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動因、路徑與挑戰
——基于知識生態學的分析

胡昳昀，李子彤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數字技術促使傳統工業產生深刻變革，進而引發對人才需求的根本性變化。職業教育具有更貼近經濟生產與社會實踐的特質，因此為適應數字化轉型、更好地融入全球財富轉移的過程，巴西政府自2020 年陸續出臺一系列政策，積極推動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知識生態學主要研究知識密集型復雜社會系統的構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機制，強調知識主體、技術與環境的協調。該理論為研究知識系統的演化動力、運行機制以及關系結構等提供了嶄新的研究視角，被廣泛應用于知識管理學、組織學、教育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知識生態學的主要觀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詮釋數字化轉型的動因、路徑和挑戰。

一、知識生態學視域下巴西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分析框架

（一）知識生態學的主要內容

21世紀初，基于對自然生態學的理解，知識生態學先驅喬治·波爾（George Pór）將生態學理念引入知識管理領域，創建“知識生態學”，從關系與社會的角度研究知識的共享與應用。知識生態學包括知識生態系統模型、知識生態系統的演化與功能等內容。喬治·波爾認為，知識存在于生態系統中，信息、思想和靈感在知識生態系統里融合且相互滋養。[1]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構建了知識生態系統模型。喬治·波爾基于知識、知識主體與技術三要素構建了知識生態系統三元網絡模型。[2]田慶鋒和常鎮宇將環境系統引入知識生態系統模型，并將知識主體進一步細分為知識群落和知識種群。[3]葉培華認為，知識生態系統由知識環境和知識主體構成，知識環境包括內部環境、微觀環境和宏觀環境，知識主體由知識種群和知識群落組成。[4]總體來看，知識生態系統的構成要素包括知識主體、環境系統與技術系統，知識生態系統是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所形成的自組織系統，強調知識主體間、知識主體與環境間以及知識主體與技術間的良性互動。知識生態系統處于不斷的演化中，知識生態系統受內部變化的“自源過程”和外部環境刺激的“異源過程”驅動實現整體演化。[5]同時，知識生態系統是個動態功能單元，發揮著推動知識、物質和價值流動的功能，從而完成個體或組織對知識需求和使用的任務。[6]

（2） 隨活化基質中碳源含量的升高（15～30 g/L），酵母菌的產氣能力，對低pH值、高SO2、低溫的耐受性，以及有氧條件下絮凝性和厭氧條件下的乙醇耐受性升高；生物量、有氧條件下乙醇耐受性則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蔗糖質量濃度為22 g/L時最大。

（二）知識生態學在本研究的應用

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具備知識密度高且流動性強的特點，可被視為一個典型的知識生態系統。由于知識生態系統模型眾多，本文主要根據喬治·波爾與田慶鋒、常鎮宇所構建的知識生態系統模型，結合知識生態系統的演化、功能等思想構建出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知識生態系統模型（見圖1）。第一，該模型將數字化演化的動因分為“自源”與“異源”的雙向驅動，具體表現為外部數字經濟、數字技術的發展和內部職業教育的內生發展需求共同驅動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第二，該模型由知識系統、技術系統和環境系統組成，三者良性互動，以推動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在知識系統的內部合作方面，由于職業教育具有顯著的“政—企—?！敝R跨界整合的特征，知識系統中的政府知識群落、職業學校知識群落與企業知識群落，須有序合作。在知識系統與技術系統的互動方面，數字技術改變了職業教育的知識傳遞與生產方式，職業學校須推動數字技術與教學和管理的融合，包括建設各類數字基礎設施、提高職業教育教師的數字素養等方面。在知識系統對環境系統的調適方面，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無法靜態獨立于外部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革，須向數字經濟的發展和由此引發的勞動力市場變革保持開放，對其進行及時追蹤，并通過調整專業、課程與培養方案等適應環境系統的變化。第三，該模型中的知識流動、物質流動和價值流動三個功能的發揮影響著數字化轉型能否賦能職業教育公平、高質量發展，這為研判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挑戰與風險提供了思路。

