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云夢鄭家湖墓地M225發掘簡報*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云夢縣博物館

鄭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夢縣城關鎮，在楚王城城址的東南郊，距睡虎地墓地約3000米（圖一）。2020年5月，為配合云夢縣市政建設，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云夢縣博物館聯合組隊對該墓地進行了發掘。

該墓地分為A、B、C三區，2020年度發掘了A、B兩區墓葬196座，為戰國晚期以來的楚文化小型墓葬；2021年度發掘C區墓葬116座（圖二），為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的秦文化中小型墓葬。發掘的主要收獲是科學獲取了一批珍貴的文字材料、一批罕見的葬具繪畫和一大批精美的漆器。墓地發掘情況已有整體報道[1]，現將C區葬具繪畫墓M225的材料重點介紹如下。

一、墓葬形制

圖一 鄭家湖墓地地理位置示意圖

圖二 鄭家湖墓地C 區墓葬平面分布圖

M225位于C區北部，開口于表土層下，墓口距地表0.2～0.5米，不見封土痕跡。長方形豎穴土坑墓。近南北向，方向4°?，F存墓口長3.85、寬2.47米。墓壁內收，壁面光滑，經人工涂抹，抹涂層厚0.1～0.5厘米。墓內填土分兩層，上層為黃褐色土夾雜黑色鐵銹土顆粒的五花土，厚0.88～1米；下層為較細膩的青膏泥層，厚2～2.12米。墓坑中部、距槨蓋板0.3米高的青膏泥層中殉有一豬頭，保存較差，僅見部分牙齒和骨骸痕跡。墓底長3.34、寬1.94米，墓深3米。

葬具為一棺一槨，設頭廂。槨室密封一般，槨內飽水，槨室和棺室積有淤泥。木槨由蓋板、墻板、擋板、底板組成。蓋板分兩層，第一層橫鋪15根稍作修整的圓木，圓木多已干縮變形。上鋪有一層樹皮，大部分已朽。第一層蓋板通長3.42、寬2.24米，圓木長2.12～2.24、直徑0.1～0.24米。第二層蓋板（槨室頂板）均為長方形板木，通長2.88、通寬1.46米。東西向各有一塊圍板，長2.88、寬0.18、厚0.1米。南北向蓋板12塊橫鋪，其中北第2塊蓋板與南第1塊蓋板長1.56、寬0.2～0.24、厚0.1米，其兩端伸出，與東西向圍板共同形成“井”字框（上下十字刻口搭接），其他10塊蓋板長1.1、寬0.18～0.3、厚0.1米。槨壁由墻板與擋板構成，均由3塊厚木板疊砌而成，由未透頂的淺槽套榫結構連接。底板由4塊厚木板縱鋪而成。槨室內空間長2.56、寬0.84、高0.88米。

槨、棺受擠壓略有變形。槨室由板門分隔成頭廂與棺室兩部分。板門由門楣、門扇、框柱和門檻組成，朝向棺室一面有彩繪圖案。門扇可以開啟，出土時門扇已朝棺室對開。門扇高0.43（不含門樞）、寬0.22、厚0.04米，門樞高0.03米?？蛑c門扇等高（不含榫頭），內側頂端有三角形榫頭搭于門楣的榫眼。西側框柱寬0.18、厚0.04米，東側框柱寬0.2、厚0.04米，榫頭高0.08、厚0.01米。門楣兩端的凸榫分別插入東西槨壁板的凹槽里。門楣長0.84、寬0.25、厚0.09米。門檻長0.84、高0.18、厚0.07米。頭廂位于槨室北部，長0.82、寬0.34、深0.9米。

棺室位于槨室南部，長2.14、寬0.84米；內置一長方形盒狀懸底木棺。木棺長1.98、寬0.75、高0.7米，懸底高0.06米。棺墻板與擋板，底板與墻板、擋板為套榫接合，棺蓋板與墻板、擋板為子母口扣合，蓋板、墻板、擋板與底板均由兩塊木板采用栓釘接合的方法固定，栓釘為長方體。棺蓋板上兩端有捆棺繩，北端捆繩還插有絞繩棒。棺內人骨因飽水環境，部分部位已有移位（特別是脛骨與腓骨，出土時近端與遠端已顛倒），根據股骨及以上部位骨骼，推斷葬式為仰身直肢。經鑒定墓主人為女性，年齡35歲左右。棺內頭骨左側擺放1件漆奩，出土時奩體脫落，奩蓋已漂移至頭骨北部，原置于奩內的木梳和木篦散落于奩盒下方；棺蓋板上見有2件耳杯（可能是從頭廂內漂浮上來），其余陶器、漆器均置于頭廂（圖三）。

