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效率的影響
—— 基于A 股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

方杏村，陸鯉楊

（1.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安徽合肥 230601；2.安徽大學安徽生態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安徽合肥 230601）

作為現代服務業的核心組成部分，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其生產效率的改善不僅是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支撐力量，也是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效率不高，發展基礎較薄弱，發展層次結構較低，發展規模相對較小，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環境還不是很完善。而減稅降費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最常用與最重要的手段，對釋放企業發展動能，推動企業生產效率提升具有激勵作用。

近年來，我國出臺和實施了大規模、大力度的減稅降費政策，但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激勵效果是否達到了預期，以及對不同類型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是否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將實證分析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以期為政府完善減稅降費政策，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效率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外學者研究減稅降費的影響主要從宏觀與微觀層面進行分析。在宏觀層面上，Zellner 等經過研究減稅政策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影響，發現減稅可提升私營經濟，刺激稅基增長，減少年度預算赤字和聯邦債務，提升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1]ZELLNER A, NGOIE J K.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Reduced Personal and Corporate Tax Rates on the Growth Rates of the U.S.Economy[J].Econometric Reviews,2015(1-2):56-81.。李紫薇等通過構建向量自回歸（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指出當前減稅降費背景下，適當提高所得稅收入比重，減少社保費收入比重，可有效提高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占比[2]李紫薇，董長貴. 減稅降費政策對產業升級的影響研究[J]. 宏觀經濟研究，2021（2）：53-59.。石紹賓等基于省級數據構建相應的綜合指標，發現各省份享受的減稅降費政策力度越大，地區的協調、開放、共享指數就會越高[3]石紹賓，張曉丹. 減稅降費的經濟效應：基于高質量發展維度的分析[J].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5）：51-61.。龐鳳喜等認為，減稅降費可優化我國的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占比，符合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4]龐鳳喜，涵默. 持續性減稅降費對我國稅制結構的影響分析[J]. 國際稅收，2023（5）：18-23。。在微觀層面上，關于減稅降費對企業生產效率影響的研究主要從稅收與社會保險費兩方面展開。關于稅收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盛明泉等運用雙重差分法，將未進行營改增試點的生活性服務業企業作為參照對象，發現營改增政策能有效提高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全要素的生產率[5]盛明泉，吳少敏，盛安琪. “營改增”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J]. 經濟經緯，2020（2）：150-158.。謝獲寶等認為，營改增政策一方面減輕了企業重復征稅的問題，完善了增值稅的抵扣鏈條，營造了更平衡、更公平的市場環境，有利于微觀企業的轉型升級、產業結構優化與經營績效提高；另一方面，營改增政策使得經濟利益在政府和企業間有了新的分配。政府將部分經濟利益轉讓給企業，有助于試點企業實現價值創造，促進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6]謝獲寶，惠麗麗. 營改增政策提高了服務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嗎？[J]. 管理評論，2021（1）：3-12.。Atanassov 等認為，大規模的企業所得稅減免能夠促進企業創新，對治理較弱、財務約束較大、有形資產較少、專利存量較小及避稅程度較高公司的創新影響相對更大[7]ATANASSOV J, LIU X. Can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Stimulate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20(5):1415-1465.。王偉同等研究發現，小微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政策帶來的企業操縱行為，使得企業的生產效率平均提高了10.8 個百分點[8]王偉同，李秀華，陸毅. 減稅激勵與企業債務負擔：來自小微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政策的證據[J]. 經濟研究，2020（8）：105-120.。張妍等研究了增值稅轉型改革的減稅效應對企業創新的異質性影響，發現在人力資本水平更高、資本密集程度更高、市場競爭程度更充分的行業，增值稅轉型改革對企業創新的激勵效果越明顯，有助于政府釋放減稅的創新紅利[9]張妍，劉沖，沙學康. 減稅有助于釋放創新紅利嗎：來自增值稅轉型改革的理論與經驗證據[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2（6）：68-81.。李姝等評估了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發現該政策更能體現增值稅稅收中性的原則，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10]李姝，金振，謝雁翔，等. 增值稅稅收中性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基于增值稅留抵退稅改革的研究[J].經濟評論，2023（2）：59-74.。程風雨等認為，減稅降費對企業績效提升具有促進作用，該作用通過提升企業勞動生產率和改善納稅遵從度實現[11]程風雨，李林木. 減稅降費如何影響企業績效：基于勞動生產率和納稅遵從雙重視角的分析[J]. 江漢論壇，2023（2）：59-67.。社會保險費率下調是降費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社會保險費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馬雙等認為，養老保險費率增加會減少員工工資和企業雇傭人數，但對低技術水平企業的影響較弱[12]馬雙，孟憲芮，甘犁. 養老保險企業繳費對員工工資、就業的影響分析[J]. 經濟學（季刊），2014（3）：969-10 00.。錢雪亞等認為，社保費繳費負擔增加對員工工資的影響強于對雇傭規模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獎金津貼形式的工資減少[13]錢雪亞，蔣卓余，胡瓊. 社會保險繳費對企業雇傭工資和規模的影響研究[J]. 統計研究，2018（12）：68-79.。趙健宇等認為，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的增加會阻礙企業創新，影響員工平均工資較低企業的生產率[14]趙健宇，陸正飛. 養老保險繳費比例會影響企業生產效率嗎？[J]. 經濟研究，2018（10）：97-112.。曾益等認為，社會保險費率下調可通過降低人均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來促進企業創新，提高企業創新程度[15]曾益，楊悅. 社會保險繳費率下調能促進企業創新嗎？[J]. 保險研究，2021（6）：114-127.。馬金華等認為，社會保險費負擔降低會以現金流增加的方式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更有助于大規模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16]馬金華，林源，費堃桀. 企業稅費負擔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分析：來自我國制造業的證據[J]. 當代財經，2021（3）：40-52.。

