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第斯山脈的綠色基礎設施：高山人居的合作性景觀設計策略

Monica Rivera-Mu?oz 唐 敏

（1.薩里亞納理工大學建筑學院，昆卡 010102；2.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上海 200092）

以“綠色基礎設施”為核心概念，剖析了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脈地區的城市化不同歷史進程中孕育出的傳統綠色基礎設施要素和體系。以秘魯卡奇河流域的阿亞庫喬的城鄉結合區域為例，具體展現了在氣候變化和政府規劃職能不完全的情況下，當代高山人居需要基于傳統智慧、與社區內外的多主體聯動，在知識生產和轉化過程中進行多維合作，才能推動綠色基礎設施體系成型和運作，以應對人地和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挑戰。分析指出，綠色基礎設施與高山聚落的空間社會文化密不可分。借助《安第斯城市化》項目，探討了宏觀流域、中觀城鄉一體化和微觀社區尺度各自對應但相互耦合的的三種景觀設計策略。上述設計研究和景觀策略在安第斯山脈語境中展現了綠色基礎設施的多樣構成、綜合作用和合作意義，并為中國的綠色基礎設施體系建設提供借鑒。

高山城市主義；非正規社區；城鄉一體化；合作生產的公共空間；拉美城市；測度綠色基礎設施

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在2021年印發了《關于推動城鄉建設綠色發展的意見》，并在2023年更新的《新時代的中國綠色發展》，多次強調了多維度基礎設施，尤其是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在新時期城鄉綠色發展和人居環境改善中的關鍵作用。學界近期對中國的綠色基礎設施及其相關概念①相關概念包括生態基礎設施、景觀基礎設施等都有不同學者（例如翟?。┻M行過詳細分析。本文重點并非探討概念的區別，而是從安第斯山脈的實踐重新認識綠基的類別和作用機理。因此，統一使用綠色基礎設施。的理論和技術體系進行了探索，主要分為三大方向：（1）在國土空間規劃下對綠斑的識別和綠色用地指標的制定，用于管控土地利用并引導新的城鄉結構[1-3]；（2）挖掘生態系統（ES）復雜性和多樣性，以藍綠網絡服務氣候變化下人居健康福祉和生物多樣性[4-6]；（3）在存量更新中，對城市社區花園、濱江和鄉建等微觀及中觀層面的實踐進行探索，強調綠色基礎設施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性和地方性[7-10]。此外，還有基于韌性、社會正義等分視角[11-12]或綜合性的探索[13-14]。

上述研究中的綠色基礎設施主要服務于中長期目標，而國土空間與下層規劃傳導或銜接不當、微觀層面的眾多探索與大體系脫節都是當前的問題。此外，對綠色基礎設施相關概念和對國外經驗的借鑒以西方理論和技術為主，忽視了占全球人口的大多數地區。在近20年中，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城市化中基礎設施（水、道路、電、垃圾等）成為剖析城市化的最重要的視角之一[15]，與現代性、社會環境公正、空間規劃或非正規交織的社區治理議題相聯系。Stephan等[16]對亞非拉的綠色基礎設施的整體發展情況的回顧指出，大部分南方國家法定規劃較弱的同時存在大量社區自組織建設和維護綠色基礎設施；需要避免盲目照搬西方理論和經驗，在地探索綠色基礎設施定義、類型，和其對基本生存和生產的作用機理，提升氣候變化下綠色基礎設施對社會和生態環境的改善效果，并拓展多主體合作的創新路徑。

本文圍繞“綠色基礎設施”這一核心視角，以秘魯山地為例，探討安第斯山脈近期的“合作性（Collaborative）”的景觀設計策略。安第斯山脈是世界上最長的山脈，跨越并連接了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哥倫比亞、阿根廷和智利等國家，蘊含豐富礦產資源。其廣度在200～700 km，全長達8 900 km，平均海拔高度為3 660 m，大部分地區海拔在3 000 m以上（圖1）。山水綠文復雜多樣的特征孕育了緊密的人地關系，高山居民獨特的山地社會文化和信仰將生命賦予這些山峰河流[17]。而高山人居歷經早期帝國和殖民后殖民時期，山地自然資源與經濟、社會、政治制度耦合。如此長時段的變遷中，綠色基礎設施為何？其如何折射動態的人地關系和城鄉關系？上述問題是在南美山地城市化進程中探討綠色基礎設施和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切入點。

