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資本、內生動力與老年數字鴻溝

韋 艷，楊麗紅，郭歆宇

（西安財經大學 統計學院，西安 710100）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同時發展養老事業與產業，推動實現全體老年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自十九大以來，我國在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解決上持續發力，在“十四五”規劃中將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提升至國家層面。目前，我國老年人口規模大、增速快、區域差異大的特點對老齡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截至2022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2.80億①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3-06-17].（2023-02-28）.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2/t20230228_1919001.html。，預計于2035年呈現出重度老齡化②國家衛健委.近十年我國老齡工作取得顯著成效.[2023-6-25].（2022-09-21）. http：//www.natcm.gov.cn/xinxifabu/guowuyuanxinxi/2022-09-26/27777.html。。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深入發展，老年人難以適應信息技術飛速更新而逐步被邊緣化，數字資源匱乏、數字技能缺失也讓許多老年人陷入數字融入困境，老年數字鴻溝治理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愈發凸顯。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中提到“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其中提議要消除老年人的數字貧困，確保老年人能夠平等地利用數字技術。因此，構建以科技創新為支撐的老齡社會治理體系，并促進老年人的數字化能力提升，對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意義深遠。

目前人口老齡化加深和信息技術更新的交疊效應愈發明顯（楊菊華、劉軼鋒，2022）[1]，養老資本作為維持老年人養老需求的基本保障（張文娟、魏蒙，2014）[2]，其不同維度能在較大程度上體現出老年人的“財富”積累，也能折射出老年人數字融入的需求與主動程度。此外，部分養老資本充足的老年人會因為主觀能動性不強而陷入數字使用困境，主要表現為對數字產品的“低需求、少動力、弱意識”，這種內生動力不足的現象正是造成老年數字鴻溝的關鍵因素（楊菊華、劉軼鋒，2022）[1]。為緩解養老資本匱乏、內生動力缺失等原因造成的老年群體數字融入困境，我國密集出臺了一系列適老化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老年數字鴻溝在城鄉、年齡和性別上的差異仍較突出，老年群體內部的數字鴻溝相比于代際間的也愈加凸顯（劉建國、蘇文杰，2022）[3]。

近年來已有較為豐富的研究針對老年數字鴻溝進行定性分析，具體來看在其成因、影響因素與彌合路徑等方面的研究較為深入（徐越，2020；陸杰華、韋曉丹，2021；黃晨熹，2020）[4-6]，較少研究對老年數字鴻溝采用測度的方式進行定量分析，并且，已有研究對于養老資本影響的聚焦存在不足，尚未關注內生動力對老年數字鴻溝的影響效果。老年群體內生動力的提升一方面可以抑制老年心理中對新事物的退卻心態，另一方面可以從需求層次拓展老年群體不斷縮小的社會關系與社會角色（楊一帆、潘君豪，2021）[7]，故除主要影響因素外，對老年群體內生動力的研究不可缺少，解決老年群體的數字融入困境還需進一步激發老年人數字化學習的內生動力，提高老年人學習數字化的自我效能感與自信心。

因此，本文將聚焦老年數字鴻溝的測度及養老資本的影響研究，從接入溝、使用溝與知識溝三個維度來綜合測度老年數字鴻溝，并探究養老資本的影響方式，重點關注老年人數字學習中的內生動力在其影響關系間的中介效應機制，一方面可洞察老年人在數字接入、數字使用與數字素養等數字融入方面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為提高老年人的數字技能，推動老年人更好融入信息社會，構建數字包容社會等提供理論依據。