二、出土遺物

圖三 M225 平面、剖視及局部結構圖

出土遺物15件（套），有陶器、漆器和木器。其中陶器包括缶2件，雙耳罐、盆、甑、釜各1件，除釜、雙耳罐外，均為夾砂黑皮陶，黑皮多脫落，露出灰胎（封二，2）。漆器7件，有耳杯、圓奩，均為木胎。木器2件，包括梳和篦各1件。

陶缶 2件。微侈口，方唇，平折沿，鼓肩，下腹弧收，平底。標本M225:3，飾抹斷中繩紋，下腹部繩紋多抹光?？趶?4、底徑18、高32厘米（圖四，5）。標本M225:6，通體飾抹斷中繩紋?？趶?2、底徑15、高28.6厘米（圖四，2）。

圖四 M225 出土陶器

圖五 M225 出土漆木器

陶雙耳罐 1件。標本M225:4，夾砂灰陶。直口，方唇，平折沿，高領，溜肩，肩上兩橋耳，圓鼓腹，圜底內凹。飾細繩紋，多抹斷?？趶?7.2、底徑8.4、高26.8厘米（圖四，1）。

陶甑 1 件。標本M225:7，侈口，尖圓唇，平折沿，折肩，斜腹，平底，底部14孔。飾抹斷中繩紋?？趶?6、底徑11.6、高10.6厘米（圖四，3）。

陶盆 1 件。標本M225:5，侈口，圓唇，平折沿，沿面內凹，束頸，折肩，淺腹，大圜底。頸、上腹飾中繩紋，底腹飾極粗籃紋?？趶?8.2、高10.6厘米（圖四，4）。

陶釜 1 件。標本M225:8，夾砂灰陶，底部局部呈灰褐色。尖唇，窄平沿，矮領，鼓腹，圜底。腹飾中繩紋，底部飾粗繩紋?？趶?8.2、高18厘米（圖四，6）。

漆圓奩 2 件。其中M225:9腐朽嚴重，僅可辨器形。標本M225:12，卷制。由蓋與奩盒套合而成。圓形，直壁，平底，蓋頂微隆。外髹黑漆，內髹紅漆。外用紅漆繪條紋、點紋、波折紋等。蓋徑16.8、奩徑15.6、通高8.3厘米（圖五，4）。

漆耳杯 5 件。其中M225:1擠壓變形嚴重，不能復原。其余挖制。平面呈橢圓形，新月形耳，弧壁，平底。通體髹黑漆。標本M225:2，殘長16.6、帶耳寬15.2、底長9.4、底寬5.2、高5.6厘米（圖五，5）。標本M225:10，殘長14、帶耳寬14.2、底長9.8、底寬4.8、高3.6厘米（圖五，6）。標本M225:11，口長15.4、帶耳寬12.8、底長6、底寬5.4、高3.4厘米（圖五，2）。標本M225:13，口長15.8、帶耳寬13、底長8.2、底寬4.2、高5.7厘米（圖五，1）。

木梳 1件。標本M225:15，斫制。平面呈馬蹄形。長6.7、寬3.9、厚0.2～0.8厘米（圖五，7）。

木篦 1件。標本M225:14，斫制。平面呈馬蹄形。長7.2、寬4.3、厚0.2～0.9厘米（圖五，3）。

三、葬具繪畫

在棺室與頭廂之間的板門上發現有繪畫，遍布于板門的門楣、門扇、門檻和兩側框柱。畫面朝向棺室，左右構圖比較接近。有黑、白、紅（顏色偏淡）三種著彩，其中門楣、門扇和左側框柱上的圖案均為黑彩和白彩，右側框柱圖案有黑彩、白彩和紅彩，門檻上的圖案則為黑彩和紅彩。檢測分析顯示紅彩的顯色顏料是朱砂，白彩的顯色顏料是鉛白。

