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R方法論視角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的扎根分析*

楊云松 徐藝玲 譚春輝

(1.南昌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南昌 330108;2.華中師范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武漢 430079)

0 引 言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全球加深了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認知。由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突發性、復雜性、危害大、傳播快等特點,本質上更容易引起并放大大眾的恐慌心理,面對海量的信息,人們無法分辨真假,公眾更容易陷入負面的信息繭房之中。信息繭房是指人在信息傳播中會逐漸聚焦于自己感興趣的信息,進而形成并陷入如繭一般的回音室中[1]。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形成往往伴隨著群體極化、信息窄化等負面影響[2],從而加大政府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難度。只有深刻剖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才能更好地對其進行治理?，F有信息繭房的成因研究,或者從信息技術作用的角度探究,或者從個體信息選擇行為的角度解讀[3],但很少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信息繭房現象,那其成因是否會因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一應急場景而不同呢?本文試圖回答這一問題,將有助于更好地預防并消解由信息繭房產生的負面影響和社會問題,為今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治理提供參考。

1 研究回顧

目前,學術界已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信息繭房現象,并直面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首先,信息繭房會強化負面信息的接收[4]。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負面信息相較于平時而言數量更多,也更易產生。而公眾在面對新聞時往往由于其偏見心理而更加偏向于負面新聞[5]。信息繭房的存在會強化這種現象,公眾不斷接收同質化的負面信息,更容易引發自身的負面情緒,從而使得政府難以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行治理。其次,信息繭房會對公眾的知情權產生困擾[6]。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由于信息繭房的存在,公眾只聚集于某一領域的信息,信息視角愈發窄化,公眾無法全面了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真實情況,在算法的加成下,容易被動地陷入不自知的信息繭房中,從而失去選擇權和知情權,加大了信息差。最后,信息繭房會阻礙應急信息的傳播與流動[7]。信息繭房的存在使得政府發布的相關治理措施、應急信息無法直接有效地傳遞到受眾面前,這讓政府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治理產生滯后性。雖然,已有學者探究過一般情境下信息繭房的主要成因,如過量化用戶的點擊行為[8]、逐步成熟的算法[9]、用戶的價值認知和情感[10]、用戶的信息能力和專業知識[11]等,但從文獻檢索結果來看,還少有研究聚焦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成因。

WSR方法論是“物理-事理-人理系統方法論”的簡稱,是顧基發等人[12]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旨在解決復雜問題的系統工具。物理指真實、客觀的物質運動規律,包含著系統中客觀存在的總和;事理則指事物運行管理的機制,即人對系統管理組織的動態過程;人理則是參與系統的所有客觀主體相互關系、相互影響變化的過程。在研究復雜問題時,WSR方法能夠充分體現其在非結構化數據上的優勢,以中國古代傳統的哲學思辨思想為基底,從物理、事理、人理3個維度考慮物質客觀約束、協調人與環境之間關系,從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系統角度輔助問題的優化與決策。目前WSR在安全情報失誤規避領域[13]、應急預防管理領域[14]等場景中得以廣泛應用。

WSR核心理念是處理復雜問題時,綜合運用多種知識、工具,努力做到知物理、明事理、通人理,從而系統、完整、分層次地研究復雜問題。一方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成因區別于一般場景,它由多方面因素造成,是一個復雜體系;另一方面,由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所來帶的應急場景具備的復雜性、突發性等特殊性質,其中該場景下的信息繭房的治理也是一種系統性的、多元主體協同、復雜的管理過程?；诖?本研究將通過半結構化訪談的方式收集原始數據,運用WSR方法論并與扎根理論相結合,深入探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成因,構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的理論模型,既可校正扎根理論方法使用中的方向偏差,又能彌補在使用WSR中的主觀定性遺漏等不足,讓WSR各維度下具體因素定位明確[15],還能系統地發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各成因之間的關系,不僅豐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相關理論,也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治理提供方法參考。

2 數據收集

本文采取半結構訪談的方法收集原始數據。本文選取近三年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作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便受訪者能更好地代入自身情況。訪談過程中,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受訪者理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相關概念和具體表現,從而使受訪者能提及其最真實的感受,從而挖掘出成因。借鑒相關的研究[16,17],基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一背景,從信息渠道、信息價值感受、信息繭房感知、信息繭房應對等維度,設計相應的訪談提綱如表1所示。