圖1 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知識生態系統模型

二、巴西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動因

巴西職業教育的知識系統在數字化轉型中受外部環境刺激的“異源過程”和內部變化的“自源過程”共同驅動。其中，“異源過程”表現為數字社會與文化變遷、數字技術革新驅動向其施加外部“壓力”，“自源過程”為職業教育知識系統產生的內生發展需求。

（一）“異源過程”：巴西社會文化的變遷和技術革新的驅動

生態系統的進化受地質、氣候等外部環境長期變遷的作用，這一過程被稱為“異源過程”。[7]與之類似，巴西職業教育知識系統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受環境系統中社會文化的變遷和技術系統中技術革新的驅動。在社會文化的變遷方面，教育是社會變遷的結果，外部社會環境的變化創造出特有的經濟基礎和文化特征，文化因素決定了人們對數字技術的總體態度和行為，從而影響教育系統的平衡。[8]巴西政府致力于推動社會全方位的數字化轉型，將其視為“數字技術在社會、環境、政治和經濟實踐中廣泛使用所引發的文化變革”[9]。由于21世紀前十年經濟的迅速發展，巴西曾被視為“拉美最引以為傲的成功典范”[10]。然而，隨著2015年經濟危機的爆發，巴西的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國家競爭力持續下滑。為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巴西政府把握數字化轉型的契機，于2018年發布了《巴西數字化轉型戰略》，正式將全社會的數字化轉型確定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涵蓋了數字經濟、數字政府、智慧城市、數字教育、數字法律保障、數字公民意識等多項議程。[11]然而，亞馬遜的調查顯示，巴西3/5 的受調查勞動者認為自己的數字技能難以應對未來的挑戰。[12]巴西工業聯合會指出，勞動者數字學習能力和綜合信息素養的缺乏已經成為巴西社會數字化轉型的最大挑戰。[13]職業教育與市場結合最為緊密，巴西國家工業培訓服務組織總干事拉斐爾·盧切西 （Rafael Lucchesi）強調，“職業教育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與傳統的普通教育相比，職業教育能更快地回應市場需求”[14]。

在技術革新的驅動方面，巴西政府自2016年起加緊對數字技術的發展布局，頒布了《2016-2022年國家科學、技術與創新戰略》。此后，巴西又分別于2019年和2020年出臺了《國家物聯網計劃》《巴西人工智能發展戰略》，對國家數字技術創新進行更周密的部署。在上述戰略的指導下，巴西數字技術的創新實踐十分活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巴西是新興經濟體國家和拉丁美洲最為活躍的數字技術創業創新集群地之一。截至2018年，巴西共有約1萬家數字技術初創公司。[15]但是，巴西數字化人才培養與其數字技術的發展卻不匹配。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對100個國家的未來生產準備程度進行評估，包括科技創新、人力資本、國際投資與貿易等多項指數。結果顯示，巴西的科技創新指數排名第45位，而人力資本指數排名僅為第74位。[16]職業教育是人力資本培養的重要陣地，巴西亟須加快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加緊數字人才培養，以適應社會文化的變遷和數字技術的更新迭代。

（二）“自源過程”：巴西職業教育知識系統內生發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巴西完善教育管理系統，創建并完善職業教育數字化治理平臺，推動數字技術同職業教育治理深度融合。首先，優化數字平臺，為教育管理部門、職業學校、企業和學生等職業教育主體間搭建數字化溝通渠道。自2021年起，巴西教育部對職業技術教育國家信息系統進行升級。該系統創建于2009年，是巴西職業教育領域最權威的信息服務與管理平臺，為職業教育各主體提供學校認證、學生注冊、學歷認證等多項服務。然而，隨著公眾對職業教育信息需求的增加，系統在信息共享性、溝通流暢性、數據安全性等方面的問題日益凸顯。[31]鑒于此，教育部于2021年從信息公布與查詢、學歷認證、機構監管三方面對系統進行數字化升級，并計劃于2024年完成平臺的升級工作。[32]其次，巴西利用數字平臺加快職業教育各主體從 “經驗決策”到 “智能決策”的轉變，為各主體決策提供及時、全面、精準的數據支持。2020年，教育部開發了“前進平臺”，該平臺提供“機構發展規劃”和“機構風險管理”兩項工具，為職業學校提供數字化轉型規劃指導，并提供項目的風險測評與規避咨詢服務。

