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山東詩人區域分布態勢及成因
——基于《國朝山左詩鈔》的考察

耿 銳

（煙臺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0）

文學的地域性研究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引起學者關注，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從諸子學、經學、理學、考證學、文學等多個方面辨析了南北之不同，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則論述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北方派和以老莊為代表的南方派，融合了西方哲學、倫理學的觀點，為文學地域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但是此后的近百年里，文學的地域性研究并未及時深入，而基于明確數據統計之上的文學地域性研究則更晚一些，目前首推曾大興《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該書立足于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的數據統計，梳理了自周秦至清代九大歷史時期中文學家的區域分布格局并分析成因，總結提煉出諸如“瓜藤結構”的區域分布規律等普遍特性，為文學地理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作為一部地域性詩歌總集，《國朝山左詩鈔》明確交代了所選錄的全部六百二十七位詩人的里籍，卷五十九“流寓”一卷，更是以案語形式，詳細敘述了詩人的區域流轉情況，對區域特性的重視貫穿《國朝山左詩鈔》的始終，其選錄詩人的區域分布情況也是考察地域文學發展態勢的重要指標之一。

一、《國朝山左詩鈔》與山左行政區劃

宋弼在《國朝山左詩補鈔》序中稱：“鈔詩而系之山左者，以其為山左之人之詩也；稱國朝者，以別于明代也；稱續鈔、補鈔者，以有前鈔也。 ”[1]669宋弼所謂“前鈔”即盧見曾所編《國朝山左詩鈔》，稱“國朝”，因其斷自清朝立國之初，以此別于明代；稱“山左”，因其所輯選乃山左詩人之詩。 結合宋弼的“國朝”說以及盧見曾凡例中提及的成書時間“戊寅仲秋”，可知《國朝山左詩鈔》的時間維度歷跨順治元年（1644 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這個時間段是非常清晰的。然而在此時間段中，“山左”概念所涵蓋的范圍卻是幾經變化的，故實有必要先對清代山左的行政區域規劃做一番梳理，以明確“山左”的概念與區域覆蓋范圍。

“山左”是明清時期山東省的別稱，以其位于太行山左（東）而得名。據萬歷重修本《明會典》載，明代山東下轄六府、十五州、八十九縣。 其中濟南府下轄泰安州、德州、武定州、濱州四州以及歷城、章丘、鄒平、淄川等二十六縣。兗州府下轄曹州、濟寧州、東平州、沂州四州以及滋陽、曲阜、寧陽等二十三縣。東昌府下轄臨清州、高唐州、蒲州三州以及聊城、堂邑、博平等十五縣。 青州府下轄莒州一州以及益都、臨淄、博興等十三縣。 登州府下轄寧海州一州以及蓬萊、黃縣、福山等七縣。 萊州府下轄平度州、膠州二州以及掖縣、濰縣等五縣。 清初基本沿襲了明代區劃，后在雍正年間有過幾次較大的區劃調整。

首先是雍正二年（1724 年）九月，山東巡撫陳世倌以濟南府“幅員既廣，管轄殊難”[2]之故，奏請設立直隸州，遂將新泰、萊蕪、長清三縣分隸泰安州，將陽信、海豐、樂陵三縣分隸武定州，將利津、沾化、蒲臺三縣分隸濱州，此外還將兗州府下轄之曹縣、定陶二縣分隸曹州，郯城、費縣二縣分隸沂州，嘉祥、巨野、鄆城三縣分隸濟寧州，于是泰安、武定、濱州、曹州、沂州、濟寧皆升為直隸州，山東于是形成了六府（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六州（泰安、武定、濱州、曹州、沂州、濟寧）并立的局面。

其后，雍正七年（1729 年）十二月、雍正十二年（1734 年）六月、雍正十三年（1735 年）七月，先后又有微調，至雍正末年，先前所設直隸州或升為府，或降為屬州，山東形成了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武定、沂州、泰安、曹州十府并立的局面。 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重新增設濟寧、臨清二州為直隸州，十府并立的局面才發生改變。[3]200

