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時空演化及影響因素

范定祥，何孟潔，劉雨果

（湖南工業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0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醫藥制造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業，隨著“十四五”時期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國內醫藥市場進入了加快創新驅動發展、推動產業鏈現代化、更高水平融入全球產業體系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應該看到，作為一個高度依賴技術創新的產業，創新水平的提升能為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然而在逆全球化、全球經濟放緩等外部沖擊下，我國醫藥制造業的創新發展正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和挑戰。近年來，我國醫藥制造業在新機制、新靶點藥物的基礎研究和轉化應用上取得一定成果，為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但醫藥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產學研醫協同創新機制亟待完善、高附加值產品國際競爭優勢不強等問題仍然較為突出。在此背景下，為穩定醫藥制造業在沖擊干擾下的發展質量，極有必要開展韌性研究，事實上，韌性研究專注于探討如何提升經濟體對沖擊干擾的抵抗力、恢復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因而據此視角進一步考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就具有特別意義。

已有研究文獻指出，韌性旨在描述發展經濟體在內外部沖擊干擾下展現出的抵抗并恢復某些核心功能的能力［1］。韌性研究最初源于生態領域，考慮到發展經濟體的非均衡變化，學者們進一步提出了演化韌性，并將其引入到經濟學領域，如Martin 從演化視角出發，認為經濟韌性是發展經濟體受沖擊后所具備的自我恢復和調節機能，能夠使自身較快地回歸到之前的增長路徑或者重新配置資源以拓展新的增長路徑［2］。而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及外部不確定因素對創新發展的影響，部分學者還將韌性研究的關注點擴展至創新韌性，例如，劉和東等基于演化韌性理念將創新韌性定義為發展經濟體通過抵御外部沖擊力與內部要素的流動力協同作用而不斷創新，使發展經濟體快速恢復到初始或更高狀態［3］。筆者借鑒上述研究思路，將“創新韌性”界定為發展經濟體在面對外部沖擊時減緩或降低負面影響，保持自身穩定以及自我調整轉型并實現路徑突破的能力。綜合來看，雖有胡甲濱對創新韌性與高技術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4］、萬倫來對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時空特征［5］進行了分析研究，但還存在以下不足：①有關創新韌性的測度多以單一指標測算為主，以多個指標綜合測算創新韌性的研究較少；②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測度只局限于發達地區，缺少對整體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測度；③缺乏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作用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如下：第一，構建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科學指標，收集2009—2021 年21 個省份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相關數據，測度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綜合指數，拓展了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測度的研究思路和工具方法；第二，從中國三大戰略分區出發，運用時空統計方法，分析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的時空演化特征和影響因素，從而豐富了創新韌性驅動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內容。

1 機理分析

創新韌性為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從生命周期理論來看，醫藥制造業向高質量發展躍進的過程中，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醫藥企業會采取不同的創新行為，表現出不同的創新水平［6，7］。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因素，創新韌性在推動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具體作用如下：①降低醫藥制造業研發成本。創新韌性提升過程中所伴隨的集聚效應與技術溢出效應往往會產生更多低成本高質量的創新成果，而企業通過創新成果轉化能夠帶動內部研發成本下降。②有效促進醫藥產業結構升級。當醫藥制造業的創新韌性受到內外部沖擊時，醫藥制造業為有效應對內外部沖擊會不斷推動創新要素和資源高效融合，全面提升醫藥制造業多樣化水平，推動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③有效提升醫藥企業管理水平。韌性強的企業在受到外部沖擊后，各方面能力會實現質的提升，這有助于考察醫藥企業創新管理模式的問題與解決辦法，從而提升企業的創新管理水平。

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倒逼創新水平不斷提升。一方面，醫藥企業在發展質量不斷提升的過程中會產生集聚效應，使得企業創新成本降低，也易于減輕外部沖擊干擾對創新活動的影響。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會倒逼企業進行產品的創新升級，也即，人民群眾對高質量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為醫藥制造業創新成果的轉化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指標體系構建