綜上所述，以往學者的研究往往側重于具體稅收政策的作用效果，或僅研究社會保險費變化的影響，而將稅收和社會保險費作為共同的研究對象則較為少見；對微觀主體的研究側重于企業行為研究，而對企業經營成效的研究較少。此外，目前大多數研究集中于高技術企業、制造業企業等，鮮有學者關注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性服務業企業與制造業企業密切相關，提升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生產效率可更好地為制造業企業的發展提供保障。

本文研究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因全要素生產率具有動態、連續的特征，上一年的全要素生產率會對本年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本文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系統GMM）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將全要素生產率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由于不同類型的服務業企業運轉模式不同，享受的減稅降費政策力度也會有所差異，故將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區分為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和非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進行異質性研究。關于減稅降費如何提升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本文采用融資約束作為中介變量，探究減稅降費是否通過緩解企業面臨的融資困境，使得企業將資金用于提質增效、轉型升級，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

二、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效率影響的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減稅降費政策作為有效的財稅政策，可起到激發市場活力，調控經濟的作用。從稅收政策來看，一方面，部分稅收政策可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如生產型增值稅變更為消費型增值稅，企業外購固定資產的成本降低，可鼓勵企業引進更多的設備用于更新改造、轉型升級。部分針對性優惠稅收減免政策可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升技術水平，形成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部分稅收政策可優化企業資源配置，如營改增、增值稅稅率多次下調、增值稅加計扣除、留抵退稅等政策可完善增值稅抵扣鏈條，擴大抵扣范圍，打破各行業間的交易壁壘，有利于企業優化資源配置，為企業發展營造公平的環境。從社會保險費來看，一方面，社會保險費率下調可使服務業企業的用工成本下降，使企業可雇傭高水平人才，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提高勞動力的產出效率，加快科研成果的轉化，推動企業技術進步，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的下降會改變經營者的投資決策，調整企業的資本投入與勞動力投入的占比，使企業的資本與勞動可以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以有機會選擇更優的經營方案。全要素生產率可分為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17]任勝鋼，鄭晶晶，劉東華，等. 排污權交易機制是否提高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9（5）：5-23.，減稅降費能夠提高企業技術水平，改善資源配置效率?；诖?，本文提出假設1：