由明入清以來，山東郡縣沿革經歷了不小的變遷，部分州縣的歸屬亦有變化，考察《國朝山左詩鈔》詩人小傳，其在標注里籍之時，基本按照詩人生存活動當時的行政區劃，可謂“各從其時”，偶有遷延變革之處，則以案語形式加以注釋。諸如卷十八《李贊元小傳》中稱其為大嵩衛人，后附小字注曰：“今為海陽縣。 ”[4]243大嵩衛是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設立的衛所，其位置約屬今海陽市鳳城鎮，雍正十三年（1735 年）裁衛設縣，遂更名為海陽縣，一直延續至清末。 李贊元生于明天啟三年（1623 年），卒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在其生活的年代，鳳城一直為大嵩衛治所，而至盧見曾輯選《國朝山左詩鈔》之時，已更名為海陽，故小傳中敘述李贊元里籍之時延續了當時的說法，并另附案語進行了解釋。

由于《國朝山左詩鈔》所輯選詩人時段歷跨百余年，其間郡邑變遷時有發生，實難統一，本文考察《國朝山左詩鈔》詩人區域分布時，將采取雍正末年所確定的十府一百零七州縣的行政格局。 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于此種行政格局是盧見曾編輯《國朝山左詩鈔》之時的行政格局，另一方面則在于統一的行政區劃便于進行更為準確的定量考察。

雖然《國朝山左詩鈔》對于所錄的絕大多數詩人都以小傳方式交代了籍貫，但仍有個別不便統計的情況，需先作說明。

其一，《國朝山左詩鈔》有部分詩人“未詳其籍”，不計入統計數據之中?！秶阶笤娾n》中籍貫存疑的詩人有兩位，分別是卷八的徐振芳和卷四十七的周莊。卷八《徐振芳小傳》曰：“振芳，字大拙，樂安諸生，或曰安丘人，常參邱磊軍事，有《三素》《雪鴻》《楚萍》《淮?！返炔?。 ”[4]116《（民國）萊蕪縣志》與《（民國）續修萊蕪縣志》的《李橚生本傳》中援引徐振芳所作詩序，皆稱之為“樂安徐振芳”，此外《清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皆著錄徐振芳所著《徐太拙詩稿》，并稱其為山東樂安人。然沈德潛《清詩別裁集》選徐振芳詩一首，小傳則稱其“字大拙，山東安丘人”[5]。徐振芳生平不見于史傳，目前無更多材料可供考辨，且存疑。卷四十七《周莊小傳》曰：“莊字子莊，住歷城，未詳其籍，或云青州人。有《獨喻草》《古稀集》?！盵4]632周莊其人不見于史傳記載，《晚晴簃詩匯》錄其詩二首，小傳稱其為歷城人，《（民國）山東通志》著錄其詩文集，本傳襲自《國朝山左詩鈔》，僅稱其世居歷城，亦不可確考。 故此二人不計入討論之中。

其二，部分詩人小傳中稱詩人隸籍某“州”，而這些“州”在清前期的行政區劃中有時為府之屬州，有時為直隸州，亦有部分升級為府，對于這部分詩家，將其列入相應“府”中，注為“不詳”。如卷十一《李之芳小傳》：“之芳，字鄴園，武定州人?！盵4]150武定在清初襲明制，為濟南府之武定州，雍正二年（1724 年）升為直隸州，轄樂陵、海豐、陽信三縣，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為武定府，轄一州九縣，此規制沿至清末。 李之芳生于明天啟二年（1622 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在他的生存年代間，武定一直為濟南府之屬州，盧見曾遵從當時之區劃，稱之為“武定州人”，而至盧見曾編纂《國朝山左詩鈔》的乾隆十八年（1753 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間，武定州已升為武定府，對于這種情況，仍將李之芳歸為武定府人，且因無法確悉其具體屬于武定府之何屬州何縣，故注為“不詳”。

二、詩人區域分布格局與重心

《國朝山左詩鈔》收錄詩人627 家，其中一般男性詩人589 家，剔除前文所述里籍不詳之徐振芳與周莊后，尚余587 家，其中濟南府169 家，位居首位，其后是青州府118 家，萊州府102 家，登州府50 家，兗州府49 家，武定府40 家，泰安府16 家，東昌府16 家，曹州府15家，沂州府12 家，其具體分布情況，如下頁表1 所示。

