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國社會福利強度與相對貧困治理
——基于三次分配的視角

李雪杰

（倫敦國王學院政治經濟學系，英國 倫敦 WC2R 2LS）

0 引言

目前，中國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相對貧困治理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重要舉措。那么，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形成過程中，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環節對相對貧困的緩解效應如何？可支配收入形成后，消除相對貧困還需要多少額外的福利支付？研究這些問題對于相對貧困治理、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具有理論與現實意義。

事實上，世界各國的再分配能力都面臨嚴峻挑戰，基于相對貧困治理的收入再分配問題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大多數研究認為，原始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往往缺乏有效的再分配財政制度[1]。有關稅收和福利制度與相對貧困水平之間聯系的研究表明，2008—2015 年歐盟稅收和福利政策改革總體上有助于緩解相對貧困[2]。Vandenbroucke 等（2012）[3]通過對再分配努力（redistributive effort，RE）指數的測度發現，若將相對貧困線設為總體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40%和60%，則歐盟各國的RE 指數分別介于0.2%~1.4%和1.1%~4.6%。

就國內研究而言，有研究討論了政府稅收和轉移支付再分配系統在減貧方面的作用，比如盧洪友和杜亦譞（2019）[4]發現財政工具發揮再分配作用后，全國整體絕對貧困率由10.42%下降至8.1%，平均貧困差距由每天0.7美元下降至0.6美元；解堊和李敏（2020）[5]發現個人所得稅和轉移支付系統會使全國相對貧困率下降0.58 個百分點。還有研究專門討論了中國存在的貧困缺口問題，比如汪晨等（2020）[6]研究發現，在1978—2017年中國絕對貧困總缺口由4146.92 億元下降至982.32 億元，而相對貧困總缺口從40.98億元上升至19677.26億元。

顯然，關于相對貧困治理更深入的研究有待完善，居民獲得的社會福利收入和其他轉移性凈收入對于相對貧困治理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探討了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形成過程中，再分配過程中居民獲得的社會福利和第三次分配中獲得的轉移性凈收入對相對貧困的緩解效應，以及可支配收入形成后還需要多少額外福利才可以進一步消除相對貧困。

1 研究設計

1.1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形成過程

根據國民經濟核算原理，居民按對生產的貢獻大小獲取市場收入，市場收入屬于初次分配收入。在初次分配基礎上經過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調整，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再分配調整通過經常轉移收支實施，其中的經常轉移收入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等社會福利①社會福利既可以是現金也可以是實物，按照SNA（2008）核算標準，其中，政府和非營利性機構為居民提供的實物社會轉移，比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服務、救濟物品等都屬于非現金轉移，作為居民消費的一部分，不計入居民可支配收入。，經常轉移支出包括個人所得稅和社會繳款。第三次分配也被稱作其他轉移性凈收入，包括來自企業及社會組織對居民的轉移以及居民間的贈送等轉移凈收入。設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為：

其中，X為居民原始收入，B為居民實際獲得的社會福利，一種是由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包括社會保險福利以及社會救濟福利；另一種是由企業提供的社會福利，包括居民領取的住房公積金、企業年金、商業保險賠付等。T為居民的經常轉移支出，包括繳納的稅款以及社會保障繳款。B和T體現了再分配過程對居民收入的調整。V為居民獲得的其他轉移凈收入，體現了第三次分配對居民收入的調整。

1.2 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形成的相對貧困治理策略

相對貧困治理體現的是市場、政府和社會三方主體的共同參與和協調合作，還是以消除相對貧困為目標的系統工程，更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相對貧困治理應圍繞居民可支配收入形成的全過程展開。在如式（1）所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形成過程中，X作為初次分配的結果，由市場按效率原則決定，初始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的極化現象。式（1）中的B和T由政府按照公平原則進行再分配，再分配的主體是政府。有效的相對貧困治理策略應將經常轉移支出T作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減項，更多地針對高收入者；社會福利B作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項，應更多地針對社會的低收入者。另外，式（1）中的另一個增項是其他轉移凈收入V，體現了第三次分配的結果，三次分配的主體是社會，要加強第三次分配在相對貧困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能動性?？梢?，努力提升政府綜合治理能力，積極發揮三方主體在相對貧困治理中的職責和功能，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做好收入分配的加法和減法，才能取得相對貧困治理成效，有效推進共同富裕進程。

