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的“市企融合”戰略對金昌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評價

王文行，吳曉軍，王湘萍，劉雪娟

（1.中共金昌市委黨校（金昌行政學院），甘肅 金昌 737100；2.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甘肅行政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70）

0 引言

甘肅金昌市是2013 年國務院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中列出的262個資源型城市之一。根據原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02 年依據發生學原則所給的定義[1]“資源型城市”是因自然資源的開采而興起或發展壯大且資源性產業在工業中占有較大份額的城市。自然資源大多為礦產資源也包括森林資源；資源性產業既包括礦產資源的開發也包括礦產資源的初加工，如鋼鐵工業和有色冶金工業等。

資源型城市往往是隨資源的開采利用而生、因資源的枯竭而衰。Lucas 和Tepperman[2]、Bradbury[3]提出了一個資源型城市從生到廢棄的經典理論，即資源型城市具有6 個典型階段：建設階段、雇用階段、過渡階段、成熟階段、衰退階段、完全廢棄階段。資源型城市之所以容易因資源而興衰，是由于此類城市具有顯著的制度和產業技術的雙重約束，使其產業結構具有高度剛性。資源型城市衰退的最直接原因是因資源的枯竭而導致的產業退化，并且在產業選擇上形成了所謂的“產業鎖定”，從而導致了因資源型企業的不景氣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對城市發展和穩定造成全面沖擊[4-5]。

盡管資源型城市似乎具有衰退乃至完全廢棄的宿命，但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也不會聽之任之，而是要設法促使其實現兩個轉變，盡可能增加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由資源型城市向綜合性城市轉變和由原料生產基地向地區經濟增長中心轉變[6-7]。對中國這樣一個資源型城市數量眾多的國家，如何實現兩個轉變呢？鄭志國[8]在總結國內外資源型城市轉軌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單一資源城市產業轉軌的3 種可能模式：一是新興產業植入模式。即借鑒日本九州的做法，選擇適合該區域發展的產業，通過國家的力量直接在該區域植入該產業，并制定鼓勵政策，以帶動建立新的產業體系。該模式主要適用于一些資源開發成本很高或資源開發處于衰竭期的資源型城市；二是產業鏈擴展模式。即借鑒美國休斯敦地區的做法，通過對單一資源型城市原有主導資源開發型產業進行縱向發展，擴展產業鏈、增加產品的加工深度、從而帶動區域產業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該模式主要適用于資源儲量及開發成本雖然具有一定優勢，但產業附加值低、輻射影響力不強的單一資源型城市；三是新型主導產業的扶植模式。即從其現有的多種產業中找出具有發展潛力及區域產業帶動能力強的產業對其著力扶持。該模式主要適用于對資源開發依賴很強，但也具有一定的其他產業優勢的單一資源型城市。

上述已有研究成果所提的對策從“做什么”的視角，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思路，但對“誰來做”“如何做”等路徑性問題的探討則涉及不多。

甘肅金昌市是因其境內有號稱“鎳都”的金川有色金屬公司而于1984 年設立的地級市，是“因企設市”的典型。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金川公司就出現了自有礦產不足的端倪，為了防止因資源減少而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等職能部門和甘肅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該公司一方面加大在國外找礦和進口礦石的步伐，另一方面積極延長產業鏈，培育鎳、銅、鈷、鉑族貴金屬及有色金屬壓延加工產品、化工產品、有色金屬化學品、有色金屬新材料等新產業，經過20多年的努力，采掘業和礦產品初級加工業在金川公司產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有一定的提高，但金川公司以采掘業和有色金屬初級提煉加工的基本格局并沒有根本改變、金昌市作為典型的資源型城市的基本特征也沒有徹底改變。為實現金川公司向有色貴金屬深精加工全產業鏈基地轉變，金昌市由資源型城市向綜合性城市轉變，最終將金昌市建設成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繁榮城市，自2018 年開始，金昌市與金川公司深度合作，嘗試實施“市企融合一體化”發展戰略（以下簡稱“市企融合”戰略），即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當好金川公司的“店小二”，全方位扶持金川公司成為科技主導型、以鎳鈷銅精深加工為主導的巨型企業；金川公司發揮自身優勢，以技術擴散產業轉移形式帶動地方配套產業，在金昌市建成國內乃至世界知名的以鎳鈷銅族有色金屬為基礎的全產業集群。