圖1 安第斯山脈的高差塑造了八大生態地帶Fig.1 Altitudinal variances in the Andes gives place to differentiated ecological floors

1 案例簡介和核心概念界定

1.1 安第斯山脈山地人居孕育出的綠色基礎設施

探討何為傳統或新興的綠色基礎設施無法脫離安第斯的城市（Andean cities）和安第斯山脈城市化（Andean urbanism）所展現的長時段的人地關系演變。高山聚落在15世紀前通常位于低海拔山谷，以農牧業為經濟基礎。后為解決水資源短缺和防御需求遷徙到海拔3 500 m以上的山頂水源附近，農作物也從玉米調整為適應高海拔的根莖類作物。從15世紀中開始，山頂和山坡聚落作為主要的人居形式，呈現出疏松的網絡狀空間結構。原住民巧妙地利用海拔差異形成的多樣微氣候，居住空間和特定農作物的耕種嵌入多樣的山地中，并通過部落間的物物交換維系生活。高山人居與生產性景觀和文化社會經濟系統相互耦合。同時，部落也需要向帝國貢獻貢品和勞動力，參與都城、祭祀和大型生產性景觀和水利工程的集中建設。6至11世紀的泛安第斯國家（Pan-Andean State）和16世紀全盛的印加文明留存下的遺跡展現了復雜的城市規劃、道路系統、生產性景觀和其他工藝技術[18]。

圖2展示了用于蓄水和滲水的人工池（qochas①qochas指天然或人工池塘，在安第斯高原用于蓄水或滲水的目的。當這些池塘組成一個系統時，它們通過amunas溝渠相互連接，以便水流在池塘之間流動。）、用于引流的水渠（amunas②amunas是在雨季將自然溪流的水引入緩坡溝渠的系統，其目的是增加山坡的水滲透，延緩水流通過地形，以延長山下泉水在旱季的供水壽命。），以及帶有滲透溝的農業梯田（agricultural terraces③農業梯田是一種古老的農田系統，通常由人工建造的平臺或梯田組成，用于在陡峭的山坡上種植作物。這些梯田的設計旨在克服山地地形的挑戰，使農民能夠在有限的耕地上進行農業生產。）等體現了早期城鄉人類住居、農業生產周期以及定居點建設和自然資源間相互匹配的關系[19]，在安第斯山脈中留存至今，構成了傳統的綠色基礎設施。圍繞綠色基礎設施的合作生產孕育出了文化意義和社會結構。例如，原住民通過傳統儀式和慶典感謝“大地之母（Pachamama）”對農業豐收的恩惠并保護居民免受自然災害。這樣的儀式既連接了人與自然互惠互利的關系，也加強了人與人的互助和團結。在高山人居社區中的綠色基礎設施是共同利益集體勞作的成果——通過共同耕種、共建設施并組織節慶和活動等增強了社區內部強大的社會凝結力[20]。

圖2 西班牙殖民前的水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景觀管理和改造系統Fig.2 Pre-Hispanic systems of landscape manag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for water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如今“安第斯城市”多指西班牙期間（1532-1821年）建立的殖民城市，新的基礎設施出現服務于“宜居的山谷與荒涼的高地（valley and upland model）”[21]二元人居模式。南美本土學者認為，在“不斷攫取”的策略下，殖民者未曾發展出平衡人地關系的綠色基礎設施，而是通過植入基礎設施對高山生態造成了持續的破壞，并試圖控制和轉化高山原住民。例如，通過西班牙網格式街道④到16世紀60年代，大約有14個主要的西班牙城鎮和城市在安第斯山脈建立，占據了帝國重要城市面積的三分之一。此外還有70多個中等規模的城鎮和村莊，幾乎所有安第斯城市地區都位于谷底。西班牙帝國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些山谷城市中心的廣泛職能，包括行政、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占領覆蓋谷中原住民的定居點，將他們推向高處更加陡峭和貧瘠的土地；在高地上通過砍伐大量森林，建立礦區開采礦石，并在1570年實施強制性定居點。這些舉措將谷中原住民驅逐至陡峭貧瘠的土地，破壞了自給自足的分散式高山聚落，將他們轉為為礦區和城市內的勞動力。同時，殖民城市成為行政教堂和市場等經濟政治中心；網格狀的硬質基礎設施引水入城，為早期的磨坊等工業生產服務；城市周邊肥沃的土地供給殖民者食物。高地變成了邊緣和附屬的景觀，為山谷中的資本積累提供源源不斷的礦產資源和勞動力。