表1 訪談提綱

本次招募的訪談對象共計25人,其中女性15人、男性10人,年齡段在20-50歲之間,學歷層次包括?？萍耙韵?6人)、本科(13人)、研究生(6人),職業類型包括在校學生(6人)、自由職業者(5人)、國企員工(4人)、私企員工(6人)、公務員或事業編員工(4人)。由于客觀因素的影響,主要通過線上網絡通訊的方式對25個人進行訪談,并對訪談內容進行錄音。訪談時間控制在30-50分鐘。在訪談開始前,向受訪對象充分說明研究目的、相關概念等訪談要素。訪談時,以訪談提綱為基準,引導受訪者說出其真實感受,從中挖掘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成因。最后對訪談資料進行整理,其中21份用于初始的編碼,4份用于最后理論飽和度檢驗。

3 研究過程

3.1 開放式編碼

根據扎根理論,先將原始訪談數據打亂,并且將與扎根目的無關的語句剔除,同時根據原始語句進行提煉,從而凝練出相關概念,并對其進行范疇化。借助Nvivo軟件進行編碼,根據初始資料,提煉出97個初始概念,將這97個概念進一步歸納總結,提煉相似的概念形成29個初始范疇,部分結果如表2所示。

3.2 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是在開放編碼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提煉出來的初始范疇進行分析、歸類,旨在探索其中的邏輯關系,從而得到主范疇。進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的主軸編碼時,為確保主范疇內容在理論構建方面的合理性,遵循“物理-事理-人理”分析框架的指導,以實現扎根理論分析成果與WSR方法論維度的融合。主軸編碼最終得到8個主范疇,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主軸編碼結果

3.3 選擇性編碼

根據扎根理論,選擇性編碼是在開放編碼和主軸編碼的基礎上進一步梳理闡明核心范疇以及范疇之間的關系結構。本文依據WSR方法論來探究其核心范疇,將主范疇納入“物理-事理-人理”的分析框架中,使解釋型數據高度理論化,提煉出物理、事理、人理等引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核心范疇,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選擇性編碼結果

根據WSR方法論,物理(W)強調事物的客觀性[18],即事物的客觀存在,本研究的物理要素指能展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客觀存在的表征;事理(S)強調組織管理機制、系統管理方法以及內外部環境等方面[19],本研究的事理因素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所帶來的環境因素以及相關主體制定的組織與管理政策帶來的影響;人理(R)強調表示個體的特征以及人的主觀能動性[20],本研究的人理要素則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各個主體歸于此類。三個核心范疇要素構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具體關系如表5所示。

表5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選擇性編碼關系結構

3.4 理論飽和度檢驗

本文使用多名研究者對4份未編碼的原始資料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驗證結果顯示沒有出現新的概念或者范疇,此時可以說明本文通過編碼建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模型的飽和度檢驗通過[21]。

3.5 模型構建

根據上述三級編碼以及訪談資料可得,物理、事理、人理三個方面的因素互相影響,由于環境作用導致不同情緒特征的產生以及信息呈現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特有屬性,緊接著反饋至各個主體,不同主體之間相互協同加劇信息繭房的形成,從而進一步擴大環境的影響?；诖?本文形成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成因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成因模型

4 成因分析

4.1 物理成因

物理層面的因素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存在的客觀事實,包含情緒特征和信息屬性兩個因素。

首先是情緒特征,該因素表明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給人帶來的直觀情緒狀態。由訪談的記錄可知,這種情緒狀態大多是負面的,如焦慮、恐慌、無助等,同時,公眾會對信息接收呈現出兩種不同形式的反饋,一是公眾出于自我保護的逃避心理會降低其積極性從而避免一些信息的接收;二是公眾會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更加敏感,從而搜集相關資訊的積極性增強。有受訪者就表示:“相對于無疫情期間,我覺得解決問題變得更加麻煩復雜了。我會主動關注我們當地疫情以及我工作的信息?！边@種情緒特征是切實存在的,體現公眾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感知,會直接作用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形成。