“市企融合”戰略已經實施了超過5 年了，是不是提升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如果回答肯定，它又是通過怎樣的機理發揮作用的？這些既是制度設計者關心的、也是學術界感興趣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1 研究方法和模型

1.1 研究方法

考慮到“市企融合”戰略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通過測算和比較區域（城市）實施該制度前后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應該可以判斷出該制度的有效性。目前，國內外通行的測算區域（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簡稱PCA 法）、承載力法、熵權法、模糊綜合評判法、灰色關聯度法和數據包絡分析方法（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DEA 法）等。這幾類測算方法各有優點和不足，其中，DEA方法及其模型是美國著名運籌學家A.Charnes 和W.W.Cooper1978年提出的，該方法和模型因具有能夠簡明地比較多項投入指標和多項產出指標的有效性而被廣泛應用于不同行業及部門，獲得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尤其是在測算可持續發展能力方面，成為應用最多的方法之一。文章即以此方法開展研究。

1.2 模型

根據文章的研究內容、依據DEA 的基本原理[9]設計了如下BC2模型：

將金昌市看成是一個復合的巨系統，設該系統由n個部門組成（或稱為決策單元，簡寫為DMU），為了維持復合系統的生存和發展，每個部門都需要m種類型的輸入，也有s種產出，對于任一決策單元DMUj：

其輸入向量為：Xj=（x1j，x2j，…，xmj）T，j=1，…，n,輸出向量為：Yj=（y1j，y2j，…，ymj）T，j=1，…，n，輸入權重向量為：v=(v1，v2，…，vm)T,輸出權重向量為：u=（u1，u2，…，um）T，則，其BC2模型為：

相應的生產可行集為：

2 指標和數據

2.1 指標設置

按照綜合性、系統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原則，結合金昌市的實際，參照武玉英和何喜軍［10］的方法，構建了一個包括人口、經濟、資源和社會4 個可持續發展支撐子系統，各子系統的輸入輸出二級指標三級指標篩選范圍具體見表1。

表1 金昌市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標體系及輸入輸出指標

在表1 的可持續發展4 個子系統中，人口和經濟子系統既有輸入指標，也有輸出指標，因為這二者為了獲得對可持續發展有價值的輸出，必須要同時有輸入和輸出；資源子系統只有輸入指標是因為資源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素，其輸出體現在其他子系統的改善中，如經濟發展、生態環境改善、人民的收入改善、社會的安全程度提升等；社會子系統只安排了輸出指標是因為輸入的目的最終體現在整個社會的發展方面。同時，為了減少確定權重帶來的主觀偏差，部分指標只設置了二級指標，對于一些難以直接用二級指標代表的，設置了三級指標，以便更加全面地反映其真實的輸入輸出水平。

2.2 數據處理

按照表1確定的可持續發展指標，從歷年《金昌統計年鑒》篩選的原始數據，進行如下標準化和權重處理。

其中，標準化處理擬根據指標的特點，采用如下方法處理：對任一被評價對象i的第j項輸入指標，當原始數據為CIJ時，其標準化數值為：當為輸出指標時，其標準化數值為。

指標權重的確定，為客觀評價各輸入（v）和輸出（u）變量二級和指標的權重，用熵權法進行：

對經過標準化處理的任一屬于v或u的bij，其向量邊界簡稱為voru, 其指標值的比重為，當其熵值為,記,則其熵權為：

經標準化和權重處理過的各項指標值見表2。

表2 金昌市2011—2021年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標標準化值

3 結果和討論

3.1 計算結果

用DEAp2.1 在計算出λ系數矩陣、權重系數矩陣的基礎上，得出年度DMU 的輸入輸出和超效率值，具體見表3 和表4。其中，DMU1-11 分別為2011—2021年決策單元DMU的對應數值。

表3 各DMU的輸入值

表4 各DMU的輸出值和超效率值

3.2 討論

（1）表3 和表4 中的各年度DMU 的輸入輸出和超效率數值計算結果符合DEA分析的合理區間，說明計算結果是有效的。

（2）表4 中顯示金昌市2011—2021 年所有的年度DMU 值均處于“超效率”區間，且較為穩定，說明其整體上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處于良好的狀態；這對于因金川公司而設立，且金川公司礦產開采加工已經超過50多年的金昌市，的確是一個非常喜人的信號。