H1：減稅降費能夠提升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

國家出臺了較多提高企業科技創新能力、引導企業轉型升級、實現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財稅政策，從稅額式減免來看，企業技術轉讓所得可減免企業所得稅，有助于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從稅率式減免來看，符合條件的高新技術企業可享受1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大幅度減輕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負擔，增加企業稅后現金流，使企業有更充足的資金用于研發。從稅基式減免來看，一般企業開展研發活動發生的研發費用，未形成無形資產的，可在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實際發生額的75%在企業所得稅稅前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可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175%在稅前攤銷。將科技型中小企業未形成無形資產部分的加計扣除比例提升至100%，形成無形資產部分的稅前攤銷比例提升至200%，可更好引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高新技術企業虧損結轉彌補年限由5年延長至10 年，可緩解企業初期研發投入大，創新風險高的困境。綜合來看，知識密集型企業具有專業性強、研發投入大的特點，易達到稅收優惠政策的門檻。相較于非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享受到的稅收減免更多。除此之外，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因經營需要，需大量的高層次人才，而招聘高層次人才往往需要較高的薪酬。因此，社會保險費率下調可大大減輕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用工成本。與此同時，科研人員的薪酬屬于企業研發費用的一部分，在研發費用中占比較大，而勞動力成本的下降可減少研發費用，減輕企業開展科研活動的資金負擔。因而，減稅降費可以更好地鼓勵知識密集型企業研發創新，從而更快地改善企業的生產效率?；诖?，本文提出假設2：

H2：相較于非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減稅降費政策對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更顯著。

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減稅降費政策實施后，金融系統會將該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放大，主要表現在，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依據企業財務報表上的信息考慮是否貸款給企業。減稅降費使得企業資產負債表中資產增加、負債減少、留存收益增加。具體來講，生產型增值稅變為消費型增值稅后，企業購進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允許抵扣，降低了購入固定資產的成本，不僅增加了當期企業的可支配收入，而且減輕了后期計提固定資產折舊的成本，提高了企業的凈利潤[18]羅宏，陳麗霖. 增值稅轉型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研究[J]. 會計研究，2012（12）：43-49.。增值稅是對銷售價格增值部分的征稅，營業稅是按照提供服務的營業收入征稅。相較于營業稅，增值稅有效避免了生產環節重復征稅的問題。營改增政策實質上減輕了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稅負。企業繳納的社保費屬于應付職工薪酬的一部分，繳納其會提高勞動力成本。企業繳納的社保費增加會擠占企業的流通資金，減弱企業的投資水平。當前政府多次下調社保費單位繳納比例，并對部分困難企業延緩繳費期限，使企業負擔的社保費減少，用工成本減輕，但員工的受益并未減少，工作積極性也不會受到影響，相較于以往，只是企業的經營成本減少。因此減稅降費可使企業現金流增加，內部融資渠道增加。除此之外，隨著企業內部融資渠道的增加，可抵押物品增加，金融機構提供給企業貸款的意愿也會相應強烈，以有效降低企業外部的融資成本，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企業融資約束有效下降后，可從金融機構得到更多的資金用于改善經營狀況，擴大投資規模，提高技術水平，使全要素生產率也隨之提升?；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3：

H3：減稅降費可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這一渠道提升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生產效率，見圖1。

圖1 減稅降費提升生產性服務企業生產效率的作用機理圖

三、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效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本文從理論角度論述了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之后，結合數據來實證稅收負擔，以及社會保險費費負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考慮到上一年的全要素生產率會影響到本年的全要素生產率，采用系統GMM 方法進行研究。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2 年至2021 年生產性服務業企業A 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根據《生產性服務業統計分類（2019）》的分類標準[19]統計局. 統計局關于印發《生產性服務業統計分類（2019）》的通知[EB/OL].[2022-01-08].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06/content_8955.htm.，按照界定的生產服務業的范圍，從證監會2012 版的行業分類中找到符合分類標準的上市企業，剔除ST、*ST 公司、經營方式與實體企業有所不同的金融業企業，以及數據缺失嚴重的企業樣本，篩選出465 家樣本企業。為避免異常值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所有的連續變量進行雙側1%的縮尾處理，為使樣本數據更趨完整，本文對少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補齊，最終使用4 650 個樣本數據進行研究，研究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

運用樣本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時，使用全要素生產率衡量企業生產效率，將全要素生產率設定為被解釋變量，針對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從稅收負擔和社會保險費負擔兩方面展開，將稅收負擔和社會保險費費負作為解釋變量，選取企業規模、總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營業收入增長率、企業的現金持有量、勞動力成本、獨立董事占比作為控制變量，融資約束作為中介變量，具體解釋說明如下：