三、巴西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路徑

巴西政府自2018 年起對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進行全面布局，于2018 年和2022 年先后頒布了中長期規劃《巴西數字化轉型戰略2018-2022 年》和《巴西數字化轉型戰略2022-2026年》，將職業教育數字化視為社會數字化的重要領域之一。作為對以上政策的回應，2020年，巴西教育部下屬的職業教育秘書處制定了“世界4.0職業教育計劃”和“新路線計劃”?！笆澜?.0職業教育計劃”涵蓋數字教學基礎設施建設、職業教育教師的數字素養培養等內容?！靶侣肪€計劃”從促進各類職業學校的協同合作、建設職業教育數字化管理平臺、建立校企合作育人機制三方面開展行動。依據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知識生態系統模型分析，巴西從促進“知識系統內部的合作”“知識系統與技術系統的互動”以及“知識系統對環境系統的調適”三方面推動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

（一）知識系統內部的互動：搭建多元主體合作的治理架構

另一方面，巴西利用數字平臺加速職業教育課程與企業需求的匹配。2018年，經濟部開發了“超級技術”數字平臺，通過政府、職業學校和企業共建，采用訂單式服務模式，實現了校企精準對接。目前，該平臺已開設了39門課程，涵蓋通信、能源、健康、農業、交通等領域。

第一組實驗的運動軌跡是“Z”字型?？梢钥吹?，算法用Hough變換提取出質心的標準投影序列，并能夠提取出運動軌跡。

在政府管理層面，巴西推動教育部、經濟部、工業部等聯邦部門的部際間合作，并將公司代表、社會組織、專家學者等民間主體納入戰略決策議程。為切實推進《巴西數字化轉型戰略2018-2022年》，巴西于2018年成立了數字化轉型部際委員會和數字化轉型咨詢委員會。前者由聯邦共和國總統府、聯邦共和國總統秘書處、經濟部、教育部以及科學、技術和創新部等組成，主要負責國家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政策的制定、規劃、服務和監管工作；后者由經濟、教育、技術、公共管理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公司以及民間組織代表組成，致力于推動數字化轉型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進程。

2.提升職業教育教師隊伍的數字素養

新政府會計準則制度提出的“雙基礎”“雙功能（雙體系）”“雙分錄”“雙報告”的管理特點是新的醫院成本核算體系建設的堅實基礎。結合此情況，對新的醫院成本核算體系建設提出如下建議。

表1 巴西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主體及其培養層次

在企業層面，巴西本土企業以及華為、微軟、亞馬遜等國際企業與巴西職業學校展開深度合作，實現現代化的產教融合。由巴西教育部、通信部以及科學、技術和創新部聯合建立的巴西工業創新協會推出“培訓4.0計劃”，資助聯邦職業和技術教育網絡學校、國家工業培訓服務組織開設的職業學校與巴西中小企業合作共建，圍繞巴西重點扶持的軟件開發、移動數字設備、智能汽車、智能能源等13個領域，分別在13 個州創建創新中心，聯合培養數字時代所需求的人才。該計劃已投入1500萬雷亞爾，計劃至2025年培養1萬名學生。[26]隨著數字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巴西數字人才的缺失導致用工荒問題愈發凸顯，華為、微軟等國際企業也紛紛與巴西職業學校開展合作，如華為的“ICT學院”開設了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5G等課程，微軟、亞馬遜也聯合國家工業培訓服務組織的職業學校推出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在線課程。