式（1）中居民獲得的社會福利B作為最重要的增項，對于相對貧困治理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地，如果采取瞄準式相對貧困治理策略，那么就應盯住相對貧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缺口，用一定的額外社會福利補齊，可最大程度緩解甚至消除相對貧困?；谙鄬ω毨е卫淼目芍涫杖胄纬蛇^程，式（1）可拓展為：

其中，B*為消除相對貧困所需要的額外社會福利。

本文關注式（2）中的增項，探討可支配收入形成過程中居民實際獲得的社會福利B和居民獲得的其他轉移凈收入V在相對貧困治理中各自的減貧效應，并進一步分析可支配收入形成后消除相對貧困所需要的額外社會福利B*。為了進行省域間和地區間的對比分析，本文構建了平均福利強度指標和額外福利強度指標，并從消除相對貧困視角對額外福利強度指標進行因素分解，以提供比較深入和細化的定量結論。

1.3 測度方法

定義社會平均福利強度為：

社會平均福利強度指居民在再分配過程中實際獲得的社會福利與其初始收入之比。顯然，當其他條件不變時，社會平均福利強度越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越高。

Foster 等（1984）[7]提出的FGT 指數可以進行相對貧困的識別和測度。FGT 指數由升序排列的可支配收入變量D=(D1,D2,…,DN)和相對貧困線z決定：

其中，N和N1分別表示總人數和相對貧困線以下的人數，α是貧困厭惡系數，當α=0 時，=N1/N，表示相對貧困率；當α=1時，表示相對貧困差距。

其中，μD是相對貧困人口的平均收入，(z-μD)為平均貧困差距。反映相對貧困群體平均收入到相對貧困線的相對平均距離大小。相對貧困線大多以總收入中位數或平均數一定的百分比為參照①OECD、歐盟和聯合國采用以總體收入中位數的50%或60%為基準的相對貧困線，英國則以收入平均數的50%為基準設定相對貧困線。。

由式（5）可知，若將可支配收入變量D替換為原始收入變量和社會福利收入之和W=X+B=(X1+B1,X2+B2,…,XN+BN)，則得出的是原始收入經過再分配過程中福利收入調整后的相對貧困率；若將可支配收入變量D替換為原始收入變量X=(X1,X2,…,XN)，則得出的是原始收入的相對貧困率。顯然，居民收入再分配過程中社會福利的減貧效應為：

類似地，設M=W-T=(X1+B1-T1,X2+B2-T2,…,XN+BN-TN),第三次分配的減貧效應，即其他轉移性凈收入的減貧效應為：

如果相對貧困群體在可支配收入的基礎上再獲得足夠數額的額外福利，那么就可達到消除相對貧困的目標。額外福利是指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形成后，為消除相對貧困而需要的額外福利轉移，有別于上文在可支配收入形成之前居民實際獲得的社會福利B。如果能提供與平均貧困差距(z-μD)相等的額外福利，那么就可以消除相對貧困?；诖丝纱_定消除相對貧困所需額外福利為：

進一步考慮個體差異，假設相對貧困群體在其可支配收入Dp的基礎上獲得額外的社會福利B*，且額外的福利完全免稅，從而使其達到與相對貧困線z完全相同的額外福利后收入：

式（9）可變換為Dp=z-B*，對相對貧困群體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GDp進行收入來源分解，可將其表示為各收入組成部分集中系數的加權平均：

