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日本式大衰退的教訓

張旦珺

辜朝明親眼見證了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并在美國金融危機期間因《大衰退》一書而舉世聞名。他反復闡述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是理解經濟長期停滯（stagnation）的一個重要視角—當企業因資產泡沫破滅導致資不抵債時，就會將現金用于還債而不是投資，這導致了整體經濟的萎縮。

最近一年，辜朝明的名字被越來越頻繁地提起。

一方面，他出版了新作《被追趕的經濟體》，其中提出，企業不進行借貸的一個原因是，本國缺乏具有前景的投資機會。在不發生技術革命的背景下，企業通常會將產業鏈轉移到成本更低、資本回報率更高的國外。

另一方面，辜朝明的重新走紅與愈發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有關—企業與家庭壓縮負債，出口增速總體下降，那么，中國是否有可能進入資產負債表衰退、是否面臨其他經濟體的追趕與威脅？面對種種挑戰，我們又應該如何應對？

圍繞眾人關心的問題，南風窗與辜朝明進行了一場對話。

值得注意的是，辜朝明的主張是一種經濟學理論，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反駁與質疑的觀點，需要辯證看待。

中國是“被追趕的經濟體”嗎？

南風窗：你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在中國非常有名，去年你在中國出版了新書《被追趕的經濟體》，能不能向我們介紹一下你在這本書中做了什么樣的更新？

辜朝明：我沒有修正“資產負債表理論”，而是增加了新的內容，提出了“被追趕的經濟體”?！氨蛔汾s的經濟體”和“資產負債表衰退”兩個概念背后的驅動因素是相同的，即在國民經濟體中，有人儲蓄，但沒有人借貸。

金融部門從儲蓄者那里拿錢，給那些需要使用錢的人。如果借款者太多，利率就提高；借款者太少，利率就降低，以確保所有的安全資金都被借走，這就是經濟向前發展的方式。

但是在“資產負債表衰退”或“被追趕經濟體”的情況下，即使央行將利率降到零，也沒有足夠的借款人。儲蓄被困在金融系統當中，經濟就開始萎縮，這是導致衰退和經濟停滯的根本機制。

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下，缺乏借款人，是因為借款人過去借來的錢參與了經濟泡沫的制造，泡沫破滅后，資產價格崩潰，但借款人在泡沫期間產生的負債仍然存在。如果破產了，就會有大麻煩，所以人們想盡量減少債務，持續還貸，直到資產負債表再度平衡。

在個人層面上，這是正確的做法。作為一家公司，擁有足夠的現金流來償還債務，就能向股東和銀行掩蓋不良貸款的情況，最重要的是，員工不會明天就失去工作。但是當所有人都不借款，經濟就會萎縮。這就是資產負債表衰退。

在《被追趕的經濟體》的框架下，人們不借貸的原因與上述不同。

許多美國、日本的制造商發現，由于人力成本等差異，在菲律賓或越南建廠要比在本國便宜得多。但在這些國家設廠，需要當地貨幣而不是本國貨幣，企業必須從當地銀行借錢來獲得建造工廠的資金。這些公司即便有著干凈的資產負債表，也不在國內借錢。與此同時，國內的家庭部門仍然在努力儲蓄。

家庭在存錢，但企業不再借錢，這和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表現是一樣的。這時，公司同樣不會對降低利率做出反應。打個比方，日本和越南之間的工資差異為10比1，中央銀行提高一點利率，不會有任何改變，日本企業仍然在越南投資而不是在日本。

我提出“被追趕的經濟體”（pursued economy）這個概念，是因為我出生在日本，我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那時日本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1967年，我搬到美國舊金山，覺得那里是天堂，街道很美，建筑很美，城市很美，一切都很美，當時的美國站在世界之巔。

然而就在10年后，我看到一家又一家美國公司，開始被它們的日本競爭對手推向破產。就在10年前，這些日本公司還什么都不是；10年后，它們正在擊敗美國公司，像米羅華（Magnavox）、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等家喻戶曉的公司，都因為日本的競爭而破產。

隨著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的某些部分已經處于被追趕階段，也就是說一些國家的制造商可能在資本回報率上超過中國。但從整個經濟體來看，中國還不是“被追趕的經濟體”，因為實際上中國還在很多領域追逐其他經濟體。

我驚訝于短短10年就會發生如此多的變化，日本人認為日本是世界第一，代替美國站在了世界之巔。接著，15年、20年之后，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開始追趕日本，一家接一家日本公司遭遇了20年前的美國公司一樣的命運，比如三洋、夏普等，它們都破產了。

今天的一些中國公司也在面臨產業轉移到越南、孟加拉國的問題。我看到了同樣的模式，所以想通過提出“被追趕的經濟體”這個概念，使所有想法有固定的形式。各國政府必須根據不同的階段調整政策思路。

