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背景下的國家安全治理*
——基于科技革命演變的視角

朱永彪 王俊超

(1.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蘭州 730000;2.蘭州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 蘭州 730000;3.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 蘭州 730000)

2021年作為元宇宙元年,由于其迥異于現實空間以及傳統網絡虛擬空間的現實特點,一經提出便在學術界引發廣泛關注。從本質上講元宇宙是基于新科學技術創建的與現實世界平行并交互融合的數字空間,元宇宙數字世界的虛擬化特征使得國家及社會的傳統邊界受到沖擊,國家安全的內容和形態也隨之面臨挑戰。由于科技革命的發展與國家安全之間存在一種結構性互動關系:一方面,技術的發展延伸了人們生活和思想的疆域,同時發揮其賦能的實踐品質為國家維護自身安全提供技術支撐和保障。另一方面,技術的發展拓寬了國家行為體競爭的新邊疆,技術革命拓展的技術安全邊界雖然會與國家安全邊界重合,但也會不斷突破國家安全的內容和形態,拓展國家安全邊界。目前,國內外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了元宇宙對國家安全可能產生的影響并進行了初步的探討。盡管既有研究已經探討了元宇宙的概念,元宇宙可能對社會和人類等領域的相關影響,但是未來元宇宙如何影響國家安全的問題仍需重點關注。

1 元宇宙與科技革命結構性互動的分析框架

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社會進入到又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新活躍期,今天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又蓄勢待發,元宇宙等重大顛覆性技術的不斷涌現,將給世界帶來無限發展的潛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通常而言,科學技術的發展及應用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性條件。然而,技術的每次突破在給個人帶來更多自由和權利的同時,也給個人帶來了更多枷鎖。對國家的影響也是如此,一方面,技術的進步增強了國家維護自身安全的能力和實力,同時也導致技術強國對技術弱國的干涉進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另一方面,各國對技術的依賴也導致國家安全的脆弱性增加,技術弱國對科技強國依賴的增加?？v觀全球科技革命發展史,科技革命的發展與國家安全的結構性互動關系不斷強化著民族國家作為安全防護基本單位和核心主體的地位,誘發各國政府擴大國家安全的界定范圍[1],豐富著國家安全的內涵,重塑著國家安全的固有形態。

1.1 國家安全內涵的歷史演進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研究國家安全工作堅持“論從史出”的方法,通過回顧歷史、總結規律可以更好地探尋國家安全的歷史嬗變,剖析新技術革命對國家安全帶來的風險,繼而探討元宇宙時代對國家安全帶來的挑戰以及未來發展的路徑選擇。

從歷史發展而言,西周作為中國早期國家的典型其已經具備了“國家安全”的內容,該時期的國家安全主要以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為主要內容。西周主要圍繞建立穩固的政治秩序以及得到國民思想上的認同,制定軍事禮儀、統籌部署國家軍隊,構建出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打造社會的思想底框以維護國家安全[2]。至先秦時期已進入維護國家安全實踐和國家安全思想形成的初始階段,其強調安危意識,辯證認識安危、存亡、治亂之間的轉換關系,重視戰爭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將軍事安全放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主導地位[3]。至唐代,中國進入空前繁榮穩定的歷史時期,影響唐王朝國家安全的因素主要包含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地理位置、氣候條件以及人口構成為自然安全的主要內容,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軍事制度是社會安全因素的主要內容[4]。北宋時期,國家安全面臨內部和外部的安全問題,即所謂的“內憂外患”,其中“外患”,即領土安全成為主要問題[5]。明清兩代國家安全的內涵和邊界有所拓展,并將邊疆安全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明代完善北部邊疆防御體系、擴展南部海洋實力、建構海防設施;清朝在“清天下”的安全觀下強調安全的總體性,內陸安全、邊疆安全、海疆安全和屬國安全的“中外安全觀”的總體安全觀逐漸形成[6]。通過以上討論可以發現,影響國家安全的要素主要包含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兩個方面,只是不同的歷史階段國家安全面臨的具體威脅不同才使得各朝代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側重點不斷演變而已。但是,無論哪個時期國家安全內涵的實質都是一致的,即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是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兩方面,只是在歷朝歷代發展的不同階段“國家安全”構成的總體內容不同而已。

