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方式對居民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機制及分異效應

王曉楠,曾憲揚

1.上海開放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上海 200433;2.泉州信息工程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泉州 362008)

2021年我國國務院發布《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提出大力推進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扎實推進生活垃圾分類。生活垃圾分類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徑之一。國家發改委、住房城鄉建設聯合發布的《“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中提出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地域特點、人口分布等因素,不搞“一刀切”,形成符合各地條件和特點的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模式(1)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詳見網址: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5/t20210513_1279763.html。。

城市是垃圾分類的主要治理場域,社區作為居民生活主要場所,是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基本治理單元[1]。我國對于垃圾分類與收集的政策設計十分重視,但忽視了垃圾分類的政策執行效果,社區垃圾分類治理績效呈現較大的差異[2]?；鶎由鐓^為垃圾分類的政策實踐提供社會基礎,但由于不同地區的小區垃圾分類執行政策、標準、責任主體、治理方式、社會動員模式等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有必要探究社區治理方式對居民垃圾分類的影響機制及社區差異性產生的背后深層邏輯。

2019年1月上海市通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成為全國率先實施“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之一。截至2021年5月,上海居民垃圾分類源頭正確率達到95%以上,可回收物、濕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的分類量比去年同期有不同程度增長(2)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2022年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實施方案》,詳見網址:https://lhsr.sh.gov.cn/srgl/20220311/690b1d5b-569b-4530-a5b3-becea1c73f3b.html。。上海市歷經兩年多的生活垃圾治理實踐,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是在政策執行中也暴露出基層治理的盲點和不足。如政策設計和執行過程中過多關注技術層面,忽視了“因地制宜”對居民分類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因此,如何構建社區居民垃圾分類可持續的長效機制,成為實踐領域和學界共同關注的話題。本研究團隊于2019年對上海16個區縣進行實地調研,對居民、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街道、市容與綠化管理局的相關人員進行了訪談,并梳理相關文獻,設計調查問卷,探究不同社區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機制,探索社區分異下居民垃圾分類行動差異及其行動邏輯,為提升社區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正向溢出效應,構建因地制宜和社區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垃圾分類實施政策,有效引導社區居民綠色低碳行為,促進社區生活垃圾分類的減量化、資源化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參考。

一、文獻綜述

近幾年來,國內外的垃圾分類行為研究呈現了多學科交叉研究的趨勢。早期的研究聚焦垃圾回收行為的心理維度,涉及的相關理論包括:計劃行為理論、規范激活理論、價值—信念—規范模型[3-5]。隨著研究深入,學者不斷關注外因條件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A-B-C模型不僅驗證了態度層面的心理因素,而且強調了情境因素對居民廢品回收行為的影響[6]。

居民垃圾分類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四類社會因素:人口統計因素、心理因素(便利度、環境知識、環境信息、社會規范、道德規范、環境態度、回收習慣、社區和系統信任)、經濟因素、政策和制度因素(組織機制、利益相關者參與、調查與監督、公共教育、社會規范、街區領袖、環境變化、經濟激勵措施等[7])。

也有研究基于制度社會學理論、治理理論、制度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等,從不同視角探討社區層面的居民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影響機制。制度社會學理論視角認為,以社區垃圾分類是“自上而下”實行的制度,社區結構特征、人口結構、社區管理主體嵌入社區制度環境中,對垃圾分類制度實施產生影響[8]。治理理論視角認為,治理對象、治理機制和治理關系制約社區垃圾分類行為[9]。制度理論視角認為居民垃圾分類行為受社區政策、宣傳、激勵和懲罰機制等影響[10-11]。社會資本視角認為,以社會網絡、社會規范和社會信任為要素的社會資本促進居民垃圾分類投放和垃圾源頭減量[12]?！靶姓訂T”和“多元參與”是垃圾分類治理的研究主線[13]。