南風窗：現在的中國可以被稱為“被追趕的經濟體”嗎？

辜朝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隨著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的某些部分已經處于被追趕階段，也就是說一些國家的制造商可能在資本回報率上超過中國。比如，在越南投資1美元，比在中國投資同樣的錢賺得更多。但從整個經濟體來看，中國還不是“被追趕的經濟體”，因為實際上中國還在很多領域追逐其他經濟體。

那么，中國正在面臨什么挑戰？我想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在5年前、10年前就在擔心的問題。

如果你是成本最低的生產商，世界各地的生意都會來找你。但當你不再是成本最低的生產商時，工廠會轉移到其他地方，經濟增長就停滯了。這就是“陷阱”一詞的由來。一些國家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經濟水平，可一旦達到這個水平，也就到了經濟停止增長的時候。我認為，中國正在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它和“被追趕的經濟體”問題有相似之處。

南風窗：一般來說，“被追趕的經濟體”所面臨的經濟挑戰是什么？

辜朝明：被追趕的經濟體所面臨的一個問題是，當工廠遷移到國外，國內的工人就失去了工作，以及收入水平也停止了增長。

當企業可以在國外找到更便宜的工人，為什么要在國外支付更高的工資呢？在本國受到影響的職工，他們的收入不僅會停止增長，有時還會下降。

另一方面，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會越來越嚴重，在黃金時代，每個人的收入都在上漲，人人都會受益，可一旦到了被追趕階段就不一樣了。

有一部分人可能會獲得更高的收入，但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必須接受再教育，因此在被追趕的經濟體中，教育變得更加重要。

“我不認為特朗普可以拯救他們”

南風窗：你曾談到，作為“被追趕的經濟體”，美國比日本和歐洲做得更好。與日本和歐洲相比，美國在維持經濟增長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辜朝明：全球化首先打擊了美國。因為包括日本、中國，所有國家都在追逐美國，所以美國比其他國家都要更早遇到這個問題。

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人都很驚訝，為什么在1945年被打敗的日本人，現在重新“統領”了美國？這種緊迫感，在里根總統時期尤為強烈。

那時，美國人覺得自己必須要做點什么，他們的做法是，放松對經濟的管制和徹底降低人們的繳稅。美國人說，好吧，現在稅收更低了，監管更少了，讓我來看看我能賺多少錢，因此他們開始更加努力地工作。15年后，在克林頓時期，美國經濟開始在放松管制后真正地復蘇，美國公司也變得更具有韌性。

被追趕經濟體的一大特點是，勞動力市場必須變得靈活。沒有競爭性的行業必須被關閉，然后將工人轉移到其他地方。里根總統時期，美國工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這樣勞動力市場就會更加開放和有彈性。

南風窗：作為雇員的普通人大概率不希望勞動力市場變得更靈活，因為這樣他們更有可能失業。應該怎么平衡勞工權益與經濟發展的矛盾？

辜朝明：這就是為什么我說教育如此重要。人們需要能夠回到學校，學習新的技能，不斷提升自己，然后再回到勞動力市場。

里根做得很糟糕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在美國人需要重新接受教育、與日本人“作戰”的時候，里根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大幅削減了聯邦政府的赤字預算。

如今，投票給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人，大多是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不認為特朗普可以拯救他們，但我理解他們的不安。他們從事的往往是被淘汰的傳統行業，在新環境下他們感到迷失。如果里根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資金、提升美國人的技能，也許我們今天不會看到特朗普這樣的人（成為總統）。

如果里根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資金、提升美國人的技能，也許我們今天不會看到特朗普這樣的人（成為總統）。

回到上一個問題，歐洲和日本不像美國做得那么多。我認為其中有很多原因，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整個社會非常開放、靈活；而歐洲和日本是傳統社會，只能一點一點做事情。日本和歐洲的勞動力市場現在變得更靈活，但是改變緩慢。它們意識到應該做什么事，但實現起來卻很難。

但歐洲和日本做得比美國好的是教育，人們的平均教育水平比美國人更高，社會問題也沒有那么尖銳。美國上層人士獲得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但普通人恐怕沒有。我認為，日本與歐洲的社會網絡維系得比美國更好，美國到處都是絕望的人，觀念割裂嚴重，這是美國人（為教育不平衡）付出的代價。

日本的啟示

南風窗：你的舊作《大衰退》在中國讀者中非常流行，很多人對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感興趣。當時的日本企業，經歷了什么？

辜朝明：在日本，解雇工人是很難的。日本公司通常不會在一切運行良好的時候給員工支付高額獎金，以確保公司在陷入困境時有足夠的錢用來支付員工。

當日本進入資產負債表衰退時，日本企業已經在過去40年積累了大量財富。因此，即便公司業務不太好，員工工資還是能保持穩定。對于許多日本普通人來說，他們一開始并沒有感覺到資產負債表衰退帶來的疼痛。因為公司保護了工人，只有企業高管在痛苦。