（3）表4 中各年度DMU 超效率數據差異很大，其均值為4.026，最高的是2011 年高達14.051，次高的是2016 年，為9.431，位居第三的是2017 年，為5.311。其余的在1~3。對照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可以發現，各年度DMU超效率數值與同年的金川公司主導產品的價格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即當金川公司的主導產品市場價格上升，整個金昌市的DMU效率上升，反之，則下降。這說明金昌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高度依賴于金川公司的主導產業，也說明了金昌市發展多元化產業的迫切性。

（4）以金昌市開始實施“市企融合”戰略的2018年為界限，發現該市實施“市企融合”前后的DMU并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僅是直觀地對表4 中的數據進行數值對比，可能會得出“‘市企融合’戰略對金昌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沒有直接的影響”的表象性判斷，但如果將各年度DMU數值與對應年份的金川公司主導產品——銅鎳的市場價格波動聯系起來、就可以得出與之不同的結論：“市企融合”戰略對金昌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有一定的改善的基本結論。因為在2019—2020 年金川公司鎳銅價格大幅度下跌的情況下，全市的DMU數值并沒有大幅度下降，仍然處于“超效率”區間，說明“市企融合”戰略的成效部分減少了年度DMU的下降幅度，也就是說，假如沒有“市企融合”戰略的效應，可能2018—2020 年金昌市的DMU 數值會比表4 中的實測值低很多，因為在金昌這類因企設市的城市中，經濟子系統的權重很大，企業主導產品——銅鎳的市場價格對經濟系統的DUM 影響更大；同時，表4 中2019—2021 年環境和社會這2 個子系統的年度DMU 分項均值要明顯高于2011—2017 年，這進一步支持了前述結論。

4 機理分析

作為一種宏觀的制度措施，“市企融合”戰略對金昌這類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升的微觀作用機理可能如下：

（1）“市企融合”降低了金川公司的間接成本。在中國，大型資源型企業由于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社會環境，往往要承擔大量的社會性責任，如自辦從幼兒園、小學到中學乃至職業教育等的各類教育機構，醫療機構和養老機構等，甚至在金昌這樣“先企后市”的城市，金川公司作為該市內單一的超大型企業，還承擔著城市內道路建設、市政設施、公園綠化等公共服務功能，這些社會責任是企業間接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2018 年實施“市企融合”發展戰略以來，金昌市的各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加快了從金川公司承接這類事業的步伐，極大地降低了企業間接成本，其效果能夠體現在年度DMU數值中。

（2）“市企融合”延長了產業鏈、部分抵消了主導產品價格下降的沖擊。2018 年以來，隨著“市企融合”戰略的實施，地方政府發揮其職能優勢，加大了招商引資力度，興辦了圍繞金川公司主導產品和副產品的“循環工業園區”，顯著延長了產業鏈，部分抵消了金川公司鎳銅等主導產品價格下降對整個金昌市經濟系統的沖擊，從整體上維持了全市年度DMU值的穩定性。

（3）“市企融合”改善了全市的環境和社會狀態?！笆衅笕诤稀睉鹇詫嵤┖?，之所以在環境和社會這2 個子系統出現較為明顯的效應，可能是通過2種路徑實現的：其一是生態環境方面。由于循環經濟的發展，部分原來作為“三廢”的排放物轉化為產品，減少了向環境中的排放；另一方面，用于生態環境建設的投資力度的加大，治理水平逐漸提高，整個生態環境向良性方向轉化，生態系統的承載力也明顯上升；這就使生態環境分項的DMU 穩中有升，且效果明顯。其二社會子系統方面。按照市企均衡目標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全市的人民收入普遍增加、基礎設施更加完善、社會保障系統更加健全、社會安全領域治理更加有效，出現耦合效應，導致社會子系統的DMU數值顯著上升。

總之，金昌市率先實施的“市企融合”戰略是一個新生事物，文章以其為視角，研究其對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影響尚屬首次，可能有很多不足；同時，該領域也還有大量的空白性問題，這些都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