1.2 安第斯山脈綠色基礎設施的當代挑戰

殖民時期“中心—邊緣”的二元人居模式導致了城鄉之間的權力、資源和機會的不平等。例如，1821年秘魯獨立后，西班牙后代依然掌握了大片肥沃的土地和城市資源，高山上的新聚落居民缺乏，就業人口外流。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快速城市化導致了發展的不均衡；20世紀80年代的全國武裝沖突⑤阿亞庫喬山區從1980年起經歷了20年的武裝斗爭、大量農民流離失所。1980年，秘魯政府遭到了奪取政權的武裝斗爭和恐怖主義勢力的威脅，這些勢力控制了阿亞庫喬市的高地。1982年，這些地區的原始居民決定與武裝勢力對抗，以重新獲得獨立。這場戰斗在這一地區造成了將近2萬名受害者。和經濟衰退加劇了當代城鄉和人地關系的雙重危機。本文案例卡奇河流域（Cachi river）的阿亞庫喬（Ayacucho）（圖3）是一座建于1540年的西班牙殖民城市，位于流域半干旱盆地內建立的。其城市人口在1980-1992年增長了60%，并在過去十年內增加了6倍。涌入的移民多落腳于城市邊緣的地形陡峭地帶，形成大量缺乏公共規劃，被政府視為“非正規”的社區。

圖3 案例的重點關注區域。Fig.3 Location of the study case.

卡奇流域城鄉和人地關系失衡表現如下。森林砍伐導致的水土流失和氣候變化引發的季節性暴雨、洪水、山體滑坡，以及供水不足問題。高山冰川、天然湖泊和蓄水池是半干旱地區的水源，受到冰川減少、氣溫升高和降雨變化的影響，難以滿足下游城市和人口擴張的需求[22]。因此，高山作為世界自然的儲水塔而衰退[23]。阿亞庫喬地區政府供水偏向城市中心，忽視高地和城市邊緣，直接威脅到這些定居點的人身財產和基本生存條件[23]。在最缺水的地區，居民依靠自組織安裝水龍頭和水管引水。

非正規社區和氣候變化下失衡是在當代安第斯山脈語境中探討綠色基礎設施必須直面的挑戰。然而，2000年后逐漸建立的三層規劃體系（國家、區域和環境規劃），相互交錯重疊的法規，成立于2001年的國家規劃機構CEPLAN沒有足夠的決策權和協調力來應對上述挑戰[24]。三重規劃體系具有碎片化和重疊的特征，采用靜態的區域劃分并獨立制定規劃的各級機構，上層策略的橫縱向傳導不明確，中央政府優先發展經濟的目標與地方資源不匹配[25-26]。2018年，秘魯頒布《氣候變化框架法》強調“在設計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時，需要重視和活化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及其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愿景”，具體做法卻是政府提供材料，非政府組織提供技術支持，社區提供必要勞動力?？梢?，秘魯語境下當代綠色基礎設施議題不得不依賴合作的知識生產。

2 探索“合作生產”路徑

本文中的合作生產有三重含義。首先，是新興實踐需要與傳統知識合作。其次，是社區內外多主體間的合作；再者，是在地知識的生產轉化和升級過程中的綜合性合作。

當前安第斯山脈的高山原住民和在地組織成為用傳統智慧實踐綠色基礎設施的先行者，他們遵循更廣泛的宇宙觀，通過互惠的集體勞動形式，在高山領土上開展自行合作建設低技的綠色基礎設施[27-28]。例如，在當地深耕了30年的“農牧業發展中心（CEDAP）”強調，傳統智慧中的景觀和水資源管理有賴于社區的運營和維護，因而離不開對人和社區的培育以及對合作生產的關注[29]。該組織除了在水源種植云杉樹林，建造系列的人工池之外，還積極訓練當地青年領袖，為婦女賦權，并加強社區參與景觀規劃的能力[30]（圖4）。

