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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東抗日根據地群眾工作考察

2024-03-19 20:42王臣臣
大江南北 2024年3期
關鍵詞:區黨委三北浙東

王臣臣

1941年至1942年,日軍先后發動寧紹、浙贛等戰役,浙東地區主要城鎮先后淪陷。面對日、偽、頑交錯的復雜形勢,浙東區黨委通過扎實靈活的群眾工作,相繼開辟三北(鎮海、慈溪、余姚3縣北部地區和上虞縣東北部部分地區)、四明抗日根據地,以及三東(奉化、鄞縣、鎮海3縣東部)抗日游擊區,使武裝人員從1942年開辟浙東初期的900余人,發展到1945年北撤之際的黨政軍1.5萬余人。

本文通過對浙東抗日根據地群眾工作的考察,進一步豐富浙東抗戰史研究。

發展歷程

“隱蔽”探索階段(1942年夏至1943年春)。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主政多年,對浙江各地進行了有效的管轄,建立了層層保甲制度。因此,在浙東抗日根據地開辟初期,浙東區黨委采取了“隱蔽斗爭”的策略,秘密開展發動群眾的工作。

1942年7月18日,中共浙東區委書記譚啟龍在敵后第一次干部會議上明確提出,要“發動并組織敵后廣大民眾,適當的為改善人民生活而斗爭”,并將農民、鹽民、漁民及知識青年作為主要發動對象。次年1月20日,浙東區黨委強調,“一切群眾工作,均應以國民黨及友軍在游擊區各種政策所能允許的范圍下進行”;2月,又進一步指示,“應該善于研究利用合法斗爭與合法組織的形式”開展群眾工作。這一階段,浙東區黨委面對根據地復雜的斗爭形勢,采取相對保守的策略,通過合法的方式發動群眾,對開展群眾工作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

曲折發展階段(1943年夏至1944年春)。隨著三北、四明抗日根據地的壯大及三東抗日游擊區的開辟,國民黨開始重視這股“新勢力”的存在。1943年3月21日,蔣介石致電顧祝同,限其4月底“剿滅”浙東新四軍。對此,浙東區黨委加緊了對群眾的動員工作。

9月13日,浙東區黨委發布指示,指出要想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必須加強在群眾中的動員工作,加強我黨我軍與群眾的密切聯系”。10月27日,指示各級黨組織要利用冬閑時間,“廣泛開展群眾的冬學運動”,通過舉辦各類群眾團體學習班,啟發群眾對敵偽、國民黨頑固派的階級仇恨,擁戴浙東黨組織。次年1月15日,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頒布施政綱領,明確“實行春耕秋收的群眾動員”,著力幫助群眾解決農業生產的問題;“實行減租減息”,以改善農民生活;“實行抗戰與民主的普及教育”,提高群眾文化水平。3月7日,四明地委指出,要對群眾進行說服教育,將反“清剿”斗爭轉變為群眾性斗爭。

這一階段,浙東區黨委打出新四軍的旗號開展群眾工作,在戰爭中動員、組織群眾,在根據地內幫助群眾發展生產,使廣大群眾認清誰才是真正抗日、改善群眾生活的隊伍,從而獲得了群眾的認可。

快速發展階段(1944年夏至1945年秋)。第二次反頑斗爭結束后,浙東抗日根據地迎來大發展。1944年8月14日,譚啟龍在三北地委會議上對群眾工作作出進一步指示:要著力減輕人民負擔,并且只有在對敵斗爭中獲得勝利,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關于群眾斗爭的方式上要利用、發展群眾組織,在基本區、游擊區、敵占區要采取不同的斗爭方式;關于群眾工作的重心應放在基本區的農民身上,團結組織農民,其次是革命青年,最后則是個別的中上層人士;關于群眾團體干部要積極進行培養教育,要確保從群眾中產生。