其次是信息屬性,該因素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客觀存在的信息繭房的信息特征。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信息會呈現出區別于一般情景的特殊表征,具體表征為信息過載、信息內容、信息渠道以及信息質量四個方面。信息過載指信息量過大從而超出個人的信息處理能力的一種狀態[22]。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事件相關的信息呈海量式爆發,該信息特征進一步得到加強。信息內容則是指在此期間,相關的信息的內容均為事件相關且內容越發呈現趨于同質化。例如,有受訪者說:“在疫情中我經常會看到類似的觀點或者重復的信息,比如說哪里有疫情了,多個賬號平臺都會發布,就會在各個渠道看到這樣的信息?！背酥?事件中信息呈現冗余、不及時以及可信度變低的狀態,這些狀態共同構成信息質量這一屬性。同時,在事件發生時由于各種原因,人們出行方式受到限制,從而更加依賴網絡獲取信息,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變窄。這些信息屬性是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切實存在的信息特征,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信息表征。

4.2 事理成因

事理層面的因素指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所帶來的環境因素以及在特定環境下平臺和有關管理部門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其中包含平臺環境、社交環境和疫情環境三個方面。

平臺環境主要包含平臺的大數據推薦技術以及平臺的功能易用性兩個方面。大數據算法技術會根據用戶的信息行為不斷推送相關信息,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公眾的信息行為會被加強,從而使人陷入信息繭房之中。因為大數據推薦算法窄化了網絡用戶的信息視野,固化了網絡用戶的信息思維和價值觀[23]。而公眾會根據平臺的功能易用性選擇獲取信息的平臺,久而久之只關注該平臺上的信息,主動形成信息繭房。有受訪者就表示:“我更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信息網中,長時間不主動搜索或者主動去關注去了解其他信息?！?/p>

社交環境主要包括社交圈層以及社群影響。社交圈層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人們依賴身邊的人以及網絡獲取信息,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話題相聚一起從而形成新的圈層。如訪談資料中提及:“那個時候什么信息都是通過街坊領居了解,一傳十十傳百散播的,即使你個人不相信,但是大家都在說,你的步伐很難不被帶偏?！鄙缛河绊懼饕敢杂H戚、朋友為主的社交圈層帶來的影響。有受訪者說到:“我覺得一些重復的信息如果是在朋友圈當中是一些通知的話,這些還是可信度比較高的?！眱蓚€因素構成公眾社交環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會加劇圈層的緊密性,將人們困在自己興趣領域內,而由于信息繭房中都是同質群體,很可能會導致圈層分化[24],公眾在該社交環境中選擇信息,長久以往會群體極化[25],導致信息繭房。

疫情環境則主要包括疫情政策以及疫情影響。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相關應急部門會對該事件進行治理管控。相關應急部門的管控力、執行力以及信息協調能力以疫情中的政策為表征。疫情影響主要指除應急部門的其他組織由于疫情來臨所帶來的規制。相關的疫情政策、疫情影響構成疫情環境這一因素。有受訪者說:“我覺得這種現象有所加強,畢竟疫情在家天天無聊。我因為疫情離職了,每天在家就是刷手機,原因就是太無聊了,而且看多了相似的信息,也沒有力氣去接受一些其他的信息?！比藗冊谝咔榄h境中選擇信息,在該環境中公眾的信息選擇受到一定的導向和規制,從而導致信息繭房的形成。

4.3 人理成因

人理層面的因素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導致信息繭房形成的多方協同的主體,其中主體包括社會公眾、官方媒體和意見領袖。

社會公眾主要體現其主體特征,包括個人興趣、價值認同、情景狀態、信息素養以及需求偏好。其主體特征是造成信息繭房的根本原因[26]。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這種個體特征會進一步加強,公眾會根據當時所處的任務情景來選擇信息,也更偏向于自己感興趣的,符合自己價值觀的信息,久而久之,人們會沉浸于自己創造的信息繭房之中,從而可能錯失一些重要的緊急信息。例如,有受訪者表示:“我是防疫支持者,網絡上也有一部分聲音是希望國家開放的,我對于系統推送到的這類希望開放的言論很討厭,看了就心情不好,我就會把這種博主屏蔽或者取消關注,時間長了,系統就不會給我推送類似言論了。我看到的都是支持國家防疫的言論?！?/p>

官方媒體作為信息的發布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官方媒體的權威度、以及人們對官方媒體的信任度是導致信息繭房的重要原因。如訪談資料中提及:“我就比較信任官方的消息、就只看那些公眾號就行了”。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公眾更加信任官方媒體,其對官方媒體的關注度更高,帶來了選擇的同質化[27],更容易形成信息繭房。