已有研究從不同視角分析了社區因素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并構建了理論模型,但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已有研究雖分析了社區因素對居民垃圾分類行為影響,并構建了垃圾分類行為的理論模型[14],但缺乏從社區治理方式視角分析垃圾分類行為。其次,已有研究關注政府主體,探討法律法規、激勵和懲罰機制等制度因素的影響,強調“自上而下”政策干預垃圾分類行為,缺少從社區治理視角分析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最后,已有研究雖探討了社區差異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但缺乏運用實證研究方法分析垃圾分類行為的社區分異效應,更忽視了社區分異效應背后隱藏的深層行動邏輯。

二、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一)垃圾分類意愿

計劃行為理論認為行為意愿是指行為趨向的意愿,行動之前的思想傾向和行動動機。Gollwitzer[15]嘗試將行為意愿分為目標意愿、執行意愿。隨著互聯網的廣泛使用,城市網民化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公眾利用互聯網“結社”和開展社會動員的可能性提高[16]。同時,在“互聯網+政務服務”的指引下,公眾在垃圾分類參與中呈現了兩種路徑,一種是傳統的線下社區參與,另一種是通過智能化手段實現網絡參與。本研究將行為意愿分為“社區參與意愿”和“網絡參與意愿”,嘗試探索不同類型的居民參與意愿對垃圾分類行為影響的差異性。

(二)社區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路徑

1.社區治理方式

社區治理是指在城市社區內,政府部門、社區組織和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行動者、治理權力和治理方式三個維度交織并構建社區治理實踐,社區治理包含行政性治理方式和社會性治理方式[17]、行政推動模式與社會自治模式[18],本研究采用前一種社區治理方式。

行政性治理方式是依托行政組織的組織網絡,采用行政指令方式,通過行政性的規定、政策、指示等一系列指令開展工作[17]。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區治理模式也不斷轉變,各地區存在較大的差異。孫小逸等[19]認為居委會的行政化不利于城市基層中“社會”力量的發育。耿彥虎[8]認為社區將垃圾分類視為“自上而下”的實行制度,并嵌入社區結構的制度環境中。

社會性治理方式是社會層面的自組織按照社會運行與發展規律采取的一種治理方式[17]。隨著基層社區社會性增強,社區基層組織范疇拓展,除了居委會和居民區黨支部,還包括業委會、物業公司等各類自治組織[16],其體制和功能存在較大差異。政府對非政府主體的賦權以實現組織化,嵌入或拓展社區社會網絡,運用多種動員策略推動社區居民參與的可能[20]。多元治理網絡不斷發揮作用,成為社區開展社區治理工作的重要途徑[21]。

2.行政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影響路徑

行政性治理方式的效能感是指“制度嵌入”視角下居民對社區垃圾分類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具體制度、規范的主觀評價或認同感。Steg等[22]提出政策措施可以改變環境態度、社會認知,對垃圾回收行為產生影響。公眾對政府垃圾分類政策認同越高,越傾向于支持政府政策,進而改善居民個人垃圾分類行為[23]。在垃圾分類治理過程中,行政性治理方式體現在基于垃圾治理政策開展的“自上而下”的宣傳、監督、激勵、懲罰的具體工作。已有研究驗證了提升垃圾分類“制度執行力”,可以有效提高垃圾分類治理績效[13]。政策效能感可以提升居民回收行為,如果居民對政策措施有較高認同,那么他們執行政策的意愿就會增強[23]。但也有研究發現規制政策,如生活垃圾收費政策和源頭分類試點政策并未顯著降低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固定費率甚至會提高人均排放量[12]。

社區基層組織承擔著垃圾分類政策執行者,社區制度的設計者和監督者的角色,激勵和懲罰監督措施、垃圾投放點便捷程度、垃圾分類系統設計對提升居民垃圾分類意愿及行為至關重要[24]。行政性治理方式還體現在依據上級部門政策社區垃圾分類政策的執行,如基于社區具體情況設計投放時間、地點和投放方式。已有研究發現,垃圾投放的便利性和時間(如投放地點、投放時間)是提高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和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25]。因此,本研究認為在社區垃圾治理情境下,行政性治理方式的效能感是居民對社區垃圾分類的政策認同感、資源配置和便利程度的主觀評價,其不僅可以促進垃圾分類行為,而且可以通過參與意愿間接影響垃圾分類行為,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1:行政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產生直接正向效應;