二、文獻綜述

（一）老年數字鴻溝及測度研究

數字鴻溝是指由于貧窮、教育設施中缺乏現代化技術以及由文盲形成的貧窮國家與富裕發達國家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年輕一代與老一代之間在獲取信息和通信新技術方面的不平等（黃晨熹，2020）[6]。數字鴻溝最早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伴隨電話通信技術出現的“電話鴻溝”，數字鴻溝一詞最早產生于《權利的轉移》一書（Toffler，1990）[8]。老年數字鴻溝是指老年群體由于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地域等因素的不同，在信息技術的接入、采納、使用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主要表現為接入溝、使用溝和知識溝三個維度（陸杰華、韋曉丹，2021；黃晨熹，2020）[5，6]。其中，接入溝是由于基礎設施以及經濟條件導致人們接入互聯網的差距（Attewell ＆ Paul，2001）[9]，主要表現為老年人在獲取智能手機、電腦等網絡終端方面存在困難。使用溝是指人們在數字技能和互聯網使用上存在的差異，主要表現為由于學習能力降低、身體機能減退導致老年人在智能設備使用方面存在困難。知識溝是指接入和使用互聯網后人們的使用效率或人們利用數字技術改變現實生活能力的差距（韋路、張明新，2006）[10]，主要表現為老年人相對低下的數字素養，容易遭受數字詐騙和謠言等網絡風險（陸杰華、韋曉丹，2021）[5]。

在老年數字鴻溝的測度中，接入溝和使用溝的測度方式較為直觀，接入溝主要采用是否安裝寬帶、是否使用互聯網（徐越，2020）[4]、是否使用微信（周裕瓊，2014）[11]等信息技術或數字媒介的采納情況來進行測量。使用溝主要采用智能手機上網時長、微信的使用情況、朋友圈的使用頻率、掌握的微信功能數量、微信好友數量、APP的使用情況（靳永愛等，2021）[12]等智能設備的使用情況進行測量。知識溝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較難通過少數指標進行測量，因此，在具體的測度上，學者們針對不同群體，多使用指數或者構建指標體系的方法對其進行量化，林楓（2018）[13]針對代際間知識溝差異從能力、知識和理解三個維度構建數字素養指數來衡量，黃丹俞和邱子清（2021）[14]則構建了針對老年人的媒介與信息素養評估框架，用來評估老年群體的數字素養水平。

（二）養老資本與老年數字鴻溝

養老資本是老年人在進行養老生計過程中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其本質上是老年人用養老保障的“可行能力”（張若恬等，2018）[15]，養老資本是在可持續生計理論框架的基礎上所提出的，具體可劃分為社會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宋璐、李樹茁，2017）[16]?？尚心芰碚摫挥糜谘芯咳鮿萑后w的貧困問題，老年數字鴻溝由于是老年人可行能力不足導致其出現的數字貧困問題，影響老年數字鴻溝形成的可行能力集包括文化資本、健康資本、社會資本等因素（楊菊華、劉軼鋒，2022）[1]。

養老資本的各個維度會對老年數字鴻溝產生一定的影響。一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較低的老年人容易缺乏接入互聯網的動機（Shah et al.，2001）[17]，導致其對數字科技產生焦慮和消極想法（Houssein et al.，2015）[18]；而人力資本較高的老年人能夠較快理解互聯網思維并掌握現代化信息的使用技能（張未平，2020）[19]，對智能設備的學習意愿也相對較高；二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存量較高的老年人具備進入網絡世界的能力，接入互聯網的概率較大。在接入互聯網之后，擁有足夠金融資本積累的老年人能夠享受到更豐富和多元化的智能服務，并且其通過學習數字化來豐富生活的意愿也會更高（田豐等，2023）[20]；三是健康資本，健康資本的衰退以及認知能力的下降嚴重阻礙了老年人對互聯網的使用（林文盛、馮健，2021）[21]，使用互聯網的老年人會因為身體無法支撐其較長時間的互聯網使用而中斷上網，而健康狀況越好的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越大（陳勃、樊國寶，2003）[22]；四是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老年人進入網絡世界的重要途徑，老年人會因為身邊朋友使用智能手機與網絡產品而被帶入數字生活（田豐等，2023）[20]。

（三）內生動力與老年數字鴻溝

養老資本匱乏很容易造成老年人在數字融入過程中處于劣勢，疊加上較弱的內生動力會進一步加深老年數字鴻溝。內生動力多出現在貧困問題的研究中，主要是指貧困人口的脫貧內生動力，一些脫貧人口由于自我認知水平不高或在某個階段遭遇重大挫折導致其長期處于貧困狀態，缺乏脫貧的內生動力（賈海彥，2020）[23]。同樣地，老年人在數字融入過程中也會出現內生動力不足的現象，一些思想觀念較為保守的老年人在數字接入方面的內生動力嚴重不足，循規蹈矩和生活方式固化導致其不愿意主動接受互聯網等新興技術（徐越，2020）[4]。除此之外，社會層面存在的年齡歧視和刻板印象也會引起老年人數字學習的內生動力弱勢，這些現象抑制了老年人對互聯網的學習熱情，同時削弱了其學習數字產品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楊一帆、潘君豪，2021）[7]。研究表明，老年人對年齡刻板印象的認同度越高，使用互聯網的能力越低（Houssein et al.，2015）[18]，而對互聯網期望越高、對自我越有信心的老年人，越愿意接觸互聯網。因此，促進老年群體的數字融入不僅需要豐富老年人自身擁有的養老資本，激發他們在數字化學習過程中的內生動力也至關重要。