1.被解釋變量

考慮到Olley-Pakes 的半參數估計法計算全要素生產率要求企業的投資必須大于0，會導致大量企業樣本的缺失，故借鑒Levinsohn 與Petrin 提出的半參數法[20]LEVINSOHN J, PETRIN A.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 [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3(2): 317-341.（簡稱“LP 法”）計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可見方程（1），

上式中，Yi,t表示產出，用主營業務營業收入衡量；Li,t表示勞動力投入，用員工人數來衡量；Mi,t表示中間投入，用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衡量；Ki,t表示資本投入，用固定資產凈額衡量，將以上數據取對數后采用LP 法計算全要素生產率衡量企業生產效率。

本文分別按非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性服務業企業計算2012 年至2021 年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均值變化，如圖2 所示。歷年來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特別是從2014 年至2018 年上升較快，表明自從發布了《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國發〔2014〕26 號）[21]國務院. 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EB/OL].[2022-01-08].https://www.g ov.cn/zhengce/content/2014-08/06/content_8955.htm.后，國家對生產性服務業重視程度提高，同時相關財稅政策相繼實施，為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環境。2019 年至2020 年全要素生產率略微下跌，是因為一些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未享受到增值稅稅率下調的紅利，導致部分企業銷項稅額不變，進項稅額變小，總體稅負增加，不利于企業發展。從分行業類型來看，歷年來非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普遍高于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部分原因是非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中的交通運輸業、倉儲、郵政業等與居民日常生活相關。隨著線上購物的普及，運輸、倉儲等企業的重要性逐漸提高，該類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較快且能保持在較高水平，相較于其他行業的發展更為穩定。而知識密集型企業的發展面臨較多風險，不僅資金投入大而且研究時間長，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會更加困難。

圖2 2012 年至2021 年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均值變化

2.解釋變量

借鑒吳祖光等的做法，用（支付的各項稅費-收到的稅費返還）/營業收入來衡量企業的稅收負擔[22]吳祖光，萬迪昉，吳衛華. 稅收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擠出效應與避稅激勵：來自中國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研究與發展管理，2013（5）：1-11.。社會保險費率大幅下調作為降費的重要內容，增加社會保險費費負這一解釋變量可更加具體、全面地分析減稅降費的程度。稅收負擔和社會保險費費負的數值越大，表明企業享受到的減稅降費政策的力度越小。

3.控制變量

本文選取企業規模、總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營業收入增長率、企業的現金持有量、勞動力成本、獨立董事占比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可見表1。

4.中介變量

參考Hadlock、Pierce、鞠曉生等的SA 指數法[23]HADLOCK C J,PIERCE J R.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0(5):1909-1940.[24]鞠曉生，盧荻，虞義華. 融資約束、營運資本管理與企業創新可持續性[J]. 經濟研究，2013（1）：4-16.，可用外生變量總資產和企業年齡共同計算企業的融資約束。計算公式為其中size 代表的總資產以百萬元為單位取對數的結果，age 為企業上市年齡。一般為負數，表明企業有融資約束的困擾，SA 的數值越大，表明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大。

（三）模型構建

企業的發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全要素生產率具有動態、連續的累計特征，上一年的全要素生產率會影響到本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兩者具有一定的聯系，無法完全割裂，因此本文將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以構建動態面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紤]到差分GMM 模型存在嚴重的弱工具變量問題，而系統GMM 可更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提高估計的效率，因此本文采用系統GMM 模型來研究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所構建的基準回歸方程式（2）如下：

其中，Tfpi,t表示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i,t-1表示滯后一期的全要素生產率，Xi,t表示核心解釋變量，本文有兩個核心解釋變量，分別為企業的稅收負擔和社會保險費費負，Controlsi,t是控制變量，表示時間的固定效應，為隨機擾動項。

（四）描述性統計

本文使用465 家企業2012 年至2021 年4 650 個數據樣本量來計算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具體結果如表2 所示。根據表2 可知，被解釋變量Tfp 最小值為13.150 6，最大值為19.749 8，由此可見不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生產效率差異較大。在主要的核心解釋變量稅收負擔和社會保險費費負中，Tax 的最小值為-0.057 3，說明存在部分企業某年支付的稅費小于收到的稅費返還，最大值為0.281 2，表明企業間的稅收負擔差異較大；Fee 的最小值為0.010 5，最大值為0.214 9，表明企業的社保費負擔存在較大差異。企業間享受到的減稅降費的程度有所不同，有可能影響企業的發展。其余的控制變量間也存在差異，表明企業的規模、發展能力、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等都有所區別。