H1a:行政性治理方式通過社區參與意愿對垃圾分類行為產生間接正向效應;

H1b:行政性治理方式通過網絡參與意愿對垃圾分類行為產生間接正向效應。

3.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路徑

社會性治理方式的效能感是基于“組織嵌入”視角下居民對多元行動者參與治理的有效性感知。社會性治理方式表現為不同主體結成伙伴關系,為改善社區環境質量采取的集體行動[26]。已有案例研究發現社區主體參與不足是垃圾分類治理的困境的主要因素,表現為居民公共精神不足、參與程度低,社會資本存量低等問題,參與式治理中“行政動員—多元參與”(社會性治理方式)可以提升多主體參與社區垃圾分類治理效能[13]。

社區通過招募“街區領袖”作為垃圾分類行動的志愿者?！敖謪^領袖”的分類行為產生示范效應,并告知和督促非回收居民,有效提升居民垃圾分類的意愿及行為[27]。發揮社區志愿者的示范和引領作用,可以“以積極友好的方式”提高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意愿和行為[28]?；谝延形墨I,社會性治理方式不同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治理方式,其表現為社區基層多元主體為主體、自下而上的垃圾治理方式。兩種治理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在多數小區中兩種治理方式并存。但是,每個社區在不同時期、不同治理階段,往往以其中一種治理方式為主。社會性治理方式作為內在驅動力,可以提高居民主觀規范意識,促進居民垃圾分類習慣的養成,提升垃圾分類行為的可持續性。本研究認為在社區垃圾治理情景下,社會性治理方式的效能感是居民對社區中多元主體,如社區黨組織、居委會、物業、業委會、社區志愿者的垃圾治理的滿意度,對其參與垃圾治理的主觀評價。因此,本研究提出社會性治理方式不僅可以激發垃圾分類行為,而且提高參與意愿,進而激發垃圾分類行為,由此提出假設:

H2: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產生直接正向效應;

H2a:社會性治理方式通過社區參與意愿對垃圾分類行為產生間接正向效應;

H2b:社會性治理方式通過網絡參與意愿對垃圾分類行為產生間接正向效應。

(三)社區分異對社區治理方式影響垃圾分類行為的調節效用

我國社區大致有三種類型:商品房社區、城中村或者回遷安置房社區、老舊社區。商品房社區屬于陌生人社會,居民相互不熟悉,多運用市場化的治理模式;城中村或者回遷安置房社區,保留了農村社區特征,依賴于行政主導模式;老舊社區,在單位制解體之前,由政府和單位共同出資設的職工居住區[29]?？臻g結構分化塑造不同類型的社區,并在空間結構和社會關系結構雙重作用下形塑了不同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30]。已有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社區,其垃圾分類治理有較大的差異性[24]。小區品質越優良,垃圾分類效果越好;小區開放程度越高,垃圾分類的績效越差[2]。城市垃圾分類治理呈現出三類不同模式:強動員、弱參與;弱動員、強參與和強動員、強參與[13]。社區垃圾分類以“鄰里網絡”和“社會組織”兩個維度劃分:弱鄰里網絡—弱社會組織型、強鄰里網絡—弱社會組織型、弱鄰里網絡—強社會組織型和強鄰里網絡—強社會組織型的社區類型[31]。差序格局的“熟人社會”“半熟人社會”社會關系影響居民垃圾分類意識與行為,促進垃圾分類政策的執行[32]。本研究認為社區類型差異會影響社區居民社會關系,進而會調節社會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影響效果。因此,本研究嘗試通過量化研究探索兩類社區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影響路徑差異,分析在不同類型社區中其影響效應是否存在差異性效果,提出以下假設:

H3: 社區分異在行政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效應中存在調節效應;