其中，Cz和CB*分別是相對貧困線和額外福利的集中系數。由于相對貧困群體得到的額外福利正好彌補其相對貧困差距，所有貧困群體具有相同的可支配收入，因此Cz=0，將式（10）變換為：

參照Aksman（2020）[8]的方法，考慮額外福利B*的Kakwani 累進性系數KB*，該系數為相對貧困群體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與額外福利集中系數之差：KB*=GDp-CB*。若KB*>0（<0），則表明額外福利具有縮?。〝U大）收入差距的累進性（累退性）；若KB*=0，則意味著額外福利是中性的。將式（9）代入式（11）可將消除相對貧困的額外福利B*進一步表示為：

給定如式（12）所示的額外福利后，整個樣本的平均額外福利強度為：

式（13）可以理解為消除相對貧困所需要的總體額外福利與全體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平均額外福利強度包含以下三個因素：一是相對貧困率N1/N，該值越大意味著需要補償的相對貧困群體越多；二是相對貧困線與可支配收入之比z/D，該值越大意味著貧困群體的相對貧困差距越大，需要更多的額外福利補償；三是相對貧困群體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與額外福利累進性系數之比GDp/KB*，該值越大意味著相對貧困組內的不平等程度相對越高，需要更具累進性的額外福利。為了對三個因素的貢獻進行分解，可將式（13）取對數后變換成加和形式：

基于式（14）可以得出相對貧困率、相對貧困差距和相對貧困組內消除不平等各自需要的額外福利份額為：

其中，γ=N1/N、z/D或GDp/KB*。

1.4 數據與指標

本文數據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9 年的調查數據，樣本覆蓋中國29 個省份（不含西藏、新疆和港澳臺）345 個縣（區、縣級市）1360 個村（居）委會，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刪除關鍵變量缺失的樣本，最終得到30662個家庭的93671名家庭成員個體樣本。

CHFS調查提供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繳費和其他轉移性凈收入數據，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農林牧漁業和工商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以及其他轉移性凈收入；社會福利①這里的社會福利不包括居民獲得的救災物資以及教育、衛生保健等公共服務形式的非市場性貨物和服務的轉移。由政府和企業提供，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包括社會保險福利（養老金、醫療報銷、失業金等）、社會救濟福利（特困補助、撫恤金、救濟金、食物補貼、低保補助、住房補貼、教育補貼、五保戶補助等），企業提供的社會福利包括居民領取的住房公積金、企業年金、商業保險賠付等。社會保險繳費主要包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繳費數據，CHFS 調查缺失居民失業保險繳費數據，本文按家庭成員工資的1%進行了估算②根據《失業保險條例》，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按照本人工資的1%繳納失業保險費。。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初始收入減去繳納的稅款和社會保險繳費后，再加上社會福利和私人轉移性收入后的收入。其中，居民繳納的稅款主要包括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按照調查年份稅法進行了推算?；贑HFS調查提供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繳費和私人轉移性收入數據，并納入推算的家庭納稅數據，就可推算出居民家庭原始收入，進而分別反演出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對居民收入的調節。

相對貧困線的設定借鑒OECD和歐盟的方法，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一定的百分比作為相對貧困閾值?？紤]到我國目前尚處于相對貧困治理的初期，可按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40%作為相對貧困標準[9]。CHFS調查2019年的數據計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40%為8202元，本文以此為相對貧困線進行分析。

2019 年CHFS 調查中的中國居民人均初始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別是28245元和31761元（見下頁表1），北京、廣東、浙江和上海人均初始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較高，超過5萬元。山西、吉林、陜西、甘肅和貴州人均初始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低，不足2.3 萬元。人均初始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呈東、西、中依次遞減的特征。全國人均社會福利達到8279 元，人均福利水平較高的是上海和北京，都超過2.5萬元，較低的是河北和海南，都不足5000元。全國居民人均其他轉移性凈收入為1029 元，較高的是北京、上海和浙江，超過1700 元，較低的是寧夏、甘肅、青海和海南，不足500元。社會福利水平和其他轉移性凈收入都表現為東、中、西依次降低。北京和上海居民人均經常轉移支出較高，吉林和山西較低，表現出東、西、中依次降低的特征。結果顯示，北京和上海獨占鰲頭，東部和中西部地區間差異明顯。