表2 描述性統計

（五）基本回歸結果與分析

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基于全部樣本的實證結果如表3[25]文內所涉表3 至表6 中，括號內的數據為標準誤，相關***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所示。其中，模型（1）顯示了生產性服務業稅收負擔與全要素生產率采用系統GMM 的回歸結果，模型（2）顯示了生產性服務業社會保險費費負與全要素生產率采用系統GMM 的回歸結果；每列回歸都加入了會影響回歸結果的控制變量并且控制了年份[26]同樣適宜于表4 至表6。。根據回歸結果AR（1）檢驗的P值均小于0.1，說明模型存在一階自相關；AR（2）檢驗的P值均大于0.1，說明模型不存在二階自相關。Hansen 檢驗的P值均大于0.1，說明系統GMM 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不存在過度識別的情況。滯后一期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確實具有動態的、連續的累計特征。稅收負擔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企業稅收負擔減輕會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社會保險費費負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社會保險費費負下降會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上文研究數據假設的結果幾乎一致，在此不再贅述。

表3 減稅降費與企業高質量發展

表4 替換被解釋變量及剔除2020 年、2021 年的數據

總體而言，國家實施的減稅降費政策為企業營造了較好的經營氛圍，激發了市場的活力，實現了經濟高質量的發展。就回歸結果而言，減稅降費政策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促進作用。

（六）穩健性檢驗

為使回歸結果更可靠，本文采用兩種方法來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更換了被解釋變量的計算方法，借鑒Blundell 與Bond 的做法，采用GMM 法計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27]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1): 115-143.；二是考慮到2020年至2021 年企業發展受到外部因素干擾較多，剔除2020 年和2021 年的數據，可見表4。從表4的回歸結果來看，更換被解釋變量和縮減樣本區間后，模型（3）和模型（5）稅收負擔的系數依舊顯著為負，模型（4）和模型（6）社會保險費費負的系數也依舊顯著為負，表明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具備穩健性。

（七）異質性分析

生產性服務業企業中的行業類型不同，可將屬于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商務服務業的企業劃為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屬于其余行業的企業劃為非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根據表5 的相關回歸結果，模型（7）稅收負擔的系數（Tax）為-1.411 3，在5%的水平上顯著；模型（9）稅收負擔的系數為-1.086 9，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稅收負擔對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更顯著，模型（8）社會保險費費負的系數（Fee）為-10.305 7，在5%的水平上顯著；模型（10）社會保險費費負的系數為-4.709 5，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社會保險費費負對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更顯著。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效率提升有積極的作用[28]趙明霏. 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發展對制造業效率影響實證分析[J]. 科學管理研究，2017（5）：84-86.。一定空間范圍內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集聚態勢越明顯，對周邊城市發展的推動作用越強。因此，引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合理布局，可提高中心城市的影響力，推動城市群一體化進程[29]史安娜，劉海榮. 長三角城市群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空間極化與輻射分析[J]. 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29-36.。

表5 分行業異質性

由此可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企業的發展是帶動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的重要內容。當知識密集型企業的高水平生產要素流入制造業，可減輕制造業的生產成本，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知識密集型企業的創新具有研發資金投入大且創新成功率未知性高、研究耗時長、創新難度高等特征，需國家制定相關的財稅政策來緩解這一局面，以減輕創新成本，激勵企業研發活力[30]董蕾. 促進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創新的財稅政策研究[J]. 當代經濟研究，2013（12）：72-75.。

根據當前研究結果，近年來，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對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相較于非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減稅降費對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更為顯著。

（八）中介機制檢驗

為檢驗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是否緩解了企業的融資約束，從而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本文以融資約束作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機制的檢驗。根據溫忠麟等的中介效應模型[31]溫忠麟，葉寶娟. 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 心理科學進展，2014（5）：731-745.，采用逐步回歸法，構建如下三個方程式：