1.2 科技革命與國家安全的變遷

歷次科技革命與國家安全之間均存在一定的結構性互動關系,因此探討歷次科技革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有助于思考和認知元宇宙時代將如何重塑國家安全的內容和形態。既有研究通常將近400年來的科技革命分為四個階段,而在進一步探討之前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本文關注科技革命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結構性互動關系,因此,若科學技術的突破對國家安全的內容和形態產生變革性作用即被視作科技革命,則地理大發現時期航海技術和地理知識的突破也應被視作一次科技革命。具體而言,本文探討的科技革命分為五個階段,地理大發現時期、兩次工業革命時期、信息革命時期、新一代人工智能時期和元宇宙時期(見表1)。

表1 技術的變革與國家安全的轉變

第一,地理大發現時期?！暗乩泶蟀l現”之前由于生產資料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各國生產發展主要以本土的土地和資源為發展前提,強調發展農業和陸權征服[7]。航海技術和地理知識的發展使人們具備了跨越國土疆界向海外擴張的能力,此時,西歐的資本主義暴露了其對外擴張的野心和攫取資源的貪欲。航海技術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政治和軍事為核心的國家安全內涵,繼而向外部進行殖民和經濟掠奪[8],經濟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新內容。新航路開辟后資本主義急劇擴張,國家市場間的瓜分、資源的爭奪、地緣政治競爭的復雜日趨激烈,原有的國家安全格局遭受沖擊進而也挑戰著國家安全的核心內涵,技術革命的“破壁效應”在國家安全領域初步顯現。

第二,蒸汽電力時期。第一次工業革命最早于英國爆發,在這場革命進程中蒸汽機的出現使人類逐步擺脫了以人力和畜力為驅動的社會生產轉而向工業生產遞進,此后逐步開啟了歐美各國的工業化道路。德國作為一個后起帝國主義國家,由于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率先進行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在這一時期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電機、發電機的研發促使鋼鐵、汽車、電器等新興工業蓬勃興起,在科學技術與戰爭之間的互相作用下致使德國軍事技術和軍工產業實現了“躍進式 的發展”[9],德國借此一躍成為世界霸主之一,甚至直接推動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在技術發展和資源需求的持續推動下,人類不斷地由本土向周邊再向上下探索尋求新的空間,并且每一次發展都在不斷打破人類活動的原有生存空間,同時發揮著技術革命的動力效應推動地緣政治理論的發展,甚至激發起地緣政治的“復活”與升級,重塑國際政治的基本格局進而影響國家安全。兩次工業革命期間老牌強國與新興強國之間的博弈與競爭催生著新的地緣政治風險和技術競爭風險,技術發展與國家安全的結構性互動關系促使技術優勢國逐步在制度領域確立主導地位,從而形成以西方等技術優勢國為中心向東方等技術弱勢國開展軍事侵略和地緣政治競爭的國際秩序。