內生動力彌合老年數字鴻溝的途徑主要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內生動力充足的老年人有主動學習智能設備的意識和能夠學好的信心，更容易融入數字生活（楊菊華、劉軼鋒，2022）[1]。其次，內生力的激發可以提升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主觀能動性和獨立意識，提高他們學習數字產品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從而彌補了養老資本匱乏引發的老年數字鴻溝深化問題（楊一帆、潘君豪，2021）[7]。最后，內生動力的提升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動獲取代際支持的意愿，可以緩解由于知識水平較低導致的人力資本缺乏，同時子女鼓勵老年人使用互聯網能夠增加數字反哺的習得效應（周裕瓊，2014；麻寶斌等，2020）[11，24]，以緩解老年人的數字焦慮，進而增進家庭的親子代關系，縮小老年數字鴻溝。

其他影響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居住地等也會影響老年人的數字接入與使用情況。其中，年齡是形成老年數字鴻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代際層面，年輕群體在信息技術的接受程度、使用頻率和知識掌握上都領先于老年群體（黃晨熹，2020；Loges ＆ Jung，2001）[8，25]；在老年群體內部，低齡老年人在互聯網的接入與使用方面存在明顯優勢。男性老年群體相比于女性更容易接受和使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其接入和使用互聯網的比例高于女性老年人（Niehaves ＆ Plattfaut，2014）[26]，并且女性老年人在互聯網使用方面存在的數字鴻溝問題比男性老年人更嚴重（周裕瓊，2014）[11]。居住地的不同會造成城鄉數字鴻溝，城市老年人能夠享受到更豐富和便捷的信息數字化服務，相比農村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互聯網上網，使用微信等新媒介的可能性也會更大（麻寶斌等，2020）[24]。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對老年數字鴻溝的概念、測度及影響因素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相關研究仍存在些許不足：首先，關于老年數字鴻溝的研究多為定性研究，缺乏準確的定量測度，老年數字鴻溝的測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僅僅用一兩個指標來衡量老年數字鴻溝的大小，無法實現對老年數字鴻溝的精準測度。其次，在研究老年數字鴻溝的影響因素中，僅使用單一的是否使用互聯網或是否使用微信作為因變量來研究其影響因素（徐越，2020；周裕瓊，2014；張未平，2020）[4，11，19]，沒有綜合考慮老年數字鴻溝的三個維度。最后，在影響因素變量的選取中未全面考慮到老年人所擁有的養老資本對數字鴻溝的影響，同時缺乏從內生動力的角度來對老年數字鴻溝影響因素機制進行分析。鑒于此，本文力求彌補已有研究不足，從接入溝、使用溝、知識溝三個維度來全面測度老年數字鴻溝，進一步研究養老資本對老年數字鴻溝的影響，同時檢驗數字學習內生動力的中介效應，最后根據實證結果得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啟示。

三、數據、變量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和樣本情況

本文數據主要來自智慧健康養老課題組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開展的“健康老齡化與智慧養老”專項調查，調查地的選取考慮到各省份的老齡化程度與地域分布情況，分別選取西部的陜西省、中部的河南省、東部的山東省與東北部的吉林省四個省份，其中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從高到低排列為吉林?。?3.06%）、山東?。?0.90%）、陜西?。?9.20%）、河南?。?8.08%），前三個省份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8.70%）。調查采取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第一階段，依據全國各省老齡化水平，選取山東、河南、陜西和吉林四個省份；第二階段，選取每個省所在的地級市，并根據每個地級市的人口規模抽取縣/區；第三階段，考慮到城鎮和農村樣本的代表性，每個縣/區再隨機抽取一定數量的社區和村；最后，在抽取的社區或村中采用等距隨機的方法抽取5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進行問卷調查，調查采用面對面訪談的形式完成。調查抽樣盡可能地均勻覆蓋四個省所轄的各市與縣（區），并招募當地城市與農村戶籍的大學生共152名作為調查員，由課題組老師和成員對其進行線上培訓并在調查實施中進行督導，調查員利用寒假時間返鄉進行調查。為控制問卷質量，課題組成員對部分受訪者進行了跟訪，并對回收問卷進行了審核，在數據錄入后對數據進行簡單清洗和邏輯檢驗，確保數據質量。