在歐盟食品安全監管中，安全管理局為主要的權威機構，其能夠向社會公開評審，存在明顯的獨立性，基于先進的食品科學理念作為引導。工作職責是對當前的食品領域進行積極探索、收集和總結，保證為食品領域的安全性提供有效依據；通過自身行動，對存在的風險進行描述，增加委員會和成員之間的相互合作，并在期間實現風險的評估、管理；還需要對影響食品安全生產的技術因素、科學因素等進行有效分析，結合各個成員國的要求，為其提供更大的技術支撐，保證提出的意見更為有效[9]。

（二）知識系統與技術系統的協同：夯實數字底座與提高教師數字素養

知識生態學關注技術在人類互動過程中的作用。[27]新興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經濟的興起改變了組織和個體的行為方式，這要求使用新興技術來支持新的以知識為核心的社會互動方式，從而有效釋放集體智慧，推動系統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28]為實現職業教育知識系統與數字技術系統的協同、促進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巴西夯實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數字底座，并積極提升職業教育教師的數字素養。

1.夯實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數字底座

巴西從加強職業教育數字教學基礎設施建設和完善教育數字管理系統兩方面入手，夯實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數字底座。一方面，巴西加強職業教育數字教學基礎設施建設。自2019年起，巴西教育部與通信部合作陸續開展了“北部聯通計劃”“東北部聯通計劃”和“亞馬遜聯通計劃”，提升上述3個地區包括職業學校在內的各級各類學校的網絡速度與互聯網安全。此外，自2019年起，巴西教育部在聯邦職業和技術教育網絡學校搭建原型實驗室，配置了筆記本電腦、智能電視、多媒體教學設備、機器人、3D打印機等數字基礎設施。截至2021年，教育部已投入約1550萬雷亞爾，在39所聯邦職業和技術教育網絡學校創建了113個原型實驗室，并完成60個原型實驗室的升級擴建工作，計劃到2026年覆蓋聯邦職業和技術教育網絡的全部學校。[29]同時，綠色能源為巴西數字化轉型的重點領域，巴西從2019年起為聯邦職業和技術教育網絡學校購置綠色能源課程所需的數字化基礎設施，計劃創建20個綠色能源實驗室，預算約為577萬雷亞爾。[30]“S系統”也致力于打造優質的數字教學基礎設施，開發使用增強現實技術的3D數字教材資源和虛擬實驗室，創建數字教育資源平臺，以“微學習”為理念，通過whatsapp、播客等社交軟件為學生提供可隨時隨地學習的數字內容。

生態系統的進化同樣受生物群落內部力量的影響，即新物種的形成和出現所引起的內部變化，這一進化過程被稱為“自源過程”。[17]用生態學的知識進行隱喻，職業教育知識系統內生發展需求是推動其向數字化轉型的內在動因。巴西職業教育發展滯后，面臨著數量少、質量低、普職融合度低等多重難題，難以滿足巴西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助力數字化轉型戰略的實現。在數量方面，巴西職業教育入學率低且地區發展不均，南部和東南部地區職業教育發達，中北部地區職業教育發展落后。2019年，巴西南部中等職業教育的入學人數占中等基礎教育入學人數的23.5%，而北部地區這一數據僅為12.5%。[18]在質量方面，巴西職業教育質量亟待提升。2015年，有學者選取了包括巴西和中國在內的37個經濟和教育較為發達的國家，對其教育競爭力進行排名，巴西的職業教育競爭力指數和職業教育的貢獻指數排名均為倒數第一。[19]2017年和2018年，巴西分別只有46.9%和48.2%的職業教育學生在預期時間內完成了學業。[20]巴西的職業教育質量低還表現為職業教育與市場需求相脫節、定位不明、社會認同度低等問題。在普職融合方面，雖然巴西從20世紀70 年代便開始在普通高中階段引入職業教育內容，但是由于職業教育師資缺乏、資金保障不到位等問題，加之社會對職業教育認同度不高，普職融合政策于1997年被迫中斷。后雖又恢復，但至今普職融合政策依然難以真正落實。2020 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倒逼巴西職業教育進行數字化轉型。