表1 《國朝山左詩鈔》所錄一般男性詩人區域分布表

從地理格局上來看，《國朝山左詩鈔》 詩人輯選重心位于魯西北平原地區的濟南府，其選濟南府詩人169 家，選詩合計2961 首，不但遠超其后的青州府，其選人數量更是數量最少的沂州府的12 倍，選詩數量則高達沂州詩人詩歌數量的75 倍。濟南府之外，魯東半島地區的青州、萊州、登州、武定四府則占據鮮明的優勢地位，四府輯選詩人總數為310 家，約占《國朝山左詩鈔》詩人總數的49%，選詩總數為2304 首，約占《國朝山左詩鈔》全部選詩數量的38%。 與之相對的魯西南東昌、泰安、兗州、沂州、曹州五府的選人、選詩數量則明顯處于劣勢，據表1 統計，東昌、泰安、兗州、沂州、曹州五府選人總數為108 家，約占詩人總數的17%，選詩總數為524 首，約占選詩總數的8%，五府之和尚且不及濟南一府。

不但各府之間存在明顯的落差，一府之中，各屬縣及屬州的詩人分布亦存在鮮明的不均衡的態勢。 以濟南府為例，濟南府的治所在當今的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清初承明制，為省治，轄四州、二十六縣，雍正年間經過數次區劃調整，盧見曾編輯《國朝山左詩鈔》之時，濟南府轄區為歷城、平原、章丘、淄川、鄒平、長山、齊河、新城、齊東、濟陽、長清、德平、禹城、陵縣、臨邑十五縣并德州（屬州）一州，“北至京師八百里，廣三百六十里，袤二百八十里”[6]?！秶阶笤娾n》所選濟南府詩人分布于德州、淄川、歷城、新城、平原、長山、章丘、濟陽、鄒平、陵縣、齊河、臨邑十二屬縣（州），選人最多的是德州，選錄詩人50 家，選詩總數1018 首，占據《國朝山左詩鈔》選詩總數的17%，約是位居其后的淄川縣選人數量的1.5 倍，是居于末尾的臨邑縣選人數量的50 倍，而齊東、長清、德平、禹城四縣則并無詩人入選《國朝山左詩鈔》。此外，青州、萊州、登州、兗州各屬縣（州）之間詩人數量亦呈現出類似的懸殊差距。與之相對的武定、泰安、東昌、曹州、沂州各府下轄屬縣（州）之間，所選詩人數量則差距不大，且整體上呈現出一種選人、選詩均不繁盛的局面。以東昌府為例，東昌府下轄14 州縣，其中有詩人載入《國朝山左詩鈔》者有臨清、茬平、聊城、堂邑、博平、館陶、武城七個屬縣（州），其中臨清5 家，茬平3 家，聊城3 家，堂邑2 家，博平1 家，館陶1 家，武城1 家，各縣（州）之間差距不大，整體上比較均衡。

綜覽《國朝山左詩鈔》所選山東一般男性詩人的區域分布狀況，其呈現出以濟南府為重心，舊齊國屬地魯東半島詩人數量多，舊魯國屬地魯西南地區詩人數量少，且地區之間詩人數量落差較大的整體態勢。

除一般男性詩人之外，《國朝山左詩鈔》還以三卷的篇幅分別收錄了閨秀詩人、流寓詩人以及方外、青衣、仙鬼詩人。

閨秀詩人，《國朝山左詩鈔》卷五十八共收錄16 家，其中濟南府7 家，分別為德州2 家、淄川1 家、歷城1 家、平原1 家、長山2 家；青州府1 家，隸籍安丘縣；萊州府2 家，一居掖縣，一居膠州；登州府1 家，隸籍萊陽；兗州府1 家，隸籍曲阜；曹州府1 家，隸籍曹縣；沂州府1 家，隸籍莒州。

流寓詩人，《國朝山左詩鈔》卷五十九共收錄12 家，考其寄籍區域，其中濟南府6 家，分別為歷城4 家、德州1 家、平原1 家；青州府2 家，分別為諸城1 家、博山1 家；東昌府2 家，其一寄籍臨清，其二不詳其州縣；兗州府1 家，寄籍陽谷；曹州府1 家，寄籍曹縣。

方外詩人，《國朝山左詩鈔》卷六十共收錄7 家，考其里籍，以青州府最多，有3 家，其中諸城2 家、安丘1 家，另有釋元中，僅注明居于青州，釋祖珍則是“江南通州人，天岸老人弟子，初住青州大覺，后居泰山普照”[4]785，均與青州有過較密關聯。 此外則是濟南府新城縣1家，以及兗州府屬州濟寧1 家。