第三,信息革命時期。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美國憑借著技術上的優勢迅速取代了歐洲成為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并在網絡空間這一“新邊疆”獨占鰲頭。自互聯網肇創以來其在擴張性機制推動下使全球互聯互通呈幾何級增長態勢,導致民用和軍事部門對數字網絡的依賴日漸增強。然而信息革命并非“孤軍奮戰”,它帶來了網絡時代的相關挑戰,引發了關于網絡戰爭和網絡空間安全的反復辯論[10]。網絡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安全風險的泛化,致使其衍生出的危害國家安全的危機或隱患日益真實化和迫近,網絡空間軍事化競爭、網絡恐怖主義的威脅致使國家安全的范疇在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再次延展。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曾指出,在新世紀,“廣義上的信息技術很可能成為重要的權力資源”[11],概言之,以網絡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將成為一國是否能成為強國的必備條件。此后,以美國為首的主要互聯網國家基于自身的戰略考量出現了夸大網絡空間威脅的傾向,并使數以萬計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風險加劇的“震網攻擊”成為了網絡空間“過度安全化”(hyper-securitization)的主要推手[12]。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加大了在網絡空間的能力建設和戰略博弈甚至是軍備競賽,其對自身安全的關切遠超以合作謀求共同安全的訴求[13],致使網絡空間的安全問題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日漸明顯并向日益焦灼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信息技術的非對稱性流動和其本身的脆弱性也引起了人們對網絡恐怖主義的廣泛擔憂。具體而言,網絡基于其開放性、技術的流動性,在給網絡化程度高的國家帶來技術的正效應以外,也因其去中心化的特點賦能于恐怖組織。這不僅意味著網絡成為了保障信息強國發展的驅動力,而且也給了恐怖組織等針對國家行為體發動恐怖襲擊的能力和動力[14],科技這把雙刃劍的正負面影響進一步拓展了國家安全的界限。

第四,人工智能時期。2013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正式提出“工業4.0”,此后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為驅動力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改變著現實物質世界向創造智能系統和環境的全面數字化世界轉型[15]。自此,“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被用來界定和分析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對不斷演變的社會規范、國家政治走向、經濟發展趨勢到國家安全的演變等與人類發展相關的整個領域的影響[16]。盡管主要國家都在布局人工智能,希望在新的賽道上占據優勢以科技競爭力轉化成維護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塑造力和影響力。然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拓展了人們的活動和思想疆域,國家安全的邊界也隨之拓展。意圖以科技發展提升國家安全治理效能的理念并未擺脫以歐美為中心的單一或者單極中心態勢,反而催生了一種技術安全與國家安全邊界重合的國家安全悖論。從國家科技安全及其治理來看,作為國家戰略和安全治理的重要技術支撐,人工智能業已成為各國競相追逐的核心利益[17]。例如,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發達國家,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對中國進行科技遏制,科技經濟泛政治化和泛意識形態化加劇[18],國家安全的治理進一步復雜化。

第五,元宇宙時期。從歷次科技革命的發展周期可以看出,科技革命的發展呈現出交織共生的狀態,并且科技革命迭代的周期不斷縮短,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日益向新的領域拓展。盡管新一輪科技革命可能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太空科技、物質科學以及它們交叉的領域出現,但是元宇宙革命性、綜合性、系統性、創造性、開放性等特征很可能在廣度和深度上超過移動革命、網絡革命,成為在上述領域集大成者的最有效方式和最終體現。

元宇宙可能實現對現實世界的重構,形成國際社會可以自由進入并可充分競爭的“第二世界”。數字世界與現實物理世界并行存在,國家間溝通、合作、競爭的范式進一步數字化、虛擬化,具有迥然不同于以往科技革命的系列特征必將激發各國之間的競爭與矛盾,在各國競相布局的態勢下元宇宙的技術中心或將呈現多中心、多主體的發展格局。隨著元宇宙的逐步成熟,國家之間在“兩個世界”的競爭將更加激烈,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也將是全方位、多層次、整體性的,尤其體現在對國家安全邊界顛覆、意識形態的滲透等領域。

2 元宇宙背景下國家安全面臨的現實挑戰

國家安全在與科技革命的結構性互動過程中不斷演變,國家安全的含義逐步由單一性向綜合性演變,外延逐步由政治、軍事向經濟、文化、環境等新領域和網絡、太空等新邊疆拓展。當人類生存空間向虛擬世界擴展時,因元宇宙技術壟斷的“寡頭化”以及虛擬空間的“去政治化”“去國家化”的特征,可能挑戰著國家主權的合法性和國家安全的外延,成為意識形態滲透的新平臺,甚至可能改變國際關系的基本格局和局部地區的安全前景。