與此同時,公眾和公眾之間傳遞信息,公眾和意見領袖之間存在信息的互動,正如訪談資料中有所提及:“我關注了一些博主,他們的論點就比較能影響到我的思維,并且影響我對某件事的看法。我就會很少去關注其他人發布的不同觀點?！币虼艘庖婎I袖的導向力、權威度、影響力也會造成信息繭房。

5 研究啟示

關于信息繭房的成因,現有研究已有涉及,特別是立足于網絡環境或社交媒體環境,或認為信息興趣、信息素養、信息算法[28],或認為價值認知、信息環境、信息技術因素[10],或認為算法推薦技術[9],或認為選擇性接觸信息[29],或認為內容的選擇性接觸、個性化推薦的使用與滿足、從眾心理的驅使[30],并據此提出了相應的措施來避免(或打破)信息繭房現象的出現。而本文立足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基于WSR方法論,得出了物理維度的2個因素(情緒特征和信息屬性)、事理維度的3個因素(平臺環境、社交環境和疫情環境)、人理維度的3個因素(社會公眾、官方媒體和意見領袖),與現有研究結果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也帶來了不同的啟示,特別是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

5.1 物理層面

①加強信息整合,優化信息質量。2011年修訂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25條規定“國家建立突發事件的信息發布制度”,要求“信息發布應當及時、準確、全面”[31]。但事實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信息呈現信息冗余、信息同質化、信息傳遞不及時等情況,容易導致信息繭房的形成。因此,首先要加強信息的整合,優化信息質量,從改善信息本質特征做起,這樣才能從根本出發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信息繭房。同時,有序高質量的信息會大大加強信息的可讀性,能夠使人更加直觀地獲取正確信息,降級信息的獲取難度,優化信息的質量,從根本上破除信息繭房。

②突破渠道限制,豐富信息獲取渠道。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大多數人獲取信息的渠道相比沒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會產生明顯變化。具體表現為人會更加依賴網絡、獲取信息的渠道局限于網絡渠道,該信息渠道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的需求。因此,拓寬信息獲取渠道可從來源上打破信息繭房的桎梏?！锻话l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25條規定“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向社會發布突發事件的信息。必要時,可以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向社會發布本行政區域內突發事件的信息?！痹谕话l公共衛生事件時,公眾既要關注國家和省級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發布的信息,還應加強自身與社區、疾病控制部門、非盈利組織等基層組織的聯系。同時有關部門也應置身于基層,及時傳遞正確的信息,從個人到社會架起有用的信息溝通渠道,多方攜手拓寬信息獲取渠道打破信息繭房。

③響應公眾情感需求,加強情緒引導。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在社交環境因素的作用下,相較于平時,公眾的情感更加偏向負面,如焦慮、恐慌、煩躁等,負面情緒傳播速度快,感染能力強,更容易引發群體共鳴,公眾容易忽視事實放大情緒,從而陷入信息繭房中,走向群體極化。因此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各方各面要積極響應公眾的情感需求,構建良好的社交環境,同時意見領袖可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以切身實例加強對公眾的情緒指引;有關部門可適當放權至基層,以便更好地建立不同的心理疏導方案;相關媒體可充分調動公眾的積極性,正確播報疫情相關信息,這樣才能從情緒層面打破信息繭房帶來的負面影響。

5.2 事理層面

①優化網絡平臺算法,增強網絡平臺服務能力。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公眾更加依賴網絡平臺獲取信息,相關算法更容易捕捉用戶的同類型的信息行為,從而加劇信息繭房的形成。因此,從平臺層面優化網絡算法,增加網絡平臺的服務能力是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重要路徑之一。一方面,平臺可以提升算法精度,“個性化推送”的同時進行“共性化推送”[32],目前算法順應用戶的使用邏輯進行計算從而推送相關信息,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公眾興趣或關注點不能迅速產生變化和推移,所以提升算法的精度,適時推送合理且重要的緊急信息,可以拓寬公眾視野,從平臺層面打破信息繭房。另一方面,平臺承載著豐富的信息源,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應充分利用平臺功能性,對平臺信息源做出合理的資源分配與整合。對于一些重要信息,平臺也可以優化界面,做好指引,從平臺功能性上破解新信息繭房。