本次調查樣本中農村與城市老年人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1左右，每戶訪問老年人及部分老年人的子女。問卷主要包括老年人基本信息、智能設備使用情況、智慧健康養老產品或服務感知情況、子女信息四個部分。本次調查最終回收有效問卷1 170份，剔除所用變量存在缺失值的樣本后，最終得到有效樣本1 110份，吉林、山東、河南、陜西四省的樣本量分別為206份、279份、286份、339份。將本次調查數據與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第49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數據對比，進一步說明此次調查對全國老年人的數字接入與使用方面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具體見表1。

表1 四省調查與全國“七普”、第49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數據對比（%）

（二）變量選取

1.因變量：因變量共有3 個。其中，第一個因變量為“接入溝”，具體題項為“您是否使用智能手機？”回答選項為“是”和“否”，為二分類變量。該問題是測量老年人接入溝最常用的方法（徐越，2020；周裕瓊，2014）[4，11]。第二個因變量為“使用溝”，林楓（2018）[13]從微信使用深度、使用強度等維度來衡量老年人的使用溝差異。鑒于此，本文從互聯網使用深度和使用強度兩個維度構建使用溝測度評價指標體系（見表2），具體包括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的使用時長、使用頻率以及使用內容等指標，通過熵值法和綜合指標評價法求得，數值越大表明老年人的使用溝越小，數字使用越頻繁。第三個因變量為“知識溝”，結合林楓（2018）[13]、黃丹俞和邱子清（2021）[14]的做法，構建指標體系來衡量老年人的知識溝差異（見表2），主要包括老年人對智能設備感知量表中的具體題項，量表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數值為0.768）和效度（KMO值為0.806）均通過檢驗，同樣通過熵值法和綜合指標評價法求得，數值越大表明老年人的知識溝越小，數字素養越高。

表2 使用溝與知識溝評價指標體系

2.自變量：養老資本。本文將養老資本概念與可行能力理論結合，最終確定了養老資本各維度下的指標，分別為人力資本（陳紅等，2022）[27]、金融資本（王毅杰、趙婷婷，2023）[28]、健康資本（楊菊華、劉軼鋒，2022）[1]與社會資本（陳培彬，朱朝枝，2022）[29]，養老資本為其各維度指標標準化并賦權重加和而得（見表3）。結合問卷調查數據，具體用受教育年限、平均月收入、日?；顒幽芰蜕缛河绊懰膫€變量分別代表養老資本中的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健康資本與社會資本四個指標。其中，受教育年限和平均月收入均處理為連續變量；日?；顒幽芰νㄟ^IADL量表計算，是連續變量，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客觀身體健康狀況越好；社群影響通過題項“身邊人用智能設備您也會跟著使用”衡量，選項為“不同意”和“同意”，根據意愿程度將其劃分為無和有兩類（見表3）。

表3 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

3.中介變量：數字學習內生動力。老年人在數字化學習方面內生動力不足的表現之一在于缺乏主動學習智能設備的意愿，賈海彥（2020）[23]的研究將信心程度和行為偏好作為衡量貧困者擺脫健康貧困的內生動力指標。參考其做法，本文用“智能設備學習意愿”來衡量老年人在數字化學習過程中的內生動力情況。具體指標的選取方法為首先篩選出問卷中與老年人使用智能設備相關的題項，共三道，分別為“一有機會您是否愿意去使用智能設備？”“如果有人教您如何使用智能手機，您的學習意愿是？”“您是否愿意主動請教子女智能手機的相關操作？”回答選項均為“不愿意（1分）、一般愿意（2分）和愿意（3分）”3個選項。其次，將這三道題的選項進行合并，三道題中有一道選擇愿意，則記為愿意，其他選項的處理也是如此，從而根據意愿程度劃分老年人數字學習內生動力指標（見表3）。