2.1 顛覆和重構國家與國家安全的“加速器”

元宇宙的精神內核是創建一個去中心化的虛擬世界,即創建一個在權力形態、組織架構、文化模式和經濟制度完全不同于現實世界且不受現實世界控制的“第二世界”乃至多個世界。在虛擬世界中人、群體和組織之間呈現出開放、扁平和平等狀態。元宇宙消弭了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的界限,甚至重構人類線上和線下的生活邊界[19],“元宇宙數字帝國”可能成為人類的“下一代社會”。在元宇宙時代,一切物質均可能實現數字化,這將突破傳統國家和國家安全的原有概念和范疇。

關于國家安全邊界的界定從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大體可以分為兩種流派與路徑——即堅持國家為中心、以軍事—政治為核心的傳統派,與擴展安全指涉對象及增加經濟、社會與環境等安全領域的擴展深化派[20]。傳統派認為安全概念的擴展導致安全概念的日益泛化和邊界無限延伸,導致安全研究的重心出現分散與失焦;而擴展深化派則認為,傳統安全論者的偏頗,忽略了非軍事等因素對安全的影響,不利于形成完整的安全分析框架。在元宇宙時代其所構筑的“第二世界”使國家的政治活動、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著顛覆性變化,加速著傳統國家的解構和重構[21]。盡管元宇宙的興起是基于互聯網的發展,但是其已超越傳統互聯網的范疇。元宇宙對傳統國家的重構導致國家“領土”范圍拓展,關于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自然也不斷地被拓展。在此情境下,元宇宙的發展為國家安全增添了更多的“安全領域”,元宇宙成為繼陸、海、空、天、網絡空間之外的“第二世界”,在這個“第二世界”中囊括了現實物理世界所包含的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這一虛擬世界的安全問題將被納入現實世界安全議題的討論框架之內。

隨著元宇宙的逐漸成熟,在人類現實物理世界的基礎上將再現一個平行于現實世界的虛擬化、數字化的“第二世界”。在“第二世界”中也具備“元民”“領土”“政府”和“主權”,同樣也具備貨幣發行等獨立對外交往的能力,傳統國家的概念和邊界恐難以囊括虛擬的元宇宙世界。此時,國家的概念和邊界與傳統民族國家的邊界相沖突。在元宇宙時代“國家”存在的方式將是前所未有的,只要元宇宙的底層技術還在運行,那么數字“國家”就不可能消失,在元宇宙的世界中,無疑會存在形形色色的現在國、過去國、未來國。一旦越來越多的國家互相承認這種數字“國家”的合理性時,也就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來了一次“元宇宙”升級。假以時日,越來越多國家進駐元宇宙,特別是國家權力的區塊鏈化,國家形象的虛擬人化,國家經濟的Web3.0化,將對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概念、邊界造成顛覆性的變化[22]。因此,在元宇宙這一虛擬世界領域,關注其對國家概念和邊界的沖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2 威脅人的安全及其精神生活的“異化器”

基于技術層面而言,元宇宙是在吸納了信息革命、互聯網革命、人工智能革命以及腦接口技術、神經工程等基礎上創造的向人類展現的構建與傳統物理世界平行的全息數字世界[23]。作為現實世界的孿生形態與延伸部分,元宇宙空間將成為由人造文化和人造世界組成的“數字社會”。在元宇宙空間,人也將被數字化,生活和生存環境也將虛擬化。而元宇宙的上述特點將成為威脅人的安全及其精神生活的“異化器”。一方面,元宇宙可能實現對人的概念的重新定義和人的安全范疇的拓展,人的安全將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另一方面,隨著元宇宙技術的成熟將容易實現對人的意識的干預和控制,甚至還會逐漸侵蝕和剝奪人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元宇宙時代萬事萬物皆有關聯,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各方面交織融合,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境域,而且改變了人對自身的定義,針對虛擬世界的攻擊會傷害到現實的人與物。在元宇宙中需要對內容生產、經濟系統、用戶體驗以及實體世界內容等進行大量改造,從而形成一種經濟系統穩定、社交性強、虛擬身份認同強、開放創作自由度高、沉浸式體驗感良好的平行空間。屆時在元宇宙空間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信息將被前所未有的連接起來,并且其他散落在各處的微信息也將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人的創造性、自主性也將會被空前的激發。在高度交互性的元宇宙中復雜的服務將用戶的消費習慣、個人生物特征信息、位置信息、工作數據等全部容納于網絡之中,而網絡又是世界性的,這讓所有隱私數據將會成為“公共數據”呈現在網絡之中。這種數據的開放性意味著人在元宇宙中成為了“數字人”亦或“元民”,對元宇宙平臺的攻擊也意味著對人的安全的威脅,人的安全將不在局限于生命權、健康權的維護,此時人的安全將被重新定義。