接著,三北地委對秋收斗爭作出指示:通過“二五減租”斗爭與秋收斗爭將廣大群眾團結起來,在群眾獲得經濟利益后,對群眾進行政治教育,將減租、秋收斗爭轉變為真正的群眾斗爭。9月25日,浙東游擊縱隊第一屆軍政大會開幕,在對浙東一年來的軍政工作總結的基礎上指出:部隊與地方武裝在戰爭中獲得發展,在群眾中提高了政治威信與軍事威信,“群眾已徹底了解了,只有三五支隊才能解放人民”。10月11日,第三屆浙東文教會議指出:“今天社會教育的主要對象,是廣大的農民群眾,一切教育內容與方式方法,都要以切合農民要求為第一?!睋?,各地廣泛組建農村俱樂部,爭取民間藝人;大力興辦社校,教育農民群眾。浙東抗日根據地迎來穩定的外部環境后,在浙東黨政軍的領導之下,人民群眾廣泛地參與根據地建設,形成緊密相連的血肉關系。

主要內容

宣傳教育群眾。日軍侵占浙東主要城鎮后,采取“以華制華”的方式,收編流寇,建立偽軍偽政府,以期實現偽化浙東。而汪偽政府對此積極配合,加之國民黨頑固派將新四軍武裝宣傳為“奸偽武裝組織”,企圖麻痹群眾,對此,浙東區黨委積極開展宣傳教育,以喚醒群眾,獲取信任。

一是開展形式多樣的文藝活動。1942年12月,華中局、新四軍軍部、新四軍1師等,派遣黃知真、謝飛、黃源、江嵐等一批文化干部抵達浙東,成為浙東抗日根據地文藝宣傳的骨干力量。翌年,浙東區黨委根據中央“社會教育重于學校教育”的方針,加強利用民間藝術進行抗戰宣傳。7月,社會教育工作隊成立,正式對浙東地區的“的篤戲”進行改造。伊冰創作的《血鐘記》 《大義滅親》 《橋頭烽火》,以及陳山的《英烈緣》、郭靜唐的《生死路》等一經上演,就受到群眾的廣泛歡迎,在潛移默化中宣傳了黨的政策,提高了群眾覺悟,堅定了他們抗戰的信心。

除此之外,浙東抗日根據地創作了大量抗戰歌曲。如《梁弄戰斗歌》 《馬家橋戰斗》 《鋼鐵的縱隊》 《浙東人民的救星》 《海防大隊之歌》等,反映出浙東抗日武裝英勇作戰的氣概。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創作立足于抗戰實際,采用群眾喜聞樂見方式,達到了宣傳教育群眾的目的。

二是開展冬學運動,發展社會教育。1943年2月,姚南縣率先開展冬學運動,創辦冬學30所,培養文教干部36人,影響群眾1259人。10月,浙東區黨委對廣泛開展群眾性的冬學運動作出了進一步的指示。次年,隨著外部環境緩和,冬學運動在根據地廣泛開展起來。12月,四明地區發布開展冬學運動的辦法,明確對于群眾的教育,秉承政治教育先于識字教育、群眾干部教育先于普通群眾的方針。辦法中還對如何設立冬學作了詳細規定,包括辦學數量、辦學經費、教材問題等。

經過不懈的宣傳與動員,浙東根據地的冬學運動取得明顯成效,僅余上一區推動3個鄉鎮,建立冬學6所,吸收群眾200余人。群眾干部通過漫談、討論、講故事等形式開展教學,調動群眾參與熱情,掀起學習熱潮。松廈區某地在敵偽“掃蕩”后的第三天就舉辦夜校,參加群眾50余人。

組織動員群眾。在浙東根據地開辟之初,浙東區黨委就重視對群眾的組織動員。譚啟龍在第一次敵后干部會議講話時就提出了“發動并組織敵后廣大民眾”的觀點。

一是在群眾中培養干部。群眾干部是浙東區黨委開展群眾工作的主心骨,在群眾工作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起初,浙東群眾受國民黨政府及汪偽政府的反動宣傳,對浙東黨組織及其武裝并不十分信任。為擴大影響,浙東區各級黨組織注重在群眾運動及群眾斗爭中吸納優秀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入黨,為群眾工作的開展提供便利。除此之外,還將熱心于群眾運動的積極分子發展為群眾干部,并對部分脫產的群眾干部給予生活補貼,提高他們工作熱情。

