重要工業建設的新工業城市”；第二類為21個 “擴建城市”；第三類為局部擴建城市；第四類為一般中小城市，為除北京和上述3類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

2）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蘇聯當局邀請了西歐（主要是德國及荷蘭）的建筑師參與到了蘇聯的城市規劃與建筑設計領域中，其目的是為了探索一種“社會主義城市”的規劃模式。其中較為著名的是由德國建筑師恩斯特·梅領導規劃的磁山城（Magnitogorsk）。

3）“城市主義”（Urbanism）以列昂尼德·薩布索維奇（Leonid Sabsovich）和維斯寧兄弟（Vesnin brothers）等人為代表。城市主義者主張住區應當具有“社會凝聚器”（social condenser）的作用，住房應該只作為人們休息的場所，似乎除了睡覺以外的其他活動都可以在住區的公共場所中進行，它試圖通過壓縮家庭私密領域以促成集體生活，用大家庭般的公社生活來取代個人的家庭生活。但在以社會學家米哈伊爾·奧基托維奇（Mikhail Okhitovich）為代表的“反城市主義”（Disurbanism）者看來，社會主義城市不應當有中心，連續的集體農莊和工業區將構建出連續無邊界的城市景觀。這種分散的、均質的城市空間將消除傳統的大城市與市中心，以實現《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消除城鄉差距”的目標。

4）列寧將“電氣化”作為共產主義的特征，其與資本主義的“蒸汽時代”具有本質區別，共產主義也被認為是蘇維埃政權與電氣化的結合?！澳Y器”是發電機的一個部件，因此“社會凝結器”概念的誕生回應列寧所提倡的“電氣化”，指代了一種能夠“塑造并結晶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建筑類型。關于這個概念具體討論，可見參考文獻[14]。

5）華攬洪（Léon Hoa，1912-2012），法國及中國建筑師。1912年生于北京，之后在法國完成高中和高等教育，1937-1952年在法國從事建筑設計工作。在新中國成立后，華攬洪于1952年回到國內，積極投身于新中國城市及建筑領域的工作。

6）赫魯曉夫樓（Khrushchyovka）是伴隨著“小區”而出現的概念，在赫魯曉夫提出相應的住房建設計劃后被大規模的建造，其特點是大量運用預制裝配技術，以保證建設速度；對室內空間進行了壓縮，保證住宅的經濟性。如層高最低僅為2.5m，廚房和衛生間的面積也僅能滿足基本的需求，并控制層數不超過5層以避免安裝電梯增加造價。這種住宅形式進入我國后，對我國單元式住宅的發展起到了影響，同時在戶型設計方面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