左右門扇上下各一組黑白雙色線條纏繞的卷云紋，正中以4個黑白三角形對頂組成小的方形，共9個小方形組成大的方形圖案（類似九宮格）。從卷云紋的布局來看，左右門扇的圖案方向相同而并不對稱，左右的卷云紋線條粗細也并不一致。門楣中部正對門扇方形圖案的位置有兩個大的圓形圖案，也是由小的黑白對角三角形組成（正中心的小方形由白彩三角和木板原色三角組成），靠近圓周的部位呈扇形；兩端有“T”形黑彩寬帶紋；上部為黑白復線卷云紋，左右相連。左右框柱的外側各為白彩帶紋，正中豎列黑彩菱形紋（空白處自然隔成三角形）；框柱正中一道黑彩條帶紋[2]，黑彩豎帶的上下兩端和內側分別為白彩與紅彩條帶，近“匚”形[3]；最內側為較窄的黑彩條帶。門檻中部正對門扇方形圖案位置也是兩個大的圓形圖案，各分成八份（并不嚴格等分），間以黑彩與紅彩；兩端有黑彩短帶紋（封二，1；圖六）。

圖六 M225 葬具繪畫復原圖

四、結語

從墓葬形制、隨葬品組合和殉牲習俗來看，鄭家湖墓地M225與該墓地C區其他墓葬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與相鄰的龍崗墓地、睡虎地墓地類似，都是典型的戰國晚期至西漢初的秦文化中小型墓葬，墓主多與公元前278年秦軍占領安陸后的秦人及其家屬、后裔有關。

云夢地區已有一批年代明確的秦文化墓葬，如睡虎地M7（公元前256年）[4]、鄭家湖M274（公元前247～前221年間）[5]、睡虎地M11（公元前217年）[6]和龍崗M6（秦代）[7]、大墳頭M1（西漢初）[8]等，憑此建立的年代系列可作為一般秦墓年代判斷的參照。

M 225 所出陶缶、釜與睡虎地M 7 同類器（M7:1、M7:20）、鄭家湖M274同類器（M274:9、M274:7）非常接近，特別是釜與M274:7基本一致，僅底部紋飾略有差異。所出陶甑與睡虎地M9:63較為接近，后者年代也是戰國晚期[9]。M225所出陶缶鼓肩圓緩，肩腹飾繩紋；陶釜直口、小矮領，這些都是年代偏早的特征，明顯有別于秦代及漢初秦墓同類器物，可以推斷M225年代當為戰國晚期。

上述缶、釜、甑都是西北秦墓中的常見隨葬器物，也是秦人的日常生活用具。此墓所出的圜底陶盆、雙耳圜底罐則極具區域特色，絕不見于西北秦墓，關東秦墓中也僅見于原楚文化的分布區域。這類圜底盆（口徑均較大）目前集中見于襄陽地區，如襄陽沈崗楚墓中，自春秋晚期到戰國晚期早段（秦拔郢之前）均有出土，由早及晚，其腹由深到淺，口沿由卷到折；M225陶盆與沈崗墓地年代最晚的M570:2相比，腹更淺、折沿近平，年代明顯要晚于后者[10]。但M225陶盆腹部所飾粗條籃紋，不見于楚文化，而在秦式陶釜的底腹則極為常見，很明顯，這一器物兼具秦、楚兩種文化因素。雙耳圜底罐在鄂北地區東周遺存中比較多見，自春秋晚期開始出現于楚文化遺存中，并沿續到戰國晚期，如宜城郭家崗遺址[11]，楚墓中目前最早見于戰國早期，如丹江口牛場墓地M189[12]，戰國晚期則擴散到大部分楚文化分布區，但南襄盆地至隨棗走廊一帶一直是其分布的中心區域。鄭家湖墓地A、B區楚墓中比較多見，如M9、M73、M167、M193等[13]，形制也比較接近。雙耳圜底罐可確認是楚文化的典型地方因素。秦楚文化交融在墓葬陶器組合中表現得非常突出。