表1 可支配收入形成指標（單位：元）

2 實證分析

2.1 初始收入的相對貧困率

X作為居民的初始收入，由市場按效率原則分配，由于個人參與市場的能力不同，因此會引起收入分配的極化現象。中國居民初始收入的相對貧困率為34.63%（見下頁表2列（1））。由于發展的不平衡性，省域間和區域間初始收入相對貧困率差異明顯，初始收入水平高的較發達地區相對貧困率較低，其中，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和北京的相對貧困率屬于最低層次，不到30%。這些較發達地區具有強大的經濟發展能力，為有利于相對貧困治理的初始分配提供了較好的基礎支撐。居民初始分配所得較低的欠發達地區相對貧困率則較高，其中，貴州、甘肅、山西、云南、海南的相對貧困率屬于最高層次，均在43%以上。欠發達地區經濟基礎薄弱，因而初始收入分配結果導致較高的相對貧困率。從區域層面來看，東部地區初始收入平均相對貧困率（29.98%）遠低于中部（37.40%）和西部地區（38.78%），呈東、中、西依次遞增的格局，中西部地區之間差異較小，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差異較大。

表2 相對貧困線為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40%的測度結果 （單位：%）

2.2 社會平均福利強度、其他轉移性凈收入及其相對貧困緩解效應

社會福利在相對貧困治理中的作用表現為對相對貧困的緩解，可以通過考察福利強度指標并比較居民接受社會福利前后的相對貧困率進行分析。居民在再分配過程中獲得的社會福利具有較大的相對貧困緩解效應。全國平均福利強度bX為29.31%（見表2列（2）），總體社會福利使得相對貧困程度顯著降低，FB達到15.81%（見表2 列（3））。省域間和區域間社會福利強度及其減貧效應差異明顯。其中，天津和上海平均社會福利強度較高，居民獲得的實際社會福利占初始收入的比例在55%以上，這也使得上海和天津的社會福利減貧效應較高，FB都高達29%以上。廣東和福建的平均社會福利強度較低，不到初始收入的20%，社會福利減貧效應也較低，FB都在10%以下。東、中、西部地區對比來看，平均社會福利強度分別為32.60%、31.26%、28.58%，社會福利減貧效應分別為17.50%、16.62%、14.80%，都呈現東、中、西依次遞減的格局，中部和西部地區間差異較小，東部和中西部地區間差異較大。

再比較居民獲得其他轉移性凈收入前后的相對貧困率，第三次分配在緩解相對貧困方面作用不大，其減貧效應FV只有1.98%（見表2列（4）），各省份之間兩極化差異顯著，其中，江西、湖南和河南的轉移性凈收入減貧效應較高，相對貧困率的下降幅度達到3%以上。而寧夏、青海、甘肅、天津、上海等省份的其他轉移性凈收入減貧效應較低，相對貧困率下降幅度不到0.95%。東、中、西部地區對比來看，其他轉移性凈收入的減貧效應分別為1.50%、2.95%、1.56%，地區間差異不大?？梢?，與第三次分配相比，再分配對相對貧困的緩解起主導作用。