人在生活環境中需要根據自己獨立的意識和思想去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在元宇宙中卻與之相反,元宇宙的數字文化環境會根據人的數字行為積極迎合或附和我們每個人的個性化志趣,從而使我們潛移默化地將自己置身于逐漸失去自我意識的投喂世界里[24]。一方面,在生產生活方面,人們在元宇宙中已經擺脫了現實的物質勞動,虛擬勞動成為了人類新的生活狀態,甚至元宇宙中的“虛擬數字人”將替代人類完成基本的體力勞動。在元宇宙中人類自身勞動價值的喪失所導致的替代性危機也使得人類逐漸成為數字虛擬空間的被動接受者,乃至最終成為“空心人”,喪失人存在的價值。另一方面,隨著元宇宙及其底層技術的不斷成熟,虛擬展覽、虛擬演唱會、虛擬博物館將不斷涌現,虛擬文化將成為人們生存環境的新樣態。元宇宙內的虛擬文化場景遠不同于現實物理世界由人主動塑造形成的文化空間,在元宇宙內人的思想將成為文化場景塑造的原始資源。文化場景的展現是經過元宇宙底層技術對人的一系列數據進行整合后而對每個人專門打造的“專屬性場景”。在此背景下,人類將不斷的沉迷于脫實向虛的虛幻空間,并且不斷沉淪。最終,人的精神以及獨立意識在技術的干預下將逐步改變甚至被侵蝕或者喪失。

2.3 意識形態滲透危及國家安全的“新平臺”

自由既是元宇宙的理念也是其運行機制,在自由的理念和機制下,元宇宙意在創建一個可以超越現實自由的虛擬空間,在這一空間人的肉體和精神都將得到極大的解放[25]。元宇宙在為社會主體提供極大自由度的同時,也可能成為外部勢力進行“數字殖民”成為意識形態滲透和入侵的新平臺。

一方面,青少年容易成為意識形態滲透的目標群體。西方國家曾經在思想價值觀念輸出對象問題上推行重點滲透戰略,即甄選目標國家社會中的關鍵人員作為輸出的對象,培養他們對西方社會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認同,瓦解他們原有的信仰體系和價值判斷[26]。冷戰初期喬治·凱南的“遏制戰略”,其核心就是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對蘇聯的遏制和演變,從而通過分化瓦解蘇東陣營達到弱化蘇聯的目的。美國在蘇聯進行的“精英培植”使得任何關鍵時刻都有人站出來說“美國話”,西方多年精心培植的“精英人才”在蘇聯解體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7]。西方國家早就意識到推翻和顛覆一個國家的政權對其實現和平演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有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而這必須贏得目標國家的一部分統治階級來共同“配合”完成,為此就必須采取“區別對待的原則”對部分群體進行滲透。西方國家主導建構的“數字帝國聯盟”在增強成員國信息交流的同時也將精準而隱蔽地對元宇宙“游戲共同體”“極端思想共同體”這一最大政治“變量”開展侵蝕滲透,意圖以特殊群體的意識形態解體為突破口對不同制度的國家實行“和平演變”。