H4: 社區分異在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效應中存在調節效應。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上海開放大學課題組,研究團隊于2019年6—7月展開調研,共計覆蓋了上海16個區縣93個街、鎮,363個居委會,769個住宅小區。調查抽樣方案采用分層抽樣方法,根據16個區縣的人口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職業、收入和戶口類型占各區縣的人口比例,在每個區縣隨機抽取4～8個街、鎮,每個街鎮隨機選取3～5個居委會樣本,最后由居委配額抽取所在社區的10戶家庭的1名18～70歲受訪者。調研采取入戶調查方式,訪員經過專業培訓,共發放3000份居民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后獲得有效問卷 2555份,樣本人口統計特征分布見表1。表1的數據表明,調查問卷的樣本在性別比例、戶口類型和個人收入等方面基本符合上海人口分布特征,保證樣本數據的信度。

表1 上海垃圾分類調查樣本特征分布

四、變量測量與模型檢驗

(一)變量測量

1.內生潛變量

內生潛變量包括“垃圾分類行為”“社區參與意愿”和“網絡參與意愿”。我國各城市垃圾分類標準差異性較大,居民垃圾分類行為測量題項和量表較難統一?；谝延醒芯?垃圾分類行為與行為意愿的測量較為模糊,往往難以區分。因此,本研究仔細比對已有文獻中的量表,較為認同曲英等[33]提出的垃圾分類行為測量方式,并結合上海的垃圾分類標準進行修訂,以“近半個月,您實施垃圾分類的情況如何?”來測量。

“社區參與意愿”和“網絡參與意愿”變量測量基于計劃行為理論,根據互聯網信息時代,居民垃圾分類的意愿逐漸分化為線上和線下兩類[10]。網絡參與意向是居民通過網絡和社交媒體,參與其家庭的生活垃圾分類,并帶動、引領周圍人群參與垃圾分類;社區參與意向是居民為實現所在地區或者小區的垃圾分類所付出精力和時間,及參加垃圾分類相關活動的行為意向。

2．.外生潛變量

外生潛變量包括“行政性治理方式”和“社會性治理方式”。在社區垃圾分類治理場域下,行政性治理方式體現為社區垃圾回收外部壓力,如激勵、懲罰制度的執行。本研究結合垃圾分類“強制性”階段上海城市社區垃圾分類政策執行情況,將居民對垃圾分類的“定點”“定時”和“破袋”具體策略的主觀評價以及社區垃圾分類激勵和懲罰政策的認同感,作為測量“行政性治理方式”的具體指標?！吧鐣灾卫矸绞健斌w現為社區垃圾治理的多元主體,如社區黨組織、居委會、物業、業委會和志愿者在社區垃圾治理目標指引下形成的集體行動。本研究結合上?；邳h建引領下多元主體參與垃圾治理的實踐,將居民對多元主體的認同感及其參與垃圾治理的主觀評價,作為測量“社會性治理方式”的指標。

內生潛變量和外生潛變量的具體測量題項,見表2。

表2 題項和潛變量描述、測量模型收斂效度

3.調節變量

“社區分異”是指社區內的差異性,即社區內的居民在某方面的特征差異。社區異質性包含社區本身區位、類型、經濟、文化、歷史等因素,參考以往研究[34]本研究將房價、房齡作為社區異質性測量指標。

(二)測量模型檢驗

1.收斂效度

測量模型采用最大概似估計法進行估計,結果表明每個潛變量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潛變量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35]。

2.區分效度和擬合度檢驗

根據AVE法對測量模型的區分效度進行檢驗,對角線每個潛變量AVE均方根大于潛變量之間相關系數,表明潛變量具有良好區分效度[36]。擬合度檢驗χ2/df=2.769,1<χ2/df<3;RMSEA=0.054<0.08;SRMR=0.074<0.08;CFI=0.963>0.9,本研究模型擬合度基本符合標準[35],表明結構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

表3顯示了各個變量路徑系數結果。行政性治理方式對社區參與和網絡參與意愿有較為微弱的正向影響 (a1=0.095,p=0.019;a3=0.119,p=0.021),但是社會性治理方式與對社區參與和網絡參與意愿有顯著正向效應。(a2=0.415,p<0.001;a4=0.405,p<0.001)。社區參與和網絡參與意愿對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正向效應,分別為(b1=0.090,p<0.001;b2=0.082,p<0.001)。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有著直接正向效應(c2=0.053,p=0.011)。行政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沒有直接效應。研究結果驗證了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產生了正向直接效應,但是直接效應較小,可能存在間接效應。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兩類參與意愿有顯著正向效應。行政性治理方式對兩類參與意愿雖然有正向效應,但是效應較弱。