D作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在初始收入的基礎上經過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調整后的結果，調整后收入分配極化現象有較大程度的改善。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對貧困率為18.55%（見表2 列（6）），比初始收入的相對貧困率下降了16.08%。上海、北京和天津可支配收入的相對貧困率較低，不到5%，貴州、甘肅、云南、河南、山西和海南較高，均在27%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初始收入相對貧困率較高的貴州、甘肅、山西、云南、海南這些省份中，貴州、云南和海南的社會福利強度（分別為28.19%、24.77%、25.29%）及其減貧效應（分別為13.03%、13.54%、10.26%）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甘肅和山西社會福利強度及其減貧效應雖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仍不足以改變其相對貧困率較高的狀況，初始收入相對貧困率最高的這些省份，經過再分配過程調整后，其相對貧困率仍屬最高層次。另外，在初始收入相對貧困率較低的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和北京這些省份中，除北京外，福利強度及其減貧效應都不高，其中，廣東和福建的平均福利強度較低，不到初始收入的20%，社會福利減貧效應也較低，FB都在10%以下。這導致在初始收入相對貧困率較低的省份中，廣東、浙江、福建和江蘇經過再分配過程調整后，其相對貧困率不再屬于最低層次，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福利強度較高的天津和上海?？梢?，再分配改變了相對貧困率較低省份的分布格局，但未改變相對貧困率較高省份的分布格局。

從區域層面來看，東部地區可支配收入相對貧困率（12.28%）遠低于中部（19.81%）和西部地區（24.28%），與初始收入的相對貧困率表現出一致的區域異質性，也呈東、中、西依次遞增的格局。這是由于平均福利強度及其減貧效應東、中、西依次遞減。這意味著相對貧困率越高的地區，居民獲得的社會福利強度越低，其減貧效應也越低，說明再分配環節存在一定程度的福利錯配，再分配未改變相對貧困率東、中、西依次遞增的區域分布模式。

2.3 消除相對貧困的額外福利強度

額外福利強度在相對貧困治理中的作用是消除相對貧困。從全國層面來看，消除相對貧困所需的總體額外福利強度為2.07%（見表2列（5）），表明在當前可支配收入條件下，消除相對貧困（將相對貧困人口收入提高到全國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40%）需要的額外福利強度是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07%。從省域層面來看，額外福利強度的高低與可支配收入相對貧困率的大小密切相關?？芍涫杖胂鄬ω毨瘦^高的貴州、甘肅、山西、云南、海南等省份需要的額外福利強度也較高，達到4%以上；可支配收入相對貧困率較低的上海、北京和天津所需的額外福利強度也較低，不到0.3%。從區域層面來看，東部地區消除相對貧困所需的額外福利強度較低，為1.65%，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2.82%和3.66%，中西部地區消除相對貧困的平均額外福利強度遠超出全國平均水平。

由式（13）可知，額外福利強度b*X是由相對貧困率、相對貧困差距和相對貧困組內不平等三個因素共同決定的綜合指標。從全國層面看，上述三個因素需要的額外福利份額依次降低，分別為43.46%（見表2 列（7））、34.92%（見表2 列（9））和21.62%（見表2 列（11））。這說明在決定額外福利強度的三個因素中，相對貧困率的大小是首要決定性因素。從省域和區域來看，三個因素所需的額外福利份額也是依次降低的，但相對差異很大?？芍涫杖胂鄬ω毨试酱螅ㄐ。┑氖》?，往往伴隨著越大（?。┑南鄬ω毨Р罹?，相對貧困群體內部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低）。

3 結論

本文基于CHFS調查2019年的數據，量化了中國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環節對居民收入相對貧困的緩解效應，并測度了可支配收入形成后消除相對貧困所需的額外福利強度。得出如下結論：

（1）與第三次分配相比，中國再分配對相對貧困的緩解起主導作用。再分配確實降低了居民收入的相對貧困率，改變了相對貧困率較低省份的分布格局，但未改變相對貧困率較高省份的分布格局，也未改變相對貧困的區域分布模式。（2）居民可支配收入形成后，消除相對貧困所需的平均額外福利強度仍較大，特別是相對貧困率較高的貴州、甘肅、山西、云南等省份所需的平均額外福利強度較大。平均額外福利強度呈東、中、西依次遞增的格局。（3）第三次分配在減少相對貧困方面作用不大，各省份之間差異顯著，地區差異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