另一方面,文化和政治制度領域可能成為意識形態滲透的聚焦點。元宇宙可能成為一些發達國家向外展示自身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和社會生活優越性的重要平臺。一些國家可能在元宇宙中精心制造各種資本主義制度場景、宗教自由幻象,吸引他國民眾沉浸于其“優越性”之中,而由于元宇宙的自由性賦予了個體極大的自主性,個體很容易獲得這些體驗,這為這些國家的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等的輸出提供了極大便利。與此同時,部分國家可能通過元宇宙技術將其“價值體系”植入到動漫、電影、旅游景觀、文化作品中,并從側面丑化、曲解他國的制度、文化的優勢。如果放任這些理念在廣大人群,特別是青少年中泛濫,其將很難區分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界限。長期來看,元宇宙塑造的公開透明、平等自由和民主公平等類烏托邦思想,將使算法操控、互聯網壟斷、網絡主權侵犯等問題成為平臺隱藏話語,極易引發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分化甚至對立。民眾在使用“元宇宙產品”的過程中一旦受到滲透,對所在國主流意識形態產生反感和偏見,可能挑戰、動搖國家制度和政權安全。同樣,恐怖組織主張暴力恐怖活動的“文化”也可以借助元宇宙找到更廣闊的生存空間,能夠在元宇宙空間找到對其同樣有認同感的同情者,甚至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加入其中,不斷傳播極端主義意識形態進而不斷壯大組織力量[28]。

2.4 大國較量重塑國際關系格局的“新戰場”

數字技術是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變革的先機,將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重點領域,剔除“元宇宙”資本炒作的背后因素,其興起的背后有其必然的發展邏輯,是數字技術發展到高水平后國際力量博弈形成的應然結果[29]。

盡管元宇宙“數字帝國”還處于分裂狀態,但是在元宇宙這一新興業態面前,各國逐步關注其對國家間競爭產生的戰略影響,對國內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潛在風險,各國關于元宇宙的布局正在引起一個重大的“國際再平衡”。目前,多個發達國家為促進國內元宇宙的發展正在相繼出臺關于元宇宙的戰略規劃或者配套政策,同樣也對元宇宙與國家安全的的結合給予了高度關注。例如,以臉書為代表的美國企業正在推動政府加強對元宇宙的認知,幫助政府以“負責任”的態度構建元宇宙版圖,意圖通過元宇宙+虛擬貨幣吸納管轄全球經濟金融等資源,實現元宇宙“政治戰略”[30]。韓國和日本則對元宇宙有較強的危機感。韓國政企共同布局該領域,搭建“元宇宙聯盟”進行元宇宙層面的道德與文化實踐,分享技術趨勢和見解,并搭建資本基礎啟動聯合開發項目。日本產業經濟省2021年7月發布報告《關于虛擬空間未來可能性與課題的調查報告》指出:政府應防范和解決“虛擬空間內”法律問題,并對跨國、跨平臺業務法律適用等加以完善;政府應與業內人士制定行業標準和指導方針,并向全球輸出該規范[31]。盡管歐盟并未直接推動元宇宙立法和監管,但是在相關立法方面預示著歐盟更關注元宇宙的監管和規則問題,試圖在治理和規則方面占據先發優勢,進而保護其國家利益。盡管還不確定元宇宙是否能成為下一個真正具有戰略競爭意義的新領域,但是元宇宙開發過程中必定引發全球科技競爭的新一輪洗牌,未能及時“入局”的國家將面臨著受制于人或者“被淘汰”的局面。在缺乏有效監管和競爭規則的條件下,元宇宙可能發展成為“先發”國家對“后發”國家進行資本剝削的新場域,大國較量的新戰場,或將重塑國家之間的基本格局。