表3 回歸模型路徑

3.間接效應檢驗

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經驗結果見表4?？梢?行政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總效應|Z|<1.96,置信區間包含0,說明行政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沒有總效益、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由此驗證了研究假設H1、H1a、H1b并不成立。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總效應、間接效應|Z|>1.96,置信區間不包括0,說明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存在間接效應。

表4 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

如表5所示,社會性治理方式與對垃圾分類行為的中介效應。社區參與和網絡參與意愿對垃圾分類行為的中介效應分別達到52.6%、46.8%,社會性治理方式通過促進社區垃圾分類參與意愿和網絡參與意愿,進而激發居民垃圾分類的行為,由此驗證了H2a、H2b。

表5 基層多元參與對垃圾分類行為的中介效應

(三)社區分異

為了檢驗社區分異(不同房價和房齡的社區)在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影響路徑中是否存在調節效應,本研究以四分位數(3)四分位數(Quartile)也稱四分位點,是指在統計學中把所有數值由小到大排列并分成四等份,處于3個分割點位置的數值。它是一組數據排序后處于25%和75%位置上的值。四分位數是通過3個點將全部數據等分為4部分,其中每部分包含25%的數據。為界將房價分為四個區間,分別為:低房價、中低房價、中高房價和高房價;以四分位數為界將房齡分為四個區間:低房齡、中低房齡、中高房齡和高房齡。根據異質性檢驗結果,驗證了假設H4,表明社區類型異質性可以調節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

如圖1—圖2所示,不同房價和房齡在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差異性影響,呈現了社區分異的折疊效應。中低房價、中低房齡和低房齡三類社區在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效應較高,分別達到0.173、0.134和0.117;中高房價、中高房齡和高房價三類社區的影響效應較低,分別達到0.045、0.059和0.054;高房齡和低房價兩類社區的影響效應,分別達到0.071、0.067。

圖1 房價在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影響路徑中的調節效應 注:Q1-Q4是房價的四分位區間,分別為:低房價、中低房價、中高房價和高房價。

圖2 房齡在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影響路徑中的調節效應 注:Q1-Q4是房齡的四分位區間,分別為:低房齡、中低房齡、中高房齡和高房齡。

根據房價、房齡對垃圾分類行為的調節效應值,呈現出三類社區屬性:第一類:低房齡、中低房齡、中低房價。低、中低房齡一般屬于新小區,中低房價社區一般處于上海中環和外環,這類社區外來人口比例較高,屬于人口導入型;社區居民之間聯系較為松散,處于陌生人狀態。在陌生人社區中,社區的管理與服務通常直接對接物業公司傾向采用市場化的治理模式。小區居民更愿意接受多元共治的社會性治理方式,居民對社會性治理方式效能感提高,能強烈激發居民垃圾分類的意愿與行為,進而產生較好的垃圾治理效果。這類社區多元主體的行動邏輯呈現出“強動員,強參與”。

第二類:中高房價、高房價和中高房齡。三類屬性社區一般處于上海中環和內環,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混合,屬于半熟人社區。社區居民普遍的教育程度、收入和職業地位較高,人口結構復雜、異質性強,鄰里關系較為松散,社會組織發育不充分,呈現出“強動員,弱參與”的行動邏輯。這類社區需要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社會機制的外部資源,如通過社會這類社區的行政性和社會性治理方式的治理效果都并不顯著,居民對社會性治理方式效能感提升,并不能有效激發居民垃圾分類的行為。這類社區多元主體的行動邏輯是培育社區自治組織建立,增進社區融合,激發居民對垃圾分類行為產生自覺、自愿的內在驅動力。另外,由于高房價的高端社區物業費較高,物業承擔社區垃圾分類主體責任,甚至代替居民進行前端分類,阻礙居民產生垃圾分類行為的內在驅動力。