創新本質上是一種經濟活動，對創新韌性的衡量可以參考經濟韌性的測量方式，即選取對經濟沖擊反應程度明顯的變量?；诖?，本文從各省份面臨經濟沖擊時的抵抗能力、恢復能力、創新能力三方面來綜合刻畫各省的創新韌性水平，并借鑒劉和東、朱金鶴、武翠等的研究［3，8，9］，構建以下3 個方面的綜合測度指標體系（表1）。

關于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測度，本文借鑒崔宏橋、楊軍鴿等的研究成果［10，11］，結合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從規模、效益、創新、協調四個方面構建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表2）。

表2 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2.2 研究方法

2.2.1 熵值法

本文采用客觀賦權的熵值法對創新韌性和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具體指標賦權重，各省創新韌性和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測算過程如下：

第一，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當Xij為對創新韌性或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有正向影響的指標時，計算公式為：

若Xij為對創新韌性或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有負向影響的指標時，計算公式為：

式中：i表示中國各??；j 表示評價創新韌性或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具體指標；Xij表示初始值；Yij表示經過標準化處理后的初始值；max為最大值；min為最小值。

第二，計算第j項指標下第i個省的比重：

第四，計算信息熵冗余度：

第五，計算指標權重：

第六，計算單項指標評價得分：

2.2.2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協調度是一種量化指標，耦合協調度模型一般用于分析事物的協調發展水平。鑒于目前耦合協調度模型有很多誤用，王淑佳等系統分析了國內耦合協調度模型的誤區及修正［12］，本文借鑒其做法設定以下模型（公式8—10），用以反映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水平，并將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進行等級劃分（表3），耦合度計算公式為：

表3 耦合協調度發展類型與等級劃分Tabl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ype and level division

式中：Cn為n 元系統的耦合度；U1，U2，…，Un分別為第一個子系統到第n 個子系統的標準化值，其分布區間為［0，1］。C 值越大，表示子系統間離散程度越小，耦合度越高；反之，耦合度越低。

協調度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T為n元系統的協調指數；α、β、γ 為待定系數，根據各子系統的權重來確定，且有α ＋β ＋γ ＝1；U1，U2，…，Un為各子系統的標準化值。

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為：

式中：D為n元系統的耦合協調度；C 為n 元系統的耦合度；T 為n 元系統的協調度。耦合協調度的取值范圍在0—1 之間，D越大說明耦合協調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2.2.3 Kernel核密度估計函數

參考沈麗的研究［13］，并借助高斯核函數對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動態分布特征進行估計，具體表達式如下：

對于函數圖形，分布集中度向右移動表示整體協調水平有所上升，向左移動則代表整體協調水平有所降低；函數圖形出現左右拖尾現象則表明整體協調水平不同年份差異較大；函數圖形波峰的高度越陡峭說明整體協調水平差異越來越小，波峰的高度越平緩則代表整體協調發展水平差異越來越大；函數圖形出現側峰則說明整體協調水平存在極化現象。

2.2.4 全局Moran's I指數

本文使用全局Moran's I 指數來檢測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空間自相關性，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I的范圍在-1—1 之間，取值越趨近-1，說明空間負相關越強、各省份間之間的聯系越不緊密；取值越趨近于1，說明空間正相關越強，各省份之間聯系越緊密；取值等于0 說明不存在空間相關性，各省份間無聯系；n 代表地區個數，本研究n ＝21；wij代表空間權重矩陣；yi、yj分別表示i、j地區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水平；y為各省份耦合協調度均值。

2.2.5 局部空間差異分析模型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法，對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地區差異進行測算及分解，根據Dagum基尼系數的分解方法，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總體基尼系數可以分解為區域內差異的貢獻率（Gw）、區域間差異的貢獻率（Gnb）以及超變密度的貢獻率，且滿足G ＝Gw＋Gnb＋Gt，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yji（yhr）為j（h）區域內任意地區的耦合協調度：為各地區的耦合協調度的均值；n 為地區個數，本研究n ＝21，k為劃分的戰略區域個數，本研究K ＝3，nj（nk）為j（h）區域內的地區個數。