正如早期的人類社會一樣,人們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貪婪、殘暴的自然本性使得人類互相防備、敵對而出現“社會失范”問題,元宇宙發展階段同樣可能引發“元宇宙失范”現象,導致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風險日益上升。元宇宙所具備的創新性、顛覆性以及未來發展的未知性共同構成其本身的不確定性。同時,元宇宙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各國政府對其認知的挑戰,繼而放大了各國對其應用所帶來的安全焦慮,致使安全思維不斷泛化。元宇宙的發展離不開物聯網、人工智能、人機交互、區塊鏈的技術支撐,而這背后則離不開全球統一的技術標準體系。而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推動技術霸權的行徑下,由于其所堅持的進攻性技術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動輒渲染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差異,其他國家基于新技術的安全擔憂將不斷增加投資和研發力度,進而加劇世界主要國家(集團)之間在新技術領域的競爭[32]。安全思維泛化下導致新技術民族主義加劇國家間的不信任,對國際政治穩定和世界經濟、商業以及技術合作等方面帶來嚴峻的挑戰,甚至也可能導致對元宇宙的競爭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危及全球安全前景。

3 元宇宙背景下維護國家安全的路徑選擇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元宇宙也不例外,元宇宙在給人類未來社會帶來無限遐想的同時也蘊藏著無限的風險。為有效防范和治理元宇宙發展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國家安全風險,需要重視以下工作。

3.1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將“元宇宙安全”納入國家安全范疇

隨著網絡信息的發展,人類的活動空間也在不斷擴展,人們對邊疆的認識經歷了多次巨大的飛躍,從陸地邊疆延伸到海疆、空疆和“高空疆”;從有形邊疆向有形與無形相結合的邊疆,從實體的、物理的邊疆向虛擬的、價值的邊疆的認知飛躍[33]。元宇宙時代的到來可能使國家安全突破陸、海、空、天、網的疆界,拓展至“元宇宙邊疆”范疇,國家以及國家安全的邊界范疇將被重構甚至解構。

基于當代政治學和法學的國家理論而言,主權、領土、人民、政府是國家構成的基本因素,由此可以推出國家安全自然包含主權安全、領土安全和人民安全。不過國家安全的外界因素在不斷變化,國家的定義難以因應國家安全的應有范疇?？傮w國家安全觀的“總體性”特征,破除了傳統安全觀對國家安全的“簡化”,使國家安全回歸為國家的“總體安全”[34]。在元宇宙時代,使國家安全回歸“總體性”以因應復雜的國家安全局勢,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拓展國家和國家安全的邊界范疇成為必然要求。將“元宇宙安全”納入到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本范疇,有助于清晰地把握元宇宙安全的定義和界限,準確地理解元宇宙安全的內涵、外延和特點。因此可漸進將元宇宙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做好涵蓋制度層面和技術層面的體系構建,掌握元宇宙安全的主動權。

3.2 樹立科技向善的理念,占領元宇宙時代意識形態安全高地

元宇宙中的意識形態安全與其他安全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在元宇宙時代美西方國家基于意識形態的偏見通過“抱團”的方式在技術上對不同國家采取“隔離”和“打壓”,將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不同國家的“數字鴻溝”,并可能進一步加劇對不同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

元宇宙可能成為一國對他國開展意識形態滲透的新場域,科技向善應當成為我們始終奉行的理念。由于元宇宙是當下多種尖端科技的超級綜合體,先進科技充斥其整個產業閉環,多國已開始布局前沿科技,而制衡一種技術的有效手段就是發展更先進的技術?；诖?應強化元宇宙意識形態安全的基礎研究,以學術引領國家安全建設步伐。目前我國關于元宇宙與意識形態安全領域的研究尚屬空白,對此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建立完整的元宇宙意識形態安全研究架構,掌握元宇宙領域意識形態安全的話語權應成為題中應有之義。同時,需加強元宇宙底層核心技術的前瞻研發,推進深化感知交互的新型終端研制和系統化的虛擬內容建設[35],奪取前沿技術的先發優勢,以打破美西方國家可能的技術霸權,掌握新興領域的話語權。