其中，X表示本文的兩個核心解釋變量，分別為稅收負擔和社會保險費費負，SA為中介變量，表示企業融資約束水平。2α表示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影響的總效應，2β 、3γ表示中介變量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γ2表示直接效應，β2×γ3α2表示中介效應占比。方程（3）在前文的基準回歸中已完成，方程（4）和方程（5）的回歸結果可見表6。

表6 融資約束中介機制結果

根據表6 所示，模型（11）和模型（13）是方程（4）的回歸結果，模型（12）和模型（14）是方程（5）的回歸結果。從模型（11）和模型（13）可以看出稅收負擔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社會保險費費負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減稅降費政策確實可以起到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的作用；從模型（12）和模型（14）可看出，融資約束的系數（SA）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當企業的融資約束緩解后，全要素生產率會增長，企業的生產效率會提升，更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有一部分是通過降低融資約束實現的，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其中，融資約束在稅收負擔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間的中介效應占比為12.42%，在社會保險費費負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間的中介效應占比為8.94%。

四、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我國相繼出臺了部分與生產性服務業相關的財稅政策，以幫助企業紓難解困，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為生產服務業的持續經營與改造升級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有利于企業的平穩健康良性發展。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生產性服務業企業2012 年至2021 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利用系統GMM 模型，研究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稅收負擔、社會保險費費負與全要素生產率呈負相關關系，表明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發展起到了助力作用，促進了企業的高質量發展，該結論在替換被解釋變量計算方法和剔除兩年數據后依然穩健。其次，減稅降費政策存在行業異質性，稅收負擔、社會保險費費負與知識密集型企業和非知識密集型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都呈顯著負相關，但影響的效果存在差異，相較而言，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對知識密集型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更為明顯。最后，融資約束在減稅降費和企業生產效率中起中介作用，在稅收負擔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間的中介效應占比為12.42%，在社會保險費費負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間的中介效應占比為8.94%。因此，減稅降費政策可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從而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二）對策建議

針對研究結論及相關分析，為進一步促進減稅降費對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平穩運行、健康發展，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其一，差異化精準推進減稅降費政策。由于行業異質性，對行業類型精準實施相應配套政策，如知識密集型企業具有專業性強等特點，但其發展面臨前期資金投入大、研發風險大等困難，為此應繼續優化并鼓勵、落實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非知識密集型企業提供的服務可滿足企業日常經營所需，對制造業企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應在企業受到外部沖擊時發布時限性的稅收減免政策，保證企業穩中向好的發展趨勢。對于中小規模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政府應加大幫扶力度，健全相關法規政策體系，出臺針對性政策，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對于初創型企業，政府應優化智慧稅務服務，精簡企業涉稅申報程序，幫助企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企業創立初期適度下調企業雇傭高水平人才的社保費名義費率，改變企業人才匱乏現狀，減輕企業勞動力成本，推動初創型企業的蓬勃發展。

其二，打好減稅與降費協同推進組合拳。減稅與降費的作用效果不同。一方面，對于減稅而言，深化增值稅改革可突出稅收中性的特點，減輕征稅對企業發展的扭曲程度，留抵退稅可讓企業有更加充裕的資金，幫助企業紓難解困，減負增效，為企業運營蓄勢賦能。企業所得稅中的稅率式減免，稅額式減免及稅基式減免可鼓勵企業創新發展，助力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另一方面，對于降費而言，下調社會保險費率可降低企業用工成本，不僅讓企業有更多的留存資金，減輕企業的經濟壓力，還可讓企業有更強的能力和較高的積極性去雇傭更多的員工，促進就業市場繁榮發展。因此減稅與降費需協同進行，使政策的實施效果不斷優化。

其三，優化融資環境，釋放企業紅利。減稅降費對促進企業發展是有效的，可給企業提供更多的內源融資，降低外源融資成本，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企業擁有較多資金后，可及時更新設備、引進人才，實現產業升級改造，提升生產效率。與此同時，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提供的服務更加優質，可更好地滿足制造業企業的供給需要，從而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減稅降費政策的推行，可有效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優化企業融資環境。因此，在保證國家能夠有穩定財政收入的前提下，結合當前國家經濟形勢，穩步推進符合國情的減稅降費政策，可讓企業切實享受減稅降費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