浙東區黨委還通過短訓班的方式培養群眾干部。1942年8月,三北總辦事處與江北辦事處合辦了一期民運訓練班,培訓學員50人。曾任四明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羅白樺回憶道:民運工作人員翻山涉水,深入群眾之中,同群眾打成一片;他們從姚南到慈南再到鄞西宣傳抗日救國,組織發動群眾,與群眾建立起深厚情感。1944年冬,姚南縣利用農閑舉辦群眾干部訓練班,原計劃培訓150人,由于群眾踴躍參加,大大超出原定名額。這些群眾干部在自衛戰爭及秋收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浙東的群眾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浙東敵后民主政權建設儲備了干部。

二是發展群眾組織。浙東區黨委把發展群眾組織、配合減租減息斗爭,作為群眾工作的首要任務。1942年秋,慈鎮縣推廣減租減息,選擇太平閘村為重點,動員農民成立農會同地主斗爭并取得勝利,農會隊伍也因此迅速發展。1943年初,姚山區、滸山區以保為單位建立基層農會,在此基礎上成立鄉農會。農民借助農會與地主進行斗爭,確定佃租,也明白了聯合斗爭才能獲取利益的道理。到1945年浙東黨政軍北撤前夕,三北、四明地區已建立縣級農會4個,區級農會16個。

為保衛減租減息斗爭的勝利果實,農民主動要求建立群眾性的抗日自衛隊,進一步發展壯大民兵組織。自衛隊忙時為農,閑時為兵,既發展了武裝,又實現了生產。1944年8月,為配合反“清鄉”斗爭,三北民兵出動上千人,割收電話線1500余斤,破壞電線桿1000余根、橋梁33座,有力地配合了正規部隊的作戰。除此之外,隨著根據地民主政權的建立,工會也逐步建立起來。1944年10月,鄞奉縣成立總工會籌委會;11月由6個手工行業成立同行工會;12月,姚南一地成立手藝人聯合會。次年5月,浙東公營工廠總工會成立,標志著根據地工人組織發展進入新階段。

改善群眾生活。浙東雖為富庶之地,但寧紹戰役后,日軍侵占浙東主要城鎮,如寧波、余姚、紹興等,駐守浙東的國民黨軍隊不戰而潰,流竄至四明山區殘害百姓,以致浙東民生凋敝。浙東黨組織在開辟浙東之初就施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保障了根據地內部的穩定發展。

一是推行減租減息,減輕農民負擔。1943年8月,三北地委作出實行“二五減租”的決定,對于租額、佃權及相關特殊問題作了詳細規定。在此基礎上,1944年7月,臨時行委會出臺《處理三北地區二五減租及其他佃業關系暫行辦法》,進一步協調了佃業關系。同時,浙東根據地在減租減息中既照顧地主的利益,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節制地主對農民在經濟上的剝削,減輕了農民負擔。

二是通過發展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浙東開辟之初,浙東黨組織就提出“注意游擊區的經濟建設,提高人民生產熱忱,幫助人民解決各種困難(如犁牛、種子等)”的政策,尤其要利用軍隊幫助農民發展生產。1943年10月,浙東區黨委在冬季工作指示中提出:推行合作運動進行勞動互助,幫助群眾解決資金、農具問題,開建水利工程,實行冬季開荒;隨后在施政綱領中再次強調“協助解決貧苦農民農具肥料種子的困難”及“協助山民解除獸患、開展水利、消滅荒災”,開辟荒地發展生產。1944年春,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主席連柏生領導機關工作人員,僅在半日之內就開辟荒田1畝。鄞西某地因“清剿”致農村勞動力短缺,為響應春耕運動,政府工作人員幫助農民耕作,群眾見狀若遇親人,紛紛訴說苦衷,同時表達對新政府的信任。除此之外,根據地還開展了打獵、滅蟲、互助合作等運動,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進一步鞏固了根據地。

1945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和華中局指示,浙東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撤離浙東大地。今天重新考察浙東根據地的群眾工作,更加體會到浙東抗戰的艱辛,更加理解群眾工作的重要性,對于我們今天的群眾工作仍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編輯 余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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