3.3 堅持依法治理的原則,筑牢國家安全法治體系的法理基礎

網絡并非法外之地,元宇宙亦在法律節制范圍之內,面向未來,法律還將發揮持續性的作用,它將讓我們學會如何以良法善治來應對元宇宙時代的國家安全問題。

盡管元宇宙是虛擬世界,但是現實世界依然是元宇宙的“母體”,元宇宙空間的一切表現均是對現實世界的映射,其所衍生出的問題與現實社會高度相似。此外,當前國際社會圍繞技術創新的爭奪已經從實體領先擴大至標準引領,部分西方國家試圖爭奪元宇宙下的法律標準制定權,以此作為壓制我國發展的重要手段,致使我國國家安全的治理在元宇宙時代面臨著艱難羈絆[36]。法治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同樣也是元宇宙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為保障元宇宙時代的國家安全,需要推動元宇宙平臺治理的法治化。具體而言,需要完善元宇宙平臺內我國國家安全的保護性管轄權原則,將元宇宙內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予以具體化并納入我國法律的規制范圍之內。將“任何人”利用元宇宙平臺實施危害我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都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完善國家安全的保護性管轄權原則既是貫徹有效落實“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罪刑法定原則,又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客觀需要,同時也是保障元宇宙時代國家安全的必由之路。

3.4 遵循國際共治的道路,構建“元宇宙空間命運共同體”

元宇宙時代的諸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可以應對,而是需要各國通力合作來應對。具體而言,應倡議元宇宙空間命運共同體,提升元宇宙平臺國際合作的可能性[37]。元宇宙作為下一代“人類社會”,在其未來發展過程中也必然存在著不對等的依賴關系,而這種不對等的依賴關系也昭示著元宇宙平臺國際共治的脆弱性。由于元宇宙是以高度發達的數字技術為依托,是技術精英們的“競技平臺”,那些數字技術較弱的國家和地區可能成為了元宇宙時代的“跟跑者”甚至“服從者”。這種不對等的依賴關系加劇了國際社會的“數字鴻溝”,削弱了國際共同治理元宇宙的可能。而提倡構建元宇宙空間命運共同體,削減理念分歧可能造成的誤解,以合作共治的理念為依托,使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形成合力共同蓄力元宇宙發展成為必然要求。與此同時,應積極推動元宇宙空間治理的規則化建設。通過國際合作制定元宇宙的科技倫理制度,包括推動建立元宇宙研發與應用的全球共同倫理框架、共同監管和使用原則等規則的制定,以應對元宇宙時代錯綜復雜的安全局勢。

4 結論與展望

歷史地看,人類在廣義上已經經歷了五次技術革命,而每次技術革命的進步都帶來了時代的變遷,同樣,國家安全的內涵和范疇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當前,人類正經歷著由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元宇宙技術等相互重疊的并由元宇宙技術集中體現的第五次技術革命。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而言,歷次技術革命的變遷都在某種程度上使世界各國面臨的安全與挑戰不斷的加劇和拓展。從地理大發現時期到如今的元宇宙時期,國家安全的挑戰向更深度和廣度延展,具體表現在安全的類型日益多元化、安全的范疇日益廣泛化、安全地域的日益復雜化。

尤其是元宇宙時期,元宇宙的高度開放和互聯互通深刻地影響著國家安全,無論是從國家安全的邊界范疇、意識形態的滲透還是重塑國際關系的基本格局來看,元宇宙對國家安全的影響都可能成為一個國內甚至國際社會的重要議題。然而囿于全球治理網絡空間所存在的意識形態和治理理念的差異,使得未來在治理元宇宙空間可能出現同樣的問題。

盡管本文所談的元宇宙對國家安全的風險僅是一種可能的風險推測,并不是一種必然性陳述,但是可以確信的是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躍升未來社會的發展將是跳躍式的,元宇宙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也將是顛覆性的。綜上所述,“元宇宙元年”之后理論界和實務界有必要認真思考元宇宙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并積極應對它所可能帶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