閨秀詩人、流寓詩人、方外詩人因整體數量不多，未形成明顯的群體特性，然而其分布多集中在濟南府、青州府這兩處詩人群體頗為密集之處，總體上與一般男性詩人的分布趨勢相統一。事實上，因為家族聯姻或文學交游等社會關系的存在，這些詩人的分布情況往往受到一般男性詩人分布狀況的影響， 這在閨秀詩人的分布上表現尤為明顯。 《國朝山左詩鈔》所錄16 位女性作家，多出身于文化氛圍較為濃厚的官宦之家，夫家亦多詩書傳家，如嫁入同邑孔氏家族的考功郎中顏光敏之女顏氏、太常寺少卿王楨從孫女王碧瑩等，她們一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往往有詩作結集，如顏氏之《恤緯齋詩》、王碧瑩之《遺詩》等。 而另有一部分女性詩人，則因為父兄之間的交游活動而使詩作得以保存下來，如《國朝山左詩鈔》小傳記載：“紀節婦（紀映淮）三詩得之《池北偶談》。 ”[4]767王士禛在《漁洋詩話》中亦記載了自己與紀映淮之兄紀映鐘之交往，王氏《秦淮雜詩》中還有“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之句，阿男即紀映淮之小字。 正是因為王士禛與紀映鐘的相識，紀映淮之詩方能保存下來并在此后被盧見曾選入《國朝山左詩鈔》，亦可見文人交游在作品傳播中的獨特作用。

三、區域分布態勢之成因

前文以表格和數據分析的形式對《國朝山左詩鈔》所錄清前中期山東詩人的區域分布情況進行了綜合考察，據數據分析可知，《國朝山左詩鈔》所選一般男性詩人在區域分布上呈現出不均衡的態勢，整體格局上呈現出以濟南府為重心，魯東半島各府偏強而魯西南各府偏弱的整體趨勢，閨秀、流寓、方外、青衣、仙鬼詩人數量雖不多，但分布情況與一般男性詩人的整體趨勢相一致。 這種區域分布差異的背后，有著多重影響因素。

山東十府之中，無論是選人數量還是選詩數量，省府濟南府均位于《國朝山左詩鈔》之首位，可見政治因素在其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自西漢設濟南郡至元代設置直屬中書省的濟南路，其間經歷一千四百余年，濟南一直是山東重要的政治中心，明清兩朝實行省制，濟南府更是成為山東省省府所在地。 濟南承擔著重要的政治職能，不但執掌全省政務的山東巡撫駐地設在濟南，科舉中極為重要的鄉試亦在省城舉行，獨特的政治地位自然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繁榮，同時也使之成為重要的文化中心。 不但濟南府詩人分布的優勢地位得益于政治中心的影響，青州、萊州、登州三府的強勢地位亦與政治因素有密切關聯。 清順治元年（1644 年）不但在濟南府設立主管全省行政事務的山東巡撫，還設置“登萊巡撫，亦稱海防巡撫，駐登州府，管理登州、萊州、青州三府海防事務”[3]193。 相比較而言，遠離政治中心的曹州、沂州等府，在文化上同樣也處于了弱勢地位。

政治因素雖然對詩人的整體區域分布產生了直接影響，但落腳到某一府之中，情形卻又有變化。以浙江為例，《清代浙江詩人區域分布初探——以〈兩浙輶軒錄〉為中心的數據分析研究》的研究成果顯示，“清代浙江11 個府中，有8 個首席位置被附郭縣占據，而且較之位列其后的非附郭縣，附郭縣還往往擁有相當明顯的優勢”[7]。 與浙江附郭縣普遍占據優勢地位的狀況不同，山東十府中附郭縣詩人數量占據闔府各州縣選詩人數之首的僅有萊州府之掖縣。 此外，濟南府之附郭歷城縣居于府中之第三位，且與第四位的新城縣人數持平，青州府之附郭益都縣居于府中之第二位，兗州府之附郭滋陽縣居于府中之第三位，人數與居于其前的曲阜和濟寧分別有著15 倍以及6.5 倍的差距， 東昌府之附郭聊城縣選詩人數居于本府之第三位，數量上與前兩府相差不多，但詩人總數不過3 人。 登州府之附郭蓬萊縣、武定府之附郭惠民縣、泰安府之附郭泰安縣、曹州府之附郭菏澤縣以及沂州府之附郭蘭山縣甚至并無詩人被選錄入《國朝山左詩鈔》。 據此可知，附郭的優勢地位在山東各府詩人區域分布上并未產生太大影響。 這也說明，政治上的中心地位只在一定程度上對詩人區域分布和詩歌繁榮情況產生影響，文學的發展狀況仍受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就清前中期山東詩人區域分布狀況而言，其分布態勢和分布特征更多地是受到了文學家族的區域分布態勢與歷史文化傳統因素的雙重影響。