2.2.6 Tobit模型

由于耦合協調度的取值范圍在0—1 之間，為避免OLS因受限因變量存在的偏誤，本文選擇面板Tobit模型來分析創新韌性與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因素。借鑒已有研究成果［14，15］，選取經濟發展水平、科技創新、政府支持和產業結構升級4 個變量（表4），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表4 變量定義表Table 4 Variable definition

式中：Dkt為第k 個地區第t 年兩個系統的耦合協調度；GDP 為經濟發展水平；TEC 為科技創新；GOV為政府支持；UIS 為產業結構升級；β0為常數項；β1—β4均為待估系數；εkt為隨機擾動項。

各變量的具體定義如表4 所示。

2.3 數據來源

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重大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已成為引領我國區域發展的新格局，但這些區域間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仍存在明顯差異。故本文選取京津冀、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三大戰略區域2009—2021 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其中長江經濟帶包括安徽、貴州、湖北、湖南、江蘇、江西、上海、四川、云南、浙江、重慶11 個省份，黃河流域包括甘肅、河南、內蒙古、寧夏、山東、山西、陜西7 個省份（黃河流域地區的青海省因數據嚴重缺失，未納入統計范圍），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3 個省份。本文所需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中國經濟普查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的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均通過插值法進行填補。數據處理采用EXCEL、STATA14、MatlabR2022a等軟件。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創新韌性評價

由表5、圖1 可知，2009—2021 年創新韌性水平的整體均值從0.25 增至0.3，表明中國整體創新韌性水平越來越高。從不同區域來看，各區域創新韌性水平存在一定的波動，京津冀的創新韌性水平最高，波動最小，且遠高于全國平均值，長江經濟帶的創新韌性水平雖然整體上高于黃河流域，但波動幅度比黃河流域大。另外，三大戰略區域的創新韌性水平雖然還存在較大的差距，但差距正在逐漸縮小。

圖1 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發展水平Figure 1 Development level of innovative resilience in the three strategic regions

表5 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發展水平Table 5 Development level of innovative resilience in the three strategic regions

3.2 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

由表6、圖2 可知，從總體層面來看，2009—2021 年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雖然存在一定的波動，但整體發展水平較穩定。從不同區域來看，京津冀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較高，除2015、2016 年外，其余年份均高于平均值，長江經濟帶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上雖然低于京津冀地區但仍處于平均水平以上，黃河流域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最低且低于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2021 年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波動幅度有所加大，長江經濟帶波動幅度最大，黃河流域次之，京津冀地區最小，由此也可初步驗證創新韌性水平的提高能夠增強醫藥制造業對經濟沖擊的抵抗力。

圖2 三大戰略區域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Figure 2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ree major strategic regions

表6 三大戰略區域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Table 6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ree major strategic regions

表7 三大戰略區域耦合協調度水平Table 7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in the three strategic regions

3.3 耦合協調度水平的時序特征

3.3.1 耦合協調度水平的直觀特征

由表6、圖3 可知，從時間上看，2009—2021 年間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兩個系統耦合協調度波動較大，2021 年，受疫情等外部沖擊的影響，耦合協調度有所下降。京津冀耦合協調度處于0.58—0.61 之間，協調發展水平高于整體平均值和另外兩大區域，耦合協調等級處于過渡發展與協調發展階段；長江經濟帶耦合協調度處于0.53—0.59，協調發展水平高于整體平均值和黃河流域，協調等級處于過渡發展階段；黃河流域耦合協調度處于0.47—0.49，協調等級處于過渡發展階段。

圖3 三大戰略區域耦合協調度水平Figur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in the three strategic regions