4.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居住地、配偶狀況、自評健康、人情往來支出等變量（見表3）。

（三）研究方法

1.使用溝與知識溝測度

本文采用極差正規化方法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將數值轉化到0～1之間，對于正向指標，令Yij=對于負向指標，令

在對數據標準化處理后，利用熵值法和綜合評價法計算使用溝與知識溝的綜合得分水平：Ai=為使用溝，Bi為知識溝，兩者均為負向指標，數值越大表明老年人的數字鴻溝越小。

2.回歸分析

本文以接入溝、使用溝、知識溝為因變量，研究養老資本對老年數字鴻溝的影響。接入溝的測量指標“是否使用智能手機”為二分類變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來進行研究，使用溝與知識溝為本文計算的連續變量，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來進行研究。模型（1）～（3）分別考察養老資本對接入溝、使用溝和知識溝的影響。

（1）式中，pi表示第i位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的概率，Cj(j= 1,2,3,4)為老年人所擁有的養老資本，其中，C1、C2、C3、C4分別表示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健康資本和社會資本，β0是常數，βij表示養老資本中各變量的回歸系數，βik表示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均通過最大似然估計法得到，ψi為省份固定效應，用來控制省份層面不可觀測因素可能對接入溝產生的影響，ωi為隨機誤差項。

（2）式和（3）式中，Ai、Bi分別表示第i位老年人的使用溝、知識溝。Cj(j= 1,2,3,4)為老年人所擁有的養老資本，其中，C1、C2、C3、C4分別表示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健康資本和社會資本，θ0、λ0是常數，θij、λij分別表示（2）、（3）式中養老資本中各變量的回歸系數，θik、λik分別表示（2）、（3）式中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均通過最小二乘估計法得到，ψi為省份固定效應，用來控制省份層面不可觀測因素可能對使用溝或知識溝產生的影響，ξi、τi分別為（2）、（3）式的隨機誤差項。

3.中介效應

由于內生動力只考慮了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為檢驗內生動力是否在養老資本和老年數字鴻溝之間起到了中介效應，因此，本文分別在模型（2）、（3）的基礎上使用中介效應的方法構建遞歸方程，參考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30]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Ai、Bi及Cj(j= 1,2,3,4)與上文相同；Mi為中介變量，即老年人數字學習的內生動力；Xik為控制變量；ψi為省份固定效應。α、γ、η為參數，δi、?i、ζi為隨機誤差項。

中介效應檢驗分三個步驟，這里以使用溝為因變量來進行說明：第一步，對模型（2）進行回歸，研究在不包含中介變量的情況下，養老資本對使用溝影響的總體效應θij；第二步，對模型（4）進行回歸，研究養老資本對中介變量的影響；第三步，在模型（2）的基礎上引入中介變量得到模型（5），通過回歸檢驗養老資本對使用溝的直接效應γij和中介變量傳導的間接效應γi。如果回歸結果顯示θij顯著，在此基礎上如果αij和γi都顯著表明存在中介效應，進一步，如果γij顯著，說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如果γij不顯著則說明存在完全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占比為

（四）研究設計

基于研究目標，本文做出如下研究設計（見圖1）。

圖1 養老資本、內生動力與老年數字鴻溝研究框架圖

四、實證分析

（一）老年數字鴻溝測度

經過前文的分析，本文將老年數字鴻溝劃分為接入溝、使用溝和知識溝。其中，接入溝采用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機來進行測度，使用溝與知識溝分別通過構建指標體系來進行測度。本節主要是對使用溝與知識溝進行測度，并基于性別、年齡、居住地分樣本來了解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在數字技術使用與數字素養方面的差異。

1.問卷的信度和效度檢驗

本文使用SPSS軟件對問卷調研數據的信度與效度進行檢驗。數據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α對該量表進行信度檢驗，問卷的Cronbach’s α值為0.944，表明問卷的信度較高；問卷效度分析使用KMO和Bartlett 球形檢驗方法，KMO和Bartlett 的檢驗值為0.933，表明問卷中各指標之間相關性較高，問卷的效度較好。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都較好，適合進行下一步的測度分析。