日本公司都將現金流用來償還債務，而不是用于研發、創新，所以整個日本經濟都變得相當保守，即使工人都有工作，但也沒有什么新的事發生。這使得后來韓國和中國的公司能夠與日本公司競爭。

正如我指出的，借款人的缺乏導致了經濟萎縮；如果政府借錢，并花掉它，那么經濟就沒問題。盡管日本政府一開始并不理解資產負債表衰退，但他們確實投入了資金，所以日本總失業率從未超過5%，普通人仍然擁有工作。

當時，許多來自歐洲和美國的觀察家，預計他們會在日本看到經濟寒冬的嚴峻面貌，但是當他們走上東京、大阪的街頭時說，如果這就是經濟衰退，我們情愿它到來。而在歐洲和美國，當經濟不景氣時，街道上可能都是無家可歸的人。

南風窗：剛剛你提到了即使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日本普通民眾也維持著高水平的生活。維持這一點需要什么樣的基礎或努力？

辜朝明：最重要的是政府的借貸和支出。

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下，假設一個人有1000美元的收入，將100美元存進銀行，因為缺乏借款人，這100美元就無法進入流通市場，經濟就從1000美元萎縮到900美元。防止這種情形發生的唯一方法是，政府出面借走這100美元。這樣經濟就會維持穩定，每個人都維持和過去一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措施。你不能要求企業不修復它的資產負債表，因為對于企業來說這是對的事，即使你強迫它們，它們也不會改變。

南風窗：政府在尋找投資機會時，應該注意什么？

辜朝明：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已經做了什么。假如政府已經做好了所有的基建工作，那么政府就需要為“軟件”部分努力，比如改善英文教育，從而提高人們在全球經濟市場中的競爭力。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要保證投資的社會收益率（social rates of return）要高于十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在中國這是2.6%左右。如果政府發現了收益率高于2.6%的投資項目，那么政府就應該去做，未來的納稅人不會因此獲得額外的負擔。

其中的難處在于，社會收益率的計算實際上相當困難，需要有一群專家為此做專門的計算。如果專家認為一個項目的社會收益率高于2.6%，政府就可以動手，項目可以是基礎設施、教育、培訓等等，沒有說它必須是什么。

南風窗：有人擔心，中國也可能面臨資產負債表衰退?，F在的中國和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什么不同？

辜朝明：最大的不同在于，現在中國人已經知道了資產負債表衰退，但是30年前的日本，沒有人談論這件事。

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下，假設一個人有1000美元的收入，將100美元存進銀行，因為缺乏借款人，這100美元就無法進入流通市場，經濟就從1000美元萎縮到900美元。防止這種情形發生的唯一方法是，政府出面借走這100美元。

日本曾嘗試過貨幣手段、財政手段和結構性改革，但都沒有一以貫之，因為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所以浪費了七八年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問題變得越來越大。但現在人們已經知道了“病因”在哪里，問題就在于政府是否實行財政政策。

如果我是經濟政策的負責人，我會在電視上廣而告之，向人民解釋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機制，并且承諾財政刺激會一直實施，直到資產負債表得到修復的那天。一旦你給出了理由與承諾，人們就會減少擔憂，就會花更多錢。

日本曾在1997年削減了財政刺激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經合組織不理解資產負債表，認為日本的債務太大了。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聽取了意見，決定削減赤字，以至于連續五個季度出現經濟負增長。后來，他們決定采取更大規模的刺激措施，但是為時已晚，日本花了10年時間才糾正1997年的錯誤。

不過，日本人口在泡沫破裂后的2009年才達到頂峰，而中國人口已經出現了負增長。如果要阻止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發生，某種程度上要保證中國人相信房價會在未來持續上漲，但人口的減少與人們對房價的預期結合在一起，使得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南風窗：我們為什么必須追求經濟增長？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辜朝明：我曾經也被這個問題困擾很久，我們為什么要持續增長？為什么不可以停留在原地，然后享受已經擁有的一切？

過去20年，日本人口沒有增長，但人們過著相當舒適的生活。關于幸福程度的指標表明，日本人在過去10年、20年間是最幸福的，物價穩定，不必擔心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街道安全、干凈，人們友好。如果能實現這些目標，我認為我們可以不必追求經濟增長。（這些目標）對日本人來說是容易的，因為他們在經濟泡沫破滅前就已經抵達了。

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那些接受過良好教育、有一份好工作的人可以說，我已經不需要（經濟增長）了。但是在農村或者小城市，有很多人還想過上更好的生活，為了孩子擁有更好的環境，他們非常努力地工作，對于他們來說，增長絕對重要。如果他們被告知無論做什么，他們的孩子都會過上和他們一樣的生活，他們會非常沮喪。

從這個角度，我仍然認為經濟增長必不可少，好比等你養了植物的時候，你就會注意到，它們總是要長大，才能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