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散文詩創作的個體性與公共性互融

楊四平

也許是詩人對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正視與理解，也許是詩人對當下人們對詩歌表現出的普遍麻木和漠視的某種主動回應，當下散文詩創作展露出個體性與公共性的互融趨勢，如周慶榮近年來的某些散文詩即是佐證。詩歌的個體性與公共性均為詩歌的文化取向。前者是指詩人寫詩只關涉自己，也就是說，詩歌的個體性既指詩人在詩中只寫自己也指詩人創作出來的詩只對自己或極少數人產生影響，所以很多先鋒詩人高調提出詩人只為極少數人寫作，乃至只為自己寫作。后者是指詩人寫詩主要發揮詩歌的“興觀群怨”之功效。詩歌的公共性既包括詩歌寫作取材的公共性，也包括詩歌傳播、接受和影響的公共性。

我們不能說寫共同題材的詩就必然具有詩歌公共性。如果寫公共事件的詩沒有對公眾產生實質性影響，那么這樣的詩仍然沒有什么公共性。質言之，詩歌的公共性不等于詩歌取材的公共性。說實在話，絕大多數的直接寫新聞事件的詩都沒有公共性。此外，詩歌的公共性也不等于通過詩歌制造的詩歌公共事件。比如那些“惡搞”的詩通過公共媒介在社會上廣為傳播，盡管構成了詩歌事件，但它們并不具有公共性。這類“事件性詩歌”就像流行感冒那樣盡管能流行一段時間，但終究會被時間淘洗掉，像塵埃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因此寫公共事件的詩僅是詩歌具有公共性的充分條件?？v觀中國現當代散文詩發展史，那些沒有寫公共事件的散文詩同樣可以具有公共性。如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寫的都是具有哲學思想的事件，百年來對讀者產生持久影響。它們就是散文詩的個體性與公共性融通的最佳例證。魯迅創作散文詩的實踐與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直接取材于公共題材，還是抒寫個體經驗和隱秘情愫，都必須先將其轉化為專屬詩人自己的心靈事件，爾后再藝術地傳達出來，并對讀者產生經久不息的影響，如此一來，詩歌的個體性與公共性就都擁有了。

詩歌的公共性有“強公共性”和“弱公共性”之區分。那些能對公眾產生持久影響的詩具有“強公共性”，而那些只對某些公眾產生影響的（國內外，不同民族），或者只在某一時段對公眾產生影響，抑或只在某一時期對某些公眾產生影響的詩就只具有“弱公共性”。由詩歌的“強公共性”和“弱公共性”可知，詩歌公共性問題牽涉到地域、國家、民族、時代、語言、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復雜的課題。

詩歌的個體性與公共性之間具有對抗、對話與交融的關系。當下，身處融媒體時代，每天有大量的公共事件在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維，致使很多詩人以為只要寫日常生活和情思就具有公共性。誠然網上的大量事件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乃至影響（塑造）人們的“三觀”，致使其中的某些“日?！庇謺催^來形成新的事件，日常與事件之間彼此影響、相互塑造。但如前所述，它們并不必然構成詩歌的公共性。

當下詩人更加急切期盼自己的詩既具個體性又有公共性，而且似乎更加看重公共性，前提是詩人們應該認清：何為詩歌個體性，何為詩歌公共性，詩歌的個體性與公共性又如何獲取。這就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