2.接入溝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對老年人的接入溝進行分析。從整體上看，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占比為56.94%，未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占比為43.06%。從居住地來看，在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中，農村（49.21%）和城市（50.79%）地區的老年人數占比相當，而在未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中，農村老年人占比超過六成。表明老年人的數字接入情況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農村地區老年人的數字接入情況有待提升。

3.使用溝與知識溝測度

本文對使用溝與知識溝的測度結果進行K-均值聚類分析，根據聚類結果將其按照從低到高的順序進行排列并劃分為5個等級：低水平、次低水平、中等水平、次高水平和高水平（見圖2）。經過計算，使用溝均值為0.580，處于中等水平（0.425～0.592）和次高水平（0.601～0.752）的老年人數較多，分別占比為32.75%、28.64%，高水平（0.764～0.986）的老年人數占比為20.41%，在次低水平（0.228～0.414）和低水平（0.015～0.219）的老年人數均較少，兩者占比不足20%。知識溝均值為0.407，處于次低水平（0.289～0.391）和中等水平（0.393～0.511）的老年人數較多，兩者占比共超過六成，在低水平（0.104～0.288）和次高水平（0.512～0.649）的老年人占比分別為14.87%、13.61%，而處于高水平（0.660～0.849）的老年人最少，僅占4.91%?？梢钥闯?，隨著老年人對互聯網的深入使用，老年群體的數字使用情況較好，但是相比于年輕群體，老年人接觸數字媒體的時間較晚，數字素養仍處于較低的水平，其在知識層面的鴻溝相比于技術使用的鴻溝更深。

圖2 使用溝與知識溝測度結果等級分布（N=632）

本文使用T檢驗和方差分析來檢驗不同特征（性別、年齡、居住地）老年人的使用溝與知識溝的測度結果顯著性。結果顯示，老年人的使用溝與知識溝分別在年齡和居住地為1%的顯著性水平上存在明顯差異，二者均不存在性別差異。分樣本對不同特征老年人的使用溝與知識溝均值進行比較，結果如圖3所示。分城鄉來看，與農村老年人相比，城市老年人的數字使用情況較好，具備的數字素養水平也較高；分年齡來看，使用溝隨著年齡的增大而降低，55～64歲的初老人群使用溝與知識溝的均值最高，表明低齡老年人在年齡上的優勢使其數字鴻溝遠小于高齡老年人；分性別來看，男性老年人的使用溝均值較高，女性老年人的知識溝均值較高，使用溝與知識溝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性別差異。上述分析表明，在接入互聯網之后，老年人在數字使用與數字素養方面存在較為明顯的年齡和城鄉差異，農村地區、高齡老年人容易在數字技術利用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在數字融入過程中會遇到較多問題。

圖3 不同特征老年人的使用溝與知識溝均值（N=632）

（二）老年數字鴻溝影響因素分析

表4呈現了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養老資本以及不同維度養老資本對老年數字鴻溝的影響。第（1）～（3）列的結果顯示，養老資本對老年數字鴻溝的縮小有顯著正向影響，即養老資本越豐富，老年人的數字鴻溝越小。在控制變量中，年齡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低齡老年人的數字鴻溝越??；而城市、有配偶、健康狀況良好以及人情往來支出多的老年人，更容易接入并使用智能設備。

第（4）～（6）列的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和健康資本越豐富，老年人使用智能設備的可能性更高，數字使用效果也越好，而金融資本存量越高，老年人越傾向更深入地使用互聯網，社會資本豐富的老年人更容易被家人和朋友帶入數字生活，從而滿足其數字化需求，更有助于老年人高數字素養水平的培育。

在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中，金融資本和健康資本對知識溝并未表現出明顯的影響，說明在老年人接入和使用智能設備過程中，金融資本的影響至關重要。而在接入互聯網后，對老年人數字素養影響較大的因素是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可能的原因是接受過高等教育水平的高人力資本老年人在原始背景的積累下，其對網絡用語的了解更深、對網絡謠言的辨別能力更高。同時，社會資本越豐富的老年人則擁有更多的社會網絡資源，促使老年人在與朋輩或家人互動學習過程中產生的競爭心理去激發其對數字化設備學習的欲望和需求，從而不斷延伸互聯網的使用深度。