當用戶通過手機得知相應的情況，根據相應的情況，做出相應的應對措施后，警報系統會撤銷相應的警報命令。當用戶回到家中，想撤銷安防系統時，可通過遙控撤防模塊，給單片機主機發送相應的撤銷安防系統的命令，單片機主機接收到遙控撤防模塊命令后，給傳感器模塊發送撤銷啟動信號，傳感器暫停工作，整個系統恢復不啟動狀態。

巴西高度重視數字時代職業教育教師隊伍的建設。針對公立職業學校的教師和管理人員，巴西教育部推出“教育+項目”，提升公立職業學校管理人員和教師的數字素養。該項目啟動于2022年，目前開設兩類課程。第一類課程面向公立職業學校的管理層人員，培養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創新型管理人才。第二類課程面向在職職業教育教師，為具有本科學歷的公立職業學校教師免費提供“數字技術教育”的研究生課程。該課程包括數字時代的教育心理學、教育創新、教學方式變革、教學評估與反饋以及教學中的數字媒體使用、信息與通信技術使用等內容。截至2022年底，已有1500名教師參加了該研究生課程。[33]此外，推動數字技術和綠色能源技術融合創新是巴西數字化轉型的重要領域之一，巴西還特別針對聯邦職業和技術教育網絡學校能源專業的職業教育教師開展數字技術相關的培訓，涉及能源效率、光伏太陽能、電動汽車、電氣現代化等新興領域。

在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主體層面，巴西職業教育分為初級和繼續職業教育、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3個層次。巴西職業學校體系龐雜，公立和私立并存（見表1）。2019年，公立、私立職業學校人數占巴西職業學校學生總人數的36.16%和63.84%。[22]聯邦職業和技術教育網絡是公立職業學校的“領頭羊”，2019年其學生人數占公立職業學校學生總人數的28.2%。[23]私立職業學校以“S系統”最為著名，“S系統”包括國家工業培訓服務組織等9個組織，由巴西工業、商業、農業等領域的行會管轄，因各組織的首字母都為“S”，所以被稱為“S系統”。2016年，巴西開始允許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開設中等職業教育課程。此外，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主體還包括普通高中，2017年，巴西教育部在普通高中推行“新高中計劃”，修改高中課程標準，并增加職業教育學時，自此普通高中也成為重要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主體。在巴西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政策的引導下，各職業教育培養主體開啟了數字化轉型進程。公立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于2021年推行了 “技術啟動項目”，開設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相關的課程，鼓勵學生進行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領域創業創新項目的開發，并對具有潛力的項目進行投資。[24]國家工業培訓服務組織等私立職業學校也開設了物聯網、區塊鏈、大數據、數字孿生等數字技術課程，并推出了“學徒4.0”新模式，支持學生以半工半讀的方式進入數字化轉型成功的企業進行實踐，深入了解數字技術對企業發展的影響。[25]

私立職業教育學校也加緊對教師數字能力的培養。如“S系統”內的各組織紛紛為系統內的職業學校教師開展培訓。作為“S系統”成員，巴西國家工業培訓服務組織是全球前五、拉美最大的職業教育集團。該組織向其開辦的職業學校教師免費提供數字經濟相關的在線課程，這些課程不僅包括介紹工業4.0的發展、工業流程的數字化、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創業和勞動者技能等數字經濟的概覽性課程，而且還包括區塊鏈、物聯網、精密制造、3D打印等數字技術專業課程。

