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選擇成為“一人公司”

談炯程

《一人公司：失業潮中的高新技術工作者》

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市中心的一條高速路旁，有一幢名為“信息集市”的古怪建筑。從外觀上，它顯然模仿了1851年落成的水晶宮；后者在大眾文化中，常被視為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國力的象征。真正水晶宮的故事，隨著1936年的一場大火中斷。不過，它的復本1985年出現在達拉斯，其規整的外立面幾乎像用細小的積木砌出來的。人們說它是一塊“金屬玻璃婚禮蛋糕”，這塊蛋糕同樣承載著對新的技術文明的展望。80年代正是美國互聯網行業的上升期，在高科技產業集群化的趨勢下，達拉斯希翼打造屬于它的硅谷。

美國人類學家、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悺とR恩教授的《一人公司：失業潮中的高新技術工作者》（以下簡稱《一人公司》），即以21世紀初生活在達拉斯北部郊區理查森的失業高新技術工作者為田野調查的對象。彼時，理查森已成為聞名全美的“電子城”。1992年，這座原本名不見經傳的郊區衛星鎮，憑依著“電信長廊”之美名登上《商業周刊》封面。由此可見，自80年代以來，互聯網及其相關產業一直都在得克薩斯州蓬勃發展，甚至逐步取代制造業，成為了該州規模最大的產業。舊日“孤星共和國”空曠的土地上崛起了一片“硅草原”，一路追趕著硅谷。

但隨之而來的大量金融資本的涌入，造成了這一產業的泡沫化。這些尚不成熟的高科技創業公司，獲得了近乎無限的風投。它們在資本市場的巨大成功，似乎預示著一種屬于21世紀的經濟體系—在此種體系下，人們已不再習慣用市盈率之類的舊概念評判一家公司成功與否，而是代之以股票估值。由此，金融領域淪為精于投機與欺詐的掠食者出沒的危險領域。21世紀初，美國互聯網經濟的泡沫破裂，緊隨其后的失業潮沖擊著中產家庭。

《一人公司》講述失業者的存在，對于21世紀初的他們而言，失業的含義早已不同于上世紀80年代。在那時，失業被視為職業生涯中的一次中場休息，它必然是短期且可控的，若非如此，它就會破壞失業者的完整性。因為一個現代人的身份構建往往圍繞職業展開，長期被排除在職業環境之外，就不啻于對人格的否定。到21世紀，三個月以上的長期失業開始變得愈發多見，這些達拉斯的新晉白領們不再對失業抱有莫名的恥感。

吊詭的是，與失業潮同步，各種失業互助會開始涌現。1999年大衛·芬奇導演的電影《搏擊俱樂部》呈現了這種極富美國特色的組織。影片的主角為了緩解失業帶來的價值感喪失，開始假冒病人參加互助會，強迫自己變得樂觀與積極，卻只能陷入更深的夢魘。在失業互助會中，人們重新構建一種職業環境，以諸如廣告朗誦的方式將自身物化。有時，互助會原本的扁平結構會被打破，失業的高管們往往能夠在其中重新確立公司的等級制。而體驗此種等級制，對于求職者來說似乎也很必要，一些失業者會刻意在家中穿職業裝。在萊恩看來，這一群篤信個人奮斗話語的中產精英，在面臨危機時，卻不約而同選擇了他們理論上所反感的集體行動的方式。

在卡麗·萊恩的設想中，《一人公司》不會只停留在對失業者生活的描摹之上，這部民族志關乎一種過分堅固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某種程度上，正是美國中產所篤信的新自由主義邏輯，造成了他們不得不在一波又一波失業潮的侵襲下，摸索著去適應一個日漸下沉的社會。在那里，再也沒有一根紐帶能夠把人與人、人與社會連接在一起。無論這根紐帶在過往是叫做血脈親情，還是叫做責任、忠誠，它們都是太過陳舊的價值觀，久置到幾乎要生出霉菌。書中受訪者之一的恩里克說：“我不會跟任何一家公司結婚。要是有人跟我說‘到這兒來，我們給你雙倍薪水，或加薪50%，那我就去他那兒，你知道，狗熊跳舞就是為了錢?！边@樣的想法在當今的美國非常普遍，在一些極端的例子里，招聘企業會直接寫明“我們不能指望你永遠忠誠，我們也不確定我們是否想要你忠誠”。忠誠被消解了，從此不再是一種職場道德，而是一種愚鈍。

我們總是會把當下的現象視作歷史上的常態，因此我們會合理化此種不穩定就業的狀況，但事實上，據萊恩在《一人公司》中所寫，“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忠誠對美國人而言都是雇傭合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忠誠的員工會得到認可和獎勵，工作者也都會尋找并留在那些承諾提供安穩的、家庭般的工作場所的公司?！倍率澜绲姆▌t就是徹徹底底的利益法則，那些總在尋覓一份穩定工作的人早已不再適應這個動蕩的新世界，那些在工作中要求員工與公司間互相忠誠的人，也仿佛前朝遺老。

萊恩采訪的高新技術工作者，大都把自己視為一間“一人公司”。這不單單意味著他們的主體性必須經由工作而得到驗證，也意味著不論成功或失敗，唯有他們自己應該為自己負責。新自由主義的大廈，正是以絕對的個人主義為地基，試圖在這之上，重構19世紀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思想。這個概念在 80年代，因被西語世界的學者用來描述智利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經濟改革政策而聲名狼藉，幾乎淪為一個富有貶義的詈語，更多地與皮諾切特、里根、撒切爾夫人等政治人物相關，而不是與哈耶克、米塞斯、卡爾·波普爾等知識分子勾連在一起。但這也正說明，新自由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概念，一種書齋中的構想，還是一種行動的政治哲學，不論好壞，也不論我們是否承認此種理論，它都直接影響著、塑造著我們所生活的當下。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曾于1974年撰成《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反駁與他同在哈佛哲學系任教的約翰·羅爾斯；后者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被廣泛認為是美國政治哲學發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這一事件后來成為美國政治哲學史上著名的公案。諾齊克的觀點，用加拿大學者威爾·金里卡的話來說，就是自由至上主義。在《當代政治哲學》一書中，金里卡寫道：“自由至上主義者捍衛市場自由，反對運用再分配的稅收機制去貫徹自由主義的平等理論。然而，并非所有的自由市場的支持者都是自由至上主義者，因為他們并不全都接受自由至上主義的下述觀點：自由市場本質上是正義的?！币虼?，只要在基于自愿的情況下進行物質交換，這種財富分配即使非常不平衡，也仍然具有正義性。在諾齊克的理論世界里，稅收本身即是一種掠奪行為，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則完全多余，也應充分市場化，交由私人慈善組織來完成。

《一人公司》中描述的失業中產精英，即使面臨收入的大幅下滑，也依然堅持一種不關心政治的姿態。其中一些年長者說，“我們也經歷過60年代”，但那些嬉皮、反叛，最終也無法改變美國社會的現狀，就好像一滴水無法改變河流的流向，終究要奔流入海，泯然眾人。講述那個激蕩年代的電影，如《芝加哥六君子審判》，也總會在片尾打上字幕，告訴觀眾片中那些斗士們已經過上了正常的中產生活，至多從嬉皮士變成了雅皮士。不過他們似乎忘記了，如果任由這些水滴蒸發，那么河流便會干涸。日常生活的場域并非與政治場域截然分開。事實上，最根本的政治問題就是分配問題，無論是權力的分配還是財富的分配，都直接與政治相關，而后者更多地構成我們日常生活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