（三）內生動力的中介效應分析

根據前文分析，擁有豐富養老資本的老年人可以通過提高內生動力的渠道不斷優化老年數字鴻溝。本部分將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檢驗數字學習內生動力的中介效應是否存在。表5為養老資本對內生動力的回歸結果，表6為加入中介變量后的使用溝與知識溝的回歸結果。

表6 內生動力的中介效應分析（N=632）

表5結果顯示養老資本的各維度指標對老年人數字學習內生動力的影響。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健康資本與社會資本越豐富，老年人的數字學習內生動力越高。受過高水平教育、擁有積極養老態度的高人力資本老年人的數字學習內生動力意愿更強烈；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的老年人不會因為身體原因而中斷對互聯網的使用，同時，社會資本豐富意味著老年人擁有更多的家庭、朋友乃至社區的網絡資源，可以有效帶動老年人主動融入數字生活，而老年人的經濟能力會嚴重影響其是否會選擇更深入地使用智能設備，許多思想觀念較為傳統的老年人會因為經濟原因而選擇不使用智能設備。

表6的結果顯示養老資本各維度指標均通過內生動力分別對使用溝、知識溝有影響，各項養老資本的提高帶來內生動力的提升會顯著提高老年人的使用溝與知識溝水平。在考慮到數字學習內生動力的影響之后，人力資本對使用溝的影響減少了6.94%，對知識溝的影響減少了7.41%；金融資本對使用溝的影響減少了9.74%，對知識溝的影響減少了14.91%；健康資本對使用溝的影響減少了17.72%，對知識溝的影響減少了43.76%；社會資本對使用溝的影響減少了20.14%，對知識溝的影響減少了6.74%?？梢?，老年人在數字學習方面的內生動力對彌合老年數字鴻溝有較好的正向效應，老年人由于原始背景的差異導致其具備的養老資本存在差距，而這種差距是較難進行改變或縮小的，因此，內生動力的提升對于彌合老年數字鴻溝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內生性分析與穩健性檢驗

在對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基準回歸可能存在遺漏變量等內生性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采用了工具變量法。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子女個數會對老年人的經濟狀況、健康水平以及社會交往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徐目遙，2016）[31]。因此，本文將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子女個數作為工具變量，并驗證了工具變量的有效性，然后借助2SLS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工具變量回歸（N=632）

第（1）～（3）列為因變量為使用溝的回歸結果，豪斯曼檢驗的結果顯示養老資本存在內生性問題，第一階段回歸結果驗證了工具變量的相關性，F值為13.16，兩個工具變量對內生變量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表明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個數越少，老年人的養老資本越豐富，這與徐目遙（2016）[31]的研究結論一致。過度識別檢驗的P 值分別為0.312、0.317，不能拒絕工具變量外生的原假設。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養老資本仍在1%水平上正向影響老年人的使用溝水平，從系數大小來看，第二階段回歸系數增加至0.821，說明不考慮內生性問題會嚴重低估養老資本縮小使用溝的作用。

以知識溝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如表7 的第（4）～（6）列，第（4）列為養老資本與知識溝的回歸結果，養老資本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與使用溝的分析思路一致，第（5）列和第（6）列為工具變量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估計結果，支持兩個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和外生性。第二階段回歸中養老資本的系數為0.389，相比未消除內生性問題前回歸系數有所增加。在修正了內生性偏誤后老年人養老資本對使用溝和知識溝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有正向影響，驗證了文章結論的準確性。

為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接入溝的模型替換為Probit模型，將使用溝和知識溝分類并進行有序多分類回歸，分別對養老資本的作用和養老資本各維度指標的影響進行分析，結果如表8 所示，第（1）列和第（4）列匯報了Probit回歸結果，第（2）～（6）列匯報了Ologit回歸結果，回歸系數和方向與原模型基本一致，由此可見，本文的估計結果是穩健和可信的。

表8 穩健性檢驗

五、結論和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2021年12月～2022年5月的“健康老齡化與智慧養老”專項調查數據，首先通過數字接入情況了解全體老年人的接入溝，并構建數字使用與數字素養的評價指標體系來了解使用智能手機老年群體的使用溝與知識溝。其次利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和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別分析養老資本及其他因素對接入溝、使用溝和知識溝的影響。再次使用中介效應模型探索數字學習內生動力的影響機制，分析其是否在養老資本對使用溝或知識溝的影響關系間存在中介效應。最后使用工具變量法來消除基準回歸模型中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并對模型的穩健性進行檢驗。本文的主要結論是：