②完善信息公開機制,保證公眾知情權。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公眾更加依賴政府的信息公開,若政府沒有完善的信息公開機制,公眾則容易陷入虛假信息的繭房之中。因此,為了減少疫情環境對信息繭房造成的影響,政府應該建立公信力,完善信息公開機制,如實報道事件真實情況,防止公信力缺失。同時,政府部門應該對隨意散播不實言論者出臺相應的懲罰措施,這樣才能為真正的重要緊急信息傳播清理道路。另一方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公眾情緒更容易被調撥,因此相關的政策應該有溫度,應急預案應提前部署,切實了解公眾的信息需求,保證公眾的知情權,避免讓公眾被動地陷入信息繭房之中。

③加大社會支持,構建良好社交環境。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社會公眾的情感需求、信息需求的滿足僅僅來源于身邊的親戚、朋友或者依賴網絡形成的社交圈,容易陷入信息繭房之中。因此,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要破解社交環境帶來的信息繭房,不僅僅需要從公眾個人的角度出發,社會支持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大社會支持,一方面擴大目前社交網絡資源,尤其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通過對資源的充分調動與利用來構建良好的社交環境,加大應急信息的流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公眾的負面情緒,助力應急信息的傳播,從而破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信息繭房。另一方面,加大對原本社交網絡薄弱或社會網絡資源匱乏群體的支持,使不同層次的社會群體簡單且高效地利用現有社會資源,從社交網絡的層面上打破信息繭房。

5.3 人理層面

a.提升公眾信息處理能力。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通常呈現雜糅冗余等狀態,信息的無序性加劇了公眾篩選辨別信息的難度,同時公眾情緒狀態更容易加劇影響公眾選擇信息的偏好,長久以往公眾會處在一種封閉的信息環境中,從而導致信息繭房。因此,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社會公眾作為信息繭房成因中人理層面的主體,首先應該從自身做起,提高自身媒介素養,提升對流量信息、過度推薦信息的辨別能力,以及主動的信息搜尋能力[33],從而能更好地利用現有媒體資源獲取有用信息,辨別信息的真假,這樣能從根源上阻擋虛假信息的傳播。其次,外界要加強對社會公眾的數字素養教育,數字素養教育是提高信息能力的基石,只有著眼于基礎的數字素養教育才能長久穩固地提升公眾的整體信息素質素養。從自身出發加以外界的輔佐共同努力綜合提升個人能力,這樣才能從人理層面的基礎,即社會公眾層面打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信息繭房。

b.完善意見領袖監管制度。事實上,網絡意見領袖的媒介素養參差不齊,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意見領袖對相關信息的引導力還有待考察。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因公眾已對意見領袖進行篩選,大多數人不愿再花費時間和精力重新關注新的意見領袖,吸收新的觀點,因此公眾很容易陷入信息繭房之中。因此,從人理層面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信息繭房,不僅要從社會公眾的角度上提升其自身信息處理能力,更要完善目前社會對意見領袖的監管機制,充分發揮意見領袖的引導作用,讓意見領袖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而不是讓只為謀取流量的意見領袖在網絡上肆意散布博眼球、引流量的話題信息。這樣才能起到意見領袖的表率作用,有效發揮人理層面的意見領袖的權威引導力,從而改善信息繭房現象。

c.加強官方媒體內容把控。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官方媒體被給予強烈的社會關切以及坐擁了較高的權威度,也應承擔回應社會關切的責任。如對輸出內容稍有不慎,為了短期利益謀取流量而放松對內容的把控,則會產生惡性循環,不僅會使自身喪失權威和公信力,更會使大眾陷入負面的信息繭房中。因此,官方媒體要加大對輸出內容的把控,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更應理性、客觀地報道事實內容,多方位、全方面報道疫情信息,時刻關切輿論走向。同時,政府應加強對不同媒體的規制與把控,完善政府與媒體之間的協同能力,及時制止謠言的傳播,引導正確的輿論走向,傳播正確的價值觀,助力社會公眾走出信息繭房。

6 結 語

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作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根據擬訂的訪談提綱,對25位公眾進行深度訪談,采用基于物理-事理-人理的扎根理論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得到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的成因模型,并得到了相應的研究啟示,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信息繭房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向。但本文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訪談樣本的選取上,雖然考慮到性別、年齡、學歷、職業等的代表性,但訪談對象均來源于武漢市,地域代表性有所欠缺,未來可以收集不同地域的訪談資料進行驗證。二是采用扎根理論研究方法,從定性角度進行質性分析,部分結論形成有經驗成分,后續可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使研究結論更具科學性、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