M225木槨板門上的繪畫，由卷云紋、三角紋和菱形紋三種元素組合而成，這三種彩繪元素在戰國時期關東諸國的仿銅陶禮器上多有所見[14]，而同時期西北秦墓中卻極為少見，可能與秦人主要流行日用陶器隨葬有關。但在秦都咸陽宮作為建筑材料的陶磚上多見類似的菱格紋和由小三角形組成的米格紋，如長陵車站作坊遺址H5:47和咸陽宮采集品85XZB采:60等[15]。更早的西北地區也有相關線索，如西周時期的鄭家坡遺址陶盆、罐的腹部多拍印有橫向相連的兩或三周菱形紋[16]；毛家坪遺址出土的彩陶缽TM7:1，領和上腹部各有三周橫條紋，中間填有兩周菱形紋，底部有一周細長的三角紋[17]。M225繪畫左右框板外側的圖案與這種橫帶紋夾相連菱形紋的組合，基本相同。TM7或認為屬青銅時代辛店文化甚至新石器時代晚期[18]，與M225之間年代缺環太大，盡管不排除今后在戰國秦墓中發現類似圖案，但是目前還難以將M225繪畫與之直接聯系。相反，在楚文化墓葬中這三類元素出現較為頻繁，而且分布廣泛。卷云紋、成排的三角紋和菱形紋主要見于各種仿銅陶禮器如鼎、敦、壺和簠、缶等，在從郢都江陵到邊遠鄂北的楚墓中都有發現[19]。其中當陽趙家湖墓地M49所出鼎、敦、壺均飾有成排的菱形紋，壺身上還有卷云紋和成排的三角紋[20]。特別是當陽岱家山墓地出土陶敦M43:1上飾一排相連的菱形紋，陶壺M161:4則布滿三角紋，4個相對組成方形[21]，M225的豎列菱形紋以及方形圖案的構圖方式與之非常接近。較為類似的構圖方式還見于楚文化漆器裝飾，如信陽楚墓中，不少漆木器上見有由4個小三角形組成的長方形或近方形圖案，其中二號楚墓的鐘架與磬架上此類組合圖案相當多，還同出有類似的卷云紋[22]。曾侯乙墓漆木蓋豆E.19上也有成排的菱形紋和4個小三角組成的方形紋[23]。從目前材料來看，鄭家湖M225繪畫的基本元素和構圖方式應部分受到了楚文化的影響，承載繪畫的板門更是楚文化習俗的流傳。但上述線索還難以與M225葬具繪畫中成熟的構圖方式和復雜的組合內容完整銜接，其中圓形圖案的緣起目前還無法追溯。鄭家湖M275以及秦漢之際的繪畫墓M234也出有類似繪畫，兩墓都是明確的秦文化屬性，可以肯定這些繪畫都是秦人的藝術創作，反映了當地秦文化的葬俗葬儀。這些幾何形圖案，特別是大的方形和圓形圖案，可能與當時的宇宙觀有關，繪于板門上或具有某種守衛與辟邪的儀式功能。這種成熟圖案目前還是首次發現，填補了戰國繪畫類型的歷史空白，對秦漢墓葬的墓門裝飾藝術產生了直接影響，同時也為研究當時秦楚文化融合提供了重要材料。

M225隨葬器物相對豐富，有殉牲，在整個墓地中屬第二等級，墓主的身份地位明顯高于第三等級的平民墓葬。墓主是成年女性，可能是中下層吏士的家屬。鍶、氧、碳等多種穩定同位素的檢測分析顯示，該墓主人出生于江漢平原以北的灰巖山地（隨棗走廊兩側多為灰巖山區）的稻作區，成年后才來到云夢楚王城[24]。結合隨葬品情況，我們初步判斷墓主可能是一位本地楚人后裔，成年后嫁給駐守安陸的秦人官吏，死后進入秦人墓區。她生前應接受了秦文化，隨葬的日用陶器如釜、缶、甑都是典型的秦式器物，但同時也保留了一些楚文化的傳統，如雙耳罐、陶盆就是楚文化地方因素的體現。其中陶盆還同時兼具秦、楚兩種文化因素，葬具繪畫也可看到楚文化的明顯影響?？傊?，M225應是戰國末年大一統歷史進程中文化融合乃至族群融合的一個典型墓例。

領 隊：羅運兵

發 掘：趙 軍 史德勇 張宏奎 孫 俊

李 峰 鄭小文 鄧 超 張建勛

人 骨 鑒 定：周 蜜

穩定同位素：唐自華

木漆器保護：李 瀾

照 片：鄧 超 余 樂

繪 圖：黃玉洪 劉明德

執 筆：羅運兵 趙 軍 孫 俊 張宏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