圖4 通過“集體勞作”的社會機制，高山聚落的社區正在建造人工池Fig.4 Ancient social structures for communal work like the faena are still activated as mechanisms to transform the landscape, lik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qochas

除了上述在水源附近的重建蓄水和引水系統行動外，合作性生產的綠色基礎設施也需要考慮下游景觀資源的消耗，將城鄉邊緣的非正規社區作為景觀和社會大系統的一環以應對人地和城鄉的當代問題的挑戰。這正是本文的重點關切，也是由魯汶大學（KU Leuven）團隊①本文的兩位作者都是魯汶大學的城市中心的博士，其中第一作者深度參與并引領《安第斯城市化》項目，通訊作者在魯汶期間積極參與工作坊相關的討論。、順應社區組織CEDAP和當地政府在阿亞庫喬發起的“安第斯城市化（Urban Andes）”設計研究項目的核心目標。項目以2018年、2019年在阿亞庫喬舉辦的國際城市設計研討會（IUDW）為平臺，通過綠色基礎設施為核心議題連接多主體的路徑，試圖有效整合不同的主體的知識（包括研究者的學術知識、建筑和景觀專業實踐者的設計知識，以及在地機構和社區在過去的景觀改造實踐中積累的傳統知識），并發揮其合作潛能。研討會集結了24位來自于城市規劃、景觀設計、環境工程、土壤力學、化學、土木和生物領域的多學科專家、當地政府，以及在所研究區域長期開展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和社區代表。

項目的第一階段重點揭示了卡奇河流域生態循環過程中的復雜系統，并探索了可以促使各種復雜系統（水、食物、生產等）實現平衡的行動方案。第二階段通過與當地規劃機構、公共機構和社區的協作，為城鄉邊界的非正規社區制定了參與式的城市和景觀設計策略。例如，項目在社區組織了前期的信息傳播活動，邀請居民參加設計，并在工作坊階段方案提出后公共展覽和討論會等。在此基礎上，CEDAP聯合尋找資金和合作者，探索研究和設計的進一步深化和落地。下文將具體圍繞“綠色基礎設施”的流域、城鄉邊緣和具體社區節點尺度分析項目內涉及的三種合作性的景觀設計策略。

3 合作性綠色基礎設施視角下高山人居的景觀設計策略

3.1 策略一：測度改善流域尺度下的水文資源與人居景觀的耦合

為應對干旱季氣候、陡峭的地勢和稀缺的水資源，第一個景觀策略的關注點是測度并活化原住民對于綠色基礎設施的傳統知識，理解高低海拔流域中已有的綠色基礎設施系統，并在此基礎上，通過設計策略加強水資源循環的同時注重具有生產性和社會性的景觀協作生產。

由于缺乏針對綠色基礎設施的規劃文件和官方資料，測度流域中的復雜系統依賴于深入的設計研究對在地知識的汲取吸納和轉化。作為在地扎根的民間組織，CEDAP不僅提供建設物質基礎設施的技術支持，還和村民合作生產在地的知識。例如，工作坊的參與者在CEDAP的組織下拜訪高山的原住民社區，對有關流域中的水資源體系、灌溉農業中以提升生產力為目標的中小型綠色基礎設施進行了分門別類的調研。

在測度中，圖繪（mapping）是一項用于將不可見知識具像化，并在設計研究中進行不斷進化的重要工具?！敖徽劦貓D（mapas parlantes）”作為大眾的地圖，圖繪和口述基于居民的生活經驗，集體總結并探討問題和需求，以制定高山人居環境的長期發展愿景（圖5）。而針對人居環境綠色基礎設施復雜系統的圖繪貫穿著設計研究不同階段的合作[31]。景觀建筑規劃等專家發揮專業能力，凝聚并重繪原住民的日常知識、經驗和愿景。這樣強調在地知識的測度方式順應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發展的“反地圖（counter mapping）”[32]和“激進制圖（radical cartography）”[33]等運動，和圖繪景觀性復雜系統的先鋒性實踐[34]。測度需要多主體共同合作“發現（finding）”傳統或在地的知識，共同建構代表未來愿景的“構建（founding）”新興知識回饋當地社區[35]。