第三類:高房齡和低房價。高房齡社區一般處于內環屬于舊城區,低房價社區一般處于城鄉接合部和周邊農村地區,一般屬于熟人社區。此類社區都具有一定歷史、文化積淀,形成了鄰里互助模式,社會交往較為緊密,社區融合程度較高,并已經具有較高的自治基礎或已步入較成熟的自治模式。此類社區內部通過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方面的影響來助力垃圾分類機制的完善[32],居民對社會性治理方式效能感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居民垃圾分類行為的治理。這類社區多元主體的行動邏輯呈現出“弱動員,強參與”。

五、結 語

本文基于上海生活垃圾分類的實地調研,結合分層抽樣和配額抽樣對上海16個區縣居民進行問卷調查,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數據分析,探究社區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機制及分異效應,主要結論如下:

首先,自上海強制施行垃圾分類以來,行政性治理方式是提升社區垃圾分類治理績效的主要方法,如具體的“定時”“定點”“破袋”政策執行、懲罰和激勵措施實施等,雖然在短期內抑制了居民不分類的習慣,但也有部分居民對政策執行不夠配合。自下而上的社會性治理方式不斷推動社區垃圾分類治理,如社區黨組織的黨建引領、居委會宣傳和教育活動、物業、業委會、志愿者協同配合等方式達成居民共識,增強社區凝聚力。因此,有效發揮多元主體協同聯動機制,增進居民對多元主體的垃圾分類治理的認可和滿意度,可以激發居民垃圾分類的自覺自愿行為。

其次,社會性治理方式可以有效增強垃圾分類的社區參與意愿和網絡參與意愿,進而激發居民垃圾分類行為。進入互聯網社會,信息高度發展,網民數量日益增多,為滿足人民多元化的需求,社區治理需要采用互聯網平臺優勢,充分運用信息技術對社區垃圾分類的技術支撐,提供更有效、科學、便利的社會服務,進而激發居民參與意愿和垃圾分類行為。

最后,社會性治理方式對垃圾分類行為影響路徑中存在社區分異效應,呈現三類社區:熟人社區、半熟人社區和陌生人社區。其一,高房齡和低房齡的社區具有熟人社會的特征,多元主體行動邏輯中呈現“弱動員、強參與”。這類社區人口結構單一、同質性較強,居民之間聯系緊密,社區認同感較強,大多數居民垃圾治理意愿和熱情較高,在一定范圍內起到了帶動、引領和示范效應,形成了社會規范和自治模式下的居民自我管理。其二,低房齡、中低房齡和中低房價的社區屬于陌生人社區,社區多元主體行動邏輯呈現出“強動員、強參與”。這類社區外來人口較多,通過培育社會組織,籌備業委會和基層黨組織,建立多元共治平臺,營造社區議事會,充分發揮黨建引領、居委、物業、業委會、社會組織參與的多元協同治理模式,激發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意愿和行為。其三,中高房價、高房價和中高房齡社區屬于半熟人社區,社區多元主體行動邏輯呈現屬于“強動員、弱參與”。這類社區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混合,呈現結構復雜、異質性較高等特征。多元主體利益較為分化,垃圾分類治理難度較大。

上海垃圾分類治理經歷了三年多的實踐探索,呈現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有監督的垃圾分類治理(即有監督員或者社區責任主體陪伴下垃圾分類行為);第二個階段,培育居民無監督的垃圾分類和垃圾減量能力,在實現雙碳目標和社區營造、社會治理能力提升背景下,促進居民形成綠色低碳社區營造的能力尤為重要。本研究認為實現垃圾分類治理的第二階段目標,需要創新社會性治理方式進而促進居民綠色低碳行為,而設計因地制宜的社區垃圾治理實施細則,可以推動可持續的垃圾分類治理方式。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主要討論社區治理方式對居民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重點關注行政性和社會性兩類治理方式,二者并不能表征社區治理的全部內涵。其次,居民垃圾分類行為是動態變化,問卷調查是在2019年,處于上海垃圾分類實施早期階段,很多居民對垃圾分類還存在觀望態度,因此很難預測或推論當前居民垃圾減量行為。最后,本研究以上海居民作為研究對象,并不一定代表其他城市居民的垃圾分類行為,但可為上海乃至其他地區社區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提供借鑒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