3.3.2 耦合協調度水平的動態演進特征

本文使用MatlabR2022a 軟件繪制了2009—2021 年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Kernel密度圖（圖4）。從圖4 可見，2009—2021 年我國三大戰略區域整體以及對應具體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動態演進特征。首先，從分布集中度來看，均出現了向右移動的情況，表明我國三大戰略區域整體以及對應具體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不斷上升。其次，從分布形態來看，京津冀的核密度曲線具有明顯的右拖尾特征，說明京津冀地區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不同年份差異較大，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的核密度曲線則不存在拖尾特征，說明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2009—2021 年間的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較為均衡。再次，從峰值的特征來看，2009—2021 年間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耦合協調水平分布的峰值有所上升，波峰高度越來越陡峭，說明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差距均在不斷縮小。最后，從波峰數量來看，京津冀的核密度曲線存在雙峰現象，主峰說明耦合協調水平高，側峰說明耦合協調水平低，京津冀的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存在兩極分化現象。而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的核密度曲線均呈現單峰分布態勢，這說明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的耦合協調水平不存在明顯的極化特征。

圖4 耦合協調度的Kernel密度估計Figure 4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3.4 耦合協調度水平的空間特征

3.4.1 空間分布特征

為探討我國三大戰略區域內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特征，根據耦合協調度的計算結果和等級劃分標準，繪制了三大戰略區域2009 年和2021 年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圖（圖5）。從圖5 可見，2009 年中國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整體屬于過渡發展類。從空間分布上看，京津冀的耦合協調等級最高，長江經濟帶次之，黃河流域最低，其中處于長江經濟帶的江蘇省已達到良好協調等級并且位居全國首位；而黃河流域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協調水平還處于輕度失調等級。2021 年中國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整體雖然有一定的提升但仍屬于過渡發展類。從空間分布上看，處于長江經濟帶的江蘇省耦合協調度依然位于全國首位，北京次之；黃河流域部分省份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由輕度失調或瀕臨失調轉變為勉強協調。

綜上所述，雖然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水平整體有所提升，但良好協調發展水平及其以上的只有北京和江蘇，說明三大戰略區域內其余省份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水平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3.4.2 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

為進一步驗證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全局空間自相關性，基于2009—2021 年兩大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數據，利用STATA14軟件計算得到兩大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全局莫蘭指數（表8）。由表8 可知，其全局莫蘭指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我國三大戰略區域的耦合協調在空間上呈現正相關，且形成空間上的集聚。

3.4.3 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

依據我國京津冀、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和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計算得到總體基尼系數G 及其分解的京津冀—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各區域內差異（Gw）、區域間差異（Gnb）、超變密度（Gt）（表9、10）。由表9 可知，2009—2021 年我國三大戰略區域的總體基尼系數的最大值為0.136，最小值為0.114，波動較大。從總體基尼系數的分解結果來看，2009—2021 年長江經濟帶區域內差異為0.098—0.127、黃河流域區域內差異為0.116—0.142、京津冀區域內差異為0.058—0.100。

表9 基尼系數分解結果（總體基尼系數與區域內差異）Table 9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results（overall Gini coefficient and intra regional variations）

由表10 可知，2009—2021 年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區域間差異為0.125—0.156、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區域間差異為0.095—0.121、黃河流域—京津冀區域間差異為0.136—0.162。從各區域間差異的貢獻率來看，區域內差異貢獻率最大，因此加強區域內協同聯系、形成區域內資源互補的高水平醫藥產業集聚區，才是實現我國京津冀、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協同發展的重要路徑。

表10 基尼系數分解結果（區域間差異與貢獻率）Table 10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results（inter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tributions）

3.5 耦合協調度水平的影響因素分析

從經濟發展水平、科技創新、政府支持、產業結構升級4 個方面檢驗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水平的影響因素。由表11 可知，整體上除受教育水平外，其余變量均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具體來看，經濟發展水平（GDP）的回歸系數顯著大于0，表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能夠促進兩個系統的協調發展，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能夠為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協調推進提供物質保障和資金支持，利于提升兩大系統耦合協調水平?？萍紕撔拢═EC）的回歸系數顯著小于0，表明科技創新不利于兩大系統的協調發展，主要是醫藥制造業的創新活動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容易導致市場資金配置失衡，使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協調推進資金缺乏，造成科技創新對兩大系統的耦合協調水平產生負向影響。政府支持（GOV）的回歸系數顯著小于0，表明政府支持會抑制創新韌性和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的協調發展，主要是政府在不同時期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政策支持或資金支持具有差異性，導致創新韌性水平提升和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的步伐并不同步，故對其耦合協調水平起到抑制作用。產業結構升級（UIS）的回歸系數顯著大于0，表明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兩個系統的調發展，主要是產業結構升級能夠為醫藥制造業帶來更先進的科技創新和更高端的人才儲備，進而促進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的協調發展。