圖5 阿亞庫喬一個農村社區的成員正在進行圖繪練習的展示Fig.5 Exposition of one cartographic exercise by a member of a rural community in Ayacucho during the IUDW

比如，圖6從剖面的角度剖析了自高山水源至城市低地間，各個海拔高度的集水區、湖泊、濕地和河流等水系與農業生產、食品以及其他資源方面的關聯系統。流域源頭是水資源產地，也是原住民和農民社區的家園，保護自然生態和水源將直接作用于低地居民用水的確保。剖面視角不僅幫助理解不同海拔的微氣候下的生產（例如高海拔的礦區），并可以剖析水系要素和其流動而激發的生產生態系統的運作。鳥瞰視角（圖7）基于多維度的復雜系統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后，提出綜合改造的設計策略。

圖6 卡奇盆地深剖揭示了不同海拔人居環境的相互關聯Fig.6 The deep section through the Cachi basin exposes the interconnectedness across the territory

圖7 卡奇流域景觀改造綜合策略，包括系統灌溉、修建人分工蓄水池，以及促進全流域內的農業和畜牧業活動Fig.7 Cachi watershed: combined strategies of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like systems irrigation, creation orqochas, and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activities stimulated across the Cachi watershe

結合CEDAP一直以來在測繪水系和綠色基礎設施分布以探討水資源的保護方案的同時積極協助構建農產品市場網絡，加強農村青年在景觀規劃與發展方面的能力，這些圖僅代表了流域尺度的綜合性圖繪分析和設計策略的一部分。設計策略在綠色基礎設施體系內植入人工元素（蓄水或生產性景觀），促進各個部分的循環價值和能動性，在保護自然資源的前提下提高社會經濟效益。此外，這些展現了流域尺度復雜系統的多維度圖繪集成了跨學科專家的場地調研和當地社區的日常經驗、在地知識和共同愿景。它的另一個作用是為后續對接規劃做好了基礎。

3.2 策略二：識別城鄉邊界的景觀類型、構建可呼吸的斜坡

城鄉邊界區域是卡奇流域城鄉和人地關系失衡的重點。第二個設計策略在中層尺度關注新的綠色基礎設施滲透改善城鄉交界處的非正規社區，并控制其無序蔓延的作用。設計研究先識別阿亞庫喬城鄉交界處的景觀特點和風險，將其分為三種“景觀特征（landscape figures）”。然后，以水流路徑和河道為中心，與流域尺度加強水資源和水循環的策略呼應，有針對性地逐步重建城鄉交界區域的水滲透性和水循環體系。

如圖8所示，阿拉米達河谷（Alameda Valley）是第一個景觀類型（剖面AA、CC和EE）。河谷從西南向東北延伸，將城市分成兩部分。在1540年的殖民城市中，河道曾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中心，現在被狹窄的混凝土渠道所替代，導致河谷城市面臨污水處理能力溢出、缺乏雨水排水系統以及固體廢物污染等問題。城市西部邊緣的皮科塔山脊（La Picota Ridge）代表第二景觀特征（剖面DD）。作為最早的邊緣非正式定居點，居民對土地的侵占不斷擴張至更陡峭的區域。降雨后常發生侵蝕和山體滑坡事件，對下游城市中心構成威脅。2009年的泥石流和山洪災害導致10人死亡18人失蹤，當地政府開始實施雨水排水系統，但僅限于山谷中的歷史城區，皮科塔山脊非正規社區僅部分修建擋土墻。第三景觀特征代表是莫勒帕塔山丘（Mollepata Hill），位于市中心北部的深谷內（剖面AA）。盡管有新興社區建立，但整個區域只有一條公路與外界連接，因此與城市建成區和水文系統隔離。山丘獨特地形成為雨水和廢水管理的絕佳試驗地。