文學家族一般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有兩代以上家族成員進行文學創作，且具有較高文學創作水平的家族。 文學家族本身已然聚集了一定數量的作家，而文學家族分布較多的地區往往也成為詩人分布較為密集的區域?！秶阶笤娾n》的詩人小傳中除敘述詩人姓名字號、籍貫、科第、仕宦履歷、詩集著述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內容是敘述該詩人與前卷所錄詩人之間的親緣關系，包含父子、兄弟、祖孫、從兄弟等多種關系，親緣關系的勾連使詩人與詩人之間以家族為單位的文學群體關系清晰起來?！秶阶笤娾n》通過對親緣關系的敘述，向讀者展現了清前中期山東詩壇上數量眾多的文學家族，而文學家族帶來的集群特性使得該家族所在區域成為文學繁榮之地。

在《國朝山左詩鈔》收錄詩人的區域分布表中，濟南府屬州德州的詩人數量位居山東十府所有屬縣（州）之首，究其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應當是編纂者盧見曾和宋弼對于鄉賢的推尊和認同心理，故而大量選錄鄉邦文人，然而更為深層的原因則在于德州是山左詩壇上因文學家族的崛起而形成的詩文重鎮，本身便具有雄厚的文化實力。

明初為加強軍事統治，設立了數量眾多的衛所，德州即是其一。隨著軍屯政策的深入推行以及京杭大運河的疏通，德州在確立交通樞紐位置的同時亦成為一個人口、經濟、農業都頗為繁榮的地區。 此后雖然裁撤衛所，劃歸州縣，其繁榮的基礎卻早已奠定了。 自清初至乾隆年間，德州文壇上至少活躍著田氏（田雯）、謝氏（謝重輝）、盧氏（盧世）、南李氏（李浹）、北李氏（李源）、蕭氏（蕭惟豫）、孫氏（孫勷）、程氏（程先貞）等近十個大大小小的文學家族?！秶阶笤娾n》選錄德州詩人50 家，其中涉及的文學家族便有6 個。

蕭氏：蕭惟樞（卷二十一，“布政使時彥子”），蕭惟豫（卷二十三，“惟樞從弟”），蕭承沆（卷四十七，“惟豫子”），蕭炘（卷五十一，“惟豫從曾孫”）

南李：李浹（卷十），李濤（卷三十三，“浹弟”），李元瓚（卷四十九，“濤從子”），李芾（卷五十，“浹孫”），李萊（卷五十，“浹孫”），李征臨（卷五十一，“濤子”），李國柱（卷五十六，“浹曾孫”）

北李：李源（卷十），李棅（卷四十六，“源子”），李檉（卷四十六，“棅弟”）

田氏：田雯（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田需（卷三十四，“雯弟”），田肇麗（卷四十一，“雯子”），田霡（卷四十二，“需弟”），田中儀（卷五十，“肇麗弟”），田同之（卷五十一，“肇麗子”）

孫氏：孫勷（卷四十），孫于敦（卷五十三，“勷子”），孫于盙（卷五十五，“于敦兄”）

以上6 個家族詩人合計28 位，已占《國朝山左詩鈔》所錄德州籍詩人總數的56%。文學家族帶有天然的聚合作用。家族父子兄弟叔侄之間往往能夠自相師友，家族繁衍越興旺，成員之間的創作互動也就越多，創作成果也就越豐富。兼之家族與家族之間的婚姻關系，創作群體的規模愈發擴大，進而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地區文學創作活動的主體。

與德州相比，曲阜更是因文學家族的存在而成為詩人分布重點區域的典型?！秶阶笤娾n》輯錄兗州府詩人合計49 家，分屬曲阜、濟寧、滋陽、嘉祥、嶧縣、鄒縣6 個屬縣（州），其中曲阜詩人30 位， 約占兗州府總數的61%， 選曲阜詩人詩歌226 首， 約占兗州府總數的76%，居于兗州府的核心地位。 考其詩人，則主要分屬孔氏與顏氏兩個家族，其中孔氏詩人15 人（孔毓圻、孔傳鐸、孔貞燦、孔貞瑄、孔尚任、孔衍栻、孔衍欽、孔衍譜、孔衍樾、孔興永、孔興詔、孔毓埏、孔傳樅、孔毓璘、孔毓琚）、顏氏詩人11 人（顏懷禮、顏伯璟、顏伯珣、顏光敏、顏光猷、顏肇維、顏懋恕、顏懋僑、顏懋企、顏崇榖、顏紹皊）。