第一，整體上老年群體的數字接入情況一般，超過四成受訪老年人未使用智能手機，其中63.92%為農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老年人的使用溝得分均值（0.580）高于知識溝（0.407），隨著老年人對互聯網的深入使用，其知識溝相較于使用溝更嚴重。這表明我國老年群體的數字鴻溝問題較為明顯，尤其在更為深入的使用溝與知識溝上還有極大提升空間。

第二，養老資本對老年數字鴻溝有顯著影響，養老資本各維度指標對老年人的數字接入和數字使用有顯著影響，而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老年人數字素養的影響更為顯著，控制變量中的男性、低齡與城市地區老年人數字鴻溝更小。同時，養老資本各維度指標對老年人的內生動力有顯著影響，可見在原始背景的先驗條件下，較好的養老資本會強化老年人的內生動力，驅動老年人自身形成更加主動的數字學習長效機制。

第三，內生動力在養老資本與老年數字鴻溝的關系間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且在不同維度養老資本上的中介效應表現不一致。在養老資本各維度中，使用溝與社會資本的中介效應比例最高（20.14%），知識溝與健康資本的中介效應比例最高（43.76%）?？梢?，老年人在相關方向上的內生動力表現出了與其持續學習相契合的效果（楊菊華、劉軼鋒，2022）[3]。隨著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與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推進，高精尖技術的發展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老年人與時代的接軌步伐遲滯，盡管外在環境較為嚴峻，養老資本在老年人的自我發展與自我完善等方面都具有極高的幫助作用，老年群體由于原始背景不同，具備的養老資本也存在差距，這決定著老年群體內部的數字鴻溝水平與內生動力存在不同，而老年群體的原始背景是無法發生改變或提升的，因此結合本文的研究結果，提升老年人的內生動力是彌合老年數字鴻溝的最有效與最關鍵措施。對于人口老齡化與老年數字鴻溝，現階段更重要的是對老年人本身所具備的內在動力進行激發與轉化，促進老年人自身的數字化學習進程。

（二）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統籌碎片化的數字接入支持力量，豐富數字技能教育和培訓。以擴大老年群體與智能設備的接入為目標，推動老年用戶體驗智能設備。因此，政府、社會、社區、家庭等各方都應聯合為老年人的數字接入提供支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在社會與第三方平臺的共同力量上聯合建立適老化智能設備體驗線上線下多平臺；社區工作者應發揮在社區內的影響力，推動社區內智能設備體驗平臺的老年用戶市場，創建內部互助環境，讓智能設備真正走到老年人身邊；家庭是老年人最強大與最密切的支持，家庭成員應發揮代際支持作用，幫助老年人了解智能設備在自身家庭生活與社會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實用價值，解答老年人在體驗過程中的困惑與需求。使用推動方面，在保留老年人熟悉的傳統應用基礎上，豐富老年人的信息技術和智能設備培訓和教育，社會面應積極提供數字技能提升公益指導，加大面向老年群體的智能設備使用宣傳，同時在使用過程中加以引導，避免錯誤信息對老年人產生誤導，助力破解老年數字鴻溝的同時推動積極老齡化。

建立年齡友好型社會，激發老年人數字學習的內生動力。提升老年人數字學習內生動力的關鍵是建立老年人與數字技術之間的信任。首先，社會應消除對老年人的誤區與年齡歧視，同時促進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建立年齡友好型社會。老年人對于社會來說不是包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更是有意愿和能力繼續發揮作用和價值的貢獻者。其次，應重視老年人退休制度的調整，保障老年人繼續參與勞動就業、志愿服務的權利，讓老年人能夠發揮余熱，繼續為社會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最后，老年人應積極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認識到未來數字化生活的發展趨勢以及掌握數字技能的重要性，了解智能手機的便捷性與適用性，融入現今及未來的數字生活，積極順應智能化與數字化時代的發展。同時老年人還應注意提升網絡信息安全意識以及自身的數字素養，既要防止網絡沉迷，適度使用互聯網，也要學會識別網絡謠言，保護好自己的財產和隱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