圖8 研究區域中的三個景觀特征Fig.8 Three landscape figures for future envisioning

鑒于篇幅限制，3.2節和3.3節將重點圍繞皮科塔山脊這一案例。為應對山洪和山體滑坡風險，皮科塔山脊的非正規社區需要采用多樣的空間策略提升山脊的水土穩定性和居住環境質量，同時控制空地被侵占和擴張建設。中觀尺度的景觀策略以“可呼吸的斜坡（living slops）”為目標，旨在8年時間內將皮科塔山脊整體轉變為城市邊緣的綜合型綠色基礎設施，通過生產性的景觀結合社區參與營造的口袋公園等設施，將危險的斜坡改造為資源保護和宜居生活的場所。為實現這一目標，設計策略將皮科塔山脊分為三類地形：高原、自然坡道、城市化斜坡，重點干預干涸的河道及其周邊節點，在構建水循環、防止無序建設蔓延的同時促進具有生態景觀和社會意義的綜合性體系。如圖9所示，水循環包括水的過濾、滲透、減緩、分散、收集和再利用等復合功能。

圖9 皮科塔山脊的非正規社區在斜坡上的生活和景觀環境Fig.9 “Living slopes” for La Picota

3.3 策略三：逐步建造的復合的綠色基礎設施

基于社區居民的遠景，策略三的目的是通過在社區尺度植入新的綠色基礎設施，耦合景觀、空間和社會文化，設計策略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基礎設施的復合功能。通過改善和逐步恢復擴大公共綠地，加強斜坡在水和行人的連通性與流動性。同時，善用水循環的不同步驟，控制斜坡的水土流失，加強與居住排水系統的聯動改善生活環境。

例如，圖10的三個節點更多是細化策略二的“可呼吸的斜坡”下各個節點的短期、中期和長期設計愿景的具體做法，以河道為重新的場所營造能應對雨季時的較大水流量和該地區日常缺水和資源匱乏的情況。圖10-a和圖10-c分別將水道和行人道和高差結合，促進綠地逐步恢復的同時打造綜合性的設施。

圖10 拉皮科塔恢復綠地、阻止水土流失和改善土壤保水性的策略Fig.10 Strategies for recovering green areas, stopping erosion, and improving soil water retention at La Picota

圖11強化了雨水和灰水的相互關系。圖11-b正是通過逐步建造綠色基礎設施對雨水進行收集和過濾，并將過濾后的水資源再利用于下坡街區的綠化養護，以緩解水資源分布的空間失衡。而圖11-c則展示了另一種傳統技術，即鼓勵集體修建水井，以用于減緩雨水流速和過濾，使雨水可以儲存在地下水層中，供干旱季節使用。這些節點的設計方案旨在促進綠地的逐步恢復。方案還強調通過一些小型公共建筑工程（比如小徑和樓梯的路緣石），推動日常休憩空間和用于社區集會開放空間的場所營造。

圖11 城市化地區的污水和公共空間管理戰略，以在 Picota 阻止水土流失和提高土壤蓄水力Fig.11 Strategies in urbanized areas for managing grey water and public space, and stopping erosion and improving soil water retention at La Picota

上述設計策略的另一個特征是強調“逐步建造（incremental development）”的時間性和社會性。預期使用8年時間用來逐步發展綠色基礎設施，并同時營造社區生活的場所和培育社群。這些過程采用傳統高地的綠色基礎設施的“集體勞作模式”，鼓勵社區參與景觀的日常維護和持續性生產，使得景觀節點融入當地社區社會文化日常，推動其從綠色基礎設施向社會基礎設施的自我轉變。這在本質上非正規社區自身的營造邏輯共通。因為所有非正規社區的居民會逐步改善自己居住環境的材料、增建或改造住房。這一景觀策略將蘊含在高山人居傳統社會中的自建實踐與集體勞作與城市邊緣的非正規社區結合，從微小的改造行動開始輻射至（綠色）基礎設施的漸進完善。至此，高山人居的公共空間逐漸累積，并發展出作為綠色景觀和社會基礎設施的雙重內涵。