其他文學家族中較為典型的還有新城王氏（王士禛家族，《國朝山左詩鈔》選王氏詩人11 位，占新城詩人總數之55%）、益都趙氏（趙執信家族，《國朝山左詩鈔》選趙氏詩人11位，占益都詩人總數之31.4%）等，這些文學家族也都代有聞人，家族成員既受家族文學風氣的滋養，又帶動了家族文學創作的整體繁榮，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地域文學創作。對于文學創作者而言，“家族是其被直接孕育并與之血脈通連的母體”[8]，文學家族成員之間具有更為堅固的凝聚力和更為密切的文學交流， 強勢的文學家族極大地帶動了本地域的文化發展，久而久之，亦使得該地域成為詩人分布的密集區。

除此之外，文人社團及其他一些文人群體也成為詩人區域分布的重要影響因素。 譬如青州府諸城縣，《國朝山左詩鈔》共載錄詩人37 家，其中隸屬“諸城十老”者即有9 人，分別為丁耀亢（卷十九）、王乘箓（卷十九）、劉翼明（卷二十）、邱元武（卷二十三）、徐田（卷三十四）、李澄中（卷三十五）、張衍（卷四十七）、張侗（卷四十七）、隋平（卷五十三），其數量約占諸城詩人總數的24%，選詩總數計197 首，約占諸城縣選詩總數的71%。文人社團加強了作家之間的交流，不但使得詩人聚集起來形成團體，同時彼此之間的詩歌往來，也帶動了地方詩歌的發展，使得地方詩歌呈現出繁榮局面。

對詩人區域分布影響最為深遠同時與其他影響因素互為因果、交互影響的根本因素則是歷史文化的積淀。作為齊魯文化的發源地，山東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在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由于國家政策的導向、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行政區域的變革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山東的文化強勢區始終處在緩慢的變化之中，然而齊、魯兩大文化區的劃分是基本明確的，齊、魯文化區的存在對于山東詩人區域分布的影響也是最直觀的。

齊、魯邦國始自西周，《史記·周本紀》中記載了武王伐紂滅商后分封諸臣的史實：“師尚父為首封。 封尚父于營丘，曰‘齊’。 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 ”[9]127齊國與魯國自立國之初，便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妒酚洝R太公世家》記載：“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9]1480從疆域來看，春秋時候的齊國主要占據山東北部，向東到海，向西到古黃河，南臨泰山，既便于農墾，又有魚鹽之利，地理環境頗為優越。 齊地早在商周以前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文明程度，齊國春秋時期更是成為爭奪天下的一方霸主。便利的水陸交通使得齊文化帶有天然的開放性、包容性和活躍性，這一點與處于內陸的魯國頗為不同。魯國“處于丘陵地帶，水利條件較差，只能專重農業，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全面推行周人的禮樂文化，在其以后的發展中形成了牢固的宗法傳統……由此形成了一種重禮厚樸的民風，同時也極大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不易形成較為開放性的文化”[10]。 雖然在漫長的封建歷史時期中，齊文化和魯文化的內涵不斷變化以至于合流成為新的齊魯文化，但是“齊國合時，魯國合古；齊國合利，魯國合禮”[11]的差異性始終存在，思想和文化基礎的不同奠定了齊魯文化地域差異的基調。京杭大運河的開鑿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魯文化區的開放性，但是其內斂持重的文化底色與汪洋恣肆的齊風確有不同。

齊地繁榮發達的經濟促進了齊文化的繁榮，而開放務實、不拘小節的齊文化滋養了齊地文人的浪漫情思，進而促進了詩文創作的繁榮。綜覽《國朝山左詩鈔》詩人區域分布表，詩人分布較為密集的濟南府、青州府、萊州府、登州府基本屬于齊文化屬地，相對地，魯文化區中的泰安府、曹州府，甚至是受到歷朝歷代政策扶持的兗州府都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 《國朝山左詩鈔》擇錄詩人的區域分布特征既受到歷史文化因素的直接影響，又是對歷史文化傳統的一種直觀展現，成為反映清前中期山東文學發展態勢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