在瞬息萬變的環境系統中，知識系統必須轉向更靈活的“驚喜預期”（anticipation of surprise）模式。[34]一直以來，巴西人才培養滯后于產業發展需求，導致人才培養供給側和產業需求側在結構、質量、水平上不能完全匹配。數字經濟迅猛發展加劇了巴西勞動者技能與數字經濟需求間的錯位問題。對此，巴西加強關于數字經濟對職業教育影響的追蹤與評估，適時調整專業和課程以適應外部變化。

（三）知識系統對環境系統的調適：加強對職業變化的追蹤與適應

其三，通過細心觀察發現相應的問題。利用多媒體等使學生在直觀的觀察下發現相應的問題，其中最值以及點的運動流程都可在圖中發現與掌握，同時對于分類討論情況的研究與探索有著較為有利的幫助。

2021年，巴西工業發展署開發了“職業監視器”，實時追蹤數字經濟背景下各地區職業結構、職業技能、工資等方面的新變化，以幫助職業學校、企業和學生個人了解市場勞動力的供需關系。在此基礎上，巴西加快推動職業教育專業的調整。一方面，巴西對職業教育專業目錄進行審查與更新。更新前，指導巴西職業教育專業設置的是2014年頒布的《國家技術專業目錄》（中職）和2016年頒布的《國家高等技術專業目錄》（高職）。為滿足數字經濟對人才培養的需求，巴西在2020年對這兩個專業目錄進行了全面修訂。首先，為盡可能打破專業邊界，巴西將原有的專業重組為13大領域：環境與健康、自動化工業、教育與社會發展、管理與經濟、信息通信、基礎設施、軍事、食品生產、文化生產與設計、工業生產、自然資源、安全以及旅游休閑，并拓寬各專業的職業選擇范圍，以更好地培養學生的通用能力。其次，增設并調整了與數字經濟相關的職業教育專業。增設了人工智能、物聯網、數字社交媒體、自動化網絡系統設計、教育數字系統開發等專業，將軟件開發專業的最低學習時長由1000 小時增加至1200 小時，并更新網絡安全、信息安全、數據管理等專業的培養內容。[35]再次，巴西將數字技能納入多類專業的培養目標，如在自動化技術、機電一體化技術等26個工業工程管理類專業中，明確規定了“學習并使用該領域的數字和創新技術，以滿足該領域的數字化轉型需求”；自然科學實驗室管理專業的培養目標增加了“學會使用管理和監測實驗室運轉的數字技術設備與軟件”，個人形象設計專業增加了“使用數字媒體工具進行市場營銷”等。[36]

知識生態學引入知識主體，強調知識主體間社會網絡的搭建，知識生態系統因知識種群和知識群落的多樣性而繁榮。[21]為了更有效地推動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巴西搭建了以數字化轉型部際委員會為引領、以公私立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為培養主體、企業廣泛參與的三層治理架構，形成推動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多元主體合力。

四、巴西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面臨的挑戰與風險

知識流動、物質流動與價值流動三個功能的發揮為知識生態系統的演化提供了保障，然而知識流動、物質流動與價值流動具有不確定性，可能會產生預期之外的結果。[37]巴西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面臨知識系統內部的知識交流不暢、資金協調困難等挑戰，同時數字鴻溝、數據泄漏等風險也阻礙了數字技術賦能教育公平、良性發展。

（一）知識流動：知識流動的效果難以得到保障

知識流動，指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內知識在不同知識主體間的轉移、交換、共享與應用，從而使知識處于不斷增值的動態過程。[38]這一過程超越了簡單的知識交換，更強調知識交換的“效度”和“信度”，即將共享知識轉變為集體行動，并保障共享知識的科學性與可靠性。[39]

企業作為治理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電商行業中不論是電商平臺本身，還是物流企業及其相關供應鏈條企業都應主動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無論是在商品包裝上的二次利用效率還是快遞運輸服務等涉及社會公眾服務與利益的環節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