表11 面板Tobit回歸結果Table 11 Panel Tobit regression results

由表11 可知，經濟發展水平（GDP）在三大區域的回歸系數均顯著大于0，但對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的作用更強，原因在于京津冀地區創新韌性和醫藥制造業發展水平相對較高，更加注重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而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創新韌性和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為了更快實現醫藥產業轉型升級，更加關注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的協調發展，使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能更加有效地促進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的提升?？萍紕撔拢═EC）和政府支持（GOV）在三大區域的回歸系數均小于0，科技創新的回歸系數在京津冀和長江經濟帶不顯著，政府支持的回歸系數在長江經濟帶不顯著，說明僅靠科技創新或政府支持的某一方面難以促進兩大系統的協調發展，需要通過加強資源的整合來更好地提升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產業結構升級（UIS）的回歸系數僅在京津冀和黃河流域顯著大于0，且對京津冀的作用更強，原因在于京津冀地區整體發展水平較高，醫藥制造業的產業升級進程相對領先，有充足的資源保障兩大系統的協調發展。

4 結論與對策

4.1 結論

本文基于創新韌性和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豐富內涵，運用時空統計方法研討2009—2021 年間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的時空演變特征與影響因素。主要結論如下：①從時序變化上看，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水平總體上呈現出上升的趨勢，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一定波動，但總體上比較穩定，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總體較高，耦合協調等級正由過渡發展階段向協調發展階段轉變。②從空間分布上看，京津冀的耦合協調度最高，長江經濟帶次之，黃河流域最低，21 個省份中僅有北京和江蘇兩地的耦合協調水平處于相對較高的協調發展階段，其余省份的耦合協調水平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此外，京津冀區域耦合協調度的內部差異較大，三個城市中僅有北京市達到了中級協調，天津、河北仍處于勉強協調；長江經濟帶區域內出現了極化現象，11 個省份中僅有江蘇和浙江兩地耦合協調度在初級協調以上，其他省份均處于輕度失調或勉強協調；黃河流域地區耦合協調度相對平緩，7 個省份除山東省在初級協調以上外其余省份均處于輕度失調或勉強協調。③從影響因素上看，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有助于提升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分區域來看，經濟發展水平對三大戰略區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科技創新對京津冀和長江經濟帶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的促進作用不顯著，黃河流域則表現出了顯著的負向影響；政府支持對京津冀和黃河流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的促進作用表現出了顯著的負向影響，長江經濟帶則不顯著；產業結構升級對京津冀和黃河流域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表現出了顯著的促進作用，長江經濟帶不顯著。

4.2 對策

鑒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均能提升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同時也是三大戰略區域耦合協調度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為此提出如下建議：①各地區結合實際情況對創新韌性與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協調性進行差異化施策。對于耦合協調水平較低的黃河流域，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從生活、生產和服務等多方面提升經濟發展水平，使創新韌性能更好地服務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同時政府要加快黃河流域地區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的進程，通過政策引導和項目扶持，用政策紅利激發黃河流域地區的創新活力；對于耦合協調水平較高的京津冀和長江經濟帶，應不斷深化調整醫藥制造業的人才引進政策，通過提供更好的創新環境和薪酬待遇吸引更多高端人才流向醫藥制造業，鼓勵醫藥制造企業利用人才優勢進行創新成果轉化，推動形成區域內醫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態勢。②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發揮龍頭企業引領支撐作用，引導大企業向產業鏈上下游開放科技創新、供應鏈、金融服務等資源，推動與中小企業融通創新。對于三大戰略區域內的醫藥制造業，應充分發揮企業在創新發展中的主體作用，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打造供應鏈，促進“產學研用”深度融合，引導鼓勵創新藥物研發，最大限度激發企業主體從仿制創新向自主創新轉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尋求創新要素集聚最佳路徑。