4 結論與討論

卡奇流域和阿亞庫喬周邊的合作設計研究工作中對“綠色基礎設施”的分析、干預和景觀策略，為安第斯山脈的高山人居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經驗和反思。

本文首先提出了“何為綠色基礎設施”這一本體論問題。對安第斯山脈長時段的人地關系變化過程的分析指出，綠色基礎設施必須因地制宜，且隨著人居和城市建立中社會、空間以及景觀的交互而變化。不僅是高山人居的物質環境立于景觀之中，高山原住民社會的社會組織、勞作方式以及宇宙觀也是綠色基礎設施的重要部分。因此，綠色基礎設施的構成要素功能類別多樣，關鍵在于各種要素如何在復雜體系中協調運作，發揮綜合性作用。本文提出的三種景觀設計策略采用循序漸進的方法，相互緊密銜接。策略一通過在地深度合作，測度各類自然和人工元素，并通過繪圖整合展現改善社會經濟景觀復雜系統的運作；策略二識別城鄉交界區域中的空間類型和風險，以河道為中心串聯并改善不同地形下的水土條件和居住環境；策略三強調節點的復合功能，調動社區力量善用逐步建造。其中，新興元素均結合傳統智慧。新興的綠色基礎設施作為綜合性體系，具有多樣性和多主體性的特性，體現了人地和城鄉關系各時期的特征。

面對弱政府和弱規劃，本文案例的綠色基礎設施所蘊含了自下而上的特征和合作的本質，促使對“誰的知識”這一知識生產的主體問題和知識轉化及跨地域的傳播的進行反思。由第三方推動的高山鄉村綠色基礎設施共建和《安第斯城市化》項目都是從傳統人居關系中獲取經驗，集結多方參與，發展城鄉一體化的多尺度綜合性設計策略和行動。案例強調“何為知識和知識為何”，揭示人在環境中的居住形式和實踐推動環境營造的能動性。然而，針對阿亞庫喬的設計策略，尤其是非正規社區集體勞作，不一定適用于安第斯山脈全域人居環境[36-37]，其風險因社區構成和政治動態而異①例如，本文第一作者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分析了厄瓜多爾安第斯山脈中昆卡和周邊的城鄉社區與本文的秘魯案例有所不同。。目前，《安第斯城市化》項目仍在進行，項目不光致力于探索提議安第斯山脈地區的水與景觀和住居方案；同時借由工作坊平臺，與地方當局、社區組織以及社區居民保持緊密聯系，并尋找長期合作機會和新參與者，以推動設計策略的深化和落地。

本文也是厄瓜多爾和中國的兩位合作研究者的成果，望以此為中國學界拓展來自全球南方的在地性經驗并探索未來南南知識合作的可能性。對于中國正在建立的綠色基礎設施體系，本文對傳統文化較強、人口密度較低和制度不完善的區域，從空間對象范圍、目標和工作機制上有一定借鑒意義。案例強調了綠色基礎設施有別于綠斑，其非物質性層面的要素和作用必須通過在地識別、分析并匯總，有向上傳導的潛力。同時，案例突顯了基于社區日常實踐的中短期目標，在綠色基礎設施復雜體系工作機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最后，案例蘊含的多層合作性工作機制，無論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還是兩者結合，都值得深入思考，方能進行因地制宜的創新。

注1：圖3改繪自BLANCQUAERT L, DE CLERCQ E, HAWER T, et al.Rethinking Urbanisation in Ayacucho,South Andes of Peru[D].Leuven: University of Lueven Faculteit Ingenieurswetenschappen, 2019，圖4-圖7源自IUDW 2018設計工作坊，圖8-圖11改繪自IUDW 2019工作坊資料，其余圖片均由作者繪制。

2：兩位作者對文章的共同貢獻分別如下。Monica組織并深度參與兩次在地工作坊及相關研究、教學和圖繪。唐敏主要負責本文的材料組織、溝通和寫作。

致謝：中文寫作過程中受到西南科技大學拉美研究中心崔忠洲老師和清華大學